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地事奉耶和华

由玛格丽·邓咸（Margaret Dunham）述

“你们当乐意事奉耶和华，”诗篇的作者歌唱道:“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诗篇100:2,4,5）以上的话正好说出了我对过去三十七年来以全部时间事奉耶和华的感觉。这些年来我经历过许多事；在许多国家居留过而且时刻都有因耶和华的恩典而欢乐的理由。

我回忆到初次与耶和华的百姓发生接触时，我仅是一个在苏格兰的爱丁堡与祖母共渡假期的十岁女孩而已。一个星期日祖母带我到一间戏院去看“创世影剧。”这是一部由幻灯片和电影合成的影片；它将上帝对地球和人类的旨意从地球逐渐被装备为成为人类的居所时起一直到基督的千年统治为止详细解释出来。它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年以后当我们迁往爱丁堡居住时，祖母又叫我去看这部影片，于是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去再看了一遍。可是一直到祖母去世之后，圣经学生才和我的母亲取得联络。不久以后她和我都开始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

当时他们正在分发向基督教国宣布其失败的一份决议书，我亦参加了这项工作。由于经常参加聚会，我对于耶和华的恩惠和他对人类所表现的慈爱认识日益加深。事奉耶和华的愿望亦在我的心中逐渐加强。在1923年的春天我以水浸礼公开表明我对耶和华所作的献身誓愿。我要以我的一生“欢乐地事奉耶和华。”

在耶和华的组织里为他服务是何等可贵的权利！当我们这样行时，时光飞逝得多么快！在我看来如今离我初次出外敲别人的门向他们介绍《现今活着的百万人将永远不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似乎只有几年而已。当时我很羞怯，但我祈求耶和华赐给我力量；我敲了一次，两次门，却没有人应门。我不禁松了一口气。但我已通过了第一关，不久我便渴望能够找到人在家了。这件工作已成了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份。

先驱传道工作的欢乐

后来我与来自我的家乡的一群传道员一同在苏格兰的北部从事我们现在称之为假期先驱传道工作的活动。我以这种方式过了两个快乐的暑假；由此我尝到了以全部时间事奉耶和华的欢乐滋味而使我渴望成为一个先驱传道员。在1925年我与这群传道员中的一位，珍妮．汤生，结为伙伴一同到我们的头一个工作区域，苏格兰的米罗乡（Midlothian）展开传道工作。在从事先驱传道工作的七年中我们一直以脚踏车为交通工具。我们从没有太多俗世的财物，但我们却有很好的欢乐理由。我们一心专注在传道工作上，而从不疑虑耶和华会供给我们所需的一切；这是何等真实的一件事。正如诗篇的作者所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诗篇37:25。

当小组开始研究1925年三月—日的守望台时，我们被召回爱丁堡以便与其他的成热弟兄一同研究“国家的诞生”这篇文章。它多么清楚地向我们阐明了王国在天上的建立！它表明有两个敌对的组织存在，撒但的和耶和华的。能将这些真理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乃是使我们大为欢乐和感谢上帝的一个原因！

次年我们前往伦敦参加在亚历山大宫举行的大会。这次大会乃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道上的另一个里程碑。在这个大会里拯救（Deliverance）一书首次发行，其中含有很多关于哈米吉多顿大战的真理。同时卢述福弟兄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讲，讲题是:“列国何以不安——补救的方法”（Why World Powers Are Tottering—The Remedy）。在大会期间我们首次站在街头将小册子分派给行人。

该年秋季我的同伴和我接到邀请到北爱尔兰一个新的地区工作。对我们说来这犹如使徒保罗从马其顿收到的呼召一般；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了这项邀请（使徒行传16:9,10）唐因郡（County Down）和亚马郡（County Armagh）的各乡镇城市以及散布在郊野的农场，我们都乘脚踏车和步行走遍向人宣讲王国的好消息和分派《上帝的竖琴》（The Harp of God），《拯救》，《创造》及社方所出版的其他书籍。许多次我们由于所传的信息被我们的房东逐出，但耶和华总是恩待我们而使人收容我们。

我记得很清楚分派《世界的希望，上帝的王国》（The Kingdom, the Hope of the World）这本小册的特别运动；当时我们将这本小册子送给所有的教士牧师和社会名流。当我们准备在贝尔发斯（Belfast）的街头分派这部小册子时，在邻近地区工作的先驱传道员请求与贝尔发斯的小组一同工作。该星期六阴雨连绵，但是当我们在小组的聚会所集合准备出发时雨却停止了，直到我们工作完毕均一直没有再下。我们感到耶和华的确祝福我们为了宣扬他的圣名而作的努力；这使我们深为感激和欢欣。

当我在爱尔兰服务的期间，在1928年我有机会到美国密昔根州的底特律或首次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大会。同时我有机会参观社方在布洛克林总部的伯特利之家，与其中的弟兄聚餐，参观印刷厂和到史特顿岛社方的广播电台WBBR参观他们播音的实况。数年后我再次到国外参加大会，这次是往巴黎。这些机会使我对上帝的组织的认识和体会大为增加。不论我往何处，弟兄们都表现出同样的爱心，而且他们均专心从事一件工作——传扬好消息。

在拉特维亚事奉耶和华

1932年我首程前往拉特维亚的利嘉（Riga），但这次并非参加大会而是与当地分社的主持人普西．邓成（Percy Dunham）结婚。这意味到我需要学习一种新的言语以求能够有效地从事逐家逐户的传道工作。我在拉特维亚所渡过的八年充满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正如一切事奉耶和华的工作一般，它亦包括许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事。弟兄之间的互爱和王国的信息和其他的国家完全一样，但该地的政府，特别是宗数部，却处处与我们为难。

我到了那里仅几个月之后，一天早晨当我打开门时一群拿着手枪的警察冲进来，向我们吆喝道:“举起手来！”我们被人怀疑为共产党。他们搜查屋中的每一个角落和一切东西，甚至把我围裙口袋里的记账簿也拿去。在搜查我丈夫的身体时，他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串钥匙，遂问他是那里的钥匙。他回答说是“阁楼的，”于是他们将其放在他们所搜集的一堆物品中。他们询问和搜查了几小时。他们逐渐看出我们根本不是共产党。他们找不到一点控诉我们的证据，于是他们的态度遂变得和善一点。

当他们最后离去时，他们带走了许多的东西——社方的书籍，守望台杂志，信件，我们的打字机，誊印机，钱和其他的物品——但是领队的警官却把阁楼的钥匙递回给普西说，“邓威咸先生，这些还给你。”为此我们多么感谢上帝，因为阁楼里储藏着供我们的弟兄在传道工作上运用的许多圣经书籍；它们是经过千辛万苦才运进拉特维亚的。

不久以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在拉特维亚立案的社团以继续推行传道的工作，以及在当地印刷小册子和书本。传道的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甚至先驱传道员亦能够在国内比较自由地旅行。但是1934年的政变使一个新政权开始掌权；在被禁止活动的社团的黑名单上我们的社高据首位。我的丈夫设尽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撒消禁令。但结果却失败了。虽然如此，我们却继续私下在不同的弟兄家里聚集。

1939年当我们聚集起来纪念基督的受难时，门铃忽然响起。我以为是弟兄之一，遂上前把门打开，但冲进来的却是警察。原来有一个弟兄的家人向政府告密，并且给了警察一本油印的拉特维亚文守望台。领队的警官特别要知道守望台是谁印的。普西说，“是我。”警官望着房中一部老旧的手打油印机说，“不错，我可以看出是你，”但他却没有看见藏在他背后书桌下的一架崭新的轮回式誊印机——因为我请他坐在一张背对着书桌的椅子上。同时另一位警官则搜查房间的各处。他走近我们堆满了油印的拉特维亚文印刷品的书架将帷幕拉开。但他随即将其合上说，“这里没有东西。”这使我想起耶和华在以利沙的日子如何弄瞎了一队叙利亚兵士的眼睛。——列王纪下6:18-23。

当我们在拉特维亚居留的几年中，我们只持有游客的居留证，因此我们每隔六十日便必须渡过边界在我们的护照上打一个出境的印鉴；然后我们才可以再入境。由于这缘故我们曾去过立陶宛（Lithuania）和爱沙尼亚（Estonia），有的时候我们会去芬兰，瑞典和丹麦参加大会。探视这些国家的弟兄和看到他们所表现的爱心和热心是一种很大的快乐，但我们总是很高兴回到拉特维亚与弟兄重聚，并为他们带回一些属灵的粮食。

1940年六月里的一天早晨，我们醒来时发现这个国家已被苏俄的军队所占领。如今会有什么事发生呢？所有外国人的居留证均被取消，而我们必须每隔数日便上警察局一次。不久我们接获离境的通知。英国大使馆正作安排将一切英籍居民撤离拉特维亚，但是我们深感到拉特维亚乃是我们被委派在其中工作的地区，因此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要留下来。我们花费了不知多少个小时向政府的各官署交涉，但却没有成功。最后我们收到社方总部的一封电报敦促我们离去，于是我们遂接受了英国政府所作的第三次及最后一次离境建议。由于必须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离开我们的弟兄，我们怀着极沉重的心情在十月廿七日乘搭一辆特别的火车踏上一段长达十一日，通过莫斯科和横贯西北利亚的旅程而抵达海参威，在那里有一艘船等着将我们载到澳洲。

在澳洲服务

当我们在十二月十二日抵达史特拉菲尔（Strathfield）时，我们被迎接到当地的伯特利之家；我们在此地的工作也是令我们对耶和华深怀感激的一个理由。我被派在厨房里工作；除了几次休假之外，我在伯特利之家担任烹饪的工作已有廿一年了。能以这种方式事奉上帝也是一项的权利，因为伯特利之家的每一个份子都勤奋地工作，他们的唯一目标便是推广王国的事务。

我们抵达澳洲仅一个月当地的政府便下令禁止社方的一切活动。警察和密探冲进伯特利之家搜查我们的每一个房间。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在武装的警员监视之下生活和工作。甚至在我们举行主的晚餐的纪念仪式时也有警察在场。后来在1942年五月里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在廿四小时内搬出。因为分社的社址已被军部所征用。

传道工作虽因此受到阻碍，但却没有停止。我们继续在郊外和其他僻静的地方举行聚会。逐家逐户的传道工作亦没有中断，不过仅是以圣经为工具而已。1943年六月政府终于将禁令撤消，但是直到六个月以后我们才能够返回伯特利之家。那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我们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因为驻扎在那里的军队并没有好好地照料我们的房屋，但是能够再度像一家人一样一起事奉上帝总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

在以全部时间事奉耶和华三十余年之后，我的丈夫终于在1951年逝世，但是他对耶和华上帝的忠贞以及为弟兄们服务的精神对我永远是勇气和力量的一个来源。他在临终时对我所作的遗言包括“要紧紧依附上帝的组织”的忠告。由于这样行，我对上帝的事奉继续为我带来极大的喜乐。

此外还有许多事也为我带来喜乐。举例说，。由于一位姊妹的慷慨，我得以在1955年陪伴她参加欧洲各地所举行的大会。特别在爱丁堡和伦敦我有机会和一些在我初认识真理时所结识的老朋友欢聚，他们之中有一些仍然在伯特利之家服务，有些则是环务仆人或先驱传道员。另外一项令我非常快乐的经验便是我们很庆幸地能够和许多从澳洲各地到王国传道学校受训的小组监督结识共处。

回顾以往这些年来，我可以说我之所以能够在事奉耶和华的工作上找到极大喜乐的原因乃是我在年青的时候就遵从他的组织的忠告。我将王国的事务置于首位而加入了先驱传道员的行列。这为我带来了许多的幸福，包括卅年来在伯特利之家服务的权利。人为此我感谢耶和华和赞美他的圣名。“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