圣经的经文可靠到什么程度？
尽管基督教国各教会迅速衰落，圣经依然大受欢迎，这从每年均有新圣经译本面世一事可以反映出来。这些新译本的销量有达到数十万本的，更有达到数百万本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出版新译本呢？我们已有英文的《英王雅各译本》，天主教《杜亥译本》和其他较古老的译本。何以又需要新的译本呢？’
出版新译本的理由
出版新译本有不少良好理由，但以三个为最主要。第一，言语在不断改变中。这使较古老的译本不易为人了解，有时甚至令人误解原文的意思。
例如，英文的“岸”字（coast）在以往不仅是指海岸而言。它也指国的一边或国界。因此在三百六十多年前出版的《英王雅各译本》和《杜亥译本》谈及使徒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英文“上边的岸”）来到以弗所。（使徒行传19:1）可是，圣经记录表明保罗是从“加拉太和弗吕家地方”去以弗所的，这条路线绝不接近海岸！（使徒行传18:23）因此1970年出版的现代天主教译本《新美国圣经》将这句话译成:“保罗经过这一带地方的内陆来到以弗所。”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由于某些字眼经过多年来在意思上发生了变化，因此适合时代的新翻译是有价值的。
出版新圣经译本的第二个理由是近年来发现数以千计的古代文献。这些世俗文献使人更加了解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亚拉美文和希腊文。
基督教希腊文圣经中许多词语在不久之前还被认为是圣经的特别用语。但现在这些词语却发现于圣经时代的普通信件中——在证书、公文、甚至收据中，借着查考这些词语在当时世俗文件中的用法，在某些倒证中有助于将圣经翻译得更精确。
出版新圣经译本的第三个重要理由是古代圣经抄本的发现愈来愈多。仅是基督教希腊文圣经的现存手抄本已有4,600本以上，包括全卷的和部分的;此外还有超过8,000本拉丁文及大约1,000本其他文字的抄本。对现代圣经翻译者特别有价值的是他们可以利用过去四十年间所发现的三组重要抄本。
这些抄本的第一组是由已故的比提爵士在1930年获得的若干第二至第四世纪的纸草圣经抄本。自1947年以来，在死海附近的洞穴中发现了40,000以上的抄本残篇，其中包括100份圣经抄本。这些抄本包括以斯帖记以外希伯来文圣经中其他所有的书，最低限度有一部分。最著名的是以赛亚书的死海“A”抄卷。近年发现的第三组抄本是若干被鉴定写于公元200年左右的纸草抄本，现时藏于瑞士日内瓦的宝马图书馆中。
所发现的古抄本并没有显示它们与现存抄本有巨大差异而需要在圣经经文上作重大的更改。反之，两者之间的差异十分微小。可是，假如你是个莎士比亚迷，则在哈姆雷特中改一个字在你看来也非常重要，虽然这事对于剧中人，剧情和结局都无关重要。同样地，一个圣经研究者知道一个字的更改可能对某节经文的意思颇为重要，但却不会改变圣经的任何教义或基本解释。
可是，在有些人的脑海中也许会浮现一个问题:‘圣经翻译者怎可能查遍这么多新发现的古抄本来斟酌字句呢？这件工作岂不是一生都做不完吗？’
经文的鉴定
可庆幸地，圣经翻译者不必亲自查考每一部抄本。有些专门学者如威士葛和荷尔特，尼斯杜和杰提尔等曾将每一部重要抄本互相比较而列出其显著特色和差异之处，然后鉴定了圣经原文的“经文”。他们所采纳的“经文”是从所有抄本中选取最佳的部分而组成的。在脚注中往往列出抄本和译本的号码及名称作为支持，并详细列出其他所有的重要变化。这些学者们并不关心将圣经译成英文或其他文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仅限于鉴定圣经的经文。
其次轮到圣经翻译者登场。翻译者的工作是将原文译成其他文字。他受到经文学者们所收集的证据所指引。
经文的批评
经文的批评是研究经文的学者对圣经翻译者所用的原文“经文”所作的批评。经文批评工作有时被称为“低级批评”以别于“高级批评”。既然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恢复圣经执笔者的原文，所以这种批评是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
为了明白经文学者的工作，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提摩太前书3:16。在《英王雅各译本》和中文的《国语圣经》我们读到，“上帝在肉身显现。”可是，大多数现代译本均将这句话译成;“他在肉身显现。”何以有此差异呢？为什么现代译本以“他”来代替“上帝”呢？因为经文学者鉴定这便是圣经执笔者的原意。
“上帝”一字在古代希腊文的缩短式是［插图——希腊语字母］，而实际上代表“他”的希腊字的大楷是OC。你可以看出将“他”改成“上帝”是多么容易，只要在“O”字中间加一短划及在两字母顶上加一长划便行了。这种改变发现于若干古代抄本中。
经文学者揭发了这种更改。威士葛和荷尔特在合著的精选读法注解中透露这种更改仅在公元第四世纪末叶和以后的抄本中才有发现。甚至存于大英博物院的著名第五世纪抄本（亚历山大抄本）在显微镜检查之下也发现这个字的短划和长划是在很久以后才由另外的人加上的。
经文学者们也发现其他的更改或错误。有各种线索可以帮助他们。例如，将看来十分相似的字母混淆了，由于看错另外一行而把片语遗漏或重写，或将栏外的评注拨入本文中。
抄写工作极度小心
这些错误的存在不禁使人问道:‘抄本的错误和更改普遍到什么程度呢？既然没有一本圣经抄本是圣经执笔者所写的，我们怎能确定经文学者所鉴定的古代抄本相当准确呢？
诚然，一部写作若辗转重抄便很易发生错误。可是，我们留意一下圣经抄写者在检查和校正方面的极度小心会对我们颇有帮助。
希伯来的抄写员（文士）是一批特别敬虔的人。他们对于经文小心到一丝不苟的程度。他们检查所有部分，例如他们数点每节的字数，甚至数点某些字出现的次数。没有一个字是凭记忆写下来的。当文士书写上帝的名字耶和华时，甚至国王和他说话他也不会理会。一部抄本完成之后会由校正者加以校对或审查。
用希腊文抄写的抄本显示它们曾受过校正，在第四世纪写成的著名西乃抄本（希腊文七十人译本）便是一个例证。该抄本的校正者在栏首注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一点遗漏的错误。于是校正者用箭头指出该节按照原来经文应是怎样的。
论到极度小心抄写的效果，荷尔特博士说:“新约大部分词语都经得起批评家的检查，因为它们并无差异之处。若不计极小的差异……则在全本新约圣经中，在我们看来仍发生疑问之点不会超过千份之一。”
已故的经文学者坚样爵士在为七卷“彻斯特·比提圣经纸草抄本”所作的序文中提出保证说:“在对它们［当时新近发现的第二至第四世纪的纸草抄本］作过审查后所得的首要结论是令人满意的，它们证实现存经文在大致上是正确无误的。无论在旧约或新约方面都没有发现任何显著或基本上的差别。其中没有重要的遗漏或附加经节，也没有可以影响重要事实或教义的差别之点。经文的差别只影响到无关紧要的事项，例如各字的先后次序或所用的精确字眼。”
抄写工作的小心在防止错误方面十分有效，从最近发现的死海以赛亚书“A”抄本可以见之，这卷抄本被鉴定为公元前100年之物。它比以前为人所知的最古老的希伯来文以赛亚书抄本更早一千年。可是这两卷以赛亚书在比较之下仅有些少的差异;这使巴鲁斯教授在他所著的《死海抄卷》一书中说:“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抄，经文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这的确令人惊异。”
它们真的这样古老吗？
可是有人也许会问‘一个人怎能确定死海抄卷和其他抄本如此古老呢？这件事真的有证据表明吗？’
不错，有。研究古代字体或书法的古字学提出有价值的证据。每个时代的字体各有不同，随着当时所流行的字体而改变，正如文体随着年代而改变一样。古代文献往往可以用古字学的科学方法鉴定时代。试查考一个例证:
在死海以赛亚书“A”卷中，希伯来文的waw和yohdh这两个字母看来十分相似。这是公元前第一和第二世纪左右的字体，可是在较后的时期yohdh字却比waw字较小。这仅是说明字体可以帮助人鉴别抄本年代的例证之一而已。
当然，可能会有人企图伪造古抄本，使全卷看来十分古老。十九世纪时有一两个人企图这样行。其中之一是君士坦丁·西门列斯。但他的作伪被小心的研究所揭穿。今日所用的碳-14年代测定方法虽然未臻完善，却有助于暴露膺品。可是，在决定抄本年代和揭露伪作方面，小心研究仍是最有价值的方法。
今日在这种工作上对学者们颇有帮助的一件东西是古代抄本的摄影;这些照片被制成显微胶片或发行复印版。借此普世的学者们可以将抄本详细考究，因此膺品极难有机会逃过审查。这件事比伪造钞票难得多，因为伪造钞票只需有技术便行，而伪造抄本却要有古字学的知识。
确信的根据
因此研究古抄本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它的精确性正逐年增加。每一部新译本，若以充分的证据为根据和不含偏见，会成为更加精纯和正确。因此现代的研究使我们更有理由确信传至我们手中的圣经在基本上并无改变。
当然，这仅是理所当然的情形而已。全能的上帝无疑设法使他的道经过这么多的世代而正确地保存下来。无论从任何方面看来，圣经在大体上的可靠性是无可置疑的。
［第8页的附栏］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希伯来字体随抄本的抄写时代而稍有差异。这种差异帮助学者鉴别抄本的时代。请留意以下两个字例的差别之处。
［插图——希伯来语字母］
上帝的名字在“A”卷以赛亚书的写法（约在公元前100年）
上帝名字在鉴定为公完895年写成的抄本中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