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何以会这样行事
是遗传所致?是环境使然?自由选择?抑或我们其实并不了了?
“是我的遗传所致!”有人为他的败行辩护说。不错,得自祖先的身心特性或遗传会影响人的行为。圣经对这点表示同意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12。
“环境使我这样!”另一犯错者抗辩。环境也是因素之一。圣经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同时,“不要自欺,不良交往破坏有用的习惯。”——箴言13:20;哥林多前书15:33,(《新世》)。
遗传特性和环境熏陶两者都是模铸个人性格的有力因素。可是,对行为所负的责任却不能归咎于遗传或环境。为什么不能?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因此,“各人都要把自己的事向上帝交代。”人不是被造成机械人而是具有自己意志的,人要为使用自己的意志负责。——罗马书14:12。
人有能力获得知识和智慧,有能力表示爱心和公平感。他有能力去做有目的的工作,使生活具有意义。但是人类的堕落使这些潜能未能充分发展,也不能使之彼此平衡。结果,人的欲求未能满足,于是行为也不完美——像汽车被设计成的需要未获满足一般。
正如鞋里有块小石或眼里入了微尘一般吸引我们注意,因此人的劣行遂成为头条新闻。身体的其余部分也许很好,人类也许有很多善行,但扰乱的地方却受人注意。鉴于人的失败,于是有人提出问题,人为什么会这样行事?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是什么?
缺陷也许很小。一项欲求未获满足、一个意愿落空、一个目的未达,但是人在情绪不佳时就会迁怒别人。许多时会小事化大。歧视也许使一个人不受接纳、不获承认或不获工作机会;挫折之感遂乘时兴起;从敌意变为愤怒时就爆发成暴力。对金钱或财产的贪婪也使许多人不顾别人而恣意孤行。他们的欲望专注在“自我主义”之上,于是以抢掠、强奸或残杀来满足私欲。野心勃勃的人、组织和国家曾经发起异端裁判所和战争,做出可怕的暴行,以有毒的化学物质毁坏地球,使无数的人挨饥抵饿、染上疫病和死去。
原因何在?因为他们不再像上帝的样式,不再受他的品性所指引了。人与动物之间的鸿沟正日趋狭窄,在极端的例子上,使有些人“好像没有理性的牲畜,生下来就是给人捉去宰杀的。”(彼得后书2:12,《新译》)他们歪曲了属于上帝的品性。恶意利用知识去增加权力以进行贪污和破坏。智慧堕落成为俗世的愚行。公平变成冷酷、残忍。爱心向内而变成自私。使人向善的品德受到歪曲,被拥有权势的人用来作出比“没有理性的牲畜”更甚的恶事。
今日的人被暴力围困——在城市、书本、戏剧、电影、街道和自己起居室中。儿童从小就对电视中的暴行和凶杀耳濡目染。一项调查估计,美国一般儿童到了14岁已从电视看过11,000次凶杀。美国国会的小组委员会研究在学校发生的暴力事件,提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说:“在1970至1973年之间,在校内与同学枪战而丧生的儿童比在越战阵亡的兵士还多。”
信奉进化论的科学家确定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他们声称人生来就有侵略性,那是从动物祖先传下来的。但其他科学家却提出异议。人类学家亚斯莱·蒙特高写出以下的言论:
“不少社会非但没有侵略行为,反而以不用暴力和合作为人所知。例如民答那峨岛的提沙第族,印度南部的吐特斯族,大溪地岛民,坦桑尼亚的哈萨族,太平洋的伊富力族,西太平洋的耶美斯族和新畿内亚的科尔族……
“当人类学家们研究这些没有侵略性的社会时,我们观察到这些民族教养儿女是以合作和非暴力的品格来以身作则的。孩子受到极大的爱护,小孩从婴儿时期开始就毫无例外地受人提携抱负。……
“侵略性和非侵略性都是学习得来的行为。每个社会都以其所喜的行为样式作为模范——模范又不断强化个人的行为。美国以最富侵略性的行为示范给孩子,然后又纳罕暴力犯罪率何以这么高。”
约翰·连特博士敦促人摇动婴儿,为婴儿唱摇篮曲,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脑的发育。”1979年12月刊的《今日心理学》杂志声称“在脑生长的形成期中,若干种感官接触被剥夺——例如缺乏母亲的抱负和摇动——可以导致控制感情的神经系统受到损害或发育不全。”文章继续说,“既然同一系统会影响到与暴力有关的脑中央,受到剥夺的婴孩可能在长成时很难控制暴力的冲动。”
李察·利斯德博士在他所著的《脑:最后的边防》(1979)一书中指出:多次实验已“提供决定性的证据,表明大脑边缘系统乃是与感情最有关系的部位,”这个部位遭受破坏或刺激就能使行为改变。电的冲击会使人或喜或怒。“未成熟的脑要倚靠感官刺激才能正常发育,当婴儿受到摇动或搂抱时刺激直接传到小脑而促其发育。”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小脑控制行动,这些愉快的刺激若被剥夺便不会形成足够的神经键,发育就不正常。结果便会形成冲动、无法控制和粗暴的性格。
以上两段表明人的行为不但受遗传和环境影响和社会所喜的规范所模铸,而且在无助的婴儿时期所受的看待也影响到脑的发育、感情的状况及后来的行动。
还有另一因素在发挥作用——有些人甚至不肯承认这种因素存在。可是《华尔街日报》却予以承认。在1977年10月28日,以“恐怖主义者的冲动”为题的社论对疯狂和暴力的行动表示怀疑。一般的倾向是咎责社会,但该社论怀疑“罪恶对人的内心和无理的冲动自有其影响力。”它的结论是:“与其咎责社会,不如咎责撒但更接近真理。”
圣经称撒但为“这个事物制度的神,”表明这“天上的邪灵”是真正的仇敌,在声称地上有祸时说,“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就大大发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哥林多后书4:4;以弗所书6:12;启示录12:12,《新译》)撒但是在伊甸园制造麻烦的根源,他引诱夏娃舍弃上帝的‘形像和样式。’他今日在促使人做出疯狂、暴力的行为方面仍然是一股强大势力。
多项已知的因素解释人何以会这样行事。遗传、环境、选择自由、欲求不获满足——这一切都影响到人的行为。婴儿时期的脑发育担任了重要角色。可是,人对脑的了解还在幼儿阶段。人脑常被称为神秘的宇宙中最神秘的东西。还有的是撒但的影响。
那末,我们真正知道人的行事方式的原因吗?我们知道若干细节;有许多细节尚未知道。可是我们却知道一项基本原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反映‘上帝的形像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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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至1973年间,死于校内暴力的儿童比越战阵亡的兵士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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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从小就对电视中的暴行和凶杀耳濡目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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搂抱,唱摇篮曲有助于脑的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