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忠贞不二

彼得·帕利泽口述

1985年12月，我和妻子所乘搭的飞机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国际机场降落，我们的心情实在兴奋不已。我们的车子朝着市区进发；在途中，声音如旧，景物依然，往昔的日子蓦地在脑海涌现。

我们到肯尼亚来是要出席耶和华见证人的“紧守忠诚者”区务大会。十二年前，肯尼亚政府禁止我们的传道工作，我和妻子被迫离境。当时，我们住在肯尼亚耶和华见证人的分社，称为伯特利。现在，我们重游旧地，经历到不少意外的惊喜！

肯尼亚伯特利有一名参与预备午膳的年轻见证人，我们自她两岁时就认识她了。事实上，伯特利家庭至少有六名成员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们了。现在，他们已是青年人，仍然和家人一起热心地事奉耶和华；这令我们感到多么欣喜！耶和华上帝的确看顾他们，就像他在圣经里所应许一样：“［忠贞］的人，你以［忠贞］待他。”（撒母耳记下22:26）这些年轻人正过着富于酬报的生活，跟我年轻的日子相比有如霄壤！

早年生活漫无目的

我在英国的斯卡伯勒出生，时间是1918年8月14日。两年后，母亲和我同母异父的姊姊迁居加拿大。在随后三年间，我一直跟父亲、祖母和姑母一起生活。在我五岁的时候，母亲从父亲手中把我夺去，带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居住。四年后，她把我送回英国父亲那里，让我在英国念书。

母亲和我同母异父的姊姊每六个月左右就写信给我。在信的结尾部分，她们屡屡叮嘱我要做个好公民，忠于国王和祖国。我的答复也许使她们大失所望，因为我在回信中表示，国家主义和打仗都是不对的。然而，我在青少年期间的生活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只是混日子罢了。

1939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六个星期，我被征召加入英国陆军。那时我才20岁。不久，我所属的团队被派到法国北部服役。德军空袭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些少年兵就用步枪对准他们射击，情势相当惊险。后来德军大举进攻，我们整营士兵仓皇撤退。1940年6月第一个星期，我跟英军一起撤离敦刻尔克。我还记得尸体遍布海滩的情景，现在想起来犹有余悸。我得以死里逃生，登上一艘小货船前往英国东部的哈里奇。

次年，1941年3月，我被派往印度服役。在那里，我受训成为导航仪机械工。后来我患病入院留医了一段时期，接着被调到印度首府德里的部队服役。当时我离乡背井，而且仍然不适，不禁想到自己的前途。我对于人死后的情况尤其感到困惑。

找着效忠的新对象

伯特·盖尔是个英国人，我在德里的时候和他同住一室。一天他说，“宗教是属于魔鬼的，”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的妻子在英国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不时把一些圣经刊物寄给伯特。我对其中一本题名为《希望》的册子特别感兴趣。册子谈到死去的人有复活的希望，这使我真正感受到内心的安宁。

1943年年初，伯特跟一个名叫特迪·格鲁伯特的英印混血儿聊天。特迪是我们在陆军基地的同事。令我们大感惊讶的是，特迪透露他是个耶和华见证人。虽然印度当局在1941年下令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刊物流通，可是，特迪还是带我们参加见证人在德里举行的聚会。在这个人数不多的会众里，我一生首次找着诚挚亲切的友谊。巴兹尔·察托斯是来自希腊的一位年长基督徒，他对我特别关怀，并回答了我不少疑问。巴兹尔根据圣经回答我的问题，使我清楚明白为什么人会衰老死亡，并且得以认识复活的希望和上帝所应许的正义新世界。——使徒行传24:15；罗马书5:12；彼得后书3:13；启示录21:3,4。

守望台社在1942年出版的册子《和平——能够持久吗？》尤其引起我的兴趣。这本刊物指出，国际联盟就是圣经所说的“鲜红色的野兽”。（启示录17:3）册子引述启示录17章11节的话，评论说：“我们现在可以说，国际联盟‘以前在、目前不在’。”册子接着说：“这个国际联盟将会再次兴起。”三年多以后，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世事的发展果然跟册子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在政府禁制见证人的刊物期间，我能够给这些新朋友一点帮助。每逢有一箱《和平——能够持久吗？》的册子运到，见证人就把整箱册子交给我保管。谁会想到前来军营搜查禁书呢？我每次参加聚会都带几本册子去分给弟兄。如果他们担心自己的家会被警方搜查，我甚至替他们把圣经书刊藏起来。1944年12月11日，见证人的活动终于获得解禁。

1943年，我们的小分队举办圣诞庆祝，令我对基督教信仰的忠贞受到考验。我拒绝参与庆祝活动，因为我知道耶稣其实并不是在严寒的12月出生的；此外，早期的基督徒也没有庆祝圣诞节。——参看路加福音2:8-12。

1944年12月27至31日，耶和华见证人在贾巴尔普尔举行“团结的宣扬者”大会，大约有150人与会，我是其中之一。大会有不少代表从德里乘火车前来，路程长达600多公里。大会在露天的场地举行；我有机会目击耶和华的组织怎样运作，那种令人振奋的属灵气氛令我永远也忘不了。

大会的代表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我们一起唱王国诗歌，享受愉快的基督徒交谊。我在这个大会里开始参与公开的传道工作。直至今日，我仍然十分珍惜传道教人的宝贵殊荣。

在英国参与全时服务

1946年，我返回英国，不久就开始跟沃尔弗顿会众交往。这群会众虽然只有十名王国传道员，可是，他们令我感到温暖亲切、心满意足，就像我跟印度的弟兄相处时一样。我在会众里特别留意到薇拉·克利夫顿，她待人真挚、热诚，而且跟我一样渴望成为全时的先驱传道员。后来，我们在1947年5月24日结为夫妇。我把一所活动房屋修理好；次年，我们接获头一次的先驱委派，到一个称为亨廷登的乡镇服务。

在那段日子，我们清早就骑自行车到郊区去。我们整天在那里传道，中午只花少许时间吃三明治。传道工作结束后，我们再次骑自行车回家。无论是迎着强烈的逆风前进，还是冒着滂沱的大雨前行，我们都深感快乐，在主的工作上有如“满载而归”。

后来，我们渴望增加传道活动，向其他国家的人传讲“好消息”。（马太福音24:14）我们于是向社方申请，到美国纽约南兰星的基列海外传道学校受训。结果，我们获准到基列学校第26届进修，在1956年2月毕业。

到非洲扩大服事职务

我们奉派到非洲的北罗德西亚（现今称为赞比亚）从事海外传道工作。我们抵达后不久，社方就邀请我们在该国的伯特利服务。在伯特利里，我负责跟东非的会众通信。肯尼亚是东非的一个国家，1956年，该国只有4位见证人；然而，北罗德西亚当时却有2万4000多名传道员。薇拉和我不禁想道，假如我们能够在需要有更多传道员的地区服务，会是多么好。

出乎我意料之外，社方后来邀请我到基列学校接受另一个课程；这个课程为期十个月，专为在分社负督导责任的弟兄而设。我于是启程前往纽约市（当时基列学校所在的地方），撇下薇拉独个儿留在北罗德西亚。训练课程在1962年11月结束，分社派我到肯尼亚，在当地设立分社办事处。那时肯尼亚的见证人数目已增至一百多人。

我动身返回北罗德西亚，打算与薇拉会合，然后前往肯尼亚。但我在中途要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停留一会儿。我抵达内罗毕的时候，比尔·尼斯比特前来跟我会面。比尔是基列学校第25届的毕业生，他告诉我可以在这儿直接取得肯尼亚的入境许可。我们于是到移民局办理手续，几分钟就取得了五年的入境签证。结果我并没有返回北罗德西亚跟薇拉会合，相反，薇拉前来内罗毕与我团聚。

我们参加了一个临时课程，以便学习斯瓦希里语。然后，我们跟人数寡少的内罗毕会众一起从事传道工作。我们用斯瓦希里语向住户读出传道话题后，有时住户回应说：“我不懂英语！”尽管这样，我们在传道工作上坚持不懈，逐渐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

我们的传道地区有一些庞大的住宅区，以圣经时代的地方为名，例如耶路撒冷和耶利哥等。这些地区的居民迅速响应王国的好消息，有不少后来成为新的王国传道员。圣经真理对这些人产生多么令人惊讶的影响！由于耶和华的子民忠于他的王国，他们能够消除种族优越感而保持团结。不同种族的人甚至互相通婚，这种情况在非见证人当中是十分罕见的。

新的王国宣扬者十分热爱真理。且以萨姆森为例。他很渴望自己的家乡也有机会听到圣经真理，于是再三请求社方派一些先驱到那里服务。萨姆森甚至在乌卡巴尼区扩大自己的住所，好让先驱有住宿的地方。不久，一群新的基督徒会众在当地成立起来。

埃塞俄比亚是东非一个国家，我曾多次探访那里的弟兄。他们虽然受人监禁、毒打，并且不断受到监视，却每月平均用20多个小时从事传道工作。有一次，一群埃塞俄比亚弟兄姊妹分别乘搭两辆公共汽车，行驶了一个星期的路程，越过险峻的山口，来到肯尼亚参加区务大会。他们足智多谋，设法把圣经刊物运进国内供当地弟兄使用。我们在肯尼亚的分社很乐意继续供应他们所需的圣经刊物。

1973年，肯尼亚政府正式禁止我们的传道工作，海外传道员被迫离境。那时肯尼亚的见证人数目已超过1200人，他们当中有不少到飞机场来送别，使我们铭感难忘。由于送机的人很多，一个旅客禁不住问我们是否社会名流。我和薇拉返回英国服务，却对非洲念念不忘。

重返非洲

几个月后，我们接获新委派，到西非加纳的首都阿克拉的伯特利服务。在阿克拉的伯特利，我的工作委派之一使我亲身体验到弟兄们的贫苦。我负责为伯特利家庭购买粮食和用品，然而，这里的粮食价格非常昂贵，令人咋舌。此外，人往往买不到所需的物品。当地的汽油短缺，零件供不应求，在生活上造成诸多不便。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体会到保持忍耐的确非常重要，而加纳的弟兄早已养成了这种品质。弟兄拒绝利用贿赂来获取生活的必需品；他们虽然生活穷乏，却仍然保持喜乐。这种情形实在令人鼓舞。结果，耶和华在加纳的子民以诚实见称，在不少官员面前赢得了好名声。

加纳虽然在物质方面相当贫乏，在灵性方面却欣欣向荣。在全国各地，差不多每家人都有我们的圣经刊物。我们在1973年抵达加纳时，当地的王国宣扬者数目有1万7156人；到1981年，这个数目已增至2万3000多人。然而，在1981年，我的皮肤癌突发，长年暴露在印度和非洲的烈日下无疑使我的病情恶化。因此我们不得不离开加纳，返回英国接受定期治疗。

英国的新环境

重返英国后，我在传道工作方面必须作出颇大的调整。在非洲，我时常遇到一些尊重上帝和圣经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跟他们交谈。可是在伦敦，对真理感兴趣的人却并不多见。我不由得佩服英国弟兄所表现的坚忍精神。许多人都“被人剥皮，四处丢弃”，我看出自己必须对他们养成更大的同情心。——马太福音9:36。

我和薇拉从非洲回来以后，一起在伦敦的伯特利服务。薇拉在1991年9月逝世，享年73岁。有多年之久，薇拉一直在服事职务上和我并肩工作，甘苦与共。她的去世叫我哀痛欲绝，我对她十分怀念。然而，伯特利家庭的大约250位成员给我莫大的扶持，叫我深感欣慰。

耶和华的组织是不断向前迈进的，许多人正以全时服务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能够体验到这一切的确是莫大的福分。真的，全时服务是最佳的生活方式，因为“［耶和华］……不遗弃他忠贞的子民”。——诗篇37:28，《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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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至1955年期间，我们在英国从事先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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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度一个大会里首次参与传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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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北罗德西亚当海外传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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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们跟一些阔别了12年的朋友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