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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视上帝的警告招致灾祸守望台1977年 | 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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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视上帝的警告招致灾祸
上帝提出警告决不会无原无故或仅是炫耀他的权威而已。这样行总是为了一切听见的人的益处。听从警告可以使他们避免犯严重和代价高昂的错误。在以色列国进入应许之地前,上帝警告他们关于漠视他的律法的危险,并补充说:“因为这不是空虚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申命记32:46,47。
此外,借着听从耶和华的警告,我们获悉他对某些事情的想法和看法,我们遂得以认识他的行事方式。这便是最重要的事——深刻地认识耶和华上帝,从而与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他告诉我们不要因为有财富、智慧或勇力而自夸,反之“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耶利米书9:23,24;约翰福音17:3。
上帝所提出的警告时常出之于预言或命令的形式,事实上,它们是含有预言性的。例证之一是摩西的继承人兼以色列大军统帅约书亚所作关于耶利哥城的宣言,约书亚从上帝受命要在应许之地消灭迦南居民,因为这些人从事极端堕落的性崇拜、偶像崇拜和祭祀鬼魔的仪式,以致令土地饱受不道德、疾病和流血事件所玷污。(申命记20:15-18;利未记18:24-30)耶利哥是以色列军队进攻这地的第一个城。这样,它可说是征服迦南的初熟果子。正如以色列人一切农产品的初熟庄稼,如谷物、牲畜等,都被视为神圣而献给上帝,耶利哥城亦然。(利未记23:10-14;约书亚记6:17)既然初熟庄稼要“奉献”给耶和华,然后农夫才可以享用任何农作物,因此耶利哥遂被完全献给上帝,城中任何东西都不可取作个人享用。约书亚于是彻底毁灭和焚烧这城,将其中金属物品献给耶和华的殿(会幕)。
上帝所订的这项条件与后来所执行的,关于以色列的城偏离上帝去崇拜偶像的律法无异。这样的城要“借禁制使之成圣”。其中居民要被处死,城要被焚烧,永不许重建。城中所有物件均不宜于任何人享用。它要被以色列人看作绝对可憎。他们不许玩忽命令而使用这样的东西。——申命记13:12-17。
因此,当约书亚毁灭耶利哥城时,他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约书亚记6:26。
约书亚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话的意思显然不是说“棕树城”,耶利哥的故址,不许人居住,因为约书亚将耶利哥城的旧址分配给便雅悯支派,后来记载也提及它是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士师记3:13;撒母耳记下10:5)约书亚所强调的是重建一个有墙的“城”。约书亚的话表示他所指的是重建这城而言。这包括城墙在内。立下根基是指城墙的根基。安门并不是指在家中安门而是在城墙安门,没有墙自然就不能安门。漠视约书亚这个含有预言性的誓言的人要付出他的长子和幼子作为代价。这个誓言可能意味到他丧失‘所有儿子’,以致在以色列中无人继续他的名。
可是,这个强有力的警告在以色列人堕落到犯崇拜偶像大罪之后却被人漠视。在以色列十支派北方王国的亚哈统治之下,巴力崇拜被介绍到国中。伯特利人希伊勒的所为显出以色列人堕落到什么程度。圣经记载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割,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列王纪上16:34。
这两个男孩究竟死于建城所生的意外抑或其他原因,圣经没有表明。可是,约书亚的宣言却证明具有预言性。
上帝在他的道中所作的其他宣言也必然会获得应验。因此我们应该小心避免上帝称之为危险的事。借着仔细考虑圣经,我们可以获悉上帝将什么事看为美善和将什么事看为可憎。我们对他所谴责的事应该与他有同感;我们要训练自己的内心和良心,以期不致倾向于他警告人勿作的事,且要彻底避免以策安全。我们不应迟疑,反之要立即采取行动摆脱上帝所不悦的事情。耶稣基督对他天父所喜悦和不悦的事深感关怀。(希伯来书1:9)他说:“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约翰福音8:29)请留意他怎样立刻拒绝彼得的错误劝告,甚至没有作过片刻的考虑。(马太福音16:21-23)他证明耶和华的话是真确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命记8:3;马太福音4:4)在伯特利人希伊勒身上所发生的惨剧乃是圣经的许多例证之一,它有力地表明漠视上帝的警告是多么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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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捩点”守望台1977年 | 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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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捩点”
1914年曾被不少人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在一方面,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份。论到这次冲突及其后果,李察·狄恩·伯灵最近在《人类》杂志上写道:“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历史陈迹之际,我们愈来愈清楚看出这场变乱标明了旧规制的终结,并定出新规制的命运。作为一个历史的转捩点,它标明世事集中于由贵族统治的欧洲之上的十九世纪已告结束。早于1918年五月,H.G.威尔斯已察觉该场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结构,并且更‘深深打击社会及经济生活的基础。’他指出甚少有识之士或政治领袖在当时已开始‘意识到旧的制度有多少已经死去,而需要重建的又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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