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30年前，病理学家和血库办事人员已获知：“血是炸药！血可以有很大益处，也可以造成很大损害。输血的死亡率与醚麻醉或阑尾切除术的死亡率相等。据称在1,000至3,000宗或可能5,000宗输血中，大约有一宗死亡。在伦敦区，据报每输1万3,000瓶血便造成一宗死亡。”——《纽约州医药杂志》，1960年1月15日。

小波西(Douglas H. Posey, Jr.)医生在“输血：使用、滥用和危险”一文中写道：“差不多30年前，桑普森(Sampson)将输血形容为一项比较危险的程序。……［自那时以来］研究者已鉴定了至少其他400种红血球抗原而获知其特性。这个数目无疑会继续增加，因为红血球的膜是极为复杂的东西。”——《全国医学协会杂志》，1989年7月。

在一个病理学家会议上，有人指出有数以百计的医学论文“表明输血与免疫学反应有关”。——“对输血不利的个案”，《世界医疗新闻》周刊，1989年12月11日。

免疫系统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察出和消灭恶性（癌）细胞。压抑免疫性可能导致生癌和死亡吗？请留意两项报告。

《癌症》杂志（1987年2月15日）发表荷兰一项研究的结果：“在患结肠癌的病人身上，我们见到输血对于长期的存活有重大的不利影响。在这组人中，接受输血者存活5年的有百分之48，没有输血的病人的存活率则是百分之74。”南加州的医师曾观察一百个接受癌症外科手术的病人。“在所有喉癌病例中，没有接受输血的人的复发率是百分之14，接受输血的人则是百分之65。至于口腔、咽、鼻或鼻窦癌的病例，没有输血的人的复发率是百分之31，接受输血的人则是百分之71。”——《耳鼻喉科纪事》，1989年3月。

关于输血，这些研究显示什么呢？斯普拉特(John S. Spratt)医生在题名为“输血与癌症外科手术”的文章中作出结论说：“癌外科医生也许需要成为不用血的外科医生。”——《美国外科杂志》，1986年9月。

防疫系统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抵抗感染。因此，有些研究显示接受输血的病人较易受感染是可以了解的。塔特(P. I. Tarter)医生对结肠直肠外科手术作了一项研究。在接受输血的病人当中，有百分之25发生感染，没有接受输血的病人则只有百分之4受到感染。他报道说：“在手术之前、期间或之后的输血均与感染性的并发症有关。……所输的血单位越多，手术后受感染的风险也越大。”（《英国外科杂志》，1988年8月）出席1989年美国血库协会会议的人获悉这件事实：在臀复位外科手术中接受输血的病人约有百分之23受到感染，但没有接受血的人却完全不受感染。

柯林斯(John A. Collins)医生论及输血的这种影响说：“如果一种‘治疗法’根本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曾成就过任何有价值的事，但后来却发觉它竟然使病人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难题恶化，那就太讽刺了。”——《世界外科杂志》，1987年2月。

安全免病抑或充满危险

借血传染的疾病使谨慎认真的医生和许多病人均大为担心。那一种病呢？老实说，你无法将疾病仅限于一种；的确有许多种疾病可以借血传染。

《输血技术》（1982年）一书在讨论过一些较为人熟知的疾病之后，进一步提及“其他与输血有关的传染病”，例如梅毒、巨细胞病毒感染和疟疾。然后该书说：“有其他好几种疾病也据报由输血所传播，包括疱疹、病毒感染、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爱泼斯坦－巴尔二氏病毒）、弓形体病、锥虫病［非洲昏睡病和恰加斯氏病］、利什曼病、布鲁氏菌病［波状热］、斑疹伤寒、丝虫病、麻疹、沙门氏菌病和科罗拉多壁虱热病。”

其实，这些疾病的数目正越来越多。你也许读过像以下一类的报章大字标题：“从输血染上莱姆病？可能性不高，但专家们提高警觉。”一个接受莱姆病试验的人若结果是阳性的，他的血有多安全呢？有人问一组卫生官员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血。“所有人均回答不愿，但没有人提议将来自这样的捐血者的血弃掉。”如果有些来自血库的血是专家们自己也不愿接受的，公众人士应当对此有什么感觉呢？——《纽约时报》，1989年7月18日。

引起关注的第二个理由是，在一个有某种疾病流行的地方所收集的血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被人使用，而当地的大众人士和医生对危险均懵然不觉。鉴于今日人们更常往来各地，包括难民和移民在内，血的产品含有陌生疾病的风险正与日俱增。

因此，一位传染病专家所提出的警告并不应使我们感到意外：“供应血的机构可能必须将血加以普检，以防止几种以前并不被人视为有传染性的疾病传播，包括白血病、淋巴瘤、痴呆［或阿耳茨海默氏病］。”——《输血医学评论》，1989年1月。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9年6月1日）报道所谓“沉默的HIV感染”。研究者证实人可以携带爱滋病病毒多年仍不致被目前所用的间接试验所察出。有些人试图减轻事情的严重性，认为这些仅是罕见的事例，但这些事例却证明“借着血及其成分传播爱滋病的风险是无法完全消除的。”（《病人护理》杂志，1989年11月30日）

梅里曼(Harold T. Meryman)医生写道：“未知的因素可能比已知的因素更令人关注。我们很难将一些潜伏期长达多年的传染病毒与输血扯上关系。要察出这些病毒甚至更困难。HTLV组的病毒无疑仅是呈现出来的第一批病毒而已。”（《输血医学评论》，1989年7月）“仿佛爱滋病的流行还不够糟似的，……在1980年代，研究者向我们指出若干种新近发现的输血风险。我们无需有很大的想象力才能预见，还有其他严重的病毒存在而可以借异体同型的输血加以传播。”——《限制异体同型的感染：其他可选择的策略》，1989年。

［第8页的附栏］

“在每100宗输血中大约有1宗导致发热、寒战或荨麻疹。……在每6,000宗红细胞输血中大约有1宗导致溶血反应。这是一种严重的免疫学反应，这种反应可以随即发生，或在接受输血之后数日才发生；这可能导致急性［肾］衰竭、休克、血管内血凝固和甚至死亡。”——198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会议。

［第9页的附栏］

丹麦科学家耶纳(Niels Jerne)是1984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奖人之一。有人问他为什么拒绝输血，他说：“人的血像人的指模一样——没有两种类型的血是完全相同的。”

《哈佛医学院卫生通讯》（1989年11月）评论说，“有些权威人士担心肝炎的病毒并非仅限于甲、乙、丙和丁几种类型；可能还有其他类型出现。”《纽约时报》（1990年2月13日）说：“专家们极怀疑还有其他的病毒可以造成肝炎；如果发现的话，它们会被称为戊型肝炎等。”

血库是否面对更多悠长的研究去发明各种检验方法使血更为安全呢？美国红十字会的一位董事举出费用的难题，并且作出以下令人不安的评论：“我们不可能不断增加新的检验方法以求查出每种可能流行的传染病。”——《世界医疗新闻》周刊，1989年5月8日。

甚至检验乙型肝炎的方法也不是百无一误的；有许多人仍然从血染上这种病。再者，人们是否因为丙型肝炎有检验方法就感到满足呢？《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90年1月5日）指出，身体可能要等一年之久才能产生可以检验出来的疾病抗体。在此之前，通过血染上肝炎的人就可能有肝脏损坏和……丧命的危险。

［第11页的附栏或图片］

恰加斯氏病表明血可以怎样将疾病带给遥远地方的人。《医学邮报》（1990年1月16日）报道，‘拉丁美洲有1,000万至1,200万人长期受到感染。’有人将这种疾病称为“南美洲最重大的输血危险之一”。一只“凶手虫”在受害者沉睡时叮了他的脸，吸饱了血之后将粪便遗留在伤口中。受害者可能携带恰加斯氏病达多年之久（在此期间可能捐血），然后才形成致命的心脏并发症。

为什么这件事应当使居住在遥远大陆上的人也感到关心呢？奥尔特曼(L. K. Altman)医生在《纽约时报》（1989年5月23日）报道接受输血之后患上恰加斯氏病的病人的情况，其中有一个丧生。奥尔特曼写道：“其他的病例可能没有人留意到，因为［这里的医生］并不熟悉恰加斯氏病，他们也不知道这种病可以借着输血而传播。”不错，血液可以成为使疾病传播广远的工具。

［第12页的附栏］

伦德奥利森(Knud Lund-Olesen)医生写道：“既然……有些属于高度风险类的人会由于他们自动受到爱滋病的检验而自愿捐血，所以我觉得有理由不愿接受输血。多年来耶和华见证人一直拒绝接受血。他们是否有先见之明呢？”——Ugeskrift for Læger(《医生》周刊），1988年9月26日。

虽然大部分外科医生均声称他们惟独在绝对必需时才给病人输血，但自从爱滋病开始迅速蔓延以来，医生使用血的频度却急剧下降。《梅奥临床程序》月刊（1988年9月）的一篇社论说，“这种流行病的少数裨益之一”是它“导致病人和医生均采用各种方法去避免输血”。一位血库办事人员解释说：“经历到改变的乃是：信息的强度，临床医生（由于更清楚看出风险所在）对信息的接纳以及人们要求考虑其他的选择。”——《输血医学评论》，1989年10月。

［第13页的附栏］

“我们不得不认为，目前有许多接受血成分的病人不但没有机会得到输血的益处（病人并不需要血），反而有受到不良影响的重大危险。没有任何医生会蓄意要病人接受一种非但没有帮助，反倒可能有害的治疗法。但是医生若不必要地给病人输血，情形便正好是这样。”——《输血传染的病毒疾病》，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