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信心坚定，誓不退缩！”

赫伯特·米勒自述

希特勒的军队入侵荷兰数月后，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就受到禁止了。过了不久，我被纳粹党列入受通缉者名单上，像野兽一样被他们追捕。

有一次，我对这种四处藏躲、四处逃亡的生活深感厌倦，于是告诉妻子，我给纳粹军拘捕，也许反而是个舒解。后来一首歌的歌词在我脑海里浮现：“尽管饱受仇敌压迫，却信心坚定，誓不退缩！”a这首歌使我从新得力，也使我想起身在德国的双亲，以及昔日唱出这首歌跟我道别的朋友。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这些往事吗？

父母以身作则

我在1913年于德国的科皮茨镇b出生，当时父母是福音派教会的成员。七年后，亦即1920年，爸爸脱离了教会。他在4月6日申请领取《退出教会声明》。镇上的民事登记处职员为爸爸填了这样的一份文件。但一星期后，爸爸回到民事登记处，告诉职员该份声明文件并没有他女儿的名字。职员于是另填一份文件，表明退出教会的申请书对马莎·玛嘉丽塔·米勒也适用。当时我的妹妹玛嘉丽塔才一岁半。爸爸在事奉耶和华方面的确非常认真，一丝不苟！

同年，圣经研究者（现称耶和华见证人）替爸爸妈妈施浸。我们的家教很严格，可是由于爸爸忠心地事奉耶和华，接受他的指导并不困难。爸爸妈妈对耶和华的忠贞也促使他们甘愿作出所需的调整。例如，曾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准我们在星期日到户外玩耍。但在1925年的一个星期日，爸爸妈妈说我们一家会到外面散步。我们带了一些小吃出外，共享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以往我们终日给困在家里，这个改变令人多么舒畅！爸爸说他在最近一个大会里听到一些资料，使他纠正了自己对星期日的活动的看法。在其他事上，爸爸也同样乐于作出调整。

尽管健康欠佳，爸爸妈妈仍然尽力参与传道工作。例如，为了分发《对教士牧师们的指控》这份单张，我们与会众的其他传道员在某个晚上，乘火车前往离德累斯顿300公里的雷根斯堡镇。第二天，我们在全镇分发这份单张。分发工作完成后，我们在回程上再次乘火车。我们回到家里时，差不多二十四个钟头已过去了。

离家

我加入了会众的少年班，这也帮助我在灵性上继续进步。当时，一些14岁以上的年轻人每周与会众里一些年纪较大的弟兄聚集起来。我们一起玩游戏、奏乐器，一起研读圣经，也讨论有关创造和科学的资料。然而，在我19岁那年，亦即1932年，我跟少年班的交往就终止了。

该年4月，爸爸收到守望台社马格德堡分社的来信，说社方正物色一个既懂得驾驶、又渴望做先驱的传道员。我知道爸爸妈妈都希望我加入先驱的行列，但我却觉得自己无法这样做。由于我们家境贫穷，我从14岁就开始替人修理自行车、缝纫机、打字机和其他办公室设备了。试问我怎能够不顾家人而去呢？他们需要我帮补生活。再说，我当时甚至还没有受浸呢。可是，爸爸却叫我跟他一起坐下来，然后问我一些问题，看看我是否明白受浸的意义。我的回应令他确信，以我的灵性进步来说，我是有资格受浸的。爸爸说：“你应当接受这个任务才对。”于是我决定遵嘱而行。

一星期后，社方邀请我到马格德堡去。我把这件事告诉少年班的朋友，他们打算高歌一曲来欢送我。我所选的歌令他们感到意外，因为他们认为那首歌太严肃了。但无论如何，有些人拿起小提琴、曼多林琴和吉他，然后大家一起唱道：“尽管饱受仇敌压迫，却信心坚定，誓不退缩！面临患难，也绝不惊恐。”当日我没有料到，在随后的岁月，这几句歌词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所需的力量。

动荡的开始

马格德堡的弟兄试验过我的驾驶技术后，就把一部汽车交托给我和另外四个先驱。我们驾车向比利时附近的什奈弗尔进发。我们很快就发觉这部汽车多么不可或缺。什奈弗尔的天主教会很不欢迎我们。在教士唆使下，村民往往等我们一抵达，就把我们赶走。我们曾多次被手持锄头和草耙的村民追打，幸亏有汽车才得以脱险。

1933年的耶稣受难纪念聚会过后，区域监督保罗·格罗斯曼告诉我们，社方在德国的工作已被当局禁止。过了不久，分社吩咐我驾车到马格德堡，把当地的书刊运到离马格德堡大约100公里的萨克森州。我抵达马格德堡的时候，谁料盖世太保（纳粹党的秘密警察）已封闭了分社。我把汽车交给莱比锡的一个弟兄保管，然后就回家去。可是，我却没有在家里逗留很久。

瑞士分社请我到荷兰从事先驱工作。我本来打算在一两个星期内起程。可是，爸爸劝我最好立即动身。我听从他的劝告，于是在几个钟头后就启程。第二天，警方到爸爸家里来，声言由于我逃避军事义务，他们要拘捕我。不过，他们来得太迟了。

在荷兰展开先驱工作

我在1933年8月15日抵达海姆斯泰德镇的先驱之家，距离阿姆斯特丹25公里。我虽然一点荷兰语也不懂，但在第二天就出去传道了。我带着一张见证卡，上面印了一个圣经信息。就这样，我开始向人作见证。那天有一个天主教妇人接受了《和好》一书，令我十分鼓舞！在同一天，我还分发了27本小册子。在那头一天工作结束时，我因为自己能够再次享有传道的自由而雀跃不已。

在那些日子，先驱除了从分发书刊所得的捐款外，就再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了。我们把捐款用来买食粮和其他必需品。如果在月底还有少许捐款剩余下来，先驱们就会把钱均分，作为个人开销之用。我们在物质方面虽然相当贫乏，耶和华却对我们照顾周到，我甚至能够在1934年到瑞士出席大会呢。

忠贞爱侣

我在大会里遇见18岁的埃丽卡·芬克。我仍住在家里的时候就认识她了。埃丽卡是我妹妹玛嘉丽塔的朋友；她坚守真理，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在1932年受浸后不久，有人向盖世太保告密，说埃丽卡拒绝高喊“救星希特勒万岁！”盖世太保抓住埃丽卡，要求她解释她拒绝高喊这个口号的原因。埃丽卡向警察局的官员读出使徒行传17:3，然后指出上帝只立了一个人做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警察喝问：“还有其他人的信仰跟你的一样吗？”埃丽卡不肯说出其他基督徒同工的名字。警察于是恐吓她，说要把她拘留下来。埃丽卡表明她宁死也不会说出其他人的名字。警察怒目瞪着她，喊道：“快给我滚回家去！救星希特勒万岁！”

大会过后，我返回荷兰，埃丽卡则留在瑞士。然而，我们都感觉到，彼此间的友谊增进了不少。埃丽卡仍在瑞士的时候，听闻家乡的盖世太保正四下搜捕她。埃丽卡于是决定留在瑞士从事先驱工作。几个月后，社方请她到西班牙服务。她曾先后在马德里、毕尔巴鄂和圣塞瓦斯蒂安从事先驱工作。可是，在圣塞瓦斯蒂安，群众在教士煽动下迫害耶和华见证人，结果埃丽卡和她的先驱同伴被关进狱中。1935年，当局下令她们离开西班牙。埃丽卡于是来到荷兰。在同一年，我们结为夫妇。

战云密布

我们婚后在海姆斯泰德从事先驱工作，后来搬到鹿特丹。1937年，儿子沃尔夫冈在当地出生。一年后，我们搬到荷兰北部的格罗宁根，与另一个德国家庭住在一起。这个家庭就是费迪南德·霍尔托夫和妻子黑尔加，还有他们的女儿。这对夫妇也是先驱。1938年7月，社方通知我们荷兰政府发出警告，所有德国籍的见证人都不可在该国境内传道。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社方任命我做带务仆人（环务监督），我们一家都搬到“散布亮光者号”上居住。“散布亮光者号”是社方的船，在荷兰北部传道的先驱以它为基地。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跟家人在一起，而是骑着自行车从一群会众前往另一群会众，要鼓励弟兄们在传道工作上锲而不舍。弟兄们的确孜孜不倦地向人传道。有些弟兄甚至增加自己的传道活动。维姆·基蒂拉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认识维姆的时候，他是个青年。维姆意识到圣经是真理，可是他在农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我劝他说：“你如果想有时间事奉耶和华，就要转一份工作才行。”他果然另找一份工作。后来我再次跟维姆见面，并鼓励他做先驱。他答道：“但我要干活儿，才有饭吃啊。”我对他说：“你一定会有饭吃的。耶和华必定会照顾你。”维姆于是投身先驱工作。后来，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负起周游监督的职责。维姆现在已八十多岁了，他仍然是个热心的见证人。耶和华的确一直照顾他。

工作受禁，人被通缉

1940年5月，次女雷娜出生后大约一年，荷兰军队投降，纳粹军占领荷兰。7月，盖世太保占据社方的办事处和印刷厂。次年，纳粹党掀起了搜捕见证人的浪潮，我因而成了阶下囚。我既是个见证人，又是个到服兵役年龄的德国人，因此不难想象盖世太保会怎样处置我。我预料永远也无法跟家人团聚了。

1941年5月，盖世太保竟然释放了我，并吩咐我报名参军。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件事。我当天就躲藏起来，然后在同一个月内恢复环务工作。因此盖世太保火急通缉我。

家人共度时艰

我的妻儿搬到荷兰东部的福尔登村。为了减少他们的危险，我不得不大幅减少自己回家的次数。（马太福音10:16）为了安全起见，弟兄们不用我的真名，只叫我做德国人约翰。我们甚至不准四岁大的儿子沃尔夫冈谈及“爸爸”，他只能说“约翰叔叔”。这令他很难过。

在我四处藏躲期间，埃丽卡负责照顾孩子，并继续向人传道。雷娜两岁的时候，埃丽卡把她放在自行车的行李架里，带她到乡村地区传道。虽然要获得足够的食物并不容易，但埃丽卡总是得着食物，从没有让家人严重缺粮。（马太福音6:33）以往我曾替一个信天主教的农夫修理缝纫机，这个农夫不时把一些马铃薯送给埃丽卡。不但这样，他还替我向埃丽卡传口信。有一次，埃丽卡到杂货店去，用一荷兰盾买一件货品。杂货店老板知道埃丽卡正躲着度日，不能领取食物配给证，老板于是把货品连同2荷兰盾送给埃丽卡。这些好心人对埃丽卡表现同情，帮助她继续熬下去。——希伯来书13:5。

与勇敢的弟兄并肩工作

在这其间，我继续探访各群会众，然而我只跟会众里负有职责的弟兄见面。由于盖世太保紧追着我，我在一个地方最多只能逗留几小时。大多数弟兄姊妹都不能与我见面。他们只能与属于同一个圣经研究小组的见证人接触。因此在同一个城市里，有两个胞姊妹由于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她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获悉大家在大战期间都成为了见证人。

我的另一个任务是要找个地方，好把社方的书刊藏起来。我们也秘密收藏纸张、蜡纸印刷机和打字机。这些工具都是在有必要时用来印制《守望台》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把社方的书刊从一个秘密地方运到另一个秘密地方去。我记得有一次，我必须运送30箱书刊，但同时又要尽力避免引起别人注意。这件差事可真不容易！

此外，我们也组织起来，把荷兰东部农场的食粮运到西部的城市去，尽管当局禁止人这样做。我们把粮食放在马车上，然后向西部进发。我们抵达河畔，却不能使用任何一座桥，因为每一道桥都有卫兵把守。因此我们把粮食卸下到一些小艇去，然后火速渡河，到岸后就把粮食转放在另一辆马车上。我们抵达目的地后，等到夜幕低垂，就把马蹄套上袜子，悄悄地将粮食运到当地会众的秘密粮仓去。这样，我们得以把粮食分配给有需要的弟兄。

要是德军发现这些粮仓，有关弟兄就会有丧命之虞。然而，有几个弟兄却自告奋勇提供协助。例如，在阿默斯福特，布勒明克氏家庭的房子虽然距离德军的驻地只有一箭之遥，这个家庭却把起居室用作粮仓！这些勇敢的见证人为了帮助弟兄，甘愿把生死置之度外。

耶和华帮助我和妻子在受禁期间一直保持忠心。1945年5月，德军战败，我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社方请我继续作周游监督，直至有其他弟兄能够接替我的工作为止。1947年，贝尔特斯·范德拜尔c接替我的工作。当时我们的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因此我们在荷兰东部定居下来。

悲与喜

大战结束后，我获悉爸爸在我离家赴荷兰后一年左右就给监禁起来。他曾因健康出现问题而两次获释，但每次都再度入狱。1938年2月，他被解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来转解达豪集中营。1942年5月14日，爸爸在达豪集中营去世。他至死信心坚定，忠贞到底。

妈妈也被解往达豪集中营，直至1945年获释。爸爸妈妈坚守信仰，为我立下优良的榜样，并令我得以享有这么丰盛的属灵福分。因此在1954年，我很高兴能够把妈妈接过来与我们同住，妹妹玛嘉丽塔也跟妈妈一起前来。自1945年以来，玛嘉丽塔一直在共产政权下的东德从事先驱工作。妈妈虽然健康欠佳，又不懂荷兰语，却继续参与传道工作，直至1957年10月忠贞地走完地上的路程为止。

对我们来说，1955年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大会的确难忘。我们抵达会场后，来自德累斯顿的弟兄告诉埃丽卡，她的母亲也在场出席大会。自从德累斯顿受到东德政府统治以来，埃丽卡已有21年没有跟母亲见面了。我们作出安排，好让她们重聚。母女二人团聚时不禁互相拥抱，欣喜不已！

后来，我们的孩子增至八个。可悲的是，其中一个儿子在车祸中不幸丧生。然而，我们其余的孩子都继续事奉耶和华，令我们深感欣慰。我们很高兴看见沃尔夫冈和他妻子正从事环务工作。另外，他们的儿子也是个环务监督。

我有幸目睹耶和华在荷兰的工作大大扩展，我为此深深感激他。我在1933年到荷兰做先驱，当时荷兰只有大约一百个见证人。现在传道员的数目已增至三万多人。我和埃丽卡虽然体力日渐衰弱，却仍然决心按照昔日那首歌的歌词而生活：“信心坚定，誓不退缩！”

［脚注］

［第23页的图片］

少年班的成员在传道工作后一起歇息

［第24页的图片］

我和先驱同伴在什奈弗尔从事传道工作。当时我20岁

［第25页的图片］

我与埃丽卡和沃尔夫冈摄于1940年

［第26页的图片］

从左至右：孙儿乔纳森和妻子米丽亚姆；埃丽卡、我、儿子沃尔夫冈和妻子朱莉亚

［第26页的图片］

一位与家父同囚狱中的弟兄在1941年为家父所绘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