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繼續撒種——耶和華必使之生長
弗雷德·梅特卡夫君自述
1948年初，我在愛爾蘭南部科克市的郊區從事逐戶傳道，探訪一個小農場。我向農場主人介紹過自己的身分之後，對方立時臉色大變，憤怒若狂，高聲指責我是個共產主義者，並且氣沖沖的跑去拿草耙準備襲擊我。我立即不假思索便拔足飛奔，跑出農場，跳上放在路邊的腳踏車，不顧山路多麼陡峭，頭也不回的直向山下衝去；我以為農場主人在後面像標槍手一般正用草耙向我擲過來。
自從1946年我以特別先驅的身分從英國來到愛爾蘭共和國以來，在過去兩年間我已習慣了以上的反應。我奉派與為數大約只有24人的一小群王國傳道員一起工作。他們已歷盡當地居民的仇視和誹謗。但我堅信耶和華的靈最終必定會產生成果。——加拉太書6:8,9。
然而，在我未敘述事情的發展經過之前，讓我先談談我早年的生活及所受的訓練；這些訓練裝備我在上述艱難的環境之下仍能站立得穩。
父母的優良榜樣及訓練
家父早在1914年便接觸到真理。有一天他從英國設菲爾德參觀完一場球賽後，在回家途中讀到一張解釋死者情況的聖經傳單。在此之前，他已經上過不少教堂去尋找若干問題的答案，但卻未能獲得滿意的答覆。現今他在傳單上讀到的資料卻使他大感興奮。於是他寫信向社方索取傳單上所介紹的叢書——一共六冊，題名為《聖經的研討》。他對這些書刊愛不釋手，時常閱讀到深夜。父親很快便看出這是真理。
不久之後，他開始與當地耶和華見證人的會眾聯絡交往，這一直延續了超過40年。他大部分時間都以主持監督的身分在會眾裡服務。父親很高興見到他的兩個兄弟和三個姊妹都接受了真理。後來他的一個兄弟向一位年輕的售貨員作見證，結果她和她的姊妹也獻身成為受膏的基督徒。後來父親和他的兄弟與這兩位年輕的女子結為夫婦。
在我的家庭裡，我是四個由父母「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成人的男孩之一。（以弗所書6:4）我很慶幸父母不遺餘力地向我們灌輸真理的知識。當時社方還未有任何特別為了幫助父母教導兒女聖經真理而設計的刊物出版，但我們仍然經常每星期兩次運用《上帝的豎琴》一書舉行家人聖經研究，並且每天都討論當日經文。——申命記6:6,7；提摩太後書3:14,15。
父母在體會聚會和熱心傳道方面也立下非常傑出的榜樣。父親除了具有許多優良的屬靈品質之外，也具有高度的幽默感。兒子們都承受了他的這種特質。父母的辛勤最後導致良好的結果。如今他們的四個兒子全都已年屆60高齡，卻仍繼續喜樂地事奉耶和華。
加入先驅服務
1939年4月，我在16歲那年畢業後便成為正規先驅傳道員。父親也與我一起參加先驅服務。他給予我第一流的訓練。我們騎著腳踏車，走遍住所四圍11公里以內的地區。我們兩人每日都帶著50本冊子出外，直至分發完畢才回家。
兩年之後，我有特權獲委任成為英國第一位特別先驅傳道員。獲得這項福分無疑是一件非常喜樂的事；然而，我卻因為要離開自己那快樂、安全的神治家庭而感到難過。但隨著時間過去及憑著耶和華之助，我得以在這方面作出調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的先驅工作被迫中斷。我與其他許多青年見證人因為中立的問題被判入獄。我在達累姆監獄被視為青年囚犯，這意味到我要穿著短褲——在嚴寒的天氣下顯然十分不利。當時威爾弗·古奇（現在是英國分社委員會的統籌者）、彼得·埃利斯（英國分社委員會成員）、弗雷德·亞當斯和我——全都高約1.8米——像學童般身穿短褲站在一起，你可以試想像一下我們的樣子如何！
委派——愛爾蘭
我從獄中獲釋之後有三年時間在英格蘭的不同部分從事先驅工作，其後我接獲一項既富於挑戰，又令人十分滿足的委派——前往愛爾蘭共和國。當時我只知愛爾蘭南部差不多人人都是羅馬天主教徒，但我卻毫不猶豫地接受委派而沒有理會有些人對該國所作的消極評論。我深信這正是擴展純真崇拜的時候，耶和華必定會以聖靈幫助我。
愛爾蘭共和國的見證人大部分都住在首都都柏林，只有一兩個見證人散居其他地方。因此，該國的大部分人甚至從未見過耶和華見證人。我與另外三位特別先驅一起在科克市開始工作。在當地的確很難找著願意聆聽的人。教士們在舉行彌撒時經常警告教友不要接待我們，並且將我們稱為「共產黨的魔鬼」。甚至報章也發出警告，勸人要提防我們的活動。
有一天，一個理髮師正在用剃刀替我理髮。在交談中他問及我在科克市做什麼工作。於是我告訴他，他立時怒不可遏、破口大罵。我當時想像自己這回恐怕劫數難逃了。但最後總算大難不死，逃出生天！
暴民行凶
有時我們面對暴民向我們行凶。例如，在1948年3月的一天，我們正忙碌地從事逐戶的傳道工作，一群暴民上前襲擊我的同伴弗雷德·查芬。弗雷德在群眾追逐下逃到公共汽車的總站向汽車司機和售票員求助。但他們反而與群眾一起襲擊他。弗雷德惟有再向前跑，最後躲藏在教士住所隔壁的一道高牆後面。
與此同時，我去取回我的腳踏車。我打算返回市中心，於是經過一條橫巷，然後駛出大街，我發覺暴民正在那裡等著我。兩名男子上前奪去我的公文袋，將其中的物件拋進空中，然後對我拳打腳踢。這時忽然有一個男子出現，原來是個便衣探員。他上前制止暴民，並將我和毆打我的人一起帶返警署。
這次襲擊使我們有機會「維護及在法律上確立好消息」。（腓立比書1:7，《新世》）案件在法庭開審時，挺身營救我的警員——他本身是個羅馬天主教徒——出庭作供。六個人被判毆打的罪名。這宗案子表明我們有權從事逐戶傳道，從而有助於制止那些想訴諸暴力的人。
起初，我們以為派姊妹在科克市一類的地區從事先驅工作實在太危險。但事實卻時常顯示派姊妹前往探訪感興趣的婦女會較好。所以，剛在這次襲擊事件發生之前，社方派了兩位優良的先驅姊妹前來科克市。其中一位是伊芙琳·麥克法蘭，她後來成為海外傳道員，在智利有非常良好的工作表現。另一位是嘉羅蓮·弗朗西斯。為了前來愛爾蘭從事先驅工作，她毅然變賣了自己在倫敦的住所；後來她成了我的賢內助。
真理的種子開始萌芽
我們可以很容易認為在這樣的環境下撒播王國的種子實在是浪費時間。可是，我們卻目睹真理的種子在四處開始萌芽，這使我們對耶和華有能力使各事生長信心大增。例如，社方將一位來信索取《以上帝為真實》一書的男子的姓名地址寄給我們。地址是在離科克市約35公里的小鎮費蒙。於是我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騎腳踏車前去探訪這人。
我抵達費蒙之後向一個男子問路。他說：「啊！還要沿著路多走14公里。」於是我再次上路，最後來到位於一條鄉村小徑盡頭的一個農場。那位寫信索取書刊的青年男子正站在農場門口。我介紹過自己之後，他說：「這本書真是金不換！」我們作了一次很暢快的討論，這使我幾乎沒有留意到自己還要騎腳踏車走50公里回家。時至今日，超過40年之後，每逢我在一年一度的大會見到當日那位「青年」人查理斯·林因，我仍然樂不可支。今日，在科克市地區已有十群會眾了。
嘉羅蓮和我在1950代開始在愛爾蘭中部撒播真理的種子。1951年，有些性情溫和的人，例如「祖母」漢密爾頓和她的媳婦，對真理作出迅速的響應。這鼓勵我們在工作上繼續鍥而不舍。「祖母」漢密爾頓後來成為朗福德郡第一位受浸的傳道員。——帖撒羅尼迦前書2:13。
當時住宿的地方是個難題，業主一旦受到壓力，便會迫我們遷走。我們在一段很短的時間內曾三度被迫遷。於是我們買了一個帳幕以及防潮布和睡袋，隨身帶備在我們的Y型福特汽車內。每日的見證工作完畢之後，我們便找個方便的地方紮營。後來，我們獲得了一輛4米長的拖車，它的面積細小，設備簡陋，且沒有隔熱裝置。我們需要步行半公里才取得食水，但對我們來說，這已是奢侈的享受了。有一天，我前往打水時踏著濕滑的樹根而跌倒，向後跌進一個又長又窄、但卻不很深的井裡，當時我的幽默感的確受到考驗。即使有這麼多不便之處，我們在環務監督探訪期間仍接待他和妻子在車廂內留宿。
有時，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向我們表現出乎意料的仁慈。例如，我們在1958年到愛爾蘭西部的斯萊戈去。八年前，有另一對先驅夫婦曾在此地被逐出境。我們祈求耶和華幫助我們找到一個停泊拖車的地點。尋找了多個小時之後，我們找著一個空置了的大石礦場。一個在附近的小路放牛的男子告訴我們，石礦場是屬於他家人的物業。我們向他表明自己是一間聖經會的代表，然後問他說：「我們可以借用這個礦場嗎？」他說沒有問題。
過了一會兒，他問道：「你們隸屬於那一間聖經會？」我們頓時大感緊張！我們告訴他我們是耶和華見證人。幸好他仍保持友善，令我們如釋重負。幾星期後，他遞給我一張租用該礦場一年的收據，說：「我不會收取任何租金，但我知道你們所面對的反對，所以如果有人問你們何以住在這裡，你們可以拿出這個證據來。」
我們在斯萊戈聽聞有一個名叫馬田·伯恩斯的男子，他是個在當地廣為人知的店主及足球員。以前的先驅在這地服務時，他曾表現若干興趣。可是，他已有八年時間沒有和見證人接觸了，所以我們納罕他目前的情況如何。一經我們自我介紹之後，他面上露出的笑容已答覆了我們的疑問。多年前撒下的種子並沒有死去。至今他仍是斯萊戈一群人數不多但卻十分活躍的會眾的成員。
改變態度
許多人對我們表現敵視的態度，阿斯隆可說是個典型，1950年代，見證人開始在該地策動見證工作，教士們於是發起一項運動要所有住在城中某部分的人聯名簽署一份請願書，說他們不要耶和華見證人上門探訪他們。他們將信寄給政府當局，結果使見證人在阿斯隆的工作有若干年的時間十分艱難。有一天，一群青年人認出我是個見證人，便向我投擲石塊。我走到一間商店的櫥窗前，店主遂邀請我入內，讓我從後門逃走——其實是為了保護他的櫥窗過於要保護我。
可是，不久之前，我在1989年8月在阿斯隆為一位忠信的弟兄主持喪禮時，當時的場面令我不禁對耶和華怎樣使各事生長讚嘆不已，因為席上除了會眾的成員之外還有大約50名當地人士齊集在弟兄們自己興建的王國聚會所裡十分尊重地聆聽喪禮演講。
在基列接受特別訓練
1961年，我獲邀參加由守望台基列聖經學校所提供的一項為期十個月的訓練課程。由於這項特別課程是單為弟兄而設的，因此嘉羅蓮和我必須藉著禱告為這項邀請作一番認真的考慮。鑑於我們12年來從沒有分開過，而且內子一向都渴望能夠到基列學校受訓成為海外傳道員，所以她對於自己沒有被邀特別感到失望。可是，她為人心胸廣闊，並且總是將王國的事務置於首位，所以她毅然同意我接受邀請。能夠參加這項訓練課程的確是一項莫大的奇妙特權。其後我很高興能夠返回愛爾蘭，開始在分社辦事處工作，我有特權向1960年代初期在愛爾蘭從事栽種和澆灌工作的200多位見證人提出鼓勵。
幾年之後，在1979年，我應邀前往耶和華見證人的紐約總部參加一項專為分社委員會成員而設的基列特別課程，嘉羅蓮也有特權隨行。這成了她生命完結前的一個高潮，因為她於兩年之後便與世長辭了。在我們一起從事全時服務的32年間，嘉羅蓮從沒有在耶和華的工作上失去熱心。她自始至終均堅信上帝能夠使各事生長。
我感到非常悲痛。當時有一篇題名為「學習怎樣在失去親者後活下去」的《儆醒！》雜誌（英文版1981年2月8日刊）文章對我大有幫助，使我能夠抵受喪偶的痛苦。每逢我想起自己所失去的良伴，便不禁潸然淚下，但我將文章的提議付諸實行，在耶和華的工作上保持忙碌。
耶和華不斷祝福我
在此之前一年，即1980年4月，我出席治理機構成員萊曼·史榮高弟兄在都柏林為新建的分社大樓主持的呈獻禮。目睹當時全國，包括北愛爾蘭在內，共有1854個傳道員，令人多麼鼓舞！十年後的今日，《年鑑》報導1990年愛爾蘭達到3451個傳道員的高峰。
與此同時，我獲得一項額外的福分。我在擔任王國服務訓練班的導師時邂逅了伊芙蓮·哈爾福德，她是位秀麗、熱心的姊妹，因為自願前往需要較大的地區服務而遷到愛爾蘭來。我們在1986年5月結為夫婦，她的確在所有的神治活動上給我莫大的支持。
從學校畢業以來，至今我總共從事了51年全時的服務，其中有44年是在愛爾蘭工作。能夠看見許多一度受自己幫助的人繼續事奉耶和華，有些更成為長老和服事僕人，實在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人所能享有的最大喜樂之一就是能夠幫助別人踏上永生之道。
純真的崇拜雖在愛爾蘭受到猛烈的反對，仍能夠在一處復一處的地方開花結果，目睹這件事的確大大強化了我們的信心。目前，全國大約有3500個傳道員，分別組成超過90群會眾。的確，上帝的能力是無限的，只要我們繼續辛勤地栽種和澆灌，他必定會使之生長。（哥林多前書3:6,7）我對此深信不疑，因為我在愛爾蘭曾親眼見到這件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