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的道路乃是最佳的生活方式

埃尔基·坎坎帕君自述

我自幼便立下目标要在耶和华见证人的芬兰分社（称为伯特利）服务。1941年夏天，一位周游监督问我：“你为未来定了什么计划？”我回答说：“我一向渴望能够加入伯特利服务。”

他说：“打消这些念头好了；你是绝不会受到邀请的。”起初我大感失望，但后来我决定只管将事情交在耶和华手里。几个月之后，我竟接获邀请加入伯特利服务。

1941年11月的一天——那天虽然晴朗，但却非常寒冷——我在赫尔辛基的分社办事处门外按铃，当时我是个害羞的十七岁农村少年。不久，分社监督卡洛·哈特瓦出来迎接我。那时分社负责督导芬兰境内1135名见证人的传道活动。

基督徒的产业

1914年，家父获得了一本题名为《上帝的历代计划》的书，是守望台社出版的。可是，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他并没有机会将书读过。

芬兰当时正极力争取国家独立，结果引起了不少难题。国内兴起了两个势力强大的集团——白党和红党。白党代表资本家和中产阶级，而红党则代表工人阶级。家父试图保持中立，完全避开两个集团。可是，两个集团却因此把他列为嫌疑人物。

由于这缘故，家父曾两度被判处死刑，首先被白党定罪，后来被红党判刑。有一次，一个男子被人谋杀，由于他们未能缉拿凶徒归案，便将十名青年人，包括家父在内，判处死刑。当时陪审团有一位成员是家父的老师，他挺身为家父说项，请求免刑；结果家父得以获释，其余九个青年却遭处决。

后来家父又再在另一个场合获准豁免死刑。自此之后，他决定转入地下活动。那是名副其实的地下活动！他和伯父掘了一个地下室，住在那儿，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叔父则负责供应粮水给他们。

战争在1918年结束之后，家父结了婚，并在地下室附近筑了他的新居。后来地下室成了我惯常玩耍的地方。家父告诉我，他躲在地下室时常常祷告；他答应上帝，他一旦获知怎样事奉他，就必然会如此行。

婚后不久，家父要作一个业务旅行，他决定带一些读物在途中阅读。他在顶楼找到了几年前所购的《上帝的历代计划》一书。他翻到其中“耶和华的日子”那章，读过之后对自己说：‘这的确是真理，这的确是真理。’他从顶楼下来，对母亲说：“我已找到纯真的宗教了。”

家父几乎立即便开始向别人谈及他所获知的事，首先对亲属和邻舍谈论，然后开始发表公众演讲。不久，其他人也加入他的行列。及至家父与圣经研究者——后来称为耶和华见证人——取得联络之后，便在1923年受了浸。其后我们四个孩子陆续出生，父亲从来没有疏忽教导我们。事实上，会众成立之后，他要我们出席每一个聚会。

童年的回忆

我还记得我们的会众在1929年举行了一个大会，当时我年仅五岁。有许多来自邻近会众的人聚集起来，分社办事处也派了一位代表出席。那时芬兰的圣经研究者有一个常例，就是在大会里有祝福小孩子的安排。所以来自伯特利的弟兄便祝福在场的小孩，好像耶稣在从事服事职务时所为一般。我从未忘记这件事。——马可福音10:16。

我所记得的另一件事便是，我们在1931年采纳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家父深深体会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于是严肃、郑重地将有关我们所采纳的新名字的宣布向会众读出。

我所记得的最早一件事，便是跟父亲一起出去传道。起初我仅是听他传道，但最后我也能够单独工作。1935年一位周游监督来探访我们，我主动地到所有邻舍家里邀请他们出席聚会。我也将一些册子介绍给他们，有些人愿意接受。

上学及作出重要决定

我们四兄弟姊妹是学校里惟一有见证人父母的孩子，我们经常因为没有附和其他少年做一些不合基督徒身分的事而被人取笑。尽管同学试图引诱我吸烟，我却无动于中。他们也讥嘲地称我们为罗素派（罗素是守望台社第一任社长）或哈特瓦派（哈特瓦是当时芬兰分社的监督）。然而，我很高兴提及，有些一度取笑我们的青年最后也成为见证人。

老师鼓励我继续深造，我也一度想过要成为工程师。但后来在1939年春天，耶和华见证人在波里举行大会；这个大会成了我一生的转捩点。我和弟弟杜莫在这个大会里以水浸礼象征我们献身给耶和华，那天是1939年5月28日。接着在九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欧洲的局势经历戏剧性的转变。芬兰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家父强调哈米吉多顿已迫在眉睫，所以鼓励我们投入先驱服务。因此，我和弟弟遂在1940年12月在芬兰北部开始从事先驱工作。

作先驱及加入伯特利服务

在从事先驱工作期间，我们大部分时间跟依里·卡利奥同住。大约30年前，这位弟兄在美国宾雪法尼亚州成为圣经研究者。依里为人十分热诚，他尽力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环境。他的胞弟库奥斯特·卡利奥在1937至1940年间是芬兰的总统。依里告诉我们，他向这位胞弟作过彻底的见证，解释上帝的王国才是带来优良政府和永久世界和平的惟一希望。

随着时间过去，我想成为伯特利之家成员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周游监督劝我不要怀有奢望，我加入伯特利服务的申请书却获社方批准。我在伯特利的第一份工作委派是作杂差，但不久我便有特权在工厂里工作。我曾在工厂的多个部门服务，包括小型印刷房和船运部在内。

保持良心清白

1942年，当时我18岁，当局要求我从事一些为我的良心所不容的活动。由于我拒绝听命，我屡次被召接受悠长的盘问，有两次他们甚至用枪指着我，另有数次则向我施暴。不但如此，在受盘问期间，我被关进没有暖气设备的监牢里，那儿实在冷得彻骨。

1943年1月，我和其他见证人被判刑的时间终于来到。曾经盘问我们的人要求判我们入狱至少十年。但一位牧师却要求将我们判得更重一点。他在信中极力主张，‘把这些叛国贼判处死刑，或派往苏联当侦察伞兵部队［差不多必死无疑］，因为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

他们亦安排了一次虚假的审讯，把我带上法庭，将我判处死刑。可是，事实证明这原来是他们用来恐吓我的另一手段，因为当日的较后时间他们再次把我带上法庭，判我入狱三年半。后来我上诉，结果刑期减为两年。

狱中粮食相当短缺，而且其他囚犯时常恶意恐吓我。我曾两次遭同性恋者袭击，幸而都能够逃脱。其中一人更恐吓我，我若不顺应他的要求，便会将我杀死。正如我在遭遇一切试炼时所为一般，我向耶和华呼求，而他亦切实帮助我。事实上，我绝不可以把这个囚犯的恐吓一笑置之，因为他确曾杀过人。他后来获释，但又再度杀人而入狱。

无疑由于耶和华见证人以信实可靠著称，所以我很快便受到重用。在狱中的工作是负责分配粮食给其他囚犯，并且获准在狱中随意往来。因此，我非但自己有足够的食物，也留意使我的基督徒弟兄得到良好的照顾。有一个弟兄甚至在被囚期间体重增加了几千克；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这是十分罕见的事！

1944年9月，我从狱中获释，哈特瓦弟兄也在同一日获释。这意味到我得以重新投入伯特利服务。当时我不禁自忖：‘即使在伯特利每天辛苦工作16小时，也比在狱中生活好得多。’自此之后，我从不规避沉重的工作担子！

各项服务特权

1944年年底，我认识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先驱玛洁。我们彼此情投意合，于是在1946年2月9日结为夫妇。婚后第一年，我仍在伯特利服务，玛洁则在赫尔辛基作先驱。后来在1947年1月，我们奉派担任环务工作。

在周游探访期间，我们与一些家庭同住，时常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我们深知他们已尽力款待我们，所以我们从不埋怨。那时各环均很细小，有些会众甚至完全没有受了浸的见证人！

1948年，我们应邀重返伯特利服务。两年后，华伦斯·安迪斯从美国来到芬兰，不久他被任命为分社监督。他大力鼓励我们继续学习英语，我们遵嘱而行。后来我们获邀前往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的第十九届受训，该届课程于1952年2月在纽约州的南兰星镇开办。

毕业后我们被派回芬兰去。然而，在我离开美国之前，我在纽约布洛克林耶和华见证人国际总部的印刷厂实习了一段时期。

返回芬兰之后，我们奉派从事周游探访的工作，但在1955年，我们受到邀请返回芬兰分社服务。那一年，我被委任为工厂监督，两年之后，即1957年，我被任命为分社监督。自1976年以来，我一直作芬兰分社委员会的统筹者。

使我深感快慰的是，我的父母至死之日均对耶和华保持忠心。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家父总共有超过一百位亲属成为见证人。今日，我所有弟妹和他们的家人都事奉耶和华，其中一个妹妹正从事先驱工作。

报酬丰富、心满意足的一生

过去的岁月的确十分忙碌，但由于我所从事的是上帝的工作，这些工作的确报酬丰富、令人满足。（哥林多前书3:6-9）我的一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事事如意，我们也经历过艰辛和烦恼。但我从很年幼便已看出人必须学会自律才行。人绝不能总是为所欲为。我也时常受到纠正，从而逐渐学会什么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例如，我在战争期间所经历的艰辛和匮乏使我学会了节俭，我学会如何辨识什么物品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我仍有习惯不时问问自己，我是否需要这件东西或需要那件东西。一旦看出某件物品并非十分重要，就不会购买。

耶和华通过他的组织所提供的指引的确显而易见。我在芬兰分社服务的岁月里，很高兴目睹当地耶和华见证人的数目由1135人增至1万8000人！不错，我看出耶和华大大祝福我所作的工，但我深知上帝赐下祝福是因为工作是属于他的，并非属于我们。（哥林多前书3:6,7）我在年轻的日子便拣选了耶和华的道路；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最佳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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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基·坎坎帕和妻子玛洁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