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在工作受禁制的情况下看顾我们——第1部
数十年来，耶和华见证人一直纳罕在一些禁止基督徒活动国家里，他们的弟兄境况如何。现在我们很高兴发表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向你透露个中的若干情形。这些乃是生活在当时称为东德的地区里一些忠贞基督徒的个人事迹。
1944年，我当时是个德国战犯，在苏格兰额尔郡附近的甘诺克营内当勤杂工。虽然我们被禁止跟当地居民来往，我却获准出营。一个星期天，我在营外散步，偶然遇见一个男子。他热切地将许多与圣经有关的事告诉我，此后我们便经常相约闲游。
后来，他邀请我到一所房子聚会。他这样行相当冒险，因为我是个敌国的公民。当时我仍未知道他是个耶和华见证人——这个聚会显然就是他们的圣经研究班。我虽然不太明白聚会的资料，却清楚记得一幅图画，画中一个小孩身穿白色长袍，与一只狮子和一只绵羊在一起。这幅图画根据圣经里以赛亚书的预言描绘新世界的景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47年12月，我从狱中获释回国。我返回家乡后与战前的相识玛吉特结婚。我们定居在接近波兰和捷克边界的齐陶。几日之后，一位耶和华见证人前来敲我家的门。我对内子说：“如果他们就是我在苏格兰所遇见的同一群人，我们便一定要加入他们的团体。”我们于是在同一个星期首次出席当地见证人的聚会。
我们不久便从圣经获悉我们需要经常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和参与传道工作。事实上，见证人所倡导的圣经教训很快便成为我们生活上最重要的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主持一个圣经研究班。后来在1950年2月，两位周游基督徒监督问我们：“你们可曾想过要受浸？”于是我和玛吉特便在当晚以水浸礼象征我们献身给耶和华。
难题开始了
齐陶位于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内，当地政府自1949年以来便开始与耶和华见证人为难。我们几经艰难才获得设备在包岑举行一个人数不多的大会；同年夏天，多班用来接载见证人前往柏林出席规模较大的区务大会的火车亦突然宣告取消。可是，大会仍有数以千计的人出席。
会众的聚会也受到打扰。有些捣乱者到场吵闹及吹哨子。有一次，我们几乎被迫停止周游监督所作的演讲。一些刊物将我们称为末日先知。报章的文章甚至声称我们曾结集在山顶上，等候云朵将我们带走。有些报章引述一些少女的说话，声称见证人试图诱使她们做不道德的事。我们说‘献了身给耶和华的人会获得永生’，但他们却歪曲我们的话，说我们声称与见证人有性关系的人会赢得永生。
后来我们更被人诬告为战争贩子。我们所谈及的上帝的哈米吉多顿大战，经他们曲解后竟成为鼓吹军备竞赛和战争。这是多么荒谬的！可是，在1950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返回我任职印刷工人的报馆当值，不料在闸外被人截住了，夜班警卫在警察陪同下对我说：“你已被解雇，因为你们鼓吹战争。”
我回家后获悉玛吉特也遭解雇，她说：“我们不用再上夜班了。”我们并没有为此忧虑，我很快便找到另一份工作。我们深信上帝会供应我们所需，而他亦确实这样行。
工作受到禁制
1950年8月31日，耶和华见证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活动受到禁止。一连串的逮捕浪潮接踵而至。许多见证人遭受审讯，有些更被判处终生徒刑。有两位来自齐陶的见证人男子以前曾在纳粹集中营里饱尝艰辛，现在更被关进共产党的监狱里。
我们会众的监督与他的妻子也一同被捕。逮捕他们的人将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屋内，任由她们照顾自己。后来她们由外祖父母把他们养育成人，如今这两个女孩均非常热心向人宣扬上帝的王国。
在东德，会众里的信使经常往来柏林，到西部自由区的若干联络地点领取书刊。这些勇敢的信使当中有许多遭逮捕，受审之后被判入狱。
一天清晨，保安人员闯进我家里大肆搜索。由于我们已预料他们会有此一着，所以预先把我所保存的会众档案藏在谷仓里靠近蜂巢的一个地方。这些黄蜂从来不会骚扰我们，但是当保安人员开始在蜂巢附近搜索时，蜂群便倾巢而出，保安人员只好急忙逃走！
耶和华借着1949年举行的大会装备好我们面对禁制。节目促请我们作深入的个人研读、经常参加聚会和积极参与传道活动，并且要努力互相支持和鼓励。这的确有助于我们保持忠贞。因此，即使别人时常批评和毁谤我们，我们却不为所动。
在禁制之下举行聚会
政府宣布禁止我们活动之后，我跟两位见证人同工商量怎样继续举行会众的聚会。出席聚会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若在聚会里被捕，便要下狱服刑。我们前往探访地区的见证人。有些感到担心，但令人鼓舞的是，人人都看出他们需要参加聚会。
一位感兴趣人士有一间谷仓，他提议我们可以在仓里举行聚会。虽然这间仓房坐落田间，四周的人都可以望见，但谷仓却有一度后门，通往一条被树丛遮掩起来的小径。因此别人不会看见我们来去。整个冬天，我们都在这个旧谷仓的烛光下举行聚会，每次大约有20人出席。我们每个星期都聚集起来研读《守望台》杂志和举行服务聚会。节目作过调整以适应我们的环境，强调我们必须在灵性上保持活跃。不久之后，我们很高兴欢迎以上提及的感兴趣人士加入成为我们的行列，成为真理中的新弟兄。
1950年代中期，法庭的判决变得比较温和，有些弟兄得以从狱中获释。其中许多被解到西德去。至于我，在一位来自西德的弟兄探访之后，工作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改变。
我的首项重要任务
这位弟兄将自己称为汉斯，我们交谈之后，他请我按地址前往柏林的一处地方。我找到了其上有代号的门口，于是上前按门铃。有人出来邀请我入内，有两个人跟我谈天说地了一会儿，然后问我：“如果有人向你提出一项特别任务，你愿意接受吗？”
“当然愿意，”我答道。
“很好，”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想知道的事。你可以回家去了，一路平安！”
三个星期之后，我奉命回到柏林的同一地址。在那里，弟兄们将齐陶一带的一幅地图交给我，然后对我说：“我们与这地区的见证人完全失去了联络，你能够替我们恢复接触吗？”
我立即回答说：“能够。”这个地区相当庞大，超过100公里长，从里萨伸展到齐陶，共50公里宽。我的交通工具只是一辆脚踏车而已。我与各个见证人取得接触之后，每个人均被编入自己的会众里。这些会众分别定期派出代表前往柏林领取书刊和训示。借着这种运作方法，一旦当局开始逼迫一群会众，亦不致危害到其他会众。
全心信赖耶和华
尽管在逼迫之下，我们仍继续服从圣经的训示，没有停止过逐户向人宣扬上帝王国的信息。（马太福音24:14；28:19,20；使徒行传20:20）我们同时探访一些由已经认识我们的人所介绍的住户，而我们也遇到一些令人鼓舞的经验。有时甚至所犯的错误也转为祝福，正如以下的经验表明。
我和太太收到一个住户的地址，要我们前往探访，但我们却找错了地方。户主开门时，我们看见屋内的衣帽架上挂着一件警察制服。玛吉特立时变了脸色，我的心也狂跳起来。这可能意味到我们要入狱了。我们只有时间迅速作个简短的祷告。
“你们是谁？”该男子开门见山地问道。我们尽力保持镇静。
“我肯定我曾在某个地方见过你，”玛吉特说，“但却无法想起究竟在什么地方。呀！对了，你是个警察，我一定是在你当值的时候见过你。”
这使场面缓和下来，于是对方以友善的口吻问我们：“你们是耶和华派吗？”
“不错，”我加入谈话，“我们是，相信你必定会同意，我们敲你的门需要有相当勇气才行。我们关心你个人的福利。”
他邀请我们入内。此后我们再三探访他，并与他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后来这男子便成为我们的基督徒弟兄。这个经验大大强化了我们对耶和华的信赖！
姊妹们时常担任信使的工作，这需要她们全心信赖耶和华才行。例如，玛吉特有一次乘车前往柏林领取书刊，所遭遇的情形便需要她全心信赖上帝。她所领到的书超过她所预料，于是她用一条晒衣绳捆住她那沉重的行李箱。起初一切都进行顺利。但玛吉特一登上火车，一位边界督察便走到她跟前。
“这个箱子是谁的？内里有什么东西？”他指着行李箱问道。
“这是我要清洗的衣服，”玛吉特回答说。
督察表示怀疑，于是吩咐她将箱子打开。玛吉特于是慢条斯理地把捆着行李箱的绳结逐个解开。由于边界督察仅会留在火车上一段短路程，然后便要下车登上另一列回程的火车，所以他显得越来越不耐烦。最后，在还有三个绳结尚未解开之前，他终于放弃。他高声喝道：“把你的衣物拿走吧！”
耶和华予人个别的照顾
我晚上睡觉的时间时常不超过四小时，因为我通常在入黑之后才处理会众的事务。有一次，我刚在夜间做完了会众的工作，保安人员突然在清晨来到拍门。他们要进来搜查，我根本来不及将任何东西收藏起来。
保安人员花了整个早上的时间翻箱倒箧，甚至连厕所也搜查过，恐防我将物件藏在里面。但却没有人想到检查我挂在衣帽架上的外衣。我曾匆匆将所有文件藏在外衣的多个口袋里。这些口袋塞满了官员们正要找寻的东西，但他们竟空手而回。
另一次，在1961年8月，当时我正在柏林。想不到这竟然是我在柏林围墙竖立起来之前最后一次领取书刊。我准备返回齐陶时，柏林的火车站挤满了人。火车一入站，月台上的人都急忙赶着上车。在争先恐后的情况下，我突然发觉自己挤入了一个空车厢里，接着外边的守卫迅速将门关上。这时其他乘客都挤进其余的车厢里，我却独自留在这卡车厢内。
我们开始朝齐陶前进，我独自留在车厢里一段时间之后，火车突然停下来，车厢的门打开，几十名苏联士兵拥上车来。那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上了一个特地留给苏联军队坐的车厢。我当时真希望地面裂开将我吞下去。然而，士兵们却看来不以为意。
我们回到齐陶，车厢的门打开，士兵们纷纷下车。保安人员开始在车站内搜查所有乘客的行李。惟独我没有被截停检查。许多士兵甚至以为我是一位高官而向我敬礼。
惟独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的书刊多么宝贵，因为柏林围墙竖立之后，供应我们书刊的路线便暂时中断了。然而，我们手头上的书刊已足以供给我们几个月的需要。与此同时，社方着手作出其他安排与我们保持联络。
柏林围墙于1961年筑起，为东德的见证人带来了许多改变。但耶和华仍如常操纵事态的发展；他继续在我们的工作受禁制的情况下看顾我们。——赫尔曼·劳比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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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十分赏识在包岑举行的小型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