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在中共的监狱里保持信心坚强
由金海露君（Harold King）自述
一九六三年五月廿七日，一名中共警察将我押解过中国大陆与香港边界的罗湖桥。在过去四年半中我被囚禁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我所有的圣经和圣经书籍均被没收。但这一天却是我得释自由的一天！在桥的另一边守望台香港分社的海外传道员弟兄们在等候着欢迎我。顷刻间我已在他们的拥抱中，当时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感觉。我多么地感激上帝我又重返到他的百姓中间！
在前往香港分社办事处的途中，来迎接我的弟兄们急不及待地询问我的近况，并热切地要知道他们仍留在中共大陆的基督徒弟兄们处境如何。我则尽我所能向他们倾诉过去几年中所发生的事。
活动受限制
早在1954年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官员便把史坦利·钟斯（Stanley Jones）和我召到警察局并吩咐我们必须停止逐家逐户的传道工作。我们若要传道便必须在“教堂”之内，不可在教堂以外的地方。他们虽不禁止我们主持家庭圣经研究，却命令我们将所有我们探访的人的姓名地址交给他们。
这使我们需要在传道活动方面作相当的调整，以求至少能够在某种范围之内从事传道工作。当然，警方并没有说所有的耶和华见证人都必须停止逐户的传道工作，他只是对我们海外传道员这样说而已。故此我们的中国弟兄们在传道工作方面一点也没有松弛下来，反而更热心努力地往前推进，表明了耶和华的灵的确在他们的身上。
至于那些我们与之研究圣经的人，虽然我们告诉他们警察要知道他们的姓名和地址，他们之中大多数仍愿继续研究。但是压力日渐增加。每当一个外国人走进一条巷子，他立即便受到监视。他并不会受到阻止，但是在他离去后，“巷代表”便随即到那一家去询查他曾在那里做些什么事。这使得有些人害怕了。从另一方面来的压力亦日愈增大:政府举行许多政治集会要他们参加。这占去了他们愈来愈多的时间，有些人遂开始退缩。在另一方面，那些信赖耶和华会支持他们的人则继续研究和经常地参加聚会，不愿涉身于工厂和学校所举办的政治集会。
中国籍的见证人受到信心的考验
然后中共政府开始对我们热心的中国籍王国见证人采取直接的迫害行动。袁南茜是我们在上海的姐妹中第一个被逮捕的，留下了她的四个儿女，其中最年幼的才一岁。我们想尽营救的方法均徒劳无功。我们不知道她被遣送到什么地方。但我们却知道约一年后在她写给她母亲的一封信中表明了她的信心仍然坚强并且在对耶和华拯救人的力量的信赖上亦尚未动摇。
自1957年起政府便推行一种他们称之为“改造”运动。每一个工人都必须写一篇自传，然后参加特别集会，在集会中他会受到关于他的行为和人生观的批评。由此我们的弟兄面临到很大的困难。他们在以往一向对他们的同事传道，告诉他们关于这邪恶世界的末日以及在耶稣基督统治下一个公义新世界的希望。但如今这些同事们都转而指责控告他们，说他们在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被上帝所毁灭。那些拒绝接受社会主义观点以及不肯参加这种集会的人不久都被捕。我们的弟兄遂陆续被关进监狱里。
直到这时为止，我们在上海的小组最多曾有过五十八个传道员，有些迁往他处的传道员更将“好消息”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中各大都市里传扬。在星期日，仅在上海就有120或更多的人参加聚会。但是逐渐地那些胆怯的人便离开了我们。虽然如此，小组的核心却变得更坚毅而决心要在上帝交托给他们的工作上努力不懈。他们是无畏的，因为他们全心信赖真实上帝的全能。
海外传道员入狱
1958年十月十四日，当我们在我们的海外传道员之家正欲进早餐，而史坦利·钟斯正要祈祷时，门口响起一阵猛烈的击门声。顷刻间警察已冲进来执枪对着我们，并把我们加上手铐。起先史坦利抗议说他们并不需要用手枪和手铐来对付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但却毫无用处。他们又将我们的邻人传来作证人，然后将整座房屋彻底地搜查一遍。但是除了我们的圣经和圣经书籍以及我们所保存的传道记录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到中午我们被押进两辆在等候着的汽车里解往警察局。那天早上乃是我有自由向史坦利谈话的最后一次。他这些年来一直是我在事奉上帝的工作上的良伴。他的心与我们的中国弟兄们紧系在一起。他对属灵的事物具有深切的体会，而从我辗转听到的消息中，我知道他虽仍留下中共的监狱里，他在对耶和华上帝的忠诚上仍旧坚定不移。
在监狱里，审讯开始了。起先是一日三次。后来则一日两次。然后次数逐渐减少。他们并没有施用暴力或用拳殴击过我。在这些审问中只是不断地讯问和记录下一切对话。这是一项极难忍受的考验。我知道自己在上海曾做过些什么事和说过些什么话。但是我绝没有怀着政府指控我的动机来行动和说话。举例来说，我们曾教导人圣经说撒但是这个世界的神，而这个邪恶的世界将会在哈米吉多顿大战中遭受毁灭。但是硬要我们承认这是反抗政府的颠覆活动却根本是荒谬的。然而这正是中共政府要我们承认的。他们坚决要指控我们是帝国主义的工作人员，但我们并不是。我们发现了他们所谓的一个“帝国主义者”乃是任何不是共产党员而他们相信是在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对他们所指控的罪名的任何否认都被他们认为不肯招认我们的“罪恶。”不过当我说假若每一个都接受我们所传扬的信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可能带来他们所想象的情况时，他们似乎感到某种程度的满意。整整两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孤立的关禁，被用来“准备”我在法庭上受审。
审判本身非常的短促。他们将罪名念出来，而我只可以回答是或不是；而不准作任何解释。我被判五年徒刑，其中有两年我已经在监狱里渡过。主持传道工作的史坦利则被判七年徒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但在当时我们亦不准交谈。
持守信心坚强
当我被关入监狱里时，牢房里倒处均是蚤虱而且看来均极为饥饿。我无法逃避它们。它们整夜不停地袭击我以致我无法入睡。他们给我吃的饭和水使我肠胃不适。次日早晨当狱卒到我的牢房来的时候看出我的情况很恶劣，遂将我送往狱医那里诊治。当日他们将那间牢房打扫干净并喷射灭虫药，同时我的食物亦得以改善。牢房内空无一物；只有一个木制的马桶。我只能坐在地上，吃饭和睡觉亦就在地上，虽然他们给我一些被褥让我在夜晚时铺在地上。他们不准我有任何纸笔，除非是他们要我写审讯时的摘要报告。我所看到的唯一读物是一份中文的新闻评论。我除了可以打扫自己的牢房外不准做任何工作。所以找除了坐在那里默想外，毫无他法。
从一开始我就看出我必须采取某些步骤才能保持自己的信心坚强。在我被捕的那天，我一被关入牢房里便跪下来大声向上帝祷告，但几乎是立刻的，狱卒把门上的监视小窗打开，打断我的祷告并质问我在向谁谈话。我向他解释说我在向我的上帝祈求好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做的。“在此地你不可这样做，”他命令道。于是我坐下来继续以较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来继续我的祈祷。
为了要维持我对属灵事物的体会我作了一项“传道”活动的计划。但是我被单独地关在牢房里，可以向谁传道呢？我决定凭着记忆作好几篇适当的圣经演讲，然后向一些想象出来的人物传道。我假想着开始工作，在想象中敲一家人的门，然后向一个想象中的户主作见证，如此在每天早上探访好几家人。过了相当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想象中的卡特太太，她对王国的讯息表现出一些兴趣，于是在数次回访以后，我们开始了一个经常的圣经研究。在研究中我们按照我所记得的将《以上帝为真实》里的各主要题目逐一加以讨论。这一切的传道和讨论我都出声地讲出来好使这些事能够在我的脑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知道那里的狱卒一定都以为我神经错乱，但是实际上这方法帮助我保持信心坚固和心灵健全。这同时亦帮助我在得释以后仍有资格继续从事传道工作。我深信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能够保存他的仆人和拯救他们，只要他们对他保持忠贞。不，我并不认为上帝必须将我救出监狱才行；我所期望的是在新世界里获得拯救。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古代的几个忠心希伯来人一样。当他们由于不肯放弃对上帝的崇拜而被带到国王面前受审时，他们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事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阿，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阿，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书3:17,18。
在我受过审后，即被从拘留所调往上海监狱，自此生活的环境亦有所改善。虽然我亦被单独囚禁在一间牢房里，并且不准和其他的囚犯来往，在过了相当时候之后，我被准许有一点点行动的自由。在白天我可以在牢房外面的走廊上走动；虽然牢房里没有任何家俱，走廊上却有一个小桌子和板凳我可以使用。我同时亦获得一些写字用的纸张，于是我立即便加以利用。
以赞美的诗歌来支持信心
我开始将一些圣经的题日以一种诗歌的方式写下来，然后我哼出各种不同的曲调以求找出一个可以与之配合的调子。过了相当时候，我便有了不少帮助我将耶和华的旨意紧记在心的诗歌。有些诗歌只有很少的几节，有的则长达144节，将圣经里的应许从创世记一直述到启示录。这些诗歌帮助我温习圣经的各部分，并使我能追忆贯串圣经的一些主题。例如，我将一些诗歌题名为“拣选种子，”“响应耶和华的呼召，”“耶稣的受难纪念，”“这一切中最大的是爱，”“一百余万的弟兄们，”和“逐家逐户。”这些诗歌给了我多少力量，当我唱出:
老撒但的力量或势力
何足以使我们离弃
我们所深挚爱慕的上帝，
不错，要尽心去爱。
你岂能将西乃的高山
投入深沈的海洋？
朋友，这却被企图将我们揪离
对耶和华的统治权尽忠更易！
但我们必定对耶和华忠贞不二，
并以坚不可破的爱为链，
即使面临仇敌撒但
最疯狂的攻击，
我们亦必坚定不移地抵抗。
即使他为了我们的立场
将我们戳杀沙场，
我们的君王基督耶稣
即将站立我们身旁，
手中执着坟墓的钥匙。
每日清晨早餐以前我会唱五首歌左右，在晚上则唱四首成五首。
虽然我在监狱里最初所作的祷告都被鲁莽地打断，我却深知紧紧倚靠耶和华的重要性。我虽身系囹圄而与我的同工隔离，但却没有人能够将我和上帝隔离。当我被迁往上海监狱时，我再度下决心要以一种更公开地方式来祈祷。我认识这将是我向四周的人作见证的方法之一。于是我仿效圣经所记述的但以理每日三次在我的牢房里跪下大声地祈祷，让任何走过的人都可以看到。甚至在受到法令的禁止时，“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但以理书6:10）我祈求上帝赐给我智慧去说和行正当的事以将荣耀归给他。我祈祷他荣耀的旨意早日成就。我热切地为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弟兄们祈祷。在这样的场合，上帝的灵似乎引导着我的思想到最有益的事情上，并给予我一种安宁的感觉。祈祷带给了我多么大的属灵力量和慰藉！借着这个方法，监狱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是一个基督徒传道员。
然而有的时候我会受到疑虑的袭击，我怀疑自己是否在被囚禁以前曾真正尽了自己能力来事奉耶和华。起初我为此而担忧，但后来我则发觉我可以从回顾反省中得益，因为我可以看到我在那一方面未曾尽力以求在将来加以改良；我遂下决心我若复得自由之身便必定要成为一个远较优良的传道员。我在祷告中向耶和华禀告这件事，由此感觉更肯定而有把握，结果是我在狱中的日子反而增强我的信心和继续为耶和华服务的决心。
每一年我都尽可能作好安排纪念基督的死亡。我从牢窗向外观看在早春时季月亮渐渐的变圆。我尽我所能小心地计算出纪念日的日期。当然我无法获得纪念的象征物，饼与酒，因为狱卒不肯把这样的东西给我。因此最初两年我只能装模做样，用想象的象征物来纪念，正如我向想象出来的户主传道一样。然后在第三年我在红十字会的包裹里找到一些黑醋栗罐头，我遂利用这些来制造酒，同时用没有发酵的饭来当作饼。1963年我则用自制的酒和一些从红十字会包裹得来的无酵水饼作为象征物。我唱诗，祈祷并为那特别的场合发表一个演讲，正像耶和华的百姓在任何一个小组里所举行的纪念仪式一样。因此每一年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我都感觉自己与全世界各地的弟兄们同心一致。
虽然我在监狱里的活动极受限制，我却努力以模范的行为来作见证。我记得在异邦作俘虏的犹太人尼希米怎样忠心地执行他作为波斯王酒政的职务，以致在后来他获准到耶路撒冷去料理有关上帝崇拜的事务。我屡次请求得到一些劳动的工作，但均未获准。不过狱中规定每一个监犯应扫除自己的牢房，我遂努力使我的牢房保持模范的洁净。逐渐地我把范围扩大一点；当我被准许走出牢房时，我把牢房前面的一带打扫干净，后来更扫除邻近几间空的狱室。过了相当时候我甚至被准许将狱卒们的书桌抹净和打腊擦亮。我诚恳地要做一些对人有帮助的事，因此过了一些时候就赢得了狱卒们的信任。他们其中一个对我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尽力去做而做得很好，不论是打扫地方或研究语言。我希望你在回到英国以后能用你的热忱来为人民服务。’我向他保证这正是我盼望要做的事。
我从来没有憎恨过这些被派来看守我的人。在我看来他们正好像被派去将耶稣钉在受苦柱上的军官一样；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我祈求上帝赦免他们，而只处罚那些真正不可恕而恶毒地憎恨他和他的百姓的人。
再度与耶和华的百姓相聚！
最后当他们在徒刑满期之前五个月告诉我即将获释时，我是多么的欣慰！在他们带我参观上海及近郊各地和看到共产主义以一种物质的方式为人民所成就的事以后，我终于在五月廿七日被押解过罗湖桥而投入在等候着我的基督徒弟兄们的怀抱里。重新返回上帝的百姓中间是一件多么奇妙美好的事！
在香港的弟兄们对我如此亲切仁爱，我的确对他们感到依依难舍。但是在六月一日我便被送上一架飞机前赴我在英伦的家乡。途中所停的第一站是日本，在那里有一大群见证人欢迎我。他们并没有接到关于我旅行计划的通知，但是他们一直留意报章上有关我被释的消息而揣测我可能在这架飞机上。他们要在那里欢迎我。
在纽约我欢欣难喻地看到守望台社的社长诺尔弟兄亲自在机场迎接我，他头一个用手环抱着我，亲切地欢迎我。在布洛克林的伯特利之家和印刷厂自我于1947年往中国服务之前最后看到它们以来变迁极大，但是同样仁爱的精神仍在，只是规模更大了。
在此的弟兄们亦要知道我的经验，我亦很高兴地向他们叙述并向他们肯定地保证，不论在过去四年半中我遭遇过什么苦难，在我以全部时间事奉上帝的廿五年中我的信心从没有像今日如此坚强。为什么呢？因为绝没有任何刀枪，墙壁和铁窗能够阻止上帝的圣灵达到他的百姓身上！我们若曾努力研读他的道并让其中的真理深深的嵌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便无所畏惧。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力量站立稳固。但是上帝凭着他全能的力量能够使我们之中最脆弱的亦在面临迫害时凯旋得胜！
● 你的信心坚强到什么程度呢？你能够面对不断地审讯和多年的单独囚禁而仍旧不动摇吗？即请住圣经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你应该在迫害临到以前便充实巩固自己。怎样充实呢？借着在现今就明智地运用你的时间，研究和深思上帝的道使其在你的心中根深蒂固，借着经常地与耶和华的百姓联络来往，并且借着将你所学得的知识运用在事奉耶和华的工作上。这样你便会成为“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来书5:14）这种分辨好歹的悟解力左面临反对时是不可少的。但是你若现在就倚靠耶和华，善用他为你所预备的灵粮，你便能够在危急的时期从他获取力量，而他必定会支援你。——发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