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上帝的工作置於首位

我的父親是芬蘭西部的農夫,大約在1911年，他從聖經學生獲得一些刊物，這些聖經學生當時聲稱1914年將會是世界改變的重要年份。到1912年，他訂閱芬蘭文的《守望台》而接獲第一份用芬蘭文印成的《守望台》，1912年12月1日刊。

我仍存有父親始於創刊第一期的芬蘭文《守望台》雜誌。從1914年及以後發生的事，父親明顯看出預言得到應驗。於是，父親成為一位熱心的聖經學生，這乃是耶和華見證人當時的名稱。

我在1914年9月7日出生，童年最早的回憶充滿父親在傳道工作上所作的努力，他在市政事務上頗為活躍，且運用他在社區中的影響力將上帝王國的好消息向人宣揚。甚至星期日他騎著去作公眾演講的那匹灰色馬也成為眾所週知。

早期交往的影響

我滿了十三歲的時候便離開家庭，到另一個地區求學。結果，我與父親教導的直接接觸中斷了，而俗世的教導開始完全影響我的思想，雖然我在內心十分敬重父親的為人，我卻運用在學校中學得的知識試圖否定他那以聖經為根據的信仰。

1935年，我進入赫爾辛基工業大學進修。耶和華見證人在芬蘭的總部設於赫爾辛基。那時他們剛有一間空房，我的父親既是見證人，我便得到許可在那裡暫住，並同時攻讀大學。

我的研讀和大學生活雖佔去我大部份的時間，但與伯特利之家（總社工作人員的總稱）的成員頻頻接觸卻對我產生莫大的影響。在這裡我可以直接見到聖經的真理在人們生活上所生的奇妙影響。在伯特利瀰漫著的基督徒精神開始逐漸模鑄我的態度。最後，在1939年九月，我終於受浸以象徵我獻身事奉耶和華上帝。自此以後，我的一生充滿了耶和華的祝福和恩慈。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活動

那年秋季較後的時間，芬蘭對蘇聯宣戰。我的信心屢次受到考驗，因我要解釋為何身為一個基督徒，我不能參加政治或戰爭的活動。我終於在赫爾辛基的國營鐵路部找到一份適合我身為土木工程師的職位。

敵人利用戰時狀況的機會使耶和華見證人的公開傳道工作差不多完全陷於停止。法院下令解散我們的基督徒組織。我們的雜誌被禁止流通，書刊被沒收，分社監督被拘留，很多見證人都被監禁。耶和華見證人之有這一切遭遇乃是因為他們嚴守中立不參與戰事之故。

但是，仍然自由的見證人繼續在能力範圍之內努力工作。例如，我們當中有一小群人代表被囚禁的人執行一項特別的工作。這一群人稱為「耶和華見證人委員會」，在其他時候有別的名稱。這一群人成就了什麼特別工作呢？

在戰爭期間，我們傳遞請願書給所有人，從共和國的總理到國會中的每一個議員。這些請願書要求除去政府加於耶和華見證人身上的禁令，或幫助受逼迫的見證人，當戰爭繼續進行之際，效果往往不易見到。但我們顯然在作見證方面有很大的成功。我們探訪過的官員仍然尊重我們，甚至對我們表示佩服。

擧例來說:戰事結束時，南斯拉夫的三位見證人被判死刑。見證人委員會與芬蘭外交部長面談這事，但他說他不能干涉別國的內政，於是我們去見國防部長，由於過去幾次的會談，我們與他已相當熟悉。出乎意料之外，他同意給予幫助，於是他為我們的基督徒弟兄寫了一封私人的信給狄托總理，死刑的判決終告撤銷。

數年前，這位前任的國防部長，現時是芬蘭國內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講者，邀請我前去與他會談。他仍清楚記得當時他為我們的基督徒弟兄寫信給狄托總理的事。他對我解釋說，即使他一生沒有作過什麼善舉，至少他在這件事上挽救了三個人的性命，他迄今仍為此而高興。

戰時的聚會

戰爭期間，我們的基督徒聚會也被禁止。雖然如此，聚會仍經常舉行。我們甚至舉行大會。你可能納罕，我們如何這樣行呢？

聚會是以私人宴會的形式擧行。例如，我發出一張由我簽署的邀請給一個人，這人是由兩位信實可靠的見證人所擔保的。於是，只需很短的時間，整個赫爾辛基地區的見證人都接獲這項邀請，參加一個「私人的宴會」，這些聚會經常在某個學生組織的會議室中舉行。大會也以同樣方式來安排，既然聚會從沒有受到阻礙，我們感到耶和華的確保護這項安排。

我們甚至間中從這些聚會發出信件給政府官員。一群見證人，共有580人，寄出一封信之後兩、三天，國家警察傳召我去盤問。審問者手裡拿著我們的信，他追查關於擧行聚會的資料。他說他們的消息如此靈通，以致街上的人彼此說些什麼話，他們差不多全都知道。然後，他追問道:「你們怎可能在赫爾辛基舉行一個這樣的聚會，而我們竟然一無所知？」而這個聚會是在離警察總部僅幾條街之遙的地點舉行的！

成家立室

1941年，戰事仍在進行中，我和凱莎·亞拉斯泰羅結為夫婦。我們成為見證人的時間一樣久。她曾是一個「先驅」傳道員，（每月要至少用一百小時從事傳道工作）。過了相當時候，我們的家庭擴張到包括四子一女在內。我們現時面對的挑戰是將對上帝的愛心及事奉他的熱望灌輸到兒女心中。

我力求幫助他們養成的第一件事就是對耶和華及他的子民懷有深刻的體會，每日早上我們討論聖經一節經文，然後禱告。除非有病，否則，從不錯過小組的聚會。每當妻子對兒女的同情心，使她忽視了以兒女的最佳利益為念時，她就以「感情用事導至喪命」這句座右銘自勉，我們得到多麼豐盛的祝福！

當我們的長女滿十三歲時，她請求我們容許她成為先驅傳道員。我們允准她的請求，但條件是她不能荒廢學業或忽視健康。在她從事先驅工作及同時上學的兩年間，她的學業或健康都沒有受到不利影響。1957年，她離開學校及家庭到遙遠的芬蘭中部從事特別先驅工作。後來她結了婚，現時和丈夫一同在芬蘭的伯特利之家服務。

搬到新的地區去

在1950年代，耶和華見證人被邀請遷往對王國傳道員需要較大的地區服務。我們一家人間中會討論這事。但是，我有一份優良的工作，而我們在赫爾辛基幽美的市郊有一所漂亮的房子。這是個教養兒女的理想地點。但後來有一天，報章上刊登工程師參加國家鐵路工作的廣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鐵路方面有些經驗，而空缺的職位正在一個僅有少許見證人的城市中。我們若真正考慮搬到需要較大的地區去，現在就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1960年冬季，一天一架巨型貨車來到已有十載是我們的家園的屋子前，載上我們的傢具財產。我們搬到赫爾辛基西北大約250哩（400公里）的聖那約基。那兒有一個細小的鐵路交叉點。當時在這個有20,000人口的小鎮中有一個由十二位見證人構成的小組，新工作的月薪僅是稍為多過以前薪金的三分之一而已。但這並沒有削減我們一家人的快樂。翌年，我們建築了一間房屋，並在同一條街道上幫助小組建築了一間細小的王國聚會所。

兒子們很成功地轉換到新的學校，而郊區的環境比赫爾辛基的環境對健康更有益，我們繼續鼓勵兒子們以先驅工作為他們追求的目標，當我們的長子在1961年離開學校，駕著我們買給他的小型舊車出發前往芬蘭北部開始先驅工作時，我心中感到無限的喜樂而不禁流下淚來。過了相當時候，他的弟弟也跟從他的榜樣。輪到第三個兒子時，顯然兩位長兄攜手合作，他們告訴他說，「你若不從事先驅工作，我們便不會與你行在同一條行人道上。」

我們的幼兒在一歲時患了非常嚴重的病，隨著日子的過去，他的疾病愈加嚴重。現時他已二十歲，但仍臥病在床，他智力衰退，不能說話。我們在家中照料他，直到九歲那年，照料他的工作變成非我們所能勝任。我們於是將他送入附近一間現代化的醫院中，經常前往探訪他。於是，當我們其他的兒子都離家從事先驅工作後，我的妻子在1970年再有機會開始先驅工作。她懷有這個目標有相當久的時間，全家人都深深體會她事奉耶和華的熱心。

體會耶和華的豐盛祝福

我常渴望能幫助家人從事全部時間的傳道工作，而我也懷著同樣的目標來調整自己的俗世事務。1967年，鐵路局的局長邀請我回去赫爾辛基管理一個部門，並加入鐵路局的董事會，我在兩個條件之下接受了這項邀請。

首先，在週末我要儘早下班以便有充份時間回家去參加小組週末的聚會，其次，當我認為自己已完成了必需的組織改革後，我會恢復以前在聖那約基的職位。然而，六個月後我被派擔任副局長，我在先前提出的同樣條件之下接受了這項升擢。

新的職位給我很多機會向平時無法接觸到王國訊息的人作見證。此外，我從事先驅工作的兒女從國家的各處來到赫爾辛基探訪我們或參加大會時，我在那兒租用的屋便成了他們暫居的地方。同時，我仍能照顧我在聖那約基小組中的責任（雖然這牽涉到極多的往返來回）而我的妻子亦有許多時間從事先驅工作。

但是，過了數年後，我覺得重返聖那約基定居的時候已到了，於是，我提醒局長我們先前訂立的協約，而他一點沒有忘記。但他從不相信我會放棄一個如此有名望的職位來恢復舊職。我在1973年果真如此行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結果，在芬蘭暢銷的幾本雜誌均刊登讚賞耶和華見證人的文章。

聖那約基的小組獲得極之優良的增長，以致1961年在我們居住的街上所建築的王國聚會所已變成太細小。於是，去年春天，我們小組的六十位王國傳道員開始在一塊從政府租來的空曠地上建築新的王國聚會所，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這個寬敞，美觀的聚會所竟在六個月之內，在九月初便大功告成。

聚會所的呈獻禮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感人的場合。我環顧擠滿了人的王國聚會所，見到有八位家人在場，包括我和我的妻子，三位兒女和他們的配偶。我們一家人中，有六位從事先驅傳道工作，並有兩位在伯特利服務！

現在我回顧過去，我可以說我和內子事奉上帝而真正享有一個充滿意義的快樂生活，如我父親過去所行一般，也如我的兒女現時所行一樣。我們期望在上帝的工作上得到更多的祝福，我們若接受耶和華的邀請去事奉他，他無疑會實現他的應許，正如他古代的先知所記載一般:「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直至再沒有匱乏］。」（瑪拉基書3:10）——外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