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我一生致力的工作
鲍勃·安德森自述
大约十年前，有些朋友问我：“鲍勃，为什么你能够留在先驱的岗位上这么久呢？”我笑一笑，然后说：“那么，你认为有什么比做先驱更好呢？”
我在1931年开始作先驱，当时23岁。现在我已87岁了，但我依然留在先驱的岗位上。对我来说，先驱工作是最值得我一生致力的工作。怎会如此呢？让我向你细诉因由。
早在1914年，一个传道员在我家留下一份单张。这份单张是当时的万国圣经研究者（即今日的耶和华见证人）印制的。传道员回来探访我们的时候，妈妈就有关地狱永火的问题问个不停。妈妈自小是个虔诚的循道会教友，但却一直无法接受一位仁爱的上帝竟会惩罚人在死后永远受苦的主张。难怪她一获悉事情的真相，就禁不住说：“我一生从未感觉过这么快乐！”
妈妈立即停止在循道会的主日学当导师，转而跟小群的圣经研究者联络交往。最初妈妈的传道地区只集中在家乡伯肯黑德镇；这个市镇位于默西河岸边，面对利物浦港口。但她不久就经常骑脚踏车往附近各镇传道。妈妈终生孜孜不倦地在这个面积广大的地区向人作见证；她不但为当地居民所熟知，而且为儿女立下良好的榜样。她在1971年去世，享年97岁；她一生都积极向人作见证。
我和姐姐凯思琳离开循道会的主日学之后，跟着妈妈参加圣经研究者的聚会。后来连爸爸也跟着参加。在此之后，他们安排了一个经常的家人圣经研读，与我们讨论《上帝的竖琴》这本书。在当时，家人圣经研读仍然是一项颇新的安排，但它却证明对我们十分有益。认识基本的圣经真理为我们的先驱事业奠下了基础，促使我和姐姐长大之后一有机会就投身先驱工作。
1920年，妈妈带我和姐姐往利物浦观看《创世影剧》。她认为这套影片是我们在灵性上的转捩点。事实证明她的想法一点也没错。当时我虽然年轻，《创世影剧》却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影片中最令我难忘的是耶稣的生平故事，尤其是描述他怎样面对死亡的那部分。这套影片的确大大有助我把目光集中在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传道工作——之上！
早在1920年代，我已跟妈妈在星期日下午参加分发单张的工作。起初我们把单张留在别人门口；后来社方提议我们把单张直接交给住户，并且回去探访那些感兴趣的人。我总觉得这些工作为回访及圣经研究活动奠下基础。今日这些活动确实使传道工作更见成效。
加入先驱行列！
我和凯思琳在1927年受浸。1931年，我听见大会决议采纳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当时我正在利物浦当分析化学师。我经常看见社方的派书者（即今日的先驱）在利物浦商业区向人传道，他们的榜样使我深受感动。我多么渴望能够不再与世俗的人共事，以便把自己一生的时间完全用来为耶和华服务！
我的朋友格里·加勒德在那年夏天告诉我，他接获守望台社第二任社长约瑟夫·F·卢述福的邀请，前往印度传道。他在启程前到我家探访，向我谈及全时服务的宝贵特权。我们道别时，他再一次鼓励我说，“鲍勃，我肯定你不久就会成为先驱的！”果然如他所料，我在那年的十月加入了先驱的行列。我常常骑着脚踏车在乡间小路上来来往往，到孤立的地区传道，日子过得既快乐、又无忧无虑！自那时以来，我深信世上没有任何工作比先驱工作更有意义。
成为先驱之后，我的第一项委派是往南威尔士与西里尔·斯滕托福弟兄会合。西里尔随后跟凯思琳结为夫妇，婚后有数年的时间一起从事先驱工作。他们的女儿鲁恩长大后也加入了先驱的行列。1937年，我到兰开夏郡的弗利特伍德服务，成为艾力克·库克的先驱同伴。直至当时为止，英国的先驱只限于在会众地区以外的乡村地区传道。但当时负责督导伦敦分社的艾伯特·D·史劳德弟兄决定派我们到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市工作。这是英国的先驱初次被派往协助某群会众。
1946年，艾力克前往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受训，毕业后社方派他到南罗得西亚（即今日的津巴布韦）服务。他与妻子现时仍在南非的德班以海外传道员的身分忠信地服务。
1938年，我接获另一项委派。这次社方派我作带务监督（即现今的环务监督），往兰开夏郡西北部及景色宜人的湖区服务。我在那里邂逅了奥莉芙·达克特；我们后来结为夫妇，婚后奥莉芙与我一起从事环务工作。
大战期间在爱尔兰的岁月
1939年9月，英国向德国宣战之后不久，社方把我调到爱尔兰去。当时英国开始实施强迫征兵，但南爱尔兰共和国却在大战期间保持中立，所以没有实行征兵制。大战期间，爱尔兰共和国及北爱尔兰属于同一个环。但根据当时英国政府实施的出境限制，我在前往爱尔兰之前需要申请旅游签证。有关当局告诉我，我必须答允一达到应征年龄就返英国，才可以获准到爱尔兰去。我口头上答应了。终于我获得旅游签证，但令我大感意外的是，当局竟然没有规定任何附带条件！
当时整个爱尔兰只有100多名见证人。1939年11月，我们抵达都柏林，从事先驱工作多年的杰克·科尔来接我们。他告诉我们在附近的镇上有两位先驱，都柏林则大约有20个感兴趣人士。这些新人答应每星期日参加聚会，杰克于是租了一个房间供举行聚会之用。这项安排一直维持到会众在1940年成立为止。
北爱尔兰是英国的属土，大战期间也卷入与德国的战事中。我们探访贝尔法斯特的时候，需要有食物配给簿才可以购得粮食，也要应付晚上的灯火管制。此外，纳粹的战机不时前来空袭。他们从欧洲的基地飞来贝尔法斯特，然后飞返基地，来回路程超过1600公里。尽管路途遥远，他们却总能轰炸成功。德军的首轮空袭不但击中我们的聚会所，也炸毁了我们的房子，幸好当时我们正在市内其他地方探访弟兄姊妹，因而幸免于难。当晚一个见证人家庭走进防空洞躲避空袭，可是那里挤满了人，他们无法进入，于是只好回家。后来德军的飞弹击中防空洞，洞内所有人全被炸死，但我们的弟兄只受了轻伤。在这个战乱时期，竟然没有一个弟兄受到严重伤害，我们都为此衷心感谢耶和华。
分发灵粮
随着战事继续进行，各种限制也越来越严格。最后，当局甚至实施邮件检查。《守望台》受到拦截，当局不准这本杂志入境。当时我们不知如何是好，但耶和华的膀臂绝不是短小的。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来自加拿大“表亲”的信，向我谈及一些家庭琐事。我想来想去也不知这人究竟是谁。他在附笔说他随信寄了“一篇有趣的圣经文章”给我阅读。这原来是一本《守望台》，由于封面没有印着守望台这个名字，检查员便没有把它没收。
于是我和妻子立刻着手复印这些文章。我们在这方面得到当地的弟兄及玛吉·库珀姊妹的协助；玛吉曾参与放映《创世影剧》的工作。我们很快就把120份副本分发到国内各地。不久，有越来越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朋友从加拿大、澳洲及美国定期把封面没有表明是《守望台》的杂志寄来。多亏他们孜孜不倦地向我们表现爱心，我们在大战期间从没有缺少一期杂志。
我们不但杂志无缺，甚至能够举行大会。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是1941年的大会，社方在这个大会发行了《儿童》这本新书。看来检查员认为一本关于儿童的书没有什么害处，因此新书得以顺利通过检查！另一方面，《和平——能够持久吗？》这本册子却无法从伦敦运进爱尔兰，结果我们要自行印制。尽管限制重重，我们的属灵供应却并不缺乏。
克服反对
贝尔法斯特一位在疗养院留医的教士寄了《财富》这本书给英国的妻子，那所疗养院是由一位耶和华见证人开办的。他的妻子在回信中表示自己不会接受真理，更断言见证人是个“不爱国的组织”。这封信引起了检查员的注意，于是把信交给刑事侦察部调查。警方请我到营房问话，并要求我带一本《财富》给他们。饶有趣味的是，他们把书还给我之后，我发现他们把书内所有论及罗马天主教的部分一一划下。我认为这件事颇耐人寻味，因为我知道当时警方特别留意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
警方向我详细查问我们在大战期间所严守的中立，因为他们觉得很难了解见证人的立场。然而，当局从来没有采取行动制止我们的活动。有一次，我向警方申请举行大会，他们坚持要派出两名警察部专访记者到场。我回答说，“我们无任欢迎！”于是两名警员跟我们一起出席大会，他们坐了整个下午，一面聆听，一面做笔记。大会结束后，他们说，“为什么警方要派我们来呢？这个大会的节目其实非常好！”第二天，他们再来参加大会，并欣然接受了一份赠阅的册子，称为《和平——能够持久吗？》。余下的大会节目也进行得很顺利。
大战结束后，当局放宽了旅游限制。普赖斯·休斯从伦敦的伯特利来到贝尔法斯特。与他同行的还有后来被派往中国传道的金海露。经过六年与伦敦分社办事处失去直接联络之后，我们人人都从这些弟兄的演讲获得很大的鼓励。不久之后，社方派了另一位忠心的先驱，哈罗德·迪尔顿，从英国来到贝尔法斯特，协助推广这里的王国工作。
返回英国
我们跟爱尔兰的弟兄缔结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很舍不得离开他们返回英国。可是社方派我和妻子返回曼彻斯特。其后，由于兰开夏郡的纽敦尼威洛有更大的需要，我们迁到那里去。我们的女儿洛伊丝在1953年出生，她在16岁时加入了先驱的行列，令我们大感欣慰。她后来跟另一位先驱戴维·帕金森结为夫妇。他们婚后像我和奥莉芙以往一样，在北爱尔兰从事全时服务。现在他们已携同儿女迁回英国居住，跟我们一起在同一个会众服务。
虽然环境再三改变，我却从未考虑过要停止先驱工作，奥莉芙也一样。我一向认为，我之得以紧守先驱岗位多年，奥莉芙实在功不可没；要是没有她始终如一的爱和支持，我就无法继续全时服务了。虽然我们现在比以往较容易疲倦，但向人作见证仍然是一件乐事；尤其是每当我俩结伴主持圣经研究，就更令我们兴奋。多年来，我们有荣幸协助大约一百人献身受浸成为耶和华的敬拜者。这的确令我们深感欣慰！随着这些人生儿育女，甚至第三四代都相继成为见证人，这个数目很可能已增加了好几倍。
至今我仍不时跟奥莉芙回味我们以往的宝贵特权及经历。那段日子过得很快，但却十分快乐！我深知没有任何事比以先驱身分事奉耶和华上帝更好。今日我不论回顾以往，还是瞻望未来，耶利米的话都充满意义：“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因此，我要仰望他。”——耶利米哀歌3: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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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与奥莉芙·安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