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全凭基因主宰？

“过去我们以为，自己的命运是由星宿支配的。现今我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命运是由基因主宰的。”在《破解基因之谜》一书的开头部分，作者露思·哈伯德和伊莱贾·沃尔德摘引了詹姆斯·沃森所说的以上几句话。不过，在沃森的引文下面，两位作者却又引用了R.C.莱旺廷、史蒂文·罗斯和利昂·卡明的话说：“我们想不出有任何显著的人类社会行为是天生不能改变的，以致连社会教化措施也无法加以改造。”

该书的封套载有一篇内容提要，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以下关系重大的问题：“人的行为是否得自遗传？”换句话说，既然生理机能和性格特征是可以遗传的，人的一举一动就完全由负责传递遗传信息的基因所操纵，是这样吗？基于遗传理由，社会就该认同某些不道德的行为，是这样吗？大众是不是应该把罪犯看做遗传密码的受害人呢？要是这样，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辩称，自己的犯罪倾向是体内基因早已预定的，从而要求减轻刑事责任。

无可否认，科学家在本世纪所作的发现，有许多对人类都是很有贡献的，其中一个发现就是引人入胜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所谓的遗传结构蓝图。遗传密码所储存的信息不但令科学家着迷，就是连门外汉也深感兴趣。遗传学的研究到底有什么发现？研究结果怎样被人用来支持先天决定论（或称为得救预定论）这个近代学说呢？

不贞行为和同性恋又怎么样？

《澳大利亚人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关于遗传学，有的研究报告声称，“不贞行为大概是与生俱来的。……看来，不忠实也是人的天性”。对放荡不羁的人来说，这样的“漏洞”简直正中下怀，他们大可以利用这个借口，要求减轻要负上的责任。试想想，上述的一番话会对婚姻和家庭造成多大的破坏！

论到同性恋，《新闻周刊》以“天生还是后天养成？”作为文章标题。文章述说：“最新的研究暗示，同性恋可能跟遗传有关，而不是环境因素促成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觉得，很难弄清楚这个暗示的含意。……听到同性恋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倾向，许多同性恋者都如释重负。”

文章接着引述理查德·皮亚尔博士的话：“性倾向要是由遗传因子决定的话，同性恋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说，‘这不是个人缺点，也不是我的错’。”同性恋研究人员弗雷德里克·惠瑟姆提出进一步的论证，支持这个“无需负责”的论点。他观察到，“同性恋者一听到这种倾向是天生的，就会松一口气。不论是同性恋者还是他们的家人，双方都自觉如释重负，不再感到内疚了。此外，社会也无需为同性恋教师等问题大伤脑筋”。

谈到同性恋倾向是天生的，新闻媒介有时把所谓的证据当做确凿事实，而没有清楚表明，这不过是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而且证据其实是毫不充分的。

《新政治家与社会》杂志给一些虚夸不实的报道泼冷水：“由于对报道赏识不已，读者可能完全看不出，所谓铁一般的具体证据不过是表面工夫，根本站不住脚。科学家［明目张胆地］声称，放荡不羁‘是男子的天性，这种与生俱来的行为是改不掉的’。那么可怕的主张根本毫无实据。”论到最新的遗传学研究，作者戴维·铃木和约瑟夫·莱文在《破译密码》一书里也表达了他们的忧虑：“科学家可以据理论证，人大体上的行为是有可能受遗传影响的，但要证明一只动物对周围环境的反应，包括反应的特定细节在内，实际上是由一个特定的基因、一对基因，甚或20个基因所控制的话，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不妨问问：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来，从事分子定位或基因操作的科学家，有没有发现DNA任何部分，是他们预计会影响到人类特定行为的呢？”

支配酗酒和犯罪行为的基因

多年来，遗传学研究人员一直对酗酒恶习的探讨深感兴趣。有些人声称，研究报告表明，人所以嗜酒如命，要不是因为受某些特定基因所影响，就是由于嗜酒者缺乏某些特定基因所致。举例说，1988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在过去十年内，经过三次独立的调查，有关方面已找到肯确证据，表明酗酒这个特征是可以遗传的”。

不过，现今有些癖嗜学专家却对以下的看法提出质疑：酗酒恶习主要是在先天因素影响下而形成的。《波士顿邮报》1996年4月9日刊的一份报告指出：“科学家仍然找不到使人染上酒瘾的基因。有些研究人员承认，他们充其量只可能找到遗传弱点；由于天生有这个弱点，某些人即使喝酒过量，也不会有半点醉意。这个遗传特征可能会使他们容易酗酒成性。”

《纽约时报》就美国马里兰大学所举行的一个会议作出报道。会议的主题是：“研究遗传基因和犯罪行为的相互关系”。犯罪行为是由基因操纵的——这个主张既简单又吸引。时事评论员似乎一窝蜂支持这个看法。一位科学作家在《纽约时报杂志》评论，罪恶可能“从受孕的一刹那就铭刻在父母遗传给我们的染色体上”。《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关于犯罪行为是否由基因支配，持续不断的讨论使人以为，罪行“有共同的起因，全在于脑部结构反常”。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预计，终有一天基因化验会把生性暴戾的孩童标示出来。有些人暗示，抑制罪行的希望可能在于遗传基因的改造工程，而非在于革除社会弊病。

关于人类的行为是否受遗传影响，传播媒介报道各种猜测的时候，往往含含糊糊、闪烁其词。《破解基因之谜》一书讲述行为遗传学家林肯·伊夫斯所进行的研究。伊夫斯自称找到了证据，表明抑郁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调查过易患抑郁的妇女后，伊夫斯“表示，也许由于［妇女］对前景感到沮丧，而且终日郁郁寡欢，她们碰巧遇到不幸的机会也就大增”。“碰巧遇到［的］不幸”到底是什么？接受调查的妇女“要不是被人强奸，遭受侵犯，就是给雇主辞退”。这些痛苦经历是由抑郁引起的吗？“这是什么论据呢？”该书继续说，“这些妇女所以变得抑郁沮丧，是因为她们被人强奸，遭受侵犯，或给雇主辞退所致。她们的遭遇越是痛苦难堪，受抑郁困扰的时间就越长。……他［伊夫斯］要是找到充分证据支持，抑郁跟人生经历是毫无关系的，那么，他花时间、精力钻研问题是否受遗传因素所促成，这样做才有价值得多。”

同一刊物指出，这样的报道“深具代表性，传播媒介和科学期刊对［行为］遗传学所作的最新报道，通通都采用类似手法。报道内容不但混杂了一些有趣的事实、毫无根据的猜测，还极度夸大基因对我们一生所操有的影响。大部分文章都有同一的显著特色，就是措辞隐晦”。以上的刊物继续说：“把基因跟孟德尔的遗传模式联系在一起是一回事，用假设的遗传‘倾向’来解释痼疾的成因，例如癌症、高血压等，却又是另一回事。科学家表示遗传学的研究有助解释人类行为，这只不过是他们妄下结论罢了。”

可是，考虑过以上的种种因素，大众还是对以下的问题深感兴趣：有时候，我们会发觉，日常的行为习惯渐渐改变了。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抑制这样的情况出现吗？我们可以怎样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且持之以恒呢？下篇文章会探讨这些问题，其中所提供的答案可能会使你得益。

关于人的行为和动机，科学家所作的研究使我们得益不浅。由于科学研究，我们能够深入了解某种疾病的成因，甚至可能已经学会应付这样的健康难题了。不过，对轰动一时的新理论有所保留倒是明智的；理论要是跟公认的原则相悖的话，那就更要审慎处理了。

谈到遗传学和行为的关系，这个题目引起了一些疑问：我们可以不负责任，断言自己行为无过吗？不论是言行失检还是犯了过错，我们可以借故推卸责任，甚或委过于人吗？当然不可以。我们如果遇事推委，就会成为这个“不能怪我”世代的一分子，他们的声势日益浩大。一朝功成名遂，大多数人都乐意接受表扬；照样，对于自己的过错，他们又为什么不肯承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