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基列学校受到很好的训练,让我在特派传道员的岗位上能够“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哥林多前书9:22)我和保罗·布鲁恩、雷蒙德·利奇被委派去菲律宾。毕业后,我们等了几个月才拿到签证,然后搭船前往目的地。途中我们经过鹿特丹、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马来西亚和香港,一共在海上航行了47天!1954年11月9日,我们终于抵达了马尼拉。
我们需要适应当地的环境和居民,也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起初,我们三个人被派到奎松城的一群会众,当地大部分的居民都会说英语,结果过了六个月,我们还是不太会说他加禄语。但下一个工作岗位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了。
1955年5月的某一天,我和雷蒙德传道完回家后,发现有一叠信件在我们的房间里,我们被通知要去做分区监督。虽然当时我才22岁,但这个新的工作岗位让我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我记得有一次探访会众时,在一个村庄的小店前发表公众演讲。我很快就发现,原来当时对菲律宾人来说,发表公众演讲就要在“公众”场所!所以我探访会众时,曾在凉亭、市场、篮球场、公园、市政厅前发表演讲,也经常在街角这么做。有一次,我本来要在圣巴勃罗的一个市场前发表演讲,但是一场倾盆大雨打乱了这个计划,于是我建议会众的弟兄把演讲改在聚会所里进行。后来弟兄问我,这次的演讲能不能算是公众演讲聚会,因为弟兄觉得这次聚会不是在“公众”场所进行的。
探访会众期间,我都住在弟兄姊妹的家。虽然住的地方不是很豪华,但都很干净。我常常睡在铺了席子的木地板上。洗澡的地方没什么隐私,所以我学会怎样小心翼翼地洗澡。我通常会搭公车或一种菲律宾的小型公车去探访会众,有时也会搭船去不同的小岛。我为上帝服务的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自己的车。
传道和探访会众的工作帮助我学会他加禄语。我没有上过正式的语言课程,但我在传道和聚会时听弟兄们怎样说话就慢慢学会了。很多弟兄都愿意帮助我学习,我很感谢他们对我表现耐心也坦率地纠正我。
随着时间过去,新的工作激励我作出更多调整。1956年,内森·诺尔弟兄来探访菲律宾,那时举行了全国大会,而我负责跟新闻媒体联系,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很多弟兄都愿意教我。不到一年,世界总部的弗德烈克·法兰兹弟兄来菲律宾时,也举行了全国大会,那时我是大会监督。当地的弟兄姊妹很高兴看见法兰兹弟兄穿着菲律宾传统服饰发表演讲。我从法兰兹弟兄身上学到,要乐意为了别人调整自己。
后来,我奉派做区域监督,需要作出更多调整。当时,我们经常在户外播放《新世界社会的快乐》影片给大众观看。不过,我们常常被小虫子找麻烦。小虫子受放映机的灯光吸引,结果都卡在放映机里,所以播完影片后,我们还要花时间清理。虽然播放影片牵涉到很多工作,但我们看见许多人有良好的反应就很高兴,他们可以从影片看出耶和华的组织是个国际弟兄团体。
有些天主教教士向当地的政府官员施压,逼他们不要发给我们举行大会的许可证。要是举行大会的地点靠近教堂,有些教士也会故意敲响教堂的钟,试图让我们听不到大会的节目。尽管如此,传道工作还是不断地扩展,在那些受到教士反对的传道地区里,有许多居民现在都成为崇拜耶和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