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到」需要較大的地區服務50多年
埃曼努埃爾·帕泰拉基斯口述
十九個世紀之前，使徒保羅接獲一個異乎尋常的邀請：「跨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吧。」保羅樂意地接受了這個「宣揚好消息」的新機會。（使徒行傳16:9,10）雖然我不致在那麼久以前接獲邀請，但畢竟這已經是5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懷著以賽亞書6:8：「我在這裡，請差遣我！」的精神，答應「跨到」新的傳道地區服務。由於我頻頻往來各地，人們給我起了一個綽號，叫長期旅客；可是我的活動跟旅遊實在相去太遠了。不止一次，我一抵達旅館的房間，就跪下來感謝耶和華，因為他保護了我。
我於1916年1月16日在克里特島赫拉皮特拉，一個虔信東正教的家庭出生。從嬰孩時候開始，每到星期天，媽媽總會帶著我三個姊妹和我一起上教堂。爸爸卻寧願自己留在家裡閱讀聖經。我敬愛爸爸，他為人誠實，是個宅心仁厚的好人。他死時我才九歲，但他的死對我是個重大的打擊。
記得五歲的時候，我在學校念過一句話：「我們周遭的萬物都顯示，上帝是存在的。」隨著年紀漸長，我對這句話更深信不疑。因此，到11歲那年，我選用詩篇104:24作為主題，寫了一篇文章。這節經文說：「耶和華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豐富。」自然界的奇觀實在叫我著迷，連種子這麼簡單的東西也有小小的翅膀，使它能從母樹的蔭下乘風飄到別的地方。我提交文章之後的那週，老師在班上讀出這篇文章，後來更向全校同學誦讀出來。當時，教師們正設法抗拒共產主義的思想，聽到我極力證實上帝存在，他們當然感到高興。但對我來說，有機會把自己對上帝的信心表達出來，這才是我感到高興的真正理由。
問題獲得了答案
193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碰到耶和華見證人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埃曼努埃爾·利奧努達基斯走遍克里特島的城鎮和村落，向人傳道。我接受了幾部冊子，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死者在哪裡？》。我素來對死亡感到十分恐懼，我甚至不敢走進爸爸去世的那個房間。我把冊子從頭到尾讀了幾遍，獲悉聖經對死者情況的主張之後，以往那種基於迷信的恐懼也消失了。
每年夏天，見證人都到我們的鎮傳道，並帶來更多書刊給我看。我對聖經的了解一點一點地增加，只是我仍舊上東正教的教堂。可是，《拯救》一書卻幫助我作出重大改變。這部書清楚闡明了耶和華的組織跟撒但的組織有什麼分別。從那時起，我開始經常研讀聖經和鑽研手頭上守望台社的出版物。由於當時耶和華見證人在希臘仍受禁制，所以我到晚上才偷偷地研讀。可是學到的資料實在叫我太興奮，我沒法控制自己不對別人談論這些事。不久，警察開始留意我，他們不分晝夜，經常上門搜尋社方的書刊。
1936年，我第一次參加聚會。聚會地點是75英里外的伊拉克利翁。我很高興能夠跟見證人聚首一堂。他們大都是樸實的人，多數是農夫。但他們使我看出見證人的確擁有真理。於是我立時就決心獻身事奉耶和華。
我的浸禮令我畢生難忘。那是1938年一個漆黑的晚上，利奧努達基斯弟兄帶了我的兩個聖經研究和我來到海灘，禱告之後，他就把我們浸入水裡。
被捕
我第一次出去傳道就發生了許多事，我這樣說並沒有誇大其詞。我碰到一個當了教士的舊同學，我們本來談得好好的，可是後來他說，為了服從主教的命令，他要把我交給警方。我們在鎮長辦公室等候警察從鄰近村莊抵達時，外面聚攏了一群人。於是我拿起一部放在辦公室的希臘語新約聖經，根據馬太福音24章向群眾發表演講。起初這些人不愛聽，但我那個當了教士的舊同學插手干預，他對他們說：「讓他講，這是我們希臘正教的聖經。」結果我講了一個半鐘頭。因此，我第一次做傳道時也同時發表了第一個公眾演講。演講完畢，但警察仍沒有到達，於是鎮長和那個教士決定叫人把我逐出這個鎮。我走到第一個拐彎就拔足飛奔，好躲避他們投擲的石頭。
第二天，主教帶同兩個警察到我工作的地方把我逮捕。在警察局裡，我有機會運用聖經向他們作見證。法律規定一切聖經書刊必須得到主教的許可才算合法，我的書刊沒有得到認可，所以他們控告我試圖改變別人的宗教和分發非法書刊。我暫時獲釋，等候審訊。
審訊是在一個月之後。我在答辯時指出，我向人傳道不外是聽從基督的命令罷了。（馬太福音28:19,20）法官挖苦我說：「但下這個命令的人已經被人釘死了。很可惜，我沒有權力把同樣刑罰加諸你身上。」然而，有個我不認識的年輕律師站起來替我申辯。他說，在共產主義和無神主義情緒如此高漲的時候，這些年輕人卻維護上帝的話語，法庭對此應感到驕傲才對。然後他上前，對我給法庭的書面答辯表示謝意。由於賞識我年紀這麼輕，他願意不收分文替我辯護。控罪的最低懲罰本是坐監三個月，但法官只判我坐監十日，和罰款300德拉克馬。這些反對非但沒有使我畏縮不前，反而加強了我對事奉耶和華和維護真理的決心。
另一次我被拘捕時，法官看見我氣定神閒地引用聖經，於是他叫主教離開他的辦公室，說：「你的責任完成了。讓我來處理這宗案件吧。」然後，他拿出自己的聖經，接著整個下午，我們都在談論上帝的王國。這些事例鼓勵我，即使面對困難，仍要繼續熬下去。
被判處死刑
1940年，我被徵召入伍；我寫了一封信解釋自己無法入伍服役的原因。兩日之後，我被逮捕，警察狠狠地毆打我，然後把我送到接近阿爾巴尼亞的前線，接受軍事法庭審訊；理由是，我因為自己良心的緣故拒絕參與。軍方告訴我，他們關注的不是我的做法是對還是錯，而是我的做法會對軍心造成不良的影響；結果我被判處死刑。但由於有個法律上的漏洞，我被改判坐十年苦工監，這時我才鬆一口氣。接著幾個月，我被囚在希臘的軍事監獄裡，境況苦不堪言。直至今日，我在身體上仍受到這些創傷所影響。
監獄阻止不了我向人傳道。絕對不能！我很容易跟其他犯人展開談話，因為許多人都很想知道，一個平民為什麼會被關在軍事監獄裡。我跟其中一名態度誠懇的年輕男子開始交談，後來這個討論成為一個在監獄院子裡主持的聖經研究。三十八年後，我在大會再次遇到這個男子，他不但已經接受真理，而且是萊夫卡斯島上一群會眾的長老了。
1941年，希特勒的軍隊入侵南斯拉夫，我們被解到南部的普雷韋扎監獄。在前往普雷韋扎的途中，我們的隊伍遭德國轟炸機襲擊，所有囚犯都得不到食物。我把留下的小量麵包吃完之後，就向上帝禱告：「你救我逃脫了死刑，如果你定意要我死於飢餓，願你的旨意成就好了。」
第二天，一個軍官在點名時把我叫到一旁，他獲悉我來自什麼地方，父母是誰，和為什麼要坐監之後，就吩咐我跟他走。他帶我來到鎮裡的軍官宿舍，領我到一桌麵包、乳酪和烤羊肉前，並告訴我可以隨便吃。但我解釋，良心不容許我吃，因為其他60個囚犯一點食物都沒有。這個官員回答說：「我怎能餵飽所有人！你爸爸有恩於家父，在道義上，我有責任照顧你，不是照顧其他人。」我回答說：「要是這樣，我寧可回去好了。」他想了一會，拿了一個大袋給我，然後任我拿走所需的食物。
回到監獄，我放下這袋食物說：「各位，這是給你們的食物。」很巧合，就在前一個晚上，由於我沒有跟他們一起向聖母瑪利亞祈禱，他們就把其他囚犯的不幸境況歸咎於我。可是，有個共產黨員挺身為我說話。現在，看了這些食物，他對其他人說：「你們的『聖母瑪利亞』在哪裡？你們說這個人連累我們，但現在，他卻是帶食物給我們的人。」然後他轉身對我說：「埃曼努埃爾，來為我們作個感恩禱告。」
不久之後，德軍向前推進，監獄守衛聞風逃跑，囚犯因而重獲自由。我前往帕特拉斯，希望在這裡找到其他見證人；到1941年5月底，我才去雅典。在帕特拉斯，我找到一些衣物和鞋子，洗了一年多以來的第一個澡。我傳道的時候，德軍經常把我截停，但從沒有把我逮捕，這種情況延續到德軍佔領結束為止。有個德軍對我說：「在德國，我們槍殺耶和華見證人；但在希臘，我們倒希望所有仇敵都像見證人一樣！」
戰後的活動
希臘好像沒有厭倦戰爭似的；從1946到1949年，這個國家發生了內戰，全國再度兵荒馬亂，死去的人數以千計。在這段期間，即使僅是參加聚會也會被人拘捕，弟兄們的確需要格外的鼓勵才能保持堅定。有幾個弟兄因為持守中立而被判處死刑。儘管這樣，許多人仍對王國信息作出響應，每個星期都有一兩個人受浸。自1947年起，我日間在社方設於雅典的辦事處工作，晚上就以周遊監督的身分探訪各群會眾。
1948年，我很高興被社方邀請到美國的守望台基列聖經學校受訓。但我有個難題。由於以往曾被判罪，我無法拿到護照。可是，我有個聖經學生跟一個將軍有點交情。多虧聖經學生的幫忙，僅幾個星期，我就拿到了護照。在我離開雅典之前不久，我因向人分發《守望台》雜誌而遭逮捕，這件事使我感到憂慮。警察帶我去見雅典國家安全警察的指揮官。但令我驚訝不已的是，這個人原來是我的舊鄰居！警察解釋逮捕我的原因之後，就把一包雜誌交給指揮官。我的鄰居從抽屜裡拿了一疊《守望台》雜誌出來，然後對我說：「我還沒有最新的那期，可以給我一份嗎？」看到耶和華正在指引事態，這使我感到多麼欣慰！
參加1950年第16屆基列訓練班是個多姿多采的經驗。課程完畢，我被派到塞浦路斯，在那裡，教士對見證人的猛烈反對跟希臘大同小異。我們不時要面對希臘東正教教士煽動充滿宗教狂熱的群眾。1953年，官方不肯延續我在塞浦路斯的簽證，於是社方委派我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去。我在這裡同樣只逗留了很短時間。希臘和土耳其的政治緊張狀況顯示，即使我在傳道工作上獲得很好結果，我仍要到另一個委派地區去，就是埃及。
在監獄的時候，我曾記起詩篇55:6,7的話。大衛在經文裡表示渴望逃到沙漠去。我從來沒有想到，我真的有一天會來到沙漠。1954年，經過一段疲乏的旅程：坐了幾天火車，再坐船渡過尼羅河，我終於抵達目的地，蘇丹的喀土穆。我只想淋個浴，然後就上床睡覺。誰知我忘了當時是正午，房頂水箱的水熱得把我燙傷。有好幾個月，我不得不戴上一頂遮陽帽，直至我的頭皮復原為止。
獨自一人在撒哈拉沙漠的中部，最近的會眾也在一千英里以外，我時常有一種與世隔絕之感。但耶和華扶持我，使我有力量支持下去。鼓勵的來源往往令人意想不到。有一天，我碰到喀土穆博物館的館長，他是個通情達理的人，我們交談得非常愉快。他知道我有希臘血統之後，就問我能否到博物館為他翻譯一些製品上的銘刻，這些製品是從一所公元六世紀的教堂裡找到的。我們在一個密不透風的地下室五小時，找到了一個碟子，上面刻了代表耶和華名字的四字母詞。試想想，我多麼喜出望外！在歐洲的教堂裡看到上帝的名字不會使我感到意外，但在撒哈拉沙漠的中部找到這個名字就十分罕見了。
1958年國際大會之後，我被委派作帶務監督，負責探訪近東、中東和地中海一帶26個國家。我時常無法預料自己能夠怎樣應付困難，但每次耶和華總給我打開一條出路。
耶和華的組織對處於孤立情況的見證人所表現的關注，時常使我深受感動。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在油田工作的東印度群島裔弟兄。看來他是這個非洲國家惟一的見證人。在他的衣物櫃裡，他預備了18種不同語文的書刊，用來分發給自己的同事。甚至在這個嚴禁外來宗教的地方，我們的弟兄仍不忘自己身負傳好消息的責任。他的同事看見弟兄的宗教團體有人來探望他，這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9年，我探訪西班牙和葡萄牙。當時這兩個國家同樣受到軍政府的獨裁統治，耶和華見證人的工作遭受禁止。在一個月內，我主持了百多個聚會，鼓勵弟兄不要因情況惡劣就半途而廢。
不再形單影隻
20多年來，我一直保持獨身，並以耶和華手下全時傳道員的身分服務，但忽然間，我開始對居無定所的飄泊生涯感到有點累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結識了安妮·比亞努奇，她在突尼斯做特別先驅。我們在1963年結婚。她對耶和華和真理的熱愛，對服事職務的投入，以及她的教導藝術和語言天分，這一切特質都對我們在西北非和意大利的海外傳道及環務工作有莫大的幫助。
1965年8月，我和妻子被派到塞內加爾的達喀爾服務。在那裡，我有榮幸負責成立當地的分社辦事處。塞內加爾對宗教懷有寬容的態度。1970年代，耶和華見證人在馬拉維飽受殘酷的迫害，非洲幾個國家元首曾致信馬拉維總統班達，表示支持耶和華見證人，塞內加爾總統利奧波德·桑戈爾也是其中的一個。
耶和華的豐盛祝福
1950年，我離開基列學校到塞浦路斯時，當時我有七件行李。前往土耳其時，我的衣箱已減至五個。出門多了，我已經學會只帶20公斤重的衣物，包括我的小型打字機在內。有一天，我對當時的社長諾爾弟兄說：「你使我獲得保護，不致變成物質主義者。雖然我只有20公斤的行李，我的生活倒也不錯。」雖然不算豐裕，但我從來沒有缺少什麼。
我出門的最大難題是出境和入境。一天，在一個工作受禁制的地方，海關職員翻開我的文件檔案來看。這可能對當地見證人造成危險。於是，我從外衣拿出一封妻子寫給我的信，然後對關員說：「我看你喜歡讀人家的信，這封信是我太太給我的，我沒有存進檔案，你要拿去看嗎？」這個職員登時感到十分尷尬，連忙致歉就讓我通過。
自從1982年以來，我和妻子一直在法國南部的尼斯從事海外傳道工作。由於健康日走下坡，我已經不能像以往做那樣多了。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喜樂已經減少。因為我們看出，自己的『勞苦並不是枉然的』。（哥林多前書15:58）我很高興能目睹多年來自己有機會與之研究聖經的人，還有40多個家人都忠心地事奉耶和華。
對於自己「跨到」有需要地區服務所作的種種犧牲，我絲毫沒有感到後悔。畢竟，無論我們犧牲什麼，我們所付出的遠遠比不上耶和華和他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所做的。每逢緬懷自己認識真理60年來的經歷，我可以說耶和華的確已經豐豐富富地祝福我。正如箴言10:22說：「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
毫無疑問，耶和華的「慈愛比生命更好」。（詩篇63:3）隨著年事日高所帶來的不便與日俱增，我時常在禱告中提及上帝靈示詩篇執筆者的話：「耶和華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因為你是我的盼望；主耶和華啊！你是我自幼以來所倚靠的。上帝啊！我自幼以來，你就教導我；直到現在，我還是宣揚你奇妙的作為。上帝啊！到我年老髮白的時候，求你仍不要離棄我」。——詩篇71:1,5,17,18，《新譯》。
［第25頁的圖片］
我與妻子安妮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