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各行其是？

托尼·莫頓在他的論文《科學界莫衷一是——論科學家的動機和工作方式》裡說：「科學的宗旨是探求世界的真理，我們雖然不應該忽略這一點，但我們也要知道，基於心理和社會的因素，科學往往同它的宗旨背道而馳。」這確是實話。科學家的發現有時看來會受名利心，甚至是個人的政治取向所影響。

早在1873年，英國著名法學家杰塞爾勳爵指出，上述因素也影響到法庭審理的案件，情況令他十分擔憂。他說： 「［提供］專家證供或證據的人，往往是以提供證據或證供為生的。在所有案件中，這些人都由於出庭作證而獲得報酬。這麼一來，無論他為人有多誠實，他的心也自然會偏袒雇用他的一方；我們也實在看見有這種偏頗的情況出現。」

且以法醫學為例。某上訴法院指出，法醫學家也可能「認人不認理」。《尋求》雜誌評論：「警方尋求法醫學家的協助，可能令雙方建立起一種關係。……受聘於政府的法醫學家可能認為，他們的職責是協助警方。」愛爾蘭共和軍曾涉及英國的「馬圭爾」（1989年）和「沃德」（1974年）炸彈襲擊案。雜誌以這宗案件為例，指這次訴訟「足以證明，一些經驗豐富、頗有聲譽的科學家，也可以故意捨棄不偏不倚的科學精神，還自覺有義務要協助控方」。

另一個突出的事例是澳大利亞的「林迪·張伯倫案」（1981-1982年）。這個案件後來被改編為電影《夜裡呼號》（A Cry in the Dark）。事件中，張伯倫太太被控謀殺自己親生的嬰兒阿扎賴亞。法醫學專家提供的證供，明顯對她十分不利。雖然她堅稱殺死她女兒的其實是一頭澳洲野犬，但她仍舊被定罪入獄。多年後，女嬰死時所穿的骯髒血衣重見天日，經仔細調查後，先前的證據再站不住腳了。林迪最終沉冤得雪，從監裡獲釋，並因被誤判有罪而獲發賠償金。

每逢科學家之間起了紛爭，他們的爭議可以演變成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的局面。數十年前，威廉·麥克布賴德醫生指責某藥物生產商生產薩立多胺，指這種本來用作舒緩孕婦晨吐的藥物，可以引致胎兒肢體嚴重殘缺。這件事當時是國際新聞，也令麥克布賴德醫生一夜成名。可是，多年後，他在進行另一個醫學研究的時候，一名曾當醫生的記者卻指控他竄改數據，結果令他被判觸犯科學欺詐罪和違反專業操守罪，從澳大利亞的醫生註冊名單中除名。

科學的爭論

電磁場是否威脅人畜的健康是個頗具爭議的課題。有些證據指我們周遭正大受電磁波所污染，污染來源從高壓電纜、個人電腦，到家用的微波烤爐不等。有些人更聲稱，長年使用手提無線電話會令腦部受損。還有一些人說，科學研究顯示，電磁輻射可以導致癌症和死亡。例如，《澳大利亞人報》報導： 「一名男童懷疑由於睡［床］接近高壓電纜，結果患癌而死，英國某公營電力公司因此被起訴。」墨爾本的職業病醫學顧問布魯斯·古金醫生發現，「在悉尼的主要電視塔方圓4公里居住的兒童，患上白血病的比率是這個範圍外的兒童的兩倍」。

環保人士大聲疾呼電磁波的害處，不免令大企業和其他商業利益集團損失無數金錢。為了向他們所謂的「無端恐懼運動」反擊，他們於是拉攏持另一派意見的科學家來支持自己。

我們再看看有關化學品污染的爭論。有些人把二氧芑形容為「人類製造的最毒化學品」；邁克爾·富門托就說，它「幾乎是生產某類除莠劑時必定產生的副產品」（《科學四面受敵》）。這種化學品也是「橙劑a的主要成分」。越南戰爭後，這種化學品的知名度攀上了最高峰。越戰退伍軍人和化學品製造商之間展開了連場激烈的訴訟，雙方都各有一批科學專家做後盾。

跟環境有關的議題，例如全球氣溫上升、溫室效應、臭氧層變得稀薄等，也同樣越來越受到公眾的關注。《堪培拉時報》報導南極洲的環境隱憂時說：「在［南極洲］昂韋爾島上的美國帕默科學基地，科學家的研究顯示，浮游生物、軟體動物等低等生物受到強烈的紫外線輻射所破壞，這種破壞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從食物鏈擴散開去。」不過，也有不少科學家唱反調，聲稱臭氧層變得稀薄和全球氣溫上升都是不必憂慮的現象。

所以，到底誰是誰非呢？世上每一種說法，每一個論點，似乎都總可以找到一些科學家來證實，又總可找到一些科學家來推翻的。正如《範例的失落》指出：「除了理性和邏輯外，社會當時的風氣也支配了什麼是科學的真理。」邁克爾·富門托對二氧芑事件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我們都可能是受害者，至於是實際中毒，還是給完全虛假的消息騙倒而受害，就視乎我們聽了哪一方的意見而定。」

不過，有些轟動一時的科學災難，不是解釋一兩句話就可以了事的，科學界實在責無旁貸。

「極慘痛的災難」

愛因斯坦在1948年8月29日發表了一篇宣言，題名為《向知識分子進一言》，其中就科學暗淡的一面作了發人深省的評論：「我們從痛苦的經歷知道，本著理性的思考仍不足以解決我們社會生活的各樣難題。深入的研究和埋頭的科學工作，往往是人類災難將至的先兆，……是為他們的自我大毀滅鋪路。這種情況實在是極慘痛的災難！」

最近美聯社的一則報導說：「英國承認曾以人類測試輻射。」英國的國防部證實，政府在過去40年來一直對人類進行輻射實驗。其中一次實驗是5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亞南部馬拉靈加的原子彈試爆場地進行的。

馬拉靈加這個地名源自當地的土語，意思是「雷聲」。這個地方人跡罕至，是英國進行科學實驗的理想地點。第一次試爆後，人人都欣喜若狂。我們從墨爾本一份報章的報導讀到：「［輻射］雲一散去，一輛輛卡車和吉普車，載著英國的、加拿大的、澳大利亞的和新西蘭的軍人來到爆炸場地僅5英里外的地方。他們站在土坑裡，面對著爆炸的場地，人人臉上都掛著笑容，像剛剛野餐回來似的。」

英國《每日快報》的科學專欄作家查普曼·平徹更作了一首歌，題名為：「想著念著蘑菇雲」。這還不止，英國政府一名大臣還保證，試爆完全按計劃進行，澳大利亞人不會受輻射威脅。不過，多年後，當年暴露在輻射下的軍人紛紛死去，笑容不再復見，要求賠償的聲音卻此起彼落。沒有人再「想著念著蘑菇雲」了！馬拉靈加由於受輻射污染，  到今天仍然是禁區。

美國內華達州的核試也看來有相同的發展。有些人認為，事情是個政治把戲，而不是科學的錯誤。美國第一枚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試爆。當年參與研製工作的首席科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說：「該不該使用氫彈，決定的責任不在科學家，而是在美國人民和他們所選擇的代表身上。」

其他災難

在醫學界，輸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標準療法。科學界對輸血大加讚許，宣稱這種療法不但可以救人，而且十分安全。可是，愛滋病令醫學界從沾沾自喜中驚醒過來。忽然間，理應用來救命的液體有時竟變成了殺人兇手。澳大利亞悉尼一間大規模醫院的管理人員告訴《儆醒！》：「幾十年來，我們一直給病人輸入一種我們也不大了解的東西。它所帶有的某些疾病，我們更是毫不認識的。我們仍舊不知道我們輸給別人的是什麼，因為我們無法徹底測試一種我們不認識的東西。」

利用生長激素治療不育婦人是尤其可悲的事例。有些婦女希望生孩子，令生活得到更大滿足，這種治療對她們實在像天降甘霖一樣。多年後，部分接受過這種治療的婦人離奇死去，死前都患上令腦部退化的海綿狀腦病。患上發育障礙的兒童接受過相同的激素治療後，後來也紛紛死去。研究人員後來發現，科學家原來是從死人的垂體提取激素的。由於有些屍體帶有海綿狀腦病病毒，結果令其中幾批激素受了感染。更糟的是，受過激素治療的婦女中，有些在海綿狀腦病的症狀出現前捐過血。由於這種病的病毒是沒法檢驗出來的，所以有些人恐怕，現時血庫裡有些血液可能帶有病毒。

凡是科學都不免涉及冒險成分。難怪《科學超越常理》指出，科學「令人既欣賞又害怕；既代表著希望又代表著絕望；既被視為現代工業化社會種種禍害的根源，又被當作這些禍害的解救來源」。

可是，我們可以怎樣避免身受其害呢？我們可以怎樣持平地看科學呢？下一篇文章對我們很有幫助。

［腳注］

［第6頁的精選語句］

一名政府官員說，沒有核輻射的危險

［第7頁的精選語句］

馬拉靈加核試場受輻射污染

［第8頁的精選語句］

「該不該使用氫彈，決定的責任不在科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原子科學家

［鳴謝］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第9頁的圖片］

「我們從痛苦的經歷知道，本著理性的思考仍不足以解決我們社會生活的各樣難題。」——愛因斯坦，物理學家

［鳴謝］

U.S. National Archives photo

［第5頁的圖片鳴謝］

Richard T. Nowitz/Corbis

［第8,9頁的圖片鳴謝］

USAF 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