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我一生的目标

由捷斯菲尔君（A．W． Checksfield）叙述

1940年的一天，有一位年纪相当大的妇人进入我在英国伦敦的办事处，并且向我出示她的见证卡片。我看过之后将卡片递还给她说:“我对宗教没有兴趣。”

不过，她显然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她并没有接受我客气的逐客令，却径自往下解释（真正的）基督教和（虚伪）的宗教之间的巨大区别。这个简短的传道演讲确实‘说动’了我。我留下了《救恩》这本书和几本《慰藉》（如今改名为《儆醒！》）杂志。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开始阅读那本书。不过，在我读完书中题名为“危急”的简短序言之后，我注意到几段圣经的摘录，于是我便把书抛开去睡觉了。很奇怪地，虽然我只看了书中的几页，我研读到的资料竟使我念念不忘以致我把这本书和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放在一起。这便是我和耶和华见证人所传的王国信息首次接触的经过。

虽然种子已在那时播下，浇灌却在几个月之后，直至那年的年底才来到。那天耶和华见证人在他们的逐户传道工作中来到探访我所住的一家公寓中楼下的住客，他邀请我到下面和他们一同听卢述福氏（J． F. Rutherford）所作的一个题名为“政府与和平”的录音演讲。我接受了邀请，并且和他们约定在家里开始用《救恩》这本书作辅助来研究圣经。我进步得很快，因为我对于认识耶和华和他的爱子基督耶稣以及事奉他们怀有非常热切的愿望。使那时候开始，我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为将来的传教工作打下更稳固的根基。——提摩太前书6:19。

三个月之后，我立下誓愿要终生事奉新世界的统治者。一个月之后（1941年4月）我在伦敦英国分社的一个私家游泳池中以水浸礼为象征公开表明了这个誓愿。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分社仆人勉励我说:“兄弟，要保持忠心！”由于深深感到时代的紧急性，同时相信我以前的导师所作的错误预测（他说哈米吉多顿最迟在五年之内必定来临），我决定要在1946年之前便“进入方舟”——意即进入新的事物制度之中；是的，在哈米吉多顿爆发之前便进入其中。可是，当1946年的4月来到时，哈米吉多顿并没有随之而来，但我却收到社方的一封信邀请我到守望台的基列圣经学院受训做海外的传道工作。

从1941至1946的那段“等待”时期是我一生中最感觉兴奋和最奇异的一段时期。我在那段期间中的经验无疑‘为将来打好了稳确的根基，’但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经验使我迅速地在灵性上进至成熟的地步。受了浸之后四个月，我决定以全部时间追求我一生的目标，于是我申请做先驱传道员。1942年一月，我结束了我的业务，于是便开始从事地上最快乐和最荣誉的工作；我成了伟大的造物主耶和华上帝手下全日的传道员。我所获得的第一个工作地区是英国中部的一个乡村，社方并且委派我照顾当地一个人数很少的小组。八个月之后，在同年的八月我获得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任务”——由于我拒绝在罗马书13:1所描述的“在上有权柄者”之外事奉任何其他的权威，我被关进监狱里。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它是和基督在马可福音13:9及启示录2:10所作的训示一致的。我在监狱里所获得的生活经历是:（1）大量吸收属灵的粮食以克服缺乏物质食物所形成的艰辛。（2）紧守每日研读圣经的时间表。（约伯记23:12）因此对我说来将这种监禁的地方称为“学院”倒是颇恰当的。事实上，由于我遵照彼得前书3:15的训示而运用我所学得的知识，一个时常听我讲解我的希望的狱卒也变成了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和传道员。

我可以顺便在此提及一件事。在参加完1953年的纽约大会之后，我回到英国作短期的逗留，在那里我竟又遇见了这位狱卒。这是我在1943年从“学院”被释放之后头一次和他会面。我们都为这次重逢感觉欣喜万分。我现在仍能感觉到他在伦敦一间王国聚会所里给我的热烈拥抱。

当我在不同的“学院”里服役期满而以优等成绩“毕业”之后，我接到另一个工作任务；但这项任务是直接从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通过守望台社）而来的。它派我和属于“受膏”阶级的一位年老忠心的先驱传道员弟兄一同工作。和“马蹄”尼得一起工作实在是一件极大的荣幸，他当时巳有了廿五年以上用全时间从事传道工作的经验。在我们的地区工作相当艰苦，因为我们的区域是英国南部一个极军事化和宗教性很浓厚的市镇。当时正值盟军在欧洲登陆的“D日”之前几个月。可是，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之后，由于当局采用“猫捉老鼠”的手段，我又被关入当地的一家“学院”里服役。当地的报纸曾对我的案件大事宣传。从读者写给报纸的信函看来，有些人对耶和华见证人在战争期间所保持的中立立场颇表赞许，有些却不甚赞同。当我“毕业”之后，我首先协助该小镇的小组变成坚定稳固。接着我被社方派到北威尔斯的一块偏僻地区和一位来自英国北部的青年先驱传道员弟兄一同担任特别先驱传道员的工作。

在北威尔斯的海边和山地和我的新同伴一同工作的十八个月的确是一段快乐的日子。在那里由于战时的粮食配给，我们有时会因为缺乏粮食而挨一些苦。在这方面我们有过一次不平常的遭遇。1944年的冬季，我们正暂时住在一家旅店里，当时我们的环境相当困窘。突然旅店的主人，一位老太太，告诉我们说她要到威尔斯南部探访她的女儿，并在那里逗留一两个月，因此她打算把这座具有十七间客房的旅社和其中满置食物的橱柜交给我们替她照管！因此两周之后，当弟兄们的仆人（如今称为环务仆人）来探访我们时，我们遂能够殷勤招待他而让他享受旅店中最好的房间。

随着1945年的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战时出入监狱的“猫与老鼠”制度亦随之结束。那一年守望台社的社长诺尔弟兄突然探访英国，并且呼召弟兄们参加海外传道的工作。于是我也作了申请。

1946年来到，我收到了到基列学校受训的邀请；于是我开始了一段旅程，但不是渡过哈米吉多顿进入一个洁净的地球而是到海外从事传道的工作。我们在那年五月的最后一日离开英国前往美国。我们所搭的那只一万四千吨的海轮在大西洋中犹如一只火柴盒一般滚摇了十四天。接着我们参加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大会，从那里我们前往基列学校加入该校第一届的国际班，接受五个月海外传道工作的严格训练。这些都是我长久忆念的日子。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伦敦的贫民区中渡过的，那时街车仍然由马来拖拉，而一般人的教育程度亦较今日为低，因此我深为能否成功地在基列毕业而担忧。但是凭着信赖耶和华和努力地研读，并且听从社长在开学典礼时所作的训示（“只要努力不要忧虑”），再加上教授们和同学们的协助，我终于能够以优良的成绩顺利毕业，由此获得充分的装备从事将来的海外传道工作。在学习期间，我们心中都怀着一个疑问:“既然我们来时所购的船票都是单程的，我们在离开这里之后会朝什么地方去呢？”在毕业那天这个疑问终于得到了解答。我和另一位澳洲籍的弟兄被派往菲济群岛工作。在往菲济之前我们先在布洛克林的总部和工厂里逗留数日以学习办事处的工作程序等。

最后我们终于离开了美国的海岸前往我们的新家乡。我们的心中满怀着对于许多热诚慷慨的美国弟兄的情谊和我们一同渡过的许多愉快日子的回忆。在海上渡过了十四日之后，我们在1947年的四月，毕业后的八个星期，也差不多正好是我受浸献身事奉耶和华的六周年，抵达了菲济岛。

在地理上菲济群岛位于热带，因此有时气候会很炎热，尤其是从十一月到四月的潮湿台风季节。我们到达时正值湿热的季节——而且恰好是耶稣受难纪念的前一天。在菲济的首都苏华城里的小组举行了一个纪念的聚会。这样遂使我们有机会见到和认识我们将与之一同工作和为其服务的弟兄姊妹们。四天后我们正式开始从事逐家逐户的传道工作，每个月我们都分派许多箱的书籍和小册，并且分发很多杂志和获得许多订户。

不久之后我受到头一个考验，那便是岛上炎热的气候，因为我一向都偏爱干燥凉爽的气候。我的这种偏爱可以从下面所述的一件事表明出来。在我们抵达菲济之前的六个星期，当基列的毕业典礼刚举行过之后，我跃入基列学校冰冻的泳池里，而其他的弟兄正在将地上的冰块打碎准备积存起来供夏天之用。当时我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只是想回答几位美国弟兄善意的取笑，向他们证明我能够吃得消他们的各季气候而已。不过，在一群包括菲济人，印度人，中国人，欧洲人，欧亚混血儿和来自萨摩阿岛及其他太平洋岛屿的土人的复杂人口中从事传道工作的头一年是非常令人兴奋和有趣的。但第二年就有点不大对劲了；因为如今新的环境和土人的习俗等都变得平平无奇了。同时由于喜欢比较凉爽的气候，我开始染上了一点“思乡病”。此外当地的政府亦开始变得不友善，他们开始限制社方的书籍入口和作了其他许多令人困恼的措施。这场忍耐的考验在我的同伴由于健康不佳而离开菲济返回澳洲时显得更为艰难。除此之外，我还染上了一种“自怜”病。

但是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向你报导，到了第三年（1950年）这种看来很大的考验和各种的困难终于被我克服了。我怎样成功的呢？借着全心倚靠耶和华和他那伟大的神治组织，借着在事奉他的工作上保持勤奋忙碌，并且决心做基督手下的一个“精兵”而紧守工作的岗位。此外总社，澳洲分社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弟兄们亦不断地给我很多的勉励。在过去八年的海外传道工作中，我的确尝到了耶和华的美善。

是的，由于紧守着上帝委派给我的工作岗位，我获得了多么大的喜乐！我尝到看见上帝赐给我的工作果实时的喜乐；我看到许多我在艰苦奋斗的日子所接触的人决意献身给耶和华而以水浸礼象征他们的誓愿，同时我更有荣幸在事奉上帝的快乐工作上训练他们。现在他们中间有些已在苏华的小组里担任仆人的职位，有几位更参加了经常的和假期的先驱传道工作。由于当地政府不准其他的守望台传教士到本地协助我们，我只好单独地继续从事海外的传道工作。但是本地的弟兄对于参加先驱传道工作的呼召有很良好的反应。有三个年青的普通传道员，都是欧亚混血儿，其中一个是弟兄，两个是姊妹，已加入了以全部时间事奉耶和华的人的快乐行列。每一年我们在这里都看见新世界社会的人数不断增加。到1955年我们已有一个由五十余人构成的小组，这比我在1947年初到菲济时增加了五倍。

此后不久我开始到维提利伍岛（大菲济岛）上偏僻的地区中一些种植甘蔗的印度人和菲济人中间从事传道工作，平均每个星期主持廿三个家庭圣经研究班。当这些人问我什么时候返回英国时，我总是回答说我一点也不愿离开菲济，因为在我看来地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比这里更好。他们听到我的回答都觉得很高兴。在另一方面，我有一次听到一位黑肤的菲济人在别人嘲弄他对耶和华见证人感觉兴趣时回答说:“他的皮肤虽然是白色，他的心都是‘黑色的。’”我不禁为此感到衷心的欣喜。对所有“白种”的见证人说来，这句话都是真实的。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同伴正在基列学校受训。我正期待在1958年杨基运动场的国际大会中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在基列学校的历史上，他将是第一位菲济籍的毕业生。现在我仍然继续作海外传道员和担任老士加小组的组务仆人。作海外传道员的这几年的确是一段快乐而大受上帝祝福的日子。目前菲济岛上的传道工作正在迅速扩展中，我们热望有些愿意到需要大的地区服务的弟兄能够到这里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深深地相信我若接受提摩太前书4:16的忠告而紧守我的工作岗位，我便会“为将来立下稳确的根基；”是的，为将来哈米吉多顿大战之后在上帝的新世界里永远为他服务的权利立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