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

（Archaeology）

圣经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出土的文物文献，研究圣经记载的人或事的学问。考古学家发掘并分析岩石、废置的城墙和建筑物、破落的古城、陶器、泥板、铭文、墓穴和其他古代遗迹或工艺品，从中搜集资料。这类研究往往让人更了解圣经的写作背景、古代有信心的人的生活环境，以及圣经人物和当时的人所说的语言。考古学让人更加认识圣经提到的所有地方，包括巴勒斯坦、埃及、波斯、亚述、巴比伦、小亚细亚、希腊、罗马。

圣经考古学是一门比较新的科学。1822年，罗塞塔石碑解读成功，让人终于看得懂埃及的象形文字。二十多年后，亚述的楔形文字也译解出来了。1843年，考古学家对亚述开始了有系统的发掘。1850年，埃及也开始进行类似的发掘。

一些主要的地点和发现 考古学证实了圣经对上述地方的许多历史特点的描述，也反驳了现代一些批评圣经的人提出的疑点。有人曾经怀疑巴别塔是否存在过，有人否认曾有一个巴比伦王叫伯沙撒，有人说根本没有一个亚述王叫萨尔贡（直到19世纪，两个王的名字都不见于圣经以外的文献），还有一些人批评圣经就上述地点说过的话，这些批评现在证明全都是没有根据的。大量出土的证据反而跟圣经的记载完全吻合。

巴比伦地区 在古巴比伦城内和周围进行挖掘之后，发现了一些塔庙（金字形、高塔式的庙宇，旁边有台阶）的遗址，包括巴比伦城墙内的埃特曼安吉塔庙的废址。关于这些庙宇的记载和铭文往往有这么一句话：“塔顶通天”。据记载，尼布甲尼撒王曾说：“我修筑了埃特曼安吉的台阶塔，塔顶足与苍天比高。”在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庙以北发现了一块泥板残片，内容可能包括有这样一座塔倒塌，以及人们的语言变得混乱，但残片没有直接提到塔庙。（《迦勒底人的创世记载》，乔治·亚当·史密斯著，A.H.塞斯修订，1880，164页）学者发现，位于乌鲁克（在圣经中称为以历）的塔庙是用泥、砖和沥青建造的。（参看创11:1-9）

在巴比伦的伊什塔尔门附近，有大约三百块楔形文字泥板出土，内容关于尼布甲尼撒王统治期间发生的事。泥板里有一些名单，开列了当时住在巴比伦而获得粮食分配的工人和俘虏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字是“友京，雅户德地的王”，也就是“约雅斤，犹大地的王”。公元前617年，尼布甲尼撒征服了耶路撒冷，把约雅斤掳到巴比伦去。后来，继尼布甲尼撒作王的阿维尔－马尔杜克（以未米罗达）把约雅斤从牢房放出来，每天给他一份食物。（王下25:27-30）这些泥板还提到约雅斤众子中的五个。（代上3:17,18）

学者们发现了许多跟巴比伦众神有关的资料，包括主神马尔杜克（后来一般称为彼勒）和尼波神。以赛亚书46:1,2曾经提到这两个神。尼布甲尼撒的铭刻主要记述他大兴土木，把巴比伦建造成一个美轮美奂的城。（参看但4:30）在埃兰的书珊城遗址发现了一个瓶子，上面有尼布甲尼撒的继任人的名字——阿维尔－马尔杜克（王下25:27称他为以未米罗达）。

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庙遗址还发现了一根泥柱，上面记载了征服巴比伦的居鲁士王的事，叙述居鲁士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巴比伦城，还概述他把巴比伦城里的俘虏释放回乡的政策。这跟圣经的记载吻合，因为圣经早就预告居鲁士会征服巴比伦，又叙述犹太人在居鲁士统治期间获释回乡。（赛44:28；45:1；代下36:23）

19世纪下半叶，在现代的巴格达附近有许多泥板和泥柱出土，其中包括现在很著名的《拿波尼度编年史》。据但以理书第5章记载，巴比伦陷落时的统治者是伯沙撒，有人却说但以理书错了。《拿波尼度编年史》否定了这一切异议，证明拿波尼度的长子伯沙撒跟父王共同执政，而且拿波尼度在位后期把巴比伦的政府交给儿子伯沙撒管理。

考古也证实亚伯拉罕的故乡吾珥（创11:28-31）是个重要的大城，有高度的文化。吾珥是苏美尔人的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临近波斯湾。伍莱爵士在这里进行发掘，证据显示亚伯拉罕离开迦南的时候（公元前1943年之前），正是吾珥的权力和威望的顶峰。当地的塔庙是考古发现中保存得最好的塔庙。考古学家在吾珥的王陵发现了许多金器和手艺精湛的珠宝，以及竖琴等乐器。（参看创4:21）出土的还有一把钢斧（不仅是铁斧而已）。（参看创4:22）这里也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泥板，让人了解差不多四千年前的不少生活细节。（见吾珥2）

亚述 1843年，在底格里斯河北面一条支流旁边，豪尔萨巴德附近，一个差不多10公顷（25英亩）的台基上，发现了亚述王萨尔贡二世的王宫。虽然以赛亚书20:1提到这个亚述王，世俗历史却没有关于他的记载。发现他的王宫后，当地进行的考古工作把萨尔贡二世变成历史名人。（见上册960页图片）在他的一部编年史上，他声称攻下了撒马利亚（公元前740）。他还记下攻占亚实突这件事，也就是以赛亚书20:1记载的事情。曾几何时，许多有名的学者都认为根本没有萨尔贡二世这个人，可现在他却成了最著名的亚述王之一。

在亚述首都尼尼微的遗址，考古学家发掘出西拿基立那宏大的宫殿，宫中约有七十个房间，3000多米（差不多1万英尺）的宫墙铺了饰板，板上有雕刻。其中一块饰板描绘，公元前732年拉吉陷落后犹太囚犯被掳走的情景。（王下18:13-17；代下32:9；见上册952页图片）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拿基立编年史。这些编年史在尼尼微发现，记在一些棱柱上。在某些棱柱上，西拿基立叙述亚述于希西家在位期间（公元前732）进侵巴勒斯坦。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个自吹自擂的皇帝竟然没说自己把耶路撒冷攻下了，从而证实了圣经的记载。（见西拿基立）西拿基立死后，以撒哈顿作王。以撒哈顿的铭文记载了西拿基立被儿子们行刺的事，继任的亚述王的铭文也提到这次行刺事件。（王下19:37）除了西拿基立提到希西家王以外，亚述历代帝王的楔形文字记载还提到犹大王亚哈斯、玛拿西，以色列王暗利、耶户、约阿施、米拿现、何细亚，以及大马士革的哈薛王。

波斯 在伊朗（古波斯）比索通附近一个石灰岩峭壁上，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前486；拉6:1-15）曾命人刻了一块巨碑，记述他统一波斯帝国的大业，并把功劳归于他崇拜的神阿胡拉·玛兹达。这块碑的主要价值在于用上了三种语言，包括巴比伦语（阿卡德语）、埃兰语、古波斯语，为破译亚述－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提供了线索。发现了这块碑以后，学者们才看得懂楔形文字。由于解读了碑文，成千上万用巴比伦语写的泥板和铭文终于能明白了。

书珊是以斯帖记所载历史的地点。1880-1890年间，法国的考古学家挖出了这座城。（斯1:2）薛西斯那占地约1公顷（2.5英亩）的王宫从此出土，向世人展现了波斯历代君王的荣华。考古发现证实了，无论是关于波斯王国的行政安排，还是关于王宫的建筑，以斯帖记都非常准确，丝毫无误。《碑铭与旧约》（I．M．普赖斯著，1946，408页）说：“《旧约》描述的各事，最能借实际的挖掘，生动、准确地重现当年环境的，就是‘书珊王宫’了。”（见书珊）

马里与努济 古代的王城马里（哈里里丘）在幼发拉底河附近，位于叙利亚东南阿布凯马勒之西北偏北约11公里（7英里）。从1933年起，这里就是考古地点。当地发现了一座宏大的宫殿，占地约6公顷（15英亩），已经出土的房间有300个，宫里的档案室收藏了2万多块泥板。整座宫殿不仅是王室的住所，还包括办公的地方和一所为抄经士而设的学府。很多墙壁都有巨型壁画作为装饰，浴室有澡盆，厨房发现饼模。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初叶，马里看来是当时最繁华先进的城之一。泥板上记载的内容包括御旨、告示、账目，以及建造运河、水闸、堤坝和其他灌溉工程的命令，还有关于进出口货物和外国事务的书信。为了征税征兵，马里城经常普查人口。宗教在当地十分盛行，特别多人崇拜多产女神伊什塔尔，她的神庙也在当地被发现。当地居民像巴比伦人那样，靠观看肝脏和天文，以及类似的方法占卜。这个城大部分是被巴比伦王汉穆拉比摧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出土的文物有法勒、西鹿、拿鹤、他拉、哈兰等人的名字。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各城都以这些名字命名，跟亚伯拉罕的亲戚的名字互相呼应。（创11:17-32）

努济是个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东面、尼尼微城东南面。1925-1931年进行的发掘，挖出了一块泥板，上面刻了一张地图，是直到当时为止最古老的地图。学者们也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早于公元前15世纪已经有分期付款的买卖方式。有大约2万块泥板出土，学者们相信是胡里人用巴比伦语写的。这些泥板蕴藏当时丰富的法律资料，包括收养、婚书、继承权、遗嘱等。在某些方面，泥板的内容跟创世记描述的族长时代的习俗颇为接近。当时一对夫妇如果没有后代，可以收养一个自由人或奴隶做儿子，好照顾、埋葬他们，继承他们的家业。这个做法跟创世记15:2亚伯拉罕谈到他信任的奴隶以利以谢的话类似。泥板也提到有卖掉长子权这回事，让人想起雅各和以扫的历史。（创25:29-34）泥板上的文字也显示家族神像的存在，这往往是一些泥造的小像，被当时的人视为契据，因此拥有神像的人就被视为拥有继承产业的权利。这可以说明拉结为什么要带走父亲的家族神像，她父亲又为何那么焦急地要取回神像。（创31:14-16,19,25-35）

埃及 圣经对埃及描述得最仔细的就是约瑟进埃及，以及后来雅各一家到那里寄居。考古学的发现显示，圣经的记载极为准确，假如执笔者生活在晚得多的时代（有些人批评创世记的这部分是后世的人执笔的），根本不大可能写得出来。论到记载约瑟事迹的执笔者，《关于希伯来人起源的新发现》（J．G．邓肯著，1936，174页）说：“他用了正确的头衔，而且正是记载的时代所用的。假如希伯来语没有对应的词，他就干脆把埃及语音译为希伯来语。”在埃及出土的考古学证据，清楚证实了圣经记载的许多细节和要点，例如：埃及人的名字、约瑟为波提乏做管家的职称、他被关进的监牢、“御酒总管”和“御膳总管”的官衔、埃及人重视解梦、埃及御膳官习惯用头顶着盛饼的篮子（创40:1,2,16,17）、法老授予约瑟宰相兼粮政大臣的职位、约瑟就职的方式、埃及人厌恶牧羊的人、魔法祭司在埃及宫廷很有影响力、寄居的以色列人住在歌珊地、埃及人的丧葬习俗等。（创39:1－47:27；50:1-3）

在凯尔奈克（古称底比斯），有一座宏大的埃及庙宇位于尼罗河边，庙的南墙有一篇铭文，证实了埃及王示撒（示撒一世）曾经挥军入侵巴勒斯坦，表明列王纪上14:25,26和历代志下12:1-9的叙述正确。巨型的浮雕描绘他的胜利，展示156个戴着镣铐的巴勒斯坦囚犯，每个囚犯代表一座城或一个村子，并且用象形文字标明名字。能够确认的名字包括拉璧（书19:20）、他纳、伯善、米吉多（这里发掘到示撒的部分石碑）（书17:11）、书念（书19:18）、利合（书19:28）、哈弗连（书19:19）、基遍（书18:25）、伯和仑（书21:22）、亚雅仑（书21:24）、梭哥（书15:35）、亚拉得（书12:14）。他甚至把“亚伯兰之地”列做他占领的地方之一。这是埃及最早提到亚伯拉罕的记载。这个地区还发现了拉美西斯二世的儿子迈尔奈普塔的纪念碑，碑上记着一首颂歌，歌中出现了以色列这名字，为古埃及文献中仅见。

在开罗以南约270公里（170英里）的泰勒阿马尔奈，一个农妇偶然发现了一些泥板，最终令一批用阿卡德语书写的文献重见天日。发现这批文献的地方是王家档案库，档案库主要属于阿孟霍特普三世和他儿子阿肯那顿。这些泥板约有380块，大部分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许多城邦的附庸王公写给法老的信，包括拉吉、夏琐、基瑟、米吉多和乌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总督写的信。这些信的内容显示当日世界的不和与阴谋。书信中有许多是控诉“哈俾路人”的。有人认为哈俾路人就是希伯来人，但证据显示他们其实是不同的游牧民族，在当日的社会地位很低。（见希伯来人条下的“哈俾路人”）

埃利潘蒂尼岛（埃勒凡泰尼岛），位于埃及南端尽头的尼罗河中。岛的名字虽是希腊语，但公元前607年耶路撒冷陷落后，这个岛就成了犹太遗民的聚居地。1903年，岛上发现大量阿拉米语文献，大部分写在纸莎草纸上，于公元前5世纪米底亚－波斯帝国统治的时代写成。文献里提到撒马利亚省长桑巴拉。（尼4:1）

毫无疑问，埃及最珍贵的发现就是纸莎草纸圣经残片和抄本，当中有《希伯来语经卷》，也有《希腊语经卷》，写成的日期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埃及气候干燥、土壤多沙，是保存这类纸莎草纸文献的绝佳地点。（见圣经抄本）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在这些地区大约有六百个能确定时代的发掘地点。在这些地点找到的许多资料属于一般性质，虽然没有提到具体的细节或事件，但在整体上支持圣经的记载。例如，以往有人试图否定圣经的记载，认为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期间，犹大国并不是完全荒凉的。可是，出土的证据却在整体上证实了圣经的话。W．F．奥尔布赖特说：“在真正属于犹大范围的城当中，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于犹太人被掳期间继续有人居住。姑且举个例子对比一下：犹太人被掳以前，伯特利就在犹大国的北面边界之外。犹大国亡国时，伯特利没有被毁灭，直到6世纪下半叶仍然有人居住。”（《巴勒斯坦的考古》，1971，142页）

伯珊（伯善）城是个古代的堡垒，守卫着耶斯列谷的东面入口。这个城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共有18层居住过的遗迹。考古学家需要挖至21米（70英尺）的深度。（见上册959页图片）圣经记载，以色列人进攻迦南地的时候，最初占领的城并不包括伯珊。在扫罗的时代，住在伯珊里的是非利士人。（书17:11；士1:27；撒上31:8-12）考古发掘普遍支持圣经的记载，显示在非利士人抢去约柜后的一段时间，伯珊曾经遭受毁灭。（撒上4:1-1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伯珊发现迦南人的一些神殿。撒母耳记上31:10说，非利士人把扫罗王的盔甲“放在亚斯他禄像的殿里，把他的尸体挂在伯珊的城墙上”。历代志上10:10则说，“他们把扫罗的盔甲放在他们的神殿里，把他的头颅挂在大衮殿中”。出土的神殿中，有两座属于同一个时代，证据显示其中一座是亚斯他禄殿，另一座相信是大衮殿，跟上述经文说伯珊有这两座神殿的话吻合。

以旬迦别城位于亚喀巴湾，是所罗门辖下的海港，可能就是现代的泰勒赫莱费。1937-1940年，在泰勒赫莱费进行考古发掘，找到一些显示当地曾是炼铜地点的证据。在那个地区一个地势较低的土岗，发现了铜渣和含铜的矿沙。考古学家纳尔逊·格卢克在《圣经考古学家》（1965，73页）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幅度修改他原本对这个地点所作的论断。他原本认为当地曾有一个用来熔化金属的高炉系统。他有这个看法，是由于在出土的一座主要建筑物里发现了看来是“烟道孔”的洞。现在他断定建筑物墙上的这些洞是由“梁木腐朽和［或］烧毁”造成的。这些梁木“横亘在墙上，起连接或固定的作用”。考古学家以前认为这座建筑物是熔炉，现在却认为是仓房。考古学家虽然仍相信当地曾冶炼金属，但现在他们认为规模要小得多。这清楚说明，关于怎样理解考古发现，主要在于考古学家个人的诠释，而他们绝不是不会犯错的。圣经没有提到以旬迦别有铜业。圣经只描述有人在约旦河区铸造铜器。（王上7:45,46）

在约书亚的时代，圣经把加利利境内的夏琐形容为“这些王国的霸主”。（书11:10）在那里进行挖掘后发现，从前这个城占地大约60公顷（150英亩），人口众多，是那一带的主要城市之一。所罗门给夏琐兴建防御工事。出于那个时代的考古证据显示，夏琐可能是个战车城。（王上9:15,19）

考古学家曾在三段时期（1907-1909；1930-1936；1952-1958）发掘耶利哥城。几次对出土证据的诠释再次说明，考古学跟人类其他范畴的学科一样，并不能把绝对肯定的知识告诉人。三次发掘，每次都有发现，但每次都令考古学家对耶利哥城的历史有不同的论断。至于耶利哥在什么时候被以色列人征服，就更是众说纷纭。《圣经考古学》（G．E．赖特著，1962，78页）的一般描述，可说是反映了整体的考古结果：“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这个城经历了一场或一连串可怕的毁灭，可以说直到许多代人以后仍旧无人居住。”出土的证据显示，耶利哥城被毁灭时起过大火。（参看书6:20-26）

1867年，耶路撒冷发现了一条旧的地下水道，从基训泉流到后面的山去。（见基训2）这可以说明大卫攻陷这个城的方法，有关的记载见于撒母耳记下5:6-10。1909-1911年，连接基训泉的整个水道系统疏通完毕。其中一条地下水道叫西罗亚水道，平均高度1.8米（6英尺），是从岩石中凿出533米（1749英尺）的通道，从基训泉通往城里的泰路平谷中的西罗亚池。看来，这就是列王纪下20:20和历代志下32:30描述由希西家王兴建的工程。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水道的墙上发现的碑文。这块碑用早期希伯来碑体字，描述水道的长度和开凿的始末。学者们用这段碑文跟其他希伯来碑文比较，以鉴定其他碑文的年代。

拉吉位于耶路撒冷西南偏西44公里（27英里），是保护犹大山区的主要堡垒。耶利米书34:7说，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攻打耶路撒冷和犹大剩下的城镇，拉吉和亚西加，因为犹大的城镇中，只剩下这两座坚固城”。在拉吉发掘出来的证据显示，这个城在几年之内两次被焚，相信就是巴比伦人两次攻城（公元前618-前617；公元前609-前607）造成的毁灭。此后多年，拉吉都无人居住。

在第二次焚城的灰烬中，发现了21块刻了文字的陶片，相信是尼布甲尼撒发动最后攻击灭城之前不久的书信，现称拉吉书信。这批书信显示写信的时代充满动乱忧患，看来是犹大军队余下的前哨写给拉吉将军耶书的。（见上册325页图片）第4号信件有这么一番话：“愿雅威让我主现在就听见好消息。……我们都在按照我主的所有指示等待拉吉发出信号，因为我们看不到亚西加。”（《古代近东文献》，J.B.普里查德编，1974，322页）这跟上文引录的耶利米书34:7所描述的情形非常吻合，显示亚西加已经陷落，或至少不能按预先的设想以火或烟为信号。

第3号信件是一个名叫“何沙雅”的人写的，信中有以下一段话：“愿雅威让我主听见和平的消息！……你的仆人听见消息说：‘以利拿单的儿子哥尼雅将军已经下去埃及，要到亚希雅的儿子何大雅那里去，他已经派人向他索取［物资］了。’”（《古代近东文献》，J.B.普里查德编，1974，322页）这段话清楚反映犹大向埃及求援的史实，而这正是先知们谴责的事。（耶46:25,26；结17:15,16）在这封信的完整文本里出现的名字以利拿单和何沙雅，也见于耶利米书36:12；42:1。信里的其他名字也在耶利米书里出现：基玛利雅（36:10）、尼利亚（32:12）、雅撒尼亚（35:3）。至于他们是否就是耶利米书提到的人，目前无法确定，但这种巧合值得注意，因为耶利米就生活在那个时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信常常使用上帝名字的四个希伯来字母，从而表明当时犹太人对使用上帝的名字并不反感。另一点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发现了一枚泥印，上面写着“管理全家的基大利”。耶路撒冷陷落以后，尼布甲尼撒委派管理犹大的人正好叫做基大利。许多人认为，印章上的名字很可能就是指他。（王下25:22；另见赛22:15；36:3）

米吉多城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塞，俯瞰通往耶斯列谷的要道。所罗门重建了米吉多。圣经把这个城跟所罗门统治期间的储货城和战车城并列。（王上9:15-19）米吉多现在是个占地5.3公顷（13英亩）的土岗。有些学者认为，在当地（泰勒穆特塞林）发现的是一些马厩，足以饲养约450匹马。学者们起初认为这些建筑物是所罗门时代兴建的，后来却说应该属于晚一点的时代，例如亚哈在位期间。

摩押石是约旦河东岸最早的重要发现之一。（见上册325页图片）1868年，这块石碑在亚嫩溪谷以北的济班出土，内容是摩押王米沙自述反叛以色列的始末。（参看王下1:1；3:4,5）碑文有这么一段：“我是米沙，是基抹-［？］的儿子，是摩押王，是底本人……。以色列王暗利使摩押屈从多年（字面意思是‘多日’），因为基抹［摩押的神］对自己的国家发怒。他的儿子跟随他，也说：‘我要使摩押屈从。’在我的时代，他这样说，但我胜过他和他的家，以色列永远灭亡了！……基抹对我说：‘去吧，把尼波从以色列夺过来！’晚上我就去，从破晓到中午攻打它，夺取了它，杀了所有人……。我从那里带走雅威的［器皿］，拖到基抹面前。”（《古代近东文献》，J．B．普里查德编，1974，320页）这块石碑不但提到以色列王暗利的名字，还在第18行用四个希伯来字母记下了上帝的名字。

摩押石还提到在圣经里出现过的许多地名：亚塔罗、尼波（民32:34,38）；亚嫩、亚罗珥、米底巴、底本（书13:9）；巴末巴力、伯巴力梅安、雅杂、基烈廷（书13:17-19）；比悉（书20:8）；何罗念（赛15:5）；伯低比拉廷、加略（耶48:22,24）。这证实历史上的确有这些地方。

沙姆拉角（古称乌加里特）位于叙利亚北岸，面对塞浦路斯岛。这里发现一些古代宗教的资料，跟迦南的宗教颇为相似，包括信奉的男女神祇、神庙、“圣”妓、宗教仪式、祭牲和祷告等。在巴力庙和大衮庙之间发现了一个房间，收藏了千百种宗教文献，相信是公元前15世纪和前14世纪初的古物。用诗体写成的神话透露了很多关于迦南人的神（厄勒、巴力、亚舍拉）和相关的堕落偶像崇拜的资料。梅里尔·昂格尔所著的《考古学与旧约》（1964，175页）说：“乌加里特的史诗有助于揭露迦南人的宗教多么堕落。迦南人信奉极度卑劣的多神宗教，他们的祭祀仪式野蛮残暴、淫荡不堪。”当地也发现巴力和其他神的神像。（见男女神祇条下的“迦南诸神”）这些文献所用的是一种前所未知的楔形字母（有别于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这套字母的次序跟希伯来字母一样，但字母的数目增加了，共有30个。跟吾珥一样，这里也有一柄打仗用的钢斧出土。

撒马利亚是北方的以色列国的首都，是个防守严密的城。这城坐落的山，比山下的谷地高约90米（295英尺）。列王纪下6:24-30描述叙利亚曾经围困撒马利亚城，列王纪下17:5也记述亚述大军曾经围困这城。撒马利亚城有坚固的双重城墙保护，遗迹至今仍在，有些地点甚至有宽10米（33英尺）的坚垒。这证明圣经说得没错，撒马利亚城的确有能力抵抗长期的围困。在当地发现的石工工程技艺高超，相信属于暗利、亚哈、耶户几个王统治的时期。有一处看来是王宫的台基，面积大约90米（295英尺）乘以180米（590英尺）。王宫的范围发现大量的象牙片和镶板，也许跟列王纪上22:39提到的象牙宫有关。（参看摩6:4）在山顶的西北隅发现了一个铺了水泥的大水池，长约10米（33英尺），宽约5米（17英尺）。也许这就是“撒马利亚的池”，人曾经在池旁清洗沾满亚哈的血的战车。（王上22:38）

值得注意的是63块用墨水写了字的陶片，相信写于公元前8世纪。这些是从别的城运送酒和油到撒马利亚的收据，上面显示以色列人怎样写数字，包括用直线、横线、斜线。以下是一份典型的收据：

第十年

收：加迪扬乌［可能是管仓库的人］

交：阿扎［也许是交纳酒或油的村子或地区］

亚比巴力 2

亚哈斯 2

示巴 1

梅里巴力 1

这些收据也显示了当时的人常以巴力之名作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每11个包含耶和华之名某种词形的名字，就有大约7个名字包含了巴力的名，很可能显示巴力崇拜渐渐流行，正如圣经所记述的一样。

圣经叙述所多玛和蛾摩拉被火毁灭一事，并且提到那一带有沥青坑。（创14:3,10；19:12-28）许多学者相信死海的水位在以往升高了，使死海向南面延长了不少，淹没了可能是这两座城的遗址。考古勘察显示这是个被石油和沥青焚毁的地区。关于这点，《远古的光》（杰克·法因根著，1959，147页）说：“仔细研究过文学、地理、考古学的证据后，得到的结论是：这些臭名远播的‘平原诸城’（创世记19:29）所在的地区，目前已被淹没了……两座城被大地震所毁灭，当时可能还发生过爆炸、闪电、天然气着火，以及广泛的大火。”（另见所多玛）

跟《希腊语经卷》有关的发现 圣经记载耶稣曾以一个罗马银元（第纳流斯）为喻，钱币上有凯撒提比略的头像。（可12:15-17）考古学家发现一个罗马银元，上面有提比略的头像，流通时间约在公元15年，从而证实了圣经的记载。（见下册544页图片）（参看路3:1,2）另外，在凯撒里亚发现一块石板，上面有本丢·彼拉多和提比略的拉丁名字（Pontius Pilatus和Tiberieum），证明当时罗马派驻犹地亚的总督的确是本丢·彼拉多。（见彼拉多；下册741页图片）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使徒行传是由路加执笔的。这卷书有多处提到各地的城和行省，提到各色官员，提到官员各自的头衔，提到他们在特定的时间担任某个职位。作者这样写，随时都有可能出错。（见路3:1,2）可是，考古学的证据表明，路加的记载非常准确。在使徒行传14:1-6，路加说路司得和特庇位于利考尼亚境内，却暗示以哥念属于另一区。但西塞罗等罗马作家都说以哥念在利考尼亚境内。不过，1910年发现的一座碑表明，以哥念城被视为属于弗里吉亚，而不属于利考尼亚。

德尔斐也发现一段铭文，证实迦流的确是亚该亚行省总督，在任时期很可能是公元51-52年。（徒18:12）差不多有19段铭文（年代鉴定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证实，路加用治城官这个头衔（单数词形是po·li·tarʹkhes波利塔凯斯）来称呼帖撒罗尼迦的官员是正确无误的。（徒17:6,8）在这些铭文中，有5段谈的正好就是帖撒罗尼迦城。（见治城官）路加说部百流是马耳他的“首领”（proʹtos普罗托斯，徒28:7），也用了确切的头衔，因为这个头衔出现在两段马耳他的铭文上，一段是拉丁语，一段是希腊语。在以弗所发现了一些跟魔法有关的文字，也找到阿耳忒弥斯的殿宇。（徒19:19,27）当地发现了一个剧场，可以容纳大约2万5000人，又发现一些铭文提到“管节期竞技的官员”（如那些劝阻保罗的官员）和“书记官”（如那个在骚乱中叫暴民安静的官员）。（徒19:29-31,35,41）

由于诸如此类的发现，查尔斯·戈尔在《圣经新注》中谈到路加的记载多么准确：“理当看出的一点是，现代考古学已使批评圣路加的人不得不承认，圣路加提到的所有世俗事实和事件都非常准确。”（戈尔、古奇、纪尧姆合编，1929，210页）

考古学的价值只是相对的 考古学提供一些很有用的资料，有助于确定圣经提到的地点（但考古学家往往只能提出假设）。考古学家挖出的文献资料让人更明白圣经的原语。考古学还显明圣经时代的生活情况，以及古代民族和统治者的活动。可是，关于圣经的真确可靠，怎样培养对圣经的信心，怎样了解圣经的道理，以及圣经怎么显露上帝的旨意和应许，上帝话语的真理其实无需考古学的补充和确认。正如使徒保罗说：“信心是确知希望必然实现，是不见的事实的明证。我们有信心，就看出万事万物全凭上帝的话语安排，所以现在看得见的都是出于看不见的。”（来11:1,3）“但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林后5:7）

这不表示基督教信仰没有任何看得见的根据，也不表示基督教信仰只关乎无形的事。可是，在每个时代的人周围，以至他们心中、他们的经历，都有大量证据，足以让他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给人启示的真正来源，圣经中的一切都跟已经证实的事实吻合。（罗1:18-23）考古学的发现让人认识历史，引人入胜，值得欣赏，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圣经助人认识的历史，才是不可或缺、完全可靠的。圣经无论有没有考古学的支持，都能帮助人明白目前情况的正确含意，并且照亮未来的路途。（诗119:105；彼后1:19-21）信心如果必须靠残砖、破瓶、危墙去支撑，就实在太脆弱了。

潜藏不肯定的因素 假如有人挑剔圣经的记载，或批评圣经中的某件事不是历史事实，考古学的发现有时很简单的就能加以解答。如果诚恳的人因这些人批评圣经的论调而迷惑，考古学也有助于释疑。可是，考古学并没有使批评圣经的人不再批评。我们对圣经记载的信心，如果只建基于考古学，那么这个基础就是不稳固的。大部分发掘出来的证据带出什么结论，主要是靠考古学家的演绎和归纳。他们就好像侦探一样，搜集证据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在现代，就算侦探发掘了大量证物，收集了很多环境证据，但如果一宗案件只有这类证据，没有直接相关的可靠证人作证，法庭也会认为证据很不充分。单靠这样的证据作出判决，曾导致严重的冤案和错案，何况这里谈的历史发生的时代跟调查人员相距二三千年呢！

考古学家R．J．C．阿特金森举出一个类似的情况，说：“想一想：假如未来的考古学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或铭刻，单靠教堂的遗迹，就要重建基督教会的礼仪、教条、教义，那是多么的困难。我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局面：一方面，要探索人类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考古学是惟一的方法；另一方面，考古学研究的人类生活跟人类 越有关，这种研究方法的效果就越差。”（《巨石阵》，伦敦，1956，167页）

考古学家所依据的绝不准确，明显不能让人看清远古的历史。使问题更复杂的是，尽管考古学家分析出土证据时力求完全客观，但他们跟其他科学家一样，也有自己的弱点、偏好和野心，使他们作出错误的推论。W．F．奥尔布赖特教授指出问题所在，说：“另一方面，考古学家为求有新的发现，有创新的观点，也许不惜罔顾以前扎实的工作。这种危险在圣经考古学和圣经地理学的范畴特别明显，因为考察的工具和方法极难掌握，考古学家常常受到引诱不理会健全的方法，用小聪明穿凿附会，巧妙猜测，而不愿意一步一步地慢慢工作。”（《威斯敏斯特圣经历史地图集》，G．E．赖特编，1956，9页）

年代测定的差异 考虑考古学家测定的年代时，要记住他们的结论会有差异是很重要的。梅里尔·昂格尔举出一些例子，说：“例如，加斯顿把耶利哥陷落的年份定为公元前1400年左右……；奥尔布赖特所定的年份是公元前1290年左右……；著名的巴勒斯坦考古学家于格·文森特主张的年份是公元前1250年……；H．H．罗利认为压迫希伯来人的法老就是拉美西斯二世，而出埃及的事是大约在公元前1225年继他作王的迈尔奈普塔治下发生的。”（《考古学与旧约》，164页，脚注15）奥尔布赖特教授虽然认为现代考古学的程序和分析方法是可靠的，但也承认“不是专家的人要在考古学家彼此矛盾的日期和结论之间作出选择，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事”。（《巴勒斯坦的考古》，253页）

考古学家固然用了放射性碳测年法或其他现代方法去测定出土文物的年代，但放射性碳测年法并不是完全准确的。欧内斯特·赖特所写的一段话表明这点：“值得注意的是，用新的碳-14年代测定法去鉴定古物，结果并不如期望般准确无误。……若干次计算的结果显然是错的，原因可能有好几个。目前，惟独几次计算的结果几乎一样，并且以其他计算方法复核也看来正确［楷体本书所排］，才可以毫无疑问地相信。”（《圣经考古学家》，1955，46页）多年以后，英语《新不列颠百科全书》（详编，1976，第5卷，508页）说：“无论原因是什么……碳-14显然欠缺传统历史家希望有的那种准确。”（见年代学条下的“考古学的年代计算”）

铭文的相对价值 考古学家发现了成千上万的古代铭文，并且加以解读。奥尔布赖特说：“到目前为止，在考古学家发现的东西当中，文献构成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清楚认识文献的特点和我们解读文献的能力极为重要。”（《威斯敏斯特圣经历史地图集》，11页）这些文字也许写在破烂陶器上、泥板上、纸莎草纸上，也可能刻在花岗岩上。不管写在什么材料上，这些文献的内容都必须经过衡量和考据，看看是否可靠和有多大价值。无论在石上还是在纸上，记下的都可能是谬误或弥天大谎，而且这些情况常常发生。（见年代学条下的“圣经年代学与世俗历史”；萨尔贡）

例如圣经记载，亚述王西拿基立是被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得米勒和沙利薛）杀死的，而接替他作王的人是另一个儿子以撒哈顿。（王下19:36,37）但一部巴比伦编年史说，提别月20日，西拿基立在一场叛乱里被自己的一个儿子杀死。公元前3世纪的巴比伦祭司贝罗索斯，以及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王拿波尼度，都跟编年史的说法一样，大意是西拿基立被自己的一个儿子行刺。可是，后来有人发现了西拿基立的继任人以撒哈顿棱柱的碎片。以撒哈顿清楚指出，他的兄弟们（复数）作乱，杀死父王后逃走。关于这段历史，菲利普·比伯费尔德在《世界犹太史》（1948，第1卷，27页）说：“巴比伦编年史、拿波尼度、贝罗索斯都错了，事实证明只有圣经的记载才是对的。就连圣经记载的细小枝节，以撒哈顿棱柱都证实了。事实证明，圣经对巴比伦－亚述这段历史的记载，比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更准确。关于当代文献跟圣经的传统说法有出入时该怎样衡量，以上事实极为重要。”

解读和翻译的困难 古代各种各样的语言有许许多多的铭文。对于这些铭文的译释，基督徒应该小心，不能不假思索地接受。有时候，解读的人借着对照铭文旁边另一种已知的语言，已经相当深入地研究一种以前未知的语言。例如，罗塞塔石碑和比索通铭文的情形就是这样。可是，即使有这些辅助，也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不一定能完全了解古代语言的所有细微差别和熟语。甚至对基本的圣经语言（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希腊语）的理解，在近年也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有关的研究还在不断进行。既然上帝是圣经的作者，我们自然可以期望他会让我们通过现代语言的译本，正确理解他所启示的话语。可是，异教国家不是受上帝启示的著作，就不能相提并论了。

《赫人之谜》（C．W．塞拉姆著，1956，106-109页）举例说明，对铭文的译释必须小心判断，而且学者们在解读古代铭文时往往不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客观。作者塞拉姆说，有一个著名的亚述学家研究怎样解读“赫梯语”，“他的工作真是一绝——把乱碰乱撞跟敏锐的直觉巧妙地结合起来……他的一些错误有非常令人信服的论证，得花几十年时间做研究才能推翻这些主张。他不光有巧妙的推论，还有丰富的语文学知识，所以一般人要去芜存菁实在不容易”。塞拉姆接着指出这个学者非常固执，不肯修正自己的任何发现。多年以后，他终于同意作出一些修改——没想到修正的词句，后来竟然证明是正确的！塞拉姆还谈到这个学者跟另一个解读象形文字“赫梯语”的学者争论不休，彼此人身攻击：“可是，引起这些谩骂的狂热是必须的动力，这样学者才会有新的发现。”因此，虽然长时间的研究消除了不少错误，让人更了解古代的铭文，但还是要记住，进一步的考察很可能会修正旧的解释。

以上事实让人更清楚地看出，圣经确实卓越不凡，能带给人可靠的知识、真实的资料、确定不移的指引。圣经这本文献集让人看清人类的历史。这本书不是发掘出来的，而是靠这本书的作者耶和华上帝保全而传到我们手里的，“是活的，是有力量的”，是“永活长存的上帝所说的话语”。“血肉之躯尽都如草，凡人的荣耀尽都如草上的花；草必枯萎，花必凋谢，耶和华的话却永远长存。”（来4:12；彼前1: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