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然接受耶和华的指引
尤利塞斯·格拉斯自述
这是个特别的日子——1953年7月19日,第21届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虽然应届毕业生只有127人,纽约市杨基运动场内却云集了12万6387位前来观礼的热情来宾,他们分别来自多个不同的国家。为什么这件事对我一生有这么重大的影响?让我先讲述一点点自己的背景。
1912年2月17日,即启示录12:1-5所描述的弥赛亚王国诞生之前约莫两年,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温森斯市出生。前一年,我的父母开始阅读《圣经的研讨》和研究圣经。每个星期日早上,家父都把其中一本书的内容读给全家人听,然后跟我们一起讨论。
家母则把所学到的知识用来模铸儿女的思想。她是个和蔼可亲的女子,既仁慈,又乐于助人。我们一共四个孩子,但她不仅爱我们,也爱邻居的其他小孩子。她拨出时间陪伴我们,喜欢跟我们讲圣经故事,又和我们一同唱歌。
她还邀请许多从事全时服务的弟兄姊妹来我们家作客。他们通常只逗留一两天,在我们家里举行聚会,发表演讲。有些弟兄善用比喻,并且讲故事给我们听;这些弟兄尤其受我们欢迎。1919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约莫一年,有一次到访的弟兄特别向我们小孩子讲话。他谈及奉献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献身),帮助我们明白事情怎样影响到我们的一生。那天晚上,我睡前向天父祷告,告诉他我愿意永远事奉他。
可是,1922年以后的一段日子,生活上的其他问题使我把这个决心暂时忘记了。我们搬来搬去,跟耶和华子民的会众失去了联络。家父因为在铁路局工作,经常都不在家。我们的家人圣经研读时有时无。我修读了一些课程,想成为商业美术师,同时打算进一间出名的大学读书。
调整生活的重心
30年代中期,世界再度酝酿一场全球大战。我们住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有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探访我们。那时我们才认真想想自己在孩童时候所学到的东西。哥哥罗素处事特别认真,他是我们几兄弟姊妹中第一个受浸的人。我比不上他那么认真,不过我也在1936年2月3日受了浸。我越来越清楚看出,献身给耶和华这件事所含的重大意义,也渐渐学会接受耶和华的指引。同年,我的姊姊凯思琳和妹妹格特露德也受了浸。我们四个人都加入全时服务,成为先驱传道员。
虽然这样,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其他的事全不关心。我嫂子告诉我,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安快要来我们家参加聚会,我的耳朵立即竖了起来。安自从听到真理之后,就非常活跃。当时她在律师行当秘书,不到一年就受了浸。本来我还没有计划结婚,但安确实百分之百拥护真理,而且渴望完全投入为耶和华服务。她从不说:“我能够 做得到吗?”相反,她会问:“我怎样才能做到最好?”她决心要继续努力,直至达到目标为止。我很喜欢她的积极态度。还有,她很漂亮,现在仍然一样漂亮。她嫁了给我,不久也成为我的先驱伙伴。
在先驱工作上受到宝贵训练
由于做先驱,我们学到了秘诀:既能享受丰裕,又能忍受匮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感到知足。(腓立比书4:11-13)有一天快到黄昏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吃过。两个人合起来,身上只有5美仙。我们走进一家肉店,我问店员:“可以给我们5仙红肠吗?”他看看我们,然后切了四块。我肯定那几块红肠是5仙买不到的,但我们总算得到一些食物。
在那些日子,传道期间遭受猛烈反对是很平常的事。在纽约锡拉丘兹附近的一个镇,我们在街上分发传单,挂着标语牌,宣传一个特别演讲。有两个彪形大汉把我抓住,对我拳打脚踢。其中一个是警察,但当时他没有穿上制服;我要求他出示他的警章,他却毫不理会。就在那个时候,布洛克林伯特利的格兰特·苏特弟兄来到。他说我们要到警察局解决这件事。后来他打电话通知布洛克林的社方办事处。社方吩咐我和妻子当天再挂上标语牌,到街上分发传单,要用这件事作为试验案件,借此考验当地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不出所料,警方逮捕了我们。可是,我们告诉警察要控诉他们胡乱逮捕,他们就把我们放了。
第二天,一个教士指使几个小流氓来到我们聚会的地方捣乱,我们却无法找着警察。这些无赖用棒球棒大力击打木地板,他们把一些听众从运动场的露天座位推走,然后走上讲台,拿起美国国旗,大声喊叫:“敬礼!敬礼!”接着他们大唱《啤酒桶波尔卡舞曲》。他们使聚会根本无法进行。当时我们亲身体验到耶稣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你们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15:19。
当时发表的公众演讲其实是守望台社社长卢述福弟兄的演讲录音。我和安在这个镇逗留了几天,探访一些居民,建议到他们家里播放这个演讲。有几个人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志愿到外国服务
过了一段时间,有新的服务机会向我们打开。哥哥罗素和嫂嫂多萝茜获邀到1943年举办的第1届基列圣经学校受训,毕业后被派到古巴作海外传道员。姊姊凯思琳是第4届的毕业生,她也被派到古巴服务,后来改派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之后再转到波多黎各。我跟安又怎样呢?
我们听闻基列学校,知道社方想派海外传道员到其他国家服务,我们也很想成为海外传道员。起初,我们打算自费搬到外国去,也许前往墨西哥。但后来我们认为,较好的做法是等到在基列学校受训完之后,让社方派遣我们。我们看出基列学校是耶和华所运用的安排。
我们获邀参加第4届基列学校。可是开课前不久,当时的社长诺尔弟兄留意到,安在年幼时患过小儿麻痹症,所以行动不很方便。诺尔弟兄对我谈及这件事,认为派我们到其他国家服务不是明智的做法。
约莫两年之后,我正在参与筹备大会的工作。诺尔弟兄再次看见我,问我们是否仍想到基列学校去。他告诉我社方不会派我们到海外服务,但他另有安排。结果,1947年2月26日第9届基列学校开课时,我们也在学生之列。
在基列学校受训的日子实在叫人毕生难忘。基列学校的课程对学生的灵性大有造益,同学之间更彼此建立了终生的友谊。然而,我在基列学校的参与却不是至此为止。
来往美都华盛顿与基列学校之间
基列学校成立的时间尚短,美国政府还没有清楚认识这所学校的宗旨,因此当时引起了许多问题。于是社方决定在美都华盛顿派驻一名代表。我们毕业之后几个月,就被派到华盛顿去。我的工作是协助从其他国家来美国参加基列学校的学生申请签证,并为毕业后到外国去的学生申请合法证件,使他们得以顺利派往外国做海外传道员。有些官员头脑开明,乐于帮忙,另一些却对见证人十分敌视。少数有强烈政治主张的官员甚至断言,我们跟某些不良分子有连系。
有一次我去见一个官员,他强烈指责我们不向国家象征物敬礼,也不上战场打仗。他扰攘了一会儿之后,我说:“我想你知道,其实你也深知,耶和华见证人从来不参与世上的任何战争。我们不干预世上的事务,不参与战争,也不参与政治事务。我们严守中立。你们目前面对的种种难题,我们已经克服了。我们的组织是团结一致的。……现在,你要我们怎样做?你要我们放弃自己的处事方式,再次采纳你们的方式吗?”之后,他没有什么话可说。
每个星期,我用两整天的时间上政府办公厅处理各事。此外,我们本身是特别先驱;那时候特别先驱每个月要用175个小时传道。(后来这个时间定额改为140小时。)所以,我们经常都在外面传道,直至很晚才回家。然而我们却很快乐。我们有不少优良的圣经学生,是跟整家人主持的。这些圣经学生都有良好的进步。我和安决定不生孩子;但从属灵的意义上说来,我们不但有许多儿女,还有许多孙子孙女呢。这些子子孙孙怎教我们不开心!
1948年,我接获另一个工作任务。诺尔弟兄说,基列学校的教务长兼导师史劳德弟兄,由于忙于处理其他重要事务,所以请我在有需要时到基列学校授课。于是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在12月18日跟安一起返回位于纽约南兰星镇的基列学校。起初,我们一连几个星期在基列学校工作,之后回到华盛顿去。不过最后,我在基列学校的时间比在华盛顿的时间长得多。
正如我在开始时提及,第21届基列学校就在这段期间,在纽约杨基运动场举行结业典礼。身为导师之一,我有殊荣担任部分节目。
在世界总部服务
1955年2月12日,我们开始执行另一个工作任务。我们成为耶和华的显形组织世界总部伯特利之家的成员。但接受这个工作岗位涉及些什么事呢?大致说来,我们必须甘愿接受社方指派的任何工作,乐于跟其他人通力合作,一同完成各项任务。当然,我们早有这样的工作经验,但现在我们要加入一个更大的群体——总部的伯特利大家庭,成为其中的成员。我们把事情看作耶和华指引的明证,欣然接受了这个新任务。
我的工作主要跟媒体有关。许多媒体都想刊登耸人听闻的故事,加上他们时常从一些对见证人怀有偏见的人获得资料,以致报章曾刊登一些对见证人不利的传言。我们的任务是要设法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
诺尔弟兄希望人人都在工作上保持忙碌,因此,我们还有其他工作任务。有些工作使我能把以往所受的商业美术训练应用出来。其他工作则跟社方的WBBR电台有关。由于社方正制作活动电影,所以有许多有关的工作要做。神治历史固然是基列的部分课程,但现在社方着手进行多个计划,要帮助耶和华的子民更熟悉现代神治组织历史的细节,同时也让公众人士获得这方面的资料。基列提供的另一项训练是作公众演讲。社方不但希望基列学生获得这方面的训练,而且希望各群会众的弟兄也获得作公众演讲的基本知识。因此前头要做的工作实在很多。
经常在基列授课
1961年,社方打算向周游监督和分社成员提供训练,于是把基列学校搬到守望台社各主要办公室的所在地——布洛克林。我再次回到教室,这次不是代课,而是作学校的正规导师。这是多大的殊荣!我坚信基列学校是来自耶和华的礼物,这份礼物是要使整个神治组织都得益不浅。
在布洛克林,基列学生享有不少机会,是以往各届所没有的。在这里,他们有更多客席讲师。他们有机会跟治理机构的成员和总社伯特利家庭的许多分子交往。除此之外,学员还可以在办公室工作程序、伯特利家庭运作,以及工厂的不同工作岗位上获得所需的训练。
在多年期间,基列每届学生的数目屡有不同,导师数目也不一样。基列的校址改了好几次。现在它坐落在纽约环境优美的帕特森镇。
跟学生一起工作
能够教导这些学生是何等乐事!这些年轻人并不想在旧制度里创一番事业。他们甘愿离开家人、朋友、家乡和说自己语言的人,去到气候、饮食和许多东西都不同的地方服务。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会被派到什么地方去,但他们的目标是要成为海外传道员。这些人都有很强的进取心,所以你根本不用督促他们。
每逢我走进教室,我的目标总是要使学生感到自在。人如果觉得紧张忧虑,就很难好好学习了。不错,我是导师,但我也明白做学生是什么滋味,因为我也曾在这里做过学生。当然,他们很用功学习,可以在基列学到许多知识,但我同时希望他们有一段欢乐的时光。
我知道他们要在受委派的岗位获致成功,就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他们要有坚强的信心。他们要有十足的谦卑。他们要学会跟别人相处,能够接受不同的环境,敏于宽恕别人。他们必须继续培养圣灵的果实。此外,他们必须爱人,也爱他们奉派执行的工作。我趁他们在基列的时候,经常向他们强调这些事。
我实在无从估计自己教过多少学生。但我清楚知道自己对他们的感觉。我跟他们在教室共处五个月,自然对他们生出感情来。然后,我目睹他们在毕业那天从台上领取毕业证书,知道他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课程,不久就要离去。我的感觉就像跟自己的家人话别一样。这些青年人甘愿献出自己,去执行他们前头的艰巨任务,我又怎能不深爱他们呢?
若干年后,他们回来总社参观,向人讲述自己在工作岗位上所得的喜乐,我听到有什么感觉呢?当然是非常高兴啦。
展望未来
现在我已老眼昏花,经历到年老所带来的种种挫折。我已不能在基列教室中授课。起初,我觉得很难适应这种情形;不过在我一生之中,我已经学会了接受和面对各种不同的环境。我时常想到使徒保罗和他“肉体上”的“刺”。保罗曾三次恳求上帝使他从痛苦中获得舒解。但主告诉他:“我的分外恩慈够你用了;因为我的力量在人软弱的时候就获致完美。”(哥林多后书12:7-10)保罗继续忍受这根刺所带来的苦楚。如果他能够忍受,我同样做得到。虽然我不再授课,我的办公室就在教室附近,每天我看见学生在这里走过;有时我也有机会跟他们聊聊,他们表现的优良精神为我带来无比的快乐。
想到前头行将发生的事,实在叫人振奋不已。现在新世界的根基已经打好了。在这件事上,基列学校的任务举足轻重。大患难之后,启示录20:12所提及的书卷打开时,人类会接受另外一千年的教育,进一步学习耶和华的行事方式。(以赛亚书11:9)甚至届时的教育也仅是个开始,而不是终结。随着耶和华的旨意继续向人启露,我们会有更多关于他的新事要学习,也有更多工作要做,直到永永远远。我全心信赖耶和华必定会实现他所有的伟大应许。我渴望自己届时能够在场,接受耶和华给我们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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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在纽约杨基运动场举行基列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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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露德、我、凯思琳和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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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诺尔弟兄(左)和韩素尔弟兄一起筹划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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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BBR电台的播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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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列学校的教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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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安一起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