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境中事奉上帝

伊萬·米基托夫自述

「如果你膽敢再留在我們鎮裡，就等著送回監獄裡去吧！」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會）的官員這樣警告我。那時我才剛剛刑滿獲釋，脫離12年的牢獄生涯。再說，父母重病在身，還需要我的照顧。我該如何是好呢？

在1928年，我出生於摩爾多瓦一個名叫陶烏的村莊。a我一歲那年，父親亞歷山大到羅馬尼亞的雅西作客，遇到了聖經研究者，就是後來的耶和華見證人。他回到陶烏後，就把學到的聖經知識告訴家人和鄰居。不久，陶烏就有一個聖經研究者小組建立起來了。

我家有四個孩子，全是男孩，我是最小的。我從小就處身於一群屬靈的人當中，他們為我樹立了優良的榜樣。我從小就明白，事奉耶和華絕不容易，遭受反對是意料中事。我清楚記得警察三番五次來我們家，搜查我們藏起來的聖經書刊。這樣的情形並沒有嚇倒我。我研讀聖經，知道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和他的使徒也曾遭受迫害。在聚會裡，我們常常受到提醒：耶穌的跟從者應該預料到自己會遭受迫害。（約翰福音15:20）

受到強化，面對迫害

1934年，我才6歲的時候，陶烏會眾讀出一封來信。信中談及我們的基督徒同工在德國納粹政權手中所受的患難，並鼓勵我們為他們禱告。雖然我年紀尚幼，也決不會忘記那封信。

四年後，我遇到了第一次考驗。在學校上宗教課的時候，東正教的牧師再三命令我在脖子上佩戴一個十字架，我拒絕了，他就讓班上的孩子都佩戴了十字架，證明他們是教會的好成員。然後，牧師指著我問全班同學：「你們想讓他這樣的人留在你們班上嗎？不想的，就舉手。」

學生都害怕牧師，就舉起手來。牧師對我說：「你看，沒有人想和你來往。給我馬上離開。」沒幾天，校長來我家進行家訪。他先和我父母談了談，然後問我想不想繼續上學。我告訴他我想。他回答說：「只要我仍是校長，你就可以上學，牧師也不會為難你。」他果然說話算數，在他當校長期間，牧師沒有再找我的麻煩。

迫害加劇

1940年，我們住的地方——比薩拉比亞成了蘇聯的一部分。1941年6月13和14日，所有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顯要人物都被放逐到西伯利亞。這次放逐並沒有涉及耶和華見證人。但是，從此我們聚會和傳道都要更為謹慎了。

1941年6月的下旬，德國納粹政權突然對蘇聯發動全面襲擊。在此之前，兩國還是聯盟。不久，羅馬尼亞軍隊奪回了比薩拉比亞。於是，我們再次受羅馬尼亞的統治。

在附近的幾個村莊裡，拒絕參加羅馬尼亞軍隊的耶和華見證人都被逮捕了，大部分被判20年勞役。警察局召見爸爸，由於他是個耶和華見證人而慘遭毒打。同樣，我也被強行帶離學校，要到教堂做禮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情勢又起了變化。1944年3月，蘇聯迅速奪取了比薩拉比亞北部。8月，就佔領了整個國家。那時，我才十幾歲。

不久，我們村裡所有身體健康的男子都被徵召加入蘇聯軍隊。但是，耶和華見證人由於嚴守中立，拒絕妥協，於是被判監十年。1945年5月，德國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結束。但許多在摩爾多瓦的見證人到1949年仍遭監禁。

戰後的磨難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摩爾多瓦遭遇嚴重的旱災。儘管如此，蘇聯政府仍然向農民徵收大部分的出產作為稅收，這導致了可怕的饑荒。1947年，我目睹陶烏有許多人餓死街頭。我哥哥葉菲姆也死了。有好幾個星期，我餓得幾乎無力動彈。後來饑荒過去了，活下來的見證人繼續公開傳道。我在自己的村子裡傳道，比我大七歲的哥哥瓦西里則在附近的村莊傳道。

見證人熱心傳道，當局開始密切留意我們。蘇聯政府知道我們公開傳道，又拒絕參與政治和軍事服務，就到我們的家裡搜查聖經書刊，更逮捕我們。1949年，附近會眾的一些見證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所以，留下來的人傳道時就更加謹慎了。

與此同時，我的身體健康出了問題，病情不斷惡化。最後，醫生說我得了骨囊性結核病。1950年，我的右腿被打上了石膏。

放逐西伯利亞

1951年4月1日，我和家人一同被捕時，右腿仍然打著石膏。我們和其他見證人一起被放逐到西伯利亞。b我們幾乎沒有時間準備，只帶了一點兒食物。食物很快就吃完了。

我們在火車上待了兩個星期之後，終於來到了托木斯克地區的阿西諾鎮，我們像牲口一樣被趕下火車。雖然天寒地凍，但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真是暢快。5月，江河的冰雪開始融化，當局就用船把我們運到100公里以外的托爾巴。那裡有一個木材苦工營，坐落在西伯利亞的針葉樹林中，就是接近北極的林地。在這裡，我們開始了苦工營的生活。當局說我們會被永遠關在這裡。

雖然在木材苦工營跟監獄的生活有所不同，但我們的一舉一動還是受人注意。晚上，我們一家人就一起睡在火車裡。那個夏天，我們搭起自己的房子，好在即將到來的冬天有棲身之地，這個簡陋的屋棚，有一半陷在地下。

由於我腿上打了石膏，不能到森林裡去工作，就被安排製作釘子。這使我有機會偷偷協助複製《守望台》雜誌和其他聖經刊物。這些出版物能夠從數千里之遙的西歐定期地被帶到我們這裡來，真是難以想像。

被捕和監禁

1953年，我的石膏脫掉了。但這一年，儘管我小心翼翼，國安會還是發現了我參與屬靈活動，包括印製聖經書刊。結果，我和其他一些見證人被判12年刑期，被關進了拘禁營。然而，在審訊期間，我們都有機會為耶和華上帝以及他對人類的仁愛旨意作了美好的見證。

我們這些囚犯最後被送到數百公里的伊爾庫茨克附近幾個不同的苦工營。被視為蘇聯政權的敵對分子都被關進這些苦工營作為懲罰。從1954年4月8日到1960年初，我一共在12個這樣的苦工營服刑。後來，我被轉到三千多公里外規模龐大的莫爾多維亞勞動營，那裡離莫斯科東南部約四百公里。在那裡，我有幸跟蘇聯不同地區的忠心見證人共處。

莫爾多維亞勞動營由許多勞動營組成，頭尾足足長30公里。蘇聯政府發現，只要允許見證人和非見證人交談，就會有些非見證人成為耶和華見證人。於是他們想盡辦法不讓我們和其他犯人有密切來往。我們的營地中，有超過四百個見證人。在幾公里外的另一個營地中，則至少有一百個基督徒姊妹。

我在營裡非常熱心地協助組織基督徒聚會和印製被偷偷帶入營地的聖經書刊。勞動營的軍官顯然發現了我的舉動，不久之後，我在1961年8月被判一年刑期，被關進聲名狼藉的弗拉基米爾營，這個營在沙皇時代興建，位於莫斯科東北邊大約兩百公里。1960年5月1日，美國飛行員弗朗西斯·加里·鮑爾斯駕駛偵察機飛越俄羅斯時被擊落，他在1962年2月之前也被關在這裡。

我在弗拉基米爾營的時候，得到的食物僅夠生存。我可以忍飢捱餓，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就有這樣的經歷，但是1961到1962年的冬天非常嚴寒，我幾乎無法忍受。牢房的暖氣管破了，我的牢房溫度降到零度以下。醫生看到我的情況危急，便安排我到一個條件沒那麼差的牢房，好渡過嚴冬最冷的星期。

繼續忍受逆境

當局以為通過數月監禁，就能夠令人意志消沉，一蹶不振。但是，我堅持不懈地禱告。耶和華的靈強化了我，我也想起一些經文，使我得著力量。

我在弗拉基米爾營期間，保羅的話是我感同身受的，他說：「我們四面受壓，卻不致陷於絕境；心裡迷惘，卻不致走投無路。」（哥林多後書4:8-10）一年後，我又回到了莫爾多維亞勞動營。我在這個營渡過了12年的刑期。1966年4月8日，我刑滿釋放。獲釋的時候，我被界定為：「不可改造」。對我而言，這就是我忠於耶和華的官方證明。

常常有人問我，在多方阻撓之下，我們是怎麼在蘇聯勞動營和監獄裡收到聖經書刊並進行印製的。這個祕密有人略知一二，正如一個在波馬營女子監獄關了四年的拉脫維亞政治犯，她在1966年獲釋後寫道：「不知為什麼，見證人總能不斷得到數量可觀的聖經書刊。」最後，她總結說：「彷彿是深夜有天使飛來，投下了這些書刊的。」不錯，只有藉著上帝的幫助，我們的活動才能順利進行。

比較自由的日子

我獲釋以後，帶頭傳道的弟兄邀請我搬到烏克蘭西部、靠近摩爾多瓦的地方，好幫助當地的弟兄。但是，由於我曾坐牢，受國安會的監視，能做的實在有限。兩年後，為了避免再次被囚，我搬到了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當地政府不常翻查移民的檔案。1969年，我父母身體非常虛弱，我就到烏克蘭照顧他們。我住在頓涅茨克這個大城市的北邊，一個名叫阿爾喬莫夫斯克的城鎮。在那裡，一個國安會的官員威脅說要把我送回監獄，正如本文開頭所描述的那樣。

事實證明，那個軍官只能嚇唬我，根本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我。我決意要繼續基督徒的職務。國安會仍然密切監視我，我就繼續照顧我父母。父親於1969年11月去世，母親到1976年2月去世，他們都至死對耶和華保持忠貞。

我回烏克蘭的時候，已經40歲了。在照顧父母期間，我和一個名叫馬麗亞的年輕女子同屬一個會眾。1951年4月初，她才八歲的時候就和父母一同從摩爾多瓦被放逐到西伯利亞，跟我們一家的遭遇差不多。馬麗亞說她喜歡聽我唱歌。我們的友誼就從那時候開始了。此後，儘管我倆都忙於傳道工作，我們還能撥出時間發展友誼。1970年，我終於能娶她為妻。

不久，我們的女兒莉迪婭出生了。1983年，莉迪婭10歲的時候，一個叛道的見證人將我出賣了給國安會。那時我是個監督，奉派探訪烏克蘭東部的會眾將近十年了。有些反對我們傳道和聚會的人，慫恿其他人在法庭上作假見證，結果我被判五年刑期。

在監獄裡，我一直與其他見證人隔離。雖然我被孤立這麼多年，但沒有任何人能破壞我跟耶和華的關係，他總是扶持我。此外，我也把握機會向其他囚犯作見證。最後，我服了四年刑期就獲得釋放，得以和妻子女兒團聚。她們都對耶和華保持忠心。

回到摩爾多瓦

我們在烏克蘭住了一年後，回到摩爾多瓦定居，那裡需要成熟、有經驗的弟兄支持。那時候，蘇聯當局允許人民有多些出入境的自由。1988年，我們來到摩爾多瓦的第二大城市伯爾齊，37年前馬麗亞未被放逐的時候就住在這裡。1988年，這裡大約有375個耶和華見證人，現在有超過1500個了！雖然我們住在摩爾多瓦，我仍然以監督身份探訪烏克蘭的會眾。

1991年3月，耶和華見證人在蘇聯得到法律認可，同時，成千上萬的人因共產主義垮台而翻然悔悟。許多人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從。所以，當摩爾多瓦成為獨立的君主共和國時，對聖經真理感興趣的人激增，甚至包括一些曾經迫害我們的人！1951年，我們被放逐之後，只有相當少的見證人留在摩爾多瓦，但在這個人口只有420萬的小國家裡，現在見證人的數目已超過1萬8000。想起很多美妙的經歷，我們把以往所受的苦楚都拋諸腦後了。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的身體健康惡化，不得不停止探訪會眾的工作。健康情況令我時常感到灰心。但同時我也體會到，耶和華知道用什麼方法令我們重新振作，他總在最合適的時候給我們所需的鼓勵。如果我有機會重頭再活一次，我會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嗎？不。相反，我希望自己在傳道工作上更加勇敢無懼，更加積極熱心。

我感受到耶和華所賜的福，我也體會到，只要是上帝的子民，無論身處怎樣的環境，都會蒙耶和華賜福。我們懷著清晰的希望，強烈的信念和穩確的保證，就是在不久的將來，在耶和華所創造的新世界裡，人人都會享有完美的健康。

［腳注］

［第20,21頁的圖片］

1953年，我們被放逐西伯利亞托爾巴時的居所。父親和母親（左），哥哥瓦西里和他兒子（右）

［第21頁的圖片］

1955年，在拘禁營裡

［第23頁的圖片］

在西伯利亞的基督徒姊妹們，馬麗亞（左下）20歲時

［第23頁的圖片］

我們和女兒莉迪婭

［第23頁的圖片］

1970年，我們的婚禮

［第23頁的圖片］

我和馬麗亞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