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是俗世的一部分吗？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次到英国去的旅途中。在一间具有历史性的年代久远的教堂里，向导员正指着墙上肥胖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微笑着的一幅画像——这位国王曾有妻室六人其中两人后来被他送上断头台——说:“我敢打赌他的妻子不敢问他昨晚在那里！”
听到向导员这么说，我心里不胜诧异，而举头再对这位英王望多一眼；我不禁对自己问道:“他们究竟崇拜谁呢？为什么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国王便将他的画像挂在教堂里作装饰呢？特别是人人都知道这个国王的所作所为根本是和基督教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1可是，即使你对“基督教”的欧洲作一次走马看花式的观察，你也会看出与其说宗教已改变了世人的信仰无宁说宗教已在一个可惊的程度上变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在基督教国所有的教堂里被人诵读的圣经将一般与俗世为友的宗教领袖称为“淫乱的人，”因为这些人自称为基督的新妇，但实际却对基督不忠。（雅各书4:4）令人吃惊地，我们发现有许多宗教领袖竟与劣迹昭彰的暴君交换互惠的条件，甚至直接任命他们。
我曾读过罗马天主教的大学教授们所著的《天主教在法国的历史》一书。根据这一本书所说，第六至第八世纪的教会道学家们“似乎对于国王的贪污及从事掠夺的战争以自肥一事毫无半点惊愕的感觉。”可是他们认为国王不应“单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运用这项权力，反之国王应该同时支持天主教会。这种情形的显然结果便是，正如该书所描述，这些国王“生活在教士们的包围中。”2
第五世纪的高庐王（King of Gaul）克罗维斯（Clovis）便是生活在这种气氛中。一部流行的法国历史说:“克罗维斯为人聪慧狡黠而不择手段，他一开始便懂得怎样借着与克罗提尔达（Clotilde）联婚及皈依天主教而赢得天主教教士的有力保护。”3
我曾在利姆斯城（Reims）世界闻名的天主教大教堂中参观过克罗维斯王受浸礼的浮雕。在教堂的这个装饰品上刻有一只鸽子奇迹地背着一个载满香油的“圣瓶”从天降下供国王献身时受膏之用。罗马天主教会直到现在还支持克罗维斯的受膏奇迹的传说，他们并且在利姆斯城大教堂的藏宝库内存有一个圣瓶的复制品。原本的那个则早已在法国大革命时被革命党人所捣毁了。
法国新闻学院所出版的《天主教历史》一书说:“犯罪，放荡，暴力和无知”乃是克罗维斯王所开始的整个墨罗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的标志。4可是圣日耳曼教堂，巴黎年代最古老的教堂，却在一千年间一直是这些暴君的陵墓。
达哥伯的“圣徒的幕僚”
据说第七世纪的达哥伯王（King Dagobert）的身边有一群“圣徒的幕僚”。不过他们只是“秘密地”批评他那“淫乱的”生活。根据教堂所批准出版的《巴黎教堂的历史》一书第59页所说，这些圣徒幕僚中只有一人敢公开指责国王的失德，但结果被国王所放逐。
同一本书并且说，这个王朝的“整部历史充满了谎骗，奢侈，暗杀，残酷和各种各式的伪证罪。”5虽然古代的帝皇这样行可能是意料中的事，但我们却无法想象真正的基督徒会支持这样的暴君。罗马天主教会却违反基督的教训而这样行过，结果正如《天主教的历史》一书的第25页所说:“自达哥伯王的统治终结后（公元629-639）法兰克（Frank）的教会变成和它的王室一样完全腐化。”
教皇统辖国和查理曼
公元751年墨罗温王朝被培平（Pépin）所创建的一个新王朝所代替，而培平是由教皇史提反二世（Pope Stephen II）所正式膏立的。若干历史家认为教皇的这项行动标明了“君权神授的开始。”6
为了报答教皇起见培平不顾意大利的伦巴底人（Lombards）的反对设立一个教皇的统辖国，由此使教皇变成，正如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表明，一个拥有领土的政治统治者，因此亦需要有军队去镇压内乱和对外作战。
读完这些历史记载之后，我将基督教国所有的教堂均一致诵读的“福音书”查阅一下。在这几本书里我可以读到基督教的创立者基督耶稣的言行事迹。我读到他不肯参与政治和拒绝别人将他拥立为王；撒但虽曾将这个世界的万国献给他，他却断然拒绝撒但的提议；他说他的王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你自己可以在圣经中的马太福音4:8-10；约翰福音6:15；18:36找到这些记载。）但是自称为基督的代表的教皇却有如法国学校的教科书所说一般“是个和其他国王一样拥有土地和人民的俗世君王。”7
培平的儿子查理曼在公元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Pope Leo III）将其加冕为王。这位据说由“天主加冕为王”的“基督教世界的领袖”在统治的四十五年中从事过五十五场战争，拥有妻室数名，并且将4,500名战争俘虏——不错，俘虏——在一日中杀尽！
武士和贵族
查理曼死后他的后裔立即开始争夺他的“基督教”王国。他的帝国于是便分裂了。欧洲的各国也互相残杀，并且各为他们的国王和藩主互相杀戮，洗劫和掠夺以致使整个欧洲大陆染满了血腥。
法国有一部很普遍的历史教科书说:“由十二世纪起，武士的授职典礼变成了一种宗教仪式:武士经过一夜的祷告，忏悔和守圣餐之后，他的武器便被放在祭坛上，受过祝福之后由教士发还给他，并且吩咐他用这些武器去卫护教会，寡妇和孤儿。”8这些受过祝福的武器时常用来杀害事奉别个藩主的天主教徒，因此显然使需人卫护的寡妇和孤儿大为增加。
罗马天主教变成如此沉迷于政治以致教会所核准印行的历史也承认“它不能全神贯注于属灵的事务上。”9这时的统治者是贵族和天主教会，但老百姓的生活则苦不堪言。法国有一本历史教科书（Isaac-Béjeun所著的Histoire）说:“有时在绝望的驱策下农民会起而反抗；但每一次都受到惨无人道的镇压。”10
有一个例子是十二世纪法国的一个朝圣中心维斯雷（Vezelay）；这是位于巴黎之南大约140哩的一个风景地区。现今在著名的山顶教堂傍边出售的游览指南会告诉你在教会统治之下当地人民“所受的压迫比在其他藩主的统治之下更胜——租税高达产品的三分之一，人民甚至无权在［流过该城的］库里（Cure）河上钓鱼，也绝没有在法律上上诉的权利。”
1149年“天主教的大修道院长竟可耻地在威胁他们的市民面前逃亡，”而“修道士则被甚至将大教堂正面的高塔占去的市民所围攻。”三年后“这位大院长被人民准许回去复职，”但并不是因为情形已有所改善或人民被其感化，反之乃是因为“法王路易幼者（Louis the Young）威胁要出兵干涉”的缘故。11
四百年后维斯雷的人民再次叛变而在当时的宗教战争中支持嚣格诺教派（Huguenots）。据上述的游览指南说，鉴于他们和宗教当局之间的长期不和，“这次叛变早已是意料中的事。”12
天主教会在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4-1270）死后尚未满30年便将他封为圣徒而使他成为著名的“圣路易。”他每天都望弥撒，经常穿一件刺肉的毛汗衣和每星期五必使自己受苦。他说宁愿患麻风亦好过犯一件大罪，但显然他并没有将杀戮人类同胞视为一件大罪，因为他那著名的虔诚并没有阻止他流“不信正教”（Infidels）的人的血和对“异端者”施以极端残忍的酷刑；他曾表示“十分赞成在法国设立宗教裁判所。”13
基督新教
我发现基督新教运动和天主教很少差异。在若干基督新教的国家中，国王就是教会实际的首领。事实上我是在英国首次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的。
在伦敦附近著名的温沙堡的圣佐治教堂中，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是如此纠缠不清以致两者之间的界线变成几乎无法辨别。教堂的唱诗班的每一个席位，据官方的温沙堡游览指南第24页说，均存有“一位爵士在接受爵位时放在那里的纹章。”它夸称“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所搜集的纹章比这里所搜集的更丰富优美。”
在《路德传》这部路德会摄制的著名影片中，路德终于决定他不得不向君主们的意见低头——这乃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从没有做过的事！
再者，当时有些君主看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接受基督新教。以撒·比仁所著的历史教科书在第242页指责他们说:“对君主们说来，这主要是夺取教会的财富以自肥的一个方法。”
且勿论在大多数的事例中这项指责否真确，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证明双方都倚赖政治的力量过于属灵的力量。
法国革命
十七世纪法国一位天主教的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成了法国实际的统治者。这位天主教领袖并没有说他的目标是要宣扬圣经的真理和耶稣所主张的人类平等，反之他说:“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国王的显赫，第二是国家的强大。”14
黎塞留的政治继承者是另一位枢机主教马萨林（Mazarin）。他在法国的历史书上不是被描述为上帝手下一位诚实的仆人而是一个狡猾贪婪和以最不名誉的手段积聚了“大量不义之财”的人。15
但是时光是不会停留的。当法国革命在1789年爆发时，被毁坏的并非仅是巴士提尔监狱（Bastille）。暴民同时袭击两个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在赤贫的老百姓中间两者都是极端富有的财主。当时有许多教堂被攻占，洗劫和改作俗用。大量的天主教财产被没收。无数的偶像被捣毁，其中有许多被视为贵族与封建制度的象征。今日法国许多教堂的正面仍然存有不少被捣毁的偶像和空着没有神像的壁龛，它们继续沉默地为当日那段暴乱的时期作见证。
拿破仑
法国革命之后不过十年多一点的光景，教王庇护士七世（Pius VII）于1804年在巴黎的圣母院（Notre Dame）大教堂为拿破仑的登极加冕，但是这次再度参与政治并没有为教会带来什么好处；反之拿破仑不久便进军教皇的统辖国而把教皇俘虏了。
拿破仑虽曾血洗欧洲，他却仍受法国天主教会的尊崇。世界闻名的圣母院大教堂的至圣所周围有锻铁的栏杆环绕着，而栏杆的上面便刻有拿破仑的名字的缩写字母和他的王冠。巴黎的圆顶教堂（Church of the Dome）便几乎完全是为了纪念他而设的。教堂里有十二个巨大的肖像代表他所经历的十二场主要战役，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矗立在一个露天的坟墓之上的一个巨型纪念碑——因为它正好设在教堂的中心位置之上。不论拿破仑曾为法国立过些什么功劳和法国人对于他的观感如何，盈千累万来自曾受他蹂躏的国家的游客不禁思疑这个教堂不是奉献给来自拿撒勒的和平之君而是奉献给一个战争之君的。
现代的结果
虽然耶稣曾说他的门徒“不属世界，”正如他“不属世界”一样，但是今日的各教派仍然继续他们的政治活动如故。（约翰福音17:14）基督教国的各教派不顾耶稣的吩咐而悍然参加政治活动并没有使政治变成基督教化，反之，却把基督教国的标准降至远低过圣经所规定的水准。
非但没有把俗世感化为一个公义的世界，基督教国的宗教，诚如1961年四月十七日的《时代》杂志所说，已由于这种政治活动“变成了社会的上层阶级的支持者。”“基督教的民主”运动曾企图吸引更广大的劳动阶级，但甚至这种努力也只是着重于政治的非灵性方面。
各教会并没有完成它们的主要责任。他们并没有从事耶稣和他的门徒用全部时间去从事的工作。虽然他们在政治上花了很大的苦心，他们甚至在自己的教友中间亦未能建立起一个坚固的信仰来。
这并不是我们独有的见解。巴黎一份天主教出版的《基督徒见证》周刊曾公开承认在一个标准的天主教教区里十名教友中只有一人是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且教会根本无法使大部分的人民了解它。
但是在同一的地区中，不过问政治的耶和华见证人却正以圣经的知识教育他们的邻人而能够成功地在这些人中间建立起一个坚固的信仰来。
这些见证人——天主教无疑会将他们称为“凡俗的”传道员——是来自各生活阶层的普通男女；他们和耶稣及他的门徒一样看出有以上帝的道的真理认真教育人民的必要。所以他们将令人失望的政治缠累撇开一旁而以全力照料耶稣托付给他们的属灵事务；他们无酬地将自己的时间用来从事义务的圣经教育工作。
真正的基督徒所采用的这种建立信心的方法产生非常特出的结果；关于这一点，你只要看看耶和华见证人在法国和世界各地所推行的传道工作发展得如何蓬勃便知道这并非虚言了。
［附注］
附注
1 圣经约翰福音15:19
2 法国天主教史第124，125页（1957年版），作者为法国里昂大学教授拉特累（Latreille），土鲁斯（Toulouse）天主教学院教授得拉鲁（Delaruelle），和巴黎亚仙布罗温斯大学（Aix-en-Provence U.）教授普冷克（Planque）。
3 法国史（百科全书内偶像篇）巴黎1948年版，第13页。
4 杜罗塞尔（J. B. Duroselle）着之天主教史，巴黎，1949年版，第24页。
5 珍·拉普（Jean Rupp）着之Histoire de L’Église de Paris（天主教核准印行的基督教历史丛书）巴黎，1948年版，第52页。
6,7 以撒·比仁合著的历史教科书，巴黎，1950年版，第136，129页。
8 亚尔巴（Andra Alba）着之中古时代，巴黎，1938年版，第71页。
9 摩雷特（Germaine Mallet）着之La Vie Religieuse au Temps de Saint Louis （天主教核准印行的基督教历史丛书）巴黎，1954年版，第214页。
10 以撒·比仁着的历史，第150页。
11,12 托姆（Dorothy F. Thum）着之维斯雷的山顶教堂，第7，8，9页。
13 中古时代，第159页。
14,15 以撒·比仁着之历史，第253，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