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

在匈牙利王国见证工作的历史上，1991年7月25日是可喜的一天。这天守望台圣经书社所训练的海外传道员首次抵达匈牙利，奉派在当地服务。拉斯洛·沙尔克齐连同妻子卡伦于下午1时零3分飞抵布达佩斯南面的费里海吉机场。沙尔克齐弟兄在服事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加拿大多伦多服务，现今回到匈牙利。他离开匈牙利已27年有多了。

匈牙利位于欧洲中南部，人口逾1000万人。居民有超过百分之95是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后代，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早在一千多年前，天主教已在匈牙利树立势力。之后不久，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为匈牙利国王伊什特万（斯蒂芬）加冕。后来教会更将“［圣母］马利亚之国”的名号赐予匈牙利。

不过，在匈牙利并非人人都信奉天主教。第一部以匈牙利语出版、在1590年面世的圣经是由一个名叫加什帕尔·卡罗利的基督新教徒翻译的。这部经过多番修订的译本是现今最常用的匈牙利语圣经，其中含有上帝的名字。1868年，当局通过法例，正式承认天主教以外的宗教，还容许人民自行选择宗教。1989年，匈牙利政府也授予耶和华见证人这种权利，这样耶和华见证人便可以差派海外传道员前往匈牙利传道。不过，当时匈牙利人对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已有相当认识了。

圣经真理在匈牙利传播开去

拉斯洛和卡伦抵达匈牙利之前九十三年，《锡安的守望台》（1898年5月15日刊）就加拿大的一位弟兄作了以下宣布：“我们想在此向一位亲爱的弟兄道别，他将要启程返回祖国匈牙利，向同胞传讲好消息。他曾在祖国任职教授多年，精通拉丁语、德语和匈牙利语。我们希望主会任用他，找着一些选民而给他们盖印。”

这位教授的努力显然产生了成果。五年后，罗素和他的周游同伴探访苏黎世时遇见两位来自匈牙利的信徒同工。另外，1905年德语版的《锡安的守望台》刊登了几封来自匈牙利弟兄的信，信中表示有些人正经由德国接获圣经书刊。

1908年，一个名叫安德勒斯尼·贝内德克的谦卑妇人成为圣经研究者（当时耶和华见证人的名称），然后回到匈牙利东部的豪伊杜伯瑟尔梅尼市，跟别人分享她从上帝话语获知的好消息。四年后，又有两名圣经研究者从美国返回匈牙利。他们是由于聆听罗素弟兄的公开演说，而获悉上帝的真理和旨意的。罗素弟兄习惯每逢演讲之后，便上前跟一些已多次聆听他演说的人攀谈。他会询问他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属于什么国籍？你们会喜欢回到祖国，跟亲人分享真理吗？”

返回匈牙利的两位圣经研究者分别是卡罗伊·绍博和约瑟夫·基斯。绍博弟兄回到毛罗什－瓦萨尔海伊市（现今已是罗马尼亚的特尔古－穆列什），当时这个市镇还是匈牙利的领土。基斯弟兄起先跟绍博弟兄一起在当地分派书刊，后来则返回自己的出生地阿巴拉市（现今是斯洛伐克的奥博兰）。他们的努力产生了成果，绍博弟兄的家人接受了真理，后来还有更多人采取行动拥护真理，加入传讲好消息的行列。

在北美洲说匈牙利语的地区传道

不少人在北美认识真理之后，便返回匈牙利传讲好消息。贝内德克、绍博、基斯，以及从加拿大回国的教授仅是其中的一小撮人而已。既然有这么多人返回祖国传道，由此可见在美洲说匈牙利语的地区，传道工作进展得不错。

事实上，1909年8月15日刊的《守望台》提醒弟兄们，在美国“东部和中部的各大城市里，有成千上万的居民是读马扎尔文的”。社方鼓励当地的弟兄订取匈牙利语版的《人民论坛》单张，然后免费分发出去。到翌年年底，弟兄们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已分发了大约3万8000份单张。后来社方相继出版的匈牙利语书刊有《圣经的研讨》、《创世影剧剧情说明书》、《守望台》、《黄金时代》和以《现今活着的千百万人会永远不死》为题的小册。社方还透过无线电以匈牙利语广播好消息。1930年，有五家电台广播社方主办的27个匈牙利语节目。

应付在匈牙利的重重障碍

1911年，罗素弟兄在欧洲巡回演说，期间他周游了至少十个国家。他很想在布达佩斯发表“预言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这个演讲。可是，纽约一个极力反对罗素弟兄的犹太教领袖教唆他在奥匈的同袍，设法阻止罗素弟兄发表演说。

后来绍博弟兄写信给罗素弟兄说：“在匈牙利推行王国工作比在美国困难得多，原因是大多数弟兄姊妹都十分穷困，传道工作不得不以小得多的规模进行。……目前这里共有四十二个小班，散布在各州。……5月11和12日，我们举行了一个规模较小的大会，有大约100人出席……。

“各教派的牧师和教士设法以法律行动制止我们的活动。我们被拉上法庭，至今尚能够为自己辩护。”

真理传至首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布达佩斯有一名清道夫在垃圾堆里找到一份由圣经研究者发行的单张。单张上印了社方位于毛罗什－瓦萨尔海伊市的地址。他把单张给妻子看，妻子看了大为雀跃，甚感兴趣，于是马上写信向社方索取更多书刊。社方把书刊寄给她，后来还派人上门探访她。

结果，当地很快便成立了一个研读小组。这个妇人（霍瓦特太太）主动开放她的家供小组举行聚会之用。这个位于蒂萨卡尔曼广场（现今改名为科塔尔萨萨广场）的住宅便是圣经研究者在布达佩斯举行聚会的第一个地方。霍瓦特姊妹在1923年去世后，弟兄们依然在她的楼房里举行聚会，而且有一段时间在那里办公。

基斯和绍博遭囚禁

凭着耶和华的祝福，加上基斯和绍博弟兄并其他人的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首都以外的多个城镇，包括在匈牙利东部的豪伊杜伯瑟尔梅尼市、包高梅尔公社、包尔毛兹新城公社，以及北部的大维斯尼奥，都成立了研读小组。除毛罗什－瓦萨尔海伊市外，科洛斯堡市（克卢日）也成立了一个小组；现今这两个城市均在罗马尼亚境内。

基斯和绍博弟兄热心传道，令教士大感不悦。教士于是教唆政府捉拿两位弟兄。基斯和绍博弟兄均被判监禁五年。不过，他们在1919年革命期间获释出狱，之后便马上着手恢复各会众间的联络。后来，匈牙利在1920年签订了《特里阿农条约》，把大片土地割让给邻国。在这种情况下，会众间的联络变得愈加困难。

战后从克卢日展开活动

大战后，有更多在美国认识圣经真理的人回到匈牙利，其中两位是约瑟夫和巴林特·绍什两兄弟。他们在1918年受浸，然后在1919年返回家乡，运用社方的刊物展开传讲好消息的工作。耶和华给他们的祝福十分显而易见。有一群会众在蒂萨埃斯拉尔镇成立起来，不久在邻近的乡村也有多群会众成立。

绍什两兄弟返抵匈牙利的同一年，社方差派雅各·希马到罗马尼亚去。他抵达克卢日几天后，便约见绍博和基斯弟兄，目的是要重组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王国工作。他们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作社方的办事处。在此之后，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传道工作均在这个办事处督导之下进行。

社方无法在克卢日找到足够地方容纳分社的设施，于是在1924年自行兴建办事处和印刷厂。该年年底，《守望台》报道说：“本年社方设于克卢日的印刷厂印制了22万6075本书，分发了12万9952本。再者，社方还分发了17万5000本以两种语言［罗马尼亚语和匈牙利语］印制的《守望台》和《黄金时代》杂志。”

世俗的观察家对此大感惊讶。《道》这份杂志指出：“今年［1924年］罗马尼亚没有任何印刷厂拥有这些现代化设备。……跟［圣经研究者］相比，我们分发刊物的活动实在微不足道。”

爱心、勇气及受人仇视

罗马尼亚的印刷厂还未投入生产之前，王国信息已在匈牙利广传开去。1922年，匈牙利有160人聚集起来纪念主耶稣的死亡。同年，在社方督导下，弟兄印制了20万份“对世界领袖们的挑战”这份决议。当局允准他们用一天的时间分发决议。政府机关和高官都从邮递收到这份决议。

在这段时期，捷尔吉·基斯为匈牙利弟兄立下良好榜样。他身材魁梧，充满爱心和勇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严守中立而被判死刑，后来则改为终生监禁。大战之后他获得释放。他善用余下的一生，协助建立不少会众。他还以朝圣者（意即圣经研究者所差派的周游讲员）的身分服务多年。

由于基斯弟兄勇敢无畏，加上工作卓有成效，教士和警方都对他恨之入骨。虽然他多次被捕，受到毒打，警方却无法把他定罪，因为他熟谙法律，并且能言善辩。弟兄们曾劝他小心点，但他依然周游全国探访会众，竭力强化别人的灵性。他所立的优良榜样正好跟使徒保罗的话一致：“对所有人温柔，具备资格教导人，……用温和的态度教诲不怀好感的人。”——提摩太后书2:24,25。

1931年7月20日，在罗马尼亚边境的德布勒森，一群欣欣向荣的会众正期待基斯弟兄到访，但他始终没有出现。弟兄相信他已遭仇敌杀害，回到天上的‘家乡’接获奖赏。——约翰福音14:2。

有更多人从美国回乡

1920年代期间，有很多圣经研究者从美国返回祖国匈牙利，他们都充满传福音的精神。这些人包括亚诺什·沃尔高和约瑟夫·托尔迪。沃尔高弟兄最初前往匈牙利东部的豪伊杜索博斯洛市，后来更成为朝圣者。托尔迪则前赴匈牙利北部的大维斯尼奥，在当地热心地传福音。

1910年，亚诺什·多贝尔聆听了罗素弟兄一个演说，从而认识了真理。后来他前往匈牙利的西部，在扎劳法诺克村积极展开传道工作。很快当地便成立了一个小组。在他的热心领导下，小组在毗邻的各城镇和村落传道。他常常受到猛烈的反对，以致有时不禁想返回美国。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妻子会问他：“亲爱的，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回到匈牙利？为了传道，岂不是吗？”接着他便会冷静下来。

会众内外都受到反对

随着传讲好消息的工作继续扩大和深化，反对也愈加剧烈。1925年，当局不再允许弟兄分发社方的书刊。为了维持灵粮的供应，社方在克卢日印刷的杂志需要不时更改名称，例如《基督教朝圣者》、《福音》等。

教士的反对继续升级。例如，天主教教士佐尔坦·尼斯托尔编写了一本题名为《千禧年派还是圣经研究者》的小册，文中这样说：“罗素主义比布尔什维克主义害处更大、也更可憎，因为……罗素主义假宗教之名倡导无政府言论，宣称革命、逼迫教会、压制或消灭教士乃是天主的旨意。”

各教会时常唆使警方以残暴的手段对待弟兄。绍博弟兄返回美国时，身上的累累疤痕便是警方行凶的明证。

除了外来的压迫之外，撒但和邪灵也挑起组织内部的不和。在克卢日，希马弟兄转而追求自私的目标，忽视了传讲上帝王国好消息的工作，一心要炫耀自己。结果他在组织里造成了严重分裂。

社方派马格德堡（德国）办事处负责指挥匈牙利的工作之后不久，他们差遣拉约什·绍博前往布达佩斯，协助统筹当地的传道活动和《守望台》的翻译工作。此后，匈牙利语版的《守望台》便在马格德堡印刷，且命名为《给相信基督宝血的人的杂志》。

德国弟兄予以援手

1931年，世界各地的圣经研究者看出，鉴于上帝话语的明确指示，他们以耶和华见证人为名是最适当不过的。（以赛亚书43:10）《王国——世界的希望》和《申明》这两本小册都以匈牙利语印行，内容阐释我们何以采纳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与此一致的是，册子的资料把注意集中在耶和华和他的王国之上。

《1933年鉴》报道：“《王国》小册面世后，社方特别在匈牙利首都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见证工作。与此同时，有90个德国见证人前往协助；仅在五天之内，见证人便分发了大约12万5000本《王国》小册和20万份单张。”

德国的见证人很多时都给予匈牙利弟兄援手，分发《王国》小册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希特勒上台后掀起了逼迫耶和华见证人的浪潮，不少弟兄被迫离开德国，有些来到匈牙利。马丁·普辛格也在其中。在此之前普辛格弟兄在保加利亚逗留了一年，多年后更成为治理机构的成员。另一个从德国逃到匈牙利的是格特鲁德·蒙德。她后来嫁了普辛格弟兄。

格哈德·泽尼格也是个说德语的见证人，当时跟绍博弟兄一起工作。泽尼格弟兄虽然身体并不壮健，却饱受警方折磨；一个名叫鲍拉日的警官对他特别凶恶。海因里希·德韦格尔是德国分社直接差派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弟兄至今还十分怀念他。他为人和蔼可亲，善于提出成熟的劝告；他曾给匈牙利的弟兄很大帮助。德国的先驱给他起了个别名——“先驱之父”，因为他十分爱护关怀他们。

这时法西斯主义正席卷匈牙利。德国的弟兄被迫离开匈牙利，匈牙利的弟兄则遭受更大的迫害。很多弟兄被警察殴打到遍体鳞伤，跟着被判长期徒刑。

聚会得审慎

1930年代末期，我们只可以在暗中举行人数不多的聚会。每群会众往往仅有一本《守望台》杂志，供弟兄们轮流传阅。

住在蒂萨铁堡镇的费伦茨·纳吉回忆说：“当时的《守望台》研究班跟今天的大不相同。参加聚会的人全都抵达之后，弟兄便会关上门。有时弟兄会花差不多六个钟头来讨论一篇文章。当时我年约五岁，弟弟则比我少一岁。虽然年少，我们却很喜欢坐在小椅上，在悠长的聚会期间仔细聆听。这确实是一种乐趣。我至今还记得从聚会学得的一些含有预表性的事件。我们从父母的教养得益不浅。”

埃泰·凯奇凯梅蒂内现今虽已八十多岁，却依然在布达佩斯忠心地服务。她还记得在蒂萨考拉德，弟兄们利用中午进膳的时间在田里举行聚会。既然他们一起给一个见证人耕垦，然后又在另一个见证人的田里工作，当局便不能阻止他们举行聚会了。秋冬时节，姊妹们会一起坐着纺纱，弟兄也加入。警察虽然查问他们，却不能加以阻止。弟兄如果无法找着这些机会，就会在清晨或深夜找个地方举行聚会。

宣扬者足智多谋

即使逐户传道工作受到禁止，见证人仍以其他方法跟别人分享圣经的真理。当时手提留声机是新发明，法例还未禁止人使用。弟兄会询问住户是否愿意停下来听一个录好的演讲。对方如果同意，弟兄便会播放卢述福弟兄的演讲录音。为了这样做，弟兄需要把卢述福弟兄的演讲翻译成匈牙利语，然后灌录成唱片。他们会把手提留声机跟装上扬声器的播音机一并使用。

关于这些措辞有力的圣经演讲，后来娶了凯奇凯梅蒂内姊妹的女儿的亚诺什·洛科回忆说：“我很高兴曾在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市听到一个由留声机播放出来的圣经演讲。当中有一句话一直深印在我的心坎里：‘君主政体、民主社会、精英统治、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等，全都会在哈米吉多顿成为过去，之后不久就给人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卢述福弟兄以生动有力的方式阐明的圣经真理，的确令我们惊讶不已。这个令我印象如此深刻的演讲，在1945年听起来就像预言一样。”

艰苦持续

逼迫持续不断，而且愈来愈猛烈。一天，一位天主教教士来到布达佩斯的社方办事处，索取有关见证人的资料。之后，反对者便通过报章，对见证人肆意诋毁。教堂和电台也同时发出警告。在全国各地，见证人惨遭毒打，书籍被没收。在小瓦尔道，见证人被带到市政厅，逐一领到房间里饱受毒打和折磨。《1938年鉴》报道这件事时问道：“人们在星期天举行‘复活节’大游行。他们在这个复活日庆祝什么？是庆祝罗马异端裁判所的复活吗？”

有些官员不为所动，教士便改用其他策略。《1939年鉴》报道：“见证人时常被恶棍殴打和虐待；行凶者是受人唆使的，而且时常为此获得酬报。我们发现在有些地方，当地教士给每个恶棍十公斤烟草，作为诬告上帝儿女的酬劳。”

工作遭禁制

安德拉什·鲍尔陶在德国马格德堡分社办事处工作了五年，后来转到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服务。1938年，匈牙利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和喀尔巴托－乌克兰，结果鲍尔陶弟兄便骤然身处于匈牙利境内。鲍尔陶弟兄旋即接获委派，照管社方在匈牙利的事务。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在纳粹德国已被禁止活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禁止他们举行聚会。接着，匈牙利在1939年12月13日也下令禁止他们活动。

该年，匈牙利设立了两个拘留营：一个离布达佩斯30公里，另一个则在匈牙利西南部、离南斯拉夫26公里的瑙吉考尼饶镇。这两个营很快便住满了当局所谓的不可靠分子——罪犯、共产党员和耶和华见证人，全都被控以危害社会的罪名。

与此同时，布达佩斯中央警察局局长成立了一支特警队，专责查探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分子”，同时分析这个非法组织的运作方式以及跟外国的联系。他们大举拘捕耶和华见证人，在身心方面加以折磨，然后再把见证人关进监里。

这一切有使耶和华见证人在匈牙利的活动停顿下来吗？绝没有，但在这种情势下，每个传道员都得听从耶稣的劝告：“要像蛇一样谨慎，像鸽子一样清白无邪。”（马太福音10:16）《1940年鉴》举出一个事例，说明一位先驱姊妹怎样谨慎行事。她头上蒙着一条黑色丝巾，肩上也披着一条。她探访了一些住户之后，发觉一名住户带着两名宪兵向着她走过来。于是她躲进横街里，换上另一种颜色的丝巾，然后不动声色地迎着两名宪兵走去。宪兵问她有没有见到一名披着黑头巾的妇人，姊妹回答她曾看见一名妇人行色匆匆地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宪兵和他们的探子于是急急向前追赶，见证人便悄悄回到家里。

一位先驱姊妹事后忆述教士怎样迫使当局拘捕她。有一段时候她受到监视，一个月要两次往警署报到。但她一离开警署，就骑上脚踏车，到自己的地区去传道。由于她在见证工作上不屈不挠，当局索性把她囚禁起来，初时关禁五天、接着十天、十五天、三十天，然后两次囚禁四十天，接着又六十天，两次一百天，最后更囚禁八年。罪名是什么？教人圣经。像耶稣基督的使徒一样，她服从上帝过于服从人。——使徒行传5:29。

由于鲍尔陶弟兄要专心从事翻译工作，社方在1940年委派前任带务仆人（环务监督）亚诺什·康拉德负责督导匈牙利的传道工作。

设立更多拘留营

1940年八月，匈牙利侵占了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翌年，当地见证人所受的迫害再度加剧。当局在克卢日设立多一个拘留营，数以百计的弟兄姊妹被关进营里，其中有老有幼。后来，由于营中的见证人拒绝放弃信仰，不愿重新信奉以往的宗教，他们惨遭酷刑折磨。这个消息传到营外的见证人那里之后，全国各地忠心的见证人都一起为营中的弟兄代祷。不久之后，一次官方调查发觉克卢日拘留营有贪污存在，于是当局把指挥官和大部分守卫调走，有些甚至成为阶下囚。弟兄所受的压迫于是得以减轻，他们都为此感谢耶和华。

与此同时，当局把已婚的见证人囚禁在匈牙利西南面、近瑙吉考尼饶的拘留营内，他们的儿女则由在家的见证人照顾。在所有这些拘留营里，当局极力迫使耶和华的百姓妥协。见证人只要在文件上签名，声明放弃自己的信仰，答允跟耶和华见证人断绝关系，重新信奉国家所认可的宗教，就可以重获自由。

1941年6月27日，匈牙利对苏联宣战，情势变得对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人更加不利。由于他们拒绝参军，这引起了不少诉讼。

区域仆人被捕

专责对付耶和华见证人的特警加紧行动，大举突击搜查弟兄的寓所。警方多次传召康拉德弟兄，突击搜查他的寓所，更要他一星期两次到中央警察局报到。

1941年十一月，康拉德弟兄把所有带务仆人（环务监督）召集起来，说他肯定警方不久就会拘捕他，所以他想指派约瑟夫·克利涅茨，一位带务仆人，在他入狱之后接替他的工作。

翌月，警方在12月15日拘捕了康拉德弟兄。连续数天警察对他施以酷刑，残暴的程度简直无法言喻。他们想迫使他供出带务仆人和先驱的名单，但始终劳而无功。最后他被押到地方检察官那里受审。检察官仅判他入狱两个月。但到刑期满了，他依然没有获释。相反，他被解到小陶尔乔集中营，罪名是对社会构成威胁。

一国两个区域仆人

与此同时，社方设于瑞士的欧洲中部办事处在1942年正式委派德奈什·法卢韦纪主持匈牙利的传道工作。法卢韦纪弟兄性情谦和，热心维护真理而能够给弟兄姊妹很大鼓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特兰西瓦尼亚当学校教师，并且在统筹罗马尼亚的王国工作方面作过颇大参与。

不过，康拉德弟兄在被捕前把职责暂时交托给克利涅茨弟兄。社方委派法卢韦纪弟兄接管工作时，克利涅茨弟兄大感不悦。他觉得法卢韦纪弟兄不能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

克利涅茨弟兄一向热心工作，勇气十足。他性格刚烈，却稍欠温厚。他在外勤工作上的热心广为人知，因而深得全国弟兄的爱戴。由于这缘故，弟兄间便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以法卢韦纪弟兄为社方委任的代表，另一方则支持克利涅茨弟兄的观点，认为在这么艰困的情势下，督导工作应交由性格刚强的弟兄负责。

一些会众同时有两位带务仆人探访——一位由法卢韦纪弟兄差派，一位由克利涅茨弟兄派遣。很可惜在这种情势之下，有时两位带务仆人不但未能给予弟兄们鼓励，反而互相争拗。可想而知，这种情形令忠心的弟兄大感悲痛。

阿拉格的赛马房

1942年八月，当局决定要粉碎耶和华见证人在匈牙利的组织，于是设立了十个拘留所，把所有见证人，不论男女老幼，都齐集起来。连一些尚未受浸、但却据知跟耶和华见证人有来往的人，也被带到那里。

当局把在布达佩斯和附近地区的见证人解往阿拉格赛马房。在马房两边，沿着外墙，地面铺上禾秆，弟兄姊妹晚间便睡在禾秆上。仅是想转身，也要先得守卫允准。日间他们要一起坐在木制的长椅上，面向墙壁。守卫则在马房上下巡逻，手持刺刀，监视见证人，不准他们说话。

马房隔壁有一个面积较小的房间，那里探员在尤哈斯两兄弟（伊什特万和安托尔）指挥下对见证人进行“审查”。他们用各种方法折磨弟兄，有些方法残酷到难以言喻。

姊妹也不能幸免。探员把一位姊妹的长袜塞进她口里以制止她叫喊，然后强要她面伏于地，一个探员坐在她背上，抓起她双脚，另一个探员则狠狠地击打她的脚底。击打声和她的叫喊声在弟兄们被囚的房间里也清晰可闻。

阿拉格“法院”

到十一月底，“审查”完毕。该月当局把阿拉格一家餐馆内的舞池改为临时审讯室，由指挥官海因里希·韦特的部下负责审理64宗涉及耶和华见证人的案件。见证人步入审讯室时，目睹书刊、圣经、打字机、留声机和唱片等物品。这些东西全是警方搜查见证人的寓所时充公的。

案件开审前，检察官并没有向任何一个被告查询，被告也无法跟法庭指派的辩护律师商议。审讯只延续了几个钟头，期间见证人根本很少机会为自己辩护。检察官问一位姊妹她是否愿意使用武器。姊妹答道：“我是女性，所以我不必动用武器。”检察官继续追问：“如果你是男性，你会吗？”她答道：“到那时再说好了！”

后来法官作出宣判。鲍尔陶、法卢韦纪、康拉德三位弟兄被判绞刑。其他弟兄有些被判终生监禁，有些则被判二至十五年监禁。该日下午，见证人被押到在布达佩斯的莫尔吉·布尔瓦军事监狱。三位被判死刑的弟兄预料自己随时有被处决的可能，但在他们入狱刚满一个月之后，律师前来通知他们，他们的刑罚已改为终生监禁。

在其余九个拘留所，当局也以类似方式审讯见证人。被定罪的弟兄最后都被解往匈牙利北部的瓦茨市监狱。

修女当狱警

一般来说，姊妹都被关进在布达佩斯孔蒂街的防谍监狱。被判三年或以上的则被送进马里亚诺斯特劳女子监狱。监狱位于邻近斯洛伐克边境的乡村，由修女负责看守。修女对我们姊妹极尽威吓之能事。以往曾拘留在其他监狱的见证人也被送到这里来。

谁不服从修女所订的监狱规条，就会被关进地牢。规条包括参加教堂的礼拜和高喊天主教的口号——“赞美归于耶稣基督”。无论监犯接获什么，她们都必须表示谢意说，“愿天主因此报答你。”

当然，忠心的姊妹们并没有服从这些规条。每次她们拒绝上教堂，就会被囚在地牢里24个钟头；这时姊妹们会说：“愿天主因此报答你。”见证人也无法享有一般的权益，例如收取包裹、跟亲人通信或接受访客探望等。只有很少人为了免受更多折磨而妥协。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忠心的姊妹所受的虐待便减轻了。

博尔集中营

1943年夏天，当局把49岁以下的被囚弟兄全部齐集在一个镇上，命令他们入伍服役。即使再度遭受毒打，弟兄依然不为所动。他们也拒绝穿上军服。不过，在弟兄当中有九个却屈膝，发了军誓，穿上军服。可是他们的待遇并没有因此好转。全部160个囚犯，包括九个变节者在内，都被解往博尔（塞尔维亚）集中营。两年后，其中一个变节者面色苍白，浑身战抖地手持步枪，因为上司要他处决若干犯人，其中一位忠心的见证人竟是他的亲兄弟。

不论在途中还是在营里，弟兄都屡遭虐待。但以一般而言营中的指挥官并不会强迫弟兄做一些违反他们良心的事。有一次，若干士兵对见证人施以酷刑，想迫他们违背良心，事后指挥官为此向见证人道歉。

卡罗伊·奥弗劳弟兄现年七十多岁，至今还忠心地事奉耶和华。他回忆说：“当局曾尝试迫使我们就范，但我们绝不低头。有一次，当局要我们用混凝土筑炮台。他们指派两位弟兄执行这件工作。弟兄拒绝听命，并指出他们之所以被关进监里，就是为了不愿干任何跟战争有关的事的缘故。军官告诉他们，要是他们不肯干，就会被处决。士兵把其中一个弟兄带到山的另一边，跟着他们听见一声枪响。军官对另一个弟兄说：‘你的弟兄已经死了，你大可以再考虑清楚。’

“弟兄回答说：‘既然我的弟兄可以为信仰牺牲，我为什么不能？’军官于是吩咐士兵把那遭‘枪决’的弟兄带回来，并且拍拍头一位弟兄的背，说：‘这么勇敢的人配活下去，’然后便放过了他们。”

两位弟兄知道，他们活着的目的便是要作耶和华的见证人。在博尔集中营里有几千个囚犯。见证人向其中许多人作了彻底的见证，详细谈及耶和华和他的王国。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全国各地的耶和华见证人，不论在狱中、集中营里还是别的地方，他们都把握机会向人作见证。他们到处都遇到诚心正意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高官在内；这些人十分赏识见证人无畏的坚忍。有些官员鼓励见证人说：“愿你们继续紧守自己的信仰。”

见证人在博尔经历种种艰苦和危险11个月之后，谣传游击队打算进攻该村。当局于是下令把全部囚犯撤走。撤出之前两天，见证人获悉他们必须徒步撤走，于是立即着手制造若干双轮和四轮的手推车。到撤走那天，他们已有这么多辆手推车，以致官员、士兵和其他囚犯都不禁瞪目结舌。

上路之前（同行还有3000个犹太囚犯），每位弟兄都接获700克的面包和五罐鱼。这一点食物根本就不够。不过，耶和华所供应的却远超过军官所规定的配给。以什么方法？借着沿途的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慷慨。这些人乐于把自己剩余的面包相赠。弟兄们把沿路所得的面包收集起来，到停下时便大家均分；即使分量不多，人人都会分得一小片。虽然沿途有几百个囚犯遭德军处决，耶和华的膀臂却一直保佑他的见证人。

忠贞再度受到考验

1944年年尾，苏联军队逐渐迫近，当局下令将见证人迁往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见证人发觉当地壮丁全都被送上前线，于是挺身协助当地妇女从事粗重的工作。不管在哪里借宿，弟兄们都把握机会向人作见证。

1945年1月，集中营指挥官吩咐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男丁到亚诺什哈佐的市政厅报到。在那里，一位德国军官率领他们到村外挖掘战壕。被指派担任这项工作的头六位弟兄拒绝听命，军官见状便马上下令：“把他们枪毙！”六位弟兄被排成一行，匈牙利士兵手持步枪，准备就绪，余下的76位弟兄站在一旁观看。这时一位匈牙利士兵悄悄地对在旁观望的弟兄说：“上前抛下工具，不然士兵便会枪毙他们了。”弟兄们马上遵嘱而行。德国军官起先大惑不解，瞪着他们。然后他问道：“他们也不肯干吗？”鲍尔陶弟兄用德语答道：“其实我们愿意工作，只是我们不会干一些违背我们信仰的事。这里的士兵可以作证，我们很努力执行各项差事，而且会继续这样做。但这回你要我们干的事，我们却不能够做。”

其中一位弟兄后来回忆说：“军官于是宣布把我们全体拘捕；这实在有点可笑，因为我们原本就已经是囚犯了。”

其他紧守忠诚的人

好像上述的弟兄一样，全国各地有数以百计的弟兄姊妹在集中营和监牢里为信仰奋斗。

1944年春天，当局把许多囚在瑙吉考尼饶拘留营的犹太人迁到德国的集中营。两位犹太裔见证人，埃娃·巴斯和奥尔加·斯莱辛格，也包括在内。她们一个20岁，一个45岁。两人都热心地对耶和华上帝作专一的崇拜。巴斯姊妹身体十分羸弱，但在被捕之前已从事先驱服务。她在多脑韦切村从事外勤服务时遭警方拘捕，然后被带到市政厅。

在村长唆使之下，警方对巴斯姊妹百般凌辱。巴斯姊妹回忆说：“他们把我的头发全部剃掉；我一丝不挂地站在十至十二个警员面前。他们审问我，要知道我们在匈牙利的领导人是谁。我解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就没有领导人了。”他们听罢，便拿起棍来把巴斯姊妹痛打一顿。但她却决意不出卖基督徒弟兄。

接着她回想说：“那些禽兽把我的四肢和头颅缚住；除了一个警员之外，他们全都强奸我，污辱我。他们把我绑得这么紧，以致三年后我前往瑞典时，手腕上的疤痕还未消退。他们将我折磨完毕之后，便把我囚禁在地牢里两个星期，直至我受伤最重的地方复原为止。他们不敢让别人看见我的情况。”后来当局把巴斯姊妹押往瑙吉考尼饶拘留营，然后连同斯莱辛格姊妹一起解到奥治维兹集中营。

她接续说：“有奥尔加在身边，我感到十分安心；尽管在恶劣的情况下，她仍然保持幽默。门格勒医生负责把新抵达的囚犯分类：一边是体质虚弱，不宜工作的；一边是体魄健全的。凡羸弱的都会被解往毒气室。轮到我们时，他问奥尔加姊妹说：‘你有多大年纪？’她带着幽默的眼神理直气壮地说：‘二十岁。’她的年岁其实一倍有多。门格勒医生不禁笑起来，于是让她站在右边逃过厄运。”

后来她们被解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们的衣服上缝有黄星，表示她们是犹太人；但她们提出抗议，坚称自己是耶和华见证人。她们撕去衣服上的黄星，要求缝上紫三角，以标明她们是耶和华见证人。她们虽然为此受到毒打，却回答说：“尽管对我们为所欲为好了，我们始终都是耶和华见证人。”

大约这个时候，斑疹伤寒在营中蔓延。斯莱辛格姊妹病得很厉害，当局于是把她和许多患者迁离集中营，此后便不知所终。不久，英军解放集中营。巴斯姊妹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移居瑞典。她抵达后很快就联络上当地的弟兄。

很多在匈牙利被囚的弟兄后来被解往德国。战后，他们大多数返回祖国。有些人却在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遣往达豪集中营的途中去世，法卢韦纪弟兄便是其中之一。他忠贞地事奉耶和华有30多年之久。

忠心至死的见证人

1944年秋天，瑙吉考尼饶集中营遭解散，还未遣往德国的见证人获得释放。不过，由于战斗仍然持续，他们无法回家；他们于是决定到附近的农场找工作谋生，直至情势好转为止。1944年10月15日，凭着德国纳粹党的支持，箭十字党取得了政权，并随即征召壮丁入伍。

不久，弟兄便由于严守中立而再次被捕。有五位年轻弟兄被解往离奥地利边境约10公里的克尔门德镇。当局在镇上一所学校召开军事法庭。第一个受审的是贝特霍尔德·绍博，他被判枪决。在行刑前，他写了一封扣人心弦的遗书，你可以在《耶和华见证人——上帝王国的宣扬者》一书第662页读到这封遗书。绍博弟兄遭枪决后，另外两位弟兄，亚诺什·容多尔和安托尔·亨希，也被押上法庭。他们也紧守忠贞，结果同遭处决。

山多尔·海尔迈齐被囚在同一个监牢里。他回忆说：“每天某个时候，当局准许我们到院子的厕所如厕。他们刻意将时间更改，目的是要我们能够目睹行刑的经过。他们想向我们表明：‘现今你们便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了。’我们眼见亲爱的弟兄倒毙，内心感到十分难过。接着我们便被押回牢房。

“十分钟后，当局叫我们出去，吩咐我们清洗弟兄在地上留下的血迹。由于这缘故，我们得以走近观看两位弟兄。容多尔的面貌如常，绽露笑容，亲切祥和，了无惧色。”

这时，另一位弟兄，20岁的拉约什·德利，在离奥地利边境约40公里的沙尔堡镇市集广场上当众被吊死。目击者包括一名在1954年退役的军官，他忆述当天发生的事说：

“当时很多人正向西面逃亡，其中有平民百姓，也有军官。我们途经沙尔堡镇时，看见广场上竖起了绞刑架。架下站着一名少年男子，神色泰然自若。我问在旁观看的人，究竟这个少年犯了什么罪，旁观者说他拒绝拿起武器和铲。当时四周有几个箭十字党的新兵站着，手里拿着机关枪。在场的人听见一名新兵大声向少年喊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要么就拿起机关枪，要么我们就把你绞死！’少年默不作声，也毫不动容。过了一会儿，他坚定地说：‘你们大可以把我绞死，我却宁愿服从我的上帝耶和华，过于服从人。’于是他们将他吊死。”

据《1946年鉴》所载，1940年至1945年间，因良心缘故拒服兵役而被杀的见证人有16人；受虐待而死的有26人。像他们的主一样，他们凭着信心征服了世界。

战后重新展开工作

大多数弟兄都在1945年上半年返抵家园。虽然他们自1942年以来即无法以有组织的方式执行传道工作，他们却从没有停止为真理作见证。到1945年年底，恢复填交传道报告的有590人。翌年，人数增至837人的高峰，超过大战前的任何时期。

战后经济极度不稳，人民负担十分沉重。物价有时在一个钟头内就窜升一倍。人们必须用粮食来决定物价，采用的单位是鸡蛋。弟兄向社方索取书刊时，他们会以各种食品，例如鸡蛋、食油、面粉等，作为交换。然后社方办事处把食品贮存起来，转售出去。纸张和印刷的费用也常常用食品支付。1946年8月20日，政府发行新钞票，之后情形有若干改善。但远较令人鼓舞的是，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弟兄送来了大批衣物和粮食。

不久，社方得以在匈牙利再度公开举行大会。1945年，社方在沙罗什保陶克举行公众演讲，出席人数达500多人。在场的弟兄都喜出望外。1946年10月，社方在尼赖吉哈佐市举行全国大会，有600人出席。1947年，社方举行了另一个全国大会，这次则在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匈牙利国家铁路局甚至给乘坐专车的与会者半价优待，专车更写上“耶和华见证人大会”等字样。这次参加人数达1200人。同年，社方在布达佩斯购置了一幢花园洋房，作为分社的办事处。

克利涅茨痛悔自责

现在是重提克利涅茨的适当时候了。1942年，克利涅茨虽然在外勤服事职务上很热心，但由于态度偏执，结果在弟兄间造成了严重分裂。战后他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给社方在布洛克林的总部，猛烈抨击康拉德弟兄和鲍尔陶弟兄。当时守望台社社长诺尔弟兄回信给他，说既然传讲王国好消息的工作在匈牙利正重新展开，他最好还是投入这项工作，而不是花时间写信抨击其他弟兄。诺尔弟兄根据罗马书14:4问道：“你是谁，竟然审判别人的家仆呢？”

克利涅茨弟兄细想过诺尔弟兄的回信之后，便去见康拉德弟兄，对他说：“我收到诺尔弟兄的回信，读后深受感动。我仔细审察自己至今的所作所为，也重新细想过自己的一生。我祷告祈求耶和华宽恕我。现在我来是要恳求你，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康拉德弟兄仁爱地回答说：“既然耶和华已经宽恕你，我们是谁，竟不宽恕你呢？”

这时，克利涅茨弟兄禁不住哭起来。他承认自己以前心地刚硬，要是弟兄前来求他宽恕，像他现在所做的一样，他必然会把对方赶出去。他所受到的对待多么截然不同！多么令人安舒！在此之后，他立即再度投入外勤服事职务，后来更加入先驱服务。耶和华对一切衷诚悔改、切实遵行他旨意的人表现多大的慈爱和怜悯！——以赛亚书55:6,7。

政局转变

1948年，共产党在匈牙利逐步取得控制权。该年见证人尽管面对重重困难，仍能够举行环务大会。且看看他们在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市的剧院举行大会时所发生的事。

弟兄计划在剧场内以及在剧院前的广场上将大会的节目播出，于是在剧院外也安装了扬声器。他们测试扬声器的同时，也通过扬声器宣传大会的公众演讲。警方随即传召负责统筹大会的弟兄。亚诺什·洛科弟兄向警官解释：“我们打算举行环务大会，所以宣传大会的公众演讲。我们曾去过警署，通知你们这件事。”警官答道：“但当时你们没有提及要用扬声器。你们得马上把扬声器拆掉！”

后来洛科弟兄把警官的话和当时的情势转告其他弟兄，弟兄建议：“既然遭禁止的是你，你 就不便做什么了。不过我们 可以试一试。即使一个警员不准我们这样做，谁知道另一个警员会不会批准。”

于是他们写了一封申请信，一式两份，请求当局批准在场外安装扬声器，然后把申请信交到警署去。当值警员致电话给上司，但找不到他。弟兄告诉警员，他只须把申请信存入档案，在副本上盖印就行了。警员于是照办。

一如所料，在公众演讲进行之际，有几位警员来到，着令弟兄拆除扬声器。

“我们已有许可证，为什么还要拆除？”

“你们的许可证在哪里？”警员问。

“在负责人手上。”

“叫他来。”

负责的弟兄来了，便把许可证拿给警员看。警员看了，只好站在一旁，聆听演讲，过了一会儿便走了。当时剧院内挤满了人，场外也有不少人透过扬声器聆听演讲。当天一切都很顺利。不过，情势却日益严峻。

被冠上另一个称呼

大战前，报章屡屡把耶和华见证人称为“共产党人”或“为共产主义铺路”的人。共产党上台后，反对者不再以这样的称呼来攻击见证人了。到1949年，报章几乎天天都诬蔑见证人，说他们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的活动是美国出钱支持的。

1950年，共产党、教士和传媒一起联手抨击耶和华见证人。弟兄时常从感兴趣人士听到，他们向教士表示要脱离教会，教士就说：“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们竟要加入他们吗？”警方开始频频逮捕见证人——当年达302人。公众演讲只可在葬礼上举行，当年举行了72次之多。即使困难重重，传道员人数却达到1910人的高峰。

带头的监督们再度被捕

1950年11月13日，探员来到社方设于布达佩斯的分社办事处进行搜查。他们翻天覆地，把办公室弄得活像个战场。分社仆人康拉德弟兄、翻译员鲍尔陶弟兄、环务仆人洛科弟兄连同其余四位弟兄一起被捕，他们给押往安德拉希街60号的监狱。

康拉德弟兄报道这件事说：“在监狱里，盘问的方式跟在警署里不同，遭受皮肉之苦比较少，但在午夜进行的洗脑和精神折磨，有时比身体上的苦楚更难忍受。

“审讯在1951年2月2日举行。罪名是：‘领导一个以颠覆国家、社会及叛国为目标的组织’。法庭的主审官约纳什（在五年后爆发的反革命中，这个法官由于惊慌过度而自杀身亡），将我们七人分别判处五至十年监禁。这项判决显然是早已预定的，因为弟兄根本没有机会作任何答辩；再者，在此之前的一次盘问中，官员对一位弟兄说：‘我们会把你们监禁十年；十年后，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会比现今更稳固，人民在意识形态上已训练有素，就不致受你们影响去相信圣经了。那时我们便会释放你们。’”

康拉德弟兄继续说：“我们被解到布达佩斯以北的瓦茨监狱。可庆幸的是，我们全被关进同一个监房里。这样，我们起码能够交流思想，分享经验！我们每天有固定的活动秩序，首先讨论当日经文，我们会轮流准备。我们连一本圣经也没有；不过，我们靠着背出自己所记得的经文，从头‘阅读’圣经。我们也以同样方式‘阅读’《守望台》文章。我们天天祷告，祈求耶和华帮助外面的弟兄，使他们站立得稳。

“不过，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久，当局后来把我们分开，跟世俗的囚犯一起。他们担心我们要是在一起，就会彼此强化而不会有什么‘改善’。但后来我们又再次被囚在一起，这回是因为他们害怕跟我们一起被囚的世俗囚犯会改信上帝的真理。这种策略他们反复使用了多次。”

新委员会展开工作

1953年春天，当局差不多逮捕了所有负有职责的成熟弟兄。警方突然大举搜查弟兄的寓所，把他们拘捕。匈牙利的传道工作需要完全重新加以组织。社方设立了一个新委员会，由三位环务仆人组成，他们分别是佐尔坦·胡比恰克、约瑟夫·乔班和捷尔吉·波德洛维奇。

1953年11月，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被当局拘捕，扣押在贝凯什乔包的国家安全监狱里。出乎意料的是，十天后他们便获释了。弟兄后来才获悉，原来乔班弟兄在当局的压力之下屈服了，并同意跟政府合作。委员会于是再次重组：米哈伊·保利尼取代了乔班，成为区务仆人。

委员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翻译《守望台》的研读文章，确保每个环都收到一份副本。环务监督会加以复印，然后分给每群会众一份。

此外，灵粮也必须送到被囚在劳动营中的弟兄手上。也许最广为人知的是托莱保劳动营，这营是匈牙利北面的一个煤矿场。那里最多曾同时囚禁了265位弟兄。在矿场里，弟兄跟其他矿工一起工作，他们很多都对耶和华见证人十分友善，乐意为见证人偷运书刊入 矿场和送报告出去。

在那些日子，仇敌力图达到两个目标——强迫见证人服兵役，以及强迫他们加入自由教会联盟。他们在两方面都未能得逞，只好另谋对策。

狱中的花言巧语

1955年，洛科弟兄再次被调到康拉德弟兄的监房去。一个名叫绍博的男子主动跟洛科弟兄攀谈，向他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根本不能跟康拉德谈什么，”绍博先生说，“他是个老顽固。你比他更有头脑。我们打算释放你，允准你自由活动。康拉德会依然留在这里，但你们的会众可以再次举行聚会。你们可以做耶和华见证人，也可以随意祷告，只要不骚扰别人就行了。”

“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是不能作见证的见证人了，”洛科弟兄回答说，“我可不能答应你这件事。”

“你考虑一下吧。我会再来找你的。”后来他再来找洛科弟兄，问了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康拉德现在怎样了？”

“他情况还好。”

“你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我们刚刚见过面，我们都关在同一个监房里。”

“这样，你有告诉他我们谈及的事情吗？”

“当然有啦，他是我的弟兄嘛！”官员怒气冲冲地离去，从此之后就没有再找洛科弟兄了。

同年，共产政府表示，只要匈牙利语版的《守望台》加插两页共产党的宣传文章就可出版。当然，弟兄无法接受这个建议。

重施故技

1955年夏天，当局把托莱保营内大约一百个弟兄释放。弟兄重享家庭生活不过六个星期，便被传召到布达佩斯附近的圣安德烈村去。

弟兄一抵达圣安德烈村，就被带到一所大礼堂去。一名军官对弟兄说，政府已作了一项特别安排，他们不用拿起武器，也不用运送军火。他们只须协助修筑道路、桥梁、路轨等就行了。几个月后他们便可回家与家人团聚。许多经验较浅的弟兄听到这项安排，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但一些成熟的弟兄却看出这是个陷阱，于是随即问道：“我们要协助进行军事工程吗？”军官没有直接回答。

跟着弟兄问他们是否要穿上制服。军官说政府会给他们帽子，弟兄要是喜欢，也可以穿上制服，免得穿旧他们原有的衣服。有些弟兄觉得这番话颇合理。接着军官下令：“你们当中那些打算工作两三个月，然后就回家跟家人团聚的，可以到储物室取你们的制服和靴子，换去你们的便服。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就可能坐牢五至十年。”

对弟兄来说，这是个难作的决定。他们当中有几位已经在监狱或拘留营里熬过了四年。现今，尝过了六个星期的自由之后，他们又要被送到某个偏僻的矿场去，以往的艰辛遭遇再要从头开始。有些人认为，他们只需干几个月，就可以重返家园，自由自在地事奉耶和华了。在100位弟兄当中，大约有40位最后穿上制服。

其余的弟兄则认为，当局所建议的工作其实是军队的后勤工作，从事这种活动就等于成了军中的工兵。他们不愿违反基督徒的中立，所以拒绝这项建议。

这时大堂里分为两批人：一批穿上制服，一批没有穿制服。接着一名下士进来，对附近一位见证人喝道：“你怎么不敬礼？”弟兄回答说他是平民，不是士兵。这时军官才留意到，弟兄们分为两批，一批穿制服，一批穿便服。他向穿制服的人说：“立正！你们已接受了军队后勤任务，由今天起，你们见到上级进来，就必须敬礼和立正。由今天起你们都是士兵，所以要服从一切命令。”

弟兄们大吃一惊，沉默无言；接着，穿上制服的弟兄愤怒地喊道：“我们不是士兵！我们并没有同意执行军事任务！我们只同意干一般工作！”较早前提出建议的军官听到人声鼎沸，便再次进来；他见到下士弄糟了他的计谋，就立即试图说服弟兄。但大部分弟兄已经脱掉制服，并要求取回便服。负责看管储物室的士兵拒绝将衣服发还给他们。直至第二天早上，由于弟兄们坚持争取，最后才得以取回衣物。

不久几位高级军官进来，吩咐弟兄们分行站立。其中一位军官下令：“你们那些愿意接受后勤任务的，站出来！”没有什么人站出来。接着他下令：“那些不愿接受后勤任务的，站出来！”就像按了正确的键钮一样，弟兄全都一起站出来。

狱中的灵粮

1956年革命爆发，当其时弟兄全部获释出狱，只可惜好景不常。两星期后，共产党重掌大权。随后数月，当局重新逮捕那些在革命爆发前遭监禁的人——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和其他囚犯。

不过，弟兄们却继续获得属灵的喂养。山多尔·沃尔杰什在狱中时，叫妻子给他烘个蛋糕，把《守望台》的文章藏在蛋糕里。一位姊妹把《守望台》的整篇研读文章抄在两张薄薄的纸上，底面都抄满了字。不过，沃尔杰什弟兄收到蛋糕之后并不会马上就“吃”，因为监房里还有其他的世俗囚犯。收到蛋糕之后的第二天，他在工作地方的厕所内把蛋糕切开。然后弟兄会用较大的字体把文章抄在卷起的厕纸上。弟兄通常会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抄写，因为在这段时间监狱比较清静。

被囚的人重获自由

1960年3月，在监狱服刑达九年的鲍尔陶弟兄获释出狱。他继续忠心地事奉耶和华，直至他在1979年去世。他待人真诚，而且富于幽默感；许多弟兄至今还记得他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

弟兄陆续获释出狱，但当局仍时常跟他们联络。弟兄们看出，当局显然想改用花言巧语而非强硬手段去削弱耶和华见证人的决心。

通过电台“作见证”

1960年代末期，大众传媒时常抨击耶和华见证人。有时电台也广播对见证人不利的宣传。有一次，电台播放了一出共一小时的广播剧，本意是要警告人提防耶和华见证人，但结果反为他们作了一个见证。以下的报告解释事情的始末：

“剧本是根据一名少妇的真实经验写成的。这个青年女子曾在几个省份当教师，但没有得到共产党的适当看顾，例如政府没有分配给她一个合适的住所。在她任教的班里，有些学生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子女。弟兄们替她找了一个房间，而弟兄们家中融洽仁爱的气氛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她以往对耶和华见证人所怀的偏见完全消失了。后来她更接受真理，成为我们的姊妹。

“广播剧的目的是要表明，共产党应当好好照顾人民的需要，以免他们改变信仰。正如起头所说，这是真人真事。那名前学校教师现在已是一位弟兄的妻子，生活过得很愉快。即使剧本的本意并不是要替见证人说好话，但结果却作了一个对我们有利的见证。弟兄尤其高兴的是，剧中曾读出诗篇83:18的经文：‘使他们知道：惟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林中聚会

在70和80年代，由于当局禁止人聚集起来，耶和华见证人只好在树林里举行聚会。（希伯来书10:24,25）这类林中聚会从春季到秋季在全国各地举行。布达佩斯大部分会众都在首都四周的山上举行聚会。

沃尔杰什弟兄回忆说：“在群山的树林里有一个露天的圆形空地，直径约为30米。弟兄就在那里举行聚会。空地四周景色宜人，一片宁静，鸟儿的歌声时有所闻。天空晴朗，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芳香，四周景物都赞美创造者的伟大。这无疑是个理想的聚会地点。

“神治传道训练班和服务聚会都定时在那里举行。每逢下雨，我们就穿上塑胶雨衣来挡雨。除了会众的聚会之外，我们还在那里举行大会。

“为了谨慎起见，每次聚会都有弟兄把风，一见到可疑人物走近，就立刻发出警报。不过，1984年夏末的一天，虽然弟兄作了防范，便装警探却突然出现，事前全无警报。

“警员指责我们把扬声器钉在树干上，说钉子会损坏树身。他们也不满我们的若干做法，说这会破坏环境。一位弟兄为这些事承担全部责任，好使其他人不致受到牵连。

“我们告诉警员这是耶和华见证人举行的聚会。一位便装探员听了，便问我们为什么不向当局申请许可证。我们回答说：‘因为我们肯定拿不到许可证。’‘你们不妨试试，’警员建议说。”于是我们便试一试。

解除禁令

1984年10月23日，区域委员会的成员沃尔杰什和奥拉韦茨弟兄谒见内政部的高级官员。弟兄向官员谈及警员的建议。从那时起，全国各地的会众都向政府申请许可举行聚会。有时他们的申请获得当局批准。

后来弟兄跟国家宗教局进行商讨。1987年，治理机构的成员米尔顿·韩素尔和西奥多·杰拉斯，连同德国分社的维利·波尔，代表耶和华见证人跟当局磋商。禁令终于在1989年6月27日解除。四天后，国家宗教局在认可了耶和华见证人的合法地位之后，便在1989年7月1日解散了。

公开举行大会

1950年年初，当局大批逮捕耶和华见证人之后，弟兄们很难参加大规模的集会。偶尔有些弟兄能够出席在外地举行的大会，比如在1963年举行的一连串“永远好消息”大会。1978到1988年间，有少数匈牙利代表能够前往奥地利，听到以匈牙利语讲出的区务大会节目。其他见证人则在本国的树林里聚集起来举行大会，起先未经当局正式认可。后来从1986年起，便在官方默许下举行。

不过，耶和华见证人在1989年获得合法地位之后，社方就着手筹办公开的大会。当局解除禁令之后第二个月，有9073人出席在布达佩斯体育馆举行的“敬虔的效忠”区务大会。翌年，大会不但在布达佩斯举行，还在德布勒森、米什科尔茨和佩奇举行。

1991年，匈牙利的第一个国际大会在国内最大的运动场——内斯塔迪奥体育馆——举行，有4万零601人出席，同享弟兄友爱的温情。约翰·巴尔、米尔顿·韩素尔、西奥多·杰拉斯和卡尔·克赖恩代表治理机构发表演讲，当地弟兄和来自35个国家的访客都得到很大鼓励。

组织上的进展

匈牙利的见证人重获自由之后，便着手调整组织上的安排，使当地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跟普世各地的基督徒弟兄一致。比如说，当地有些环务监督在周中从事世俗工作，因为这是共党统治下一般的规定，所以他们只能够在周末为会众服务。可是，到1993年1月，当时已有足够具备资格又无须负担家庭责任的弟兄受过训练，于是环务监督的探访便改为从星期二直至星期日。

在1980年代，只有少数先驱参加过先驱服务训练班。1994年，所有 符合资格的先驱都获邀参加训练班。在一段延续九个月的时期里，有401位弟兄姊妹受到这项特别训练。

由于人们对耶和华见证人的教育工作反应良好，社方不得不运用速建方法在当地兴建王国聚会所。会众曾在学校、文化中心、空置的军营，甚至在共产党以前的办公室举行聚会。1993年，社方在匈牙利成立了地区建筑委员会。奥地利的弟兄专程前来训练当地的弟兄。许多国家的见证人慷慨解囊，鼎力相助。1994年5月，第一所速建王国聚会所在布达佩斯附近的埃尔德镇建成。到1995服务年度尾，国内已速建了23间王国聚会所，有另外70间在计划中。

为了支援耶和华见证人紧守禁戒血的圣经命令，社方在匈牙利成立了医院联络委员会。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匈牙利有很多医生对不使用血的医疗法一无所知。分别在布达佩斯、德布勒森－米什科尔茨、塞格德－佩奇－陶陶巴尼奥成立的医院联络委员会，正向医生们提供这方面的新近医学资料。大约有120位教授、主诊医生和外科医生已同意跟委员会合作。不久之前，在牵涉到两岁大的达尔马·沃尔杰什的一宗病例上，布达佩斯的医院联络委员会与布洛克林的医院咨询服务部取得联络，不及三个钟头便获得了所需的医学资料，使医生能够成功施行无血手术。

基列和服事训练学校的毕业生

沙尔克齐是守望台社训练出来、正式差派到匈牙利的首位海外传道员。他抵达后大约五个星期，在1991年8月31日，从德国举行的首届服事训练学校毕业的四名学生：阿克塞尔·京特、乌韦·容鲍尔、沃尔夫冈·马尔特和曼弗雷德·舒尔茨，抵达匈牙利。同年十月初，来自美国的基列毕业生斯科坎夫妇（马丁和邦尼）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现在共有十四位从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或服事训练学校毕业的弟兄姊妹在匈牙利服务。他们获社方委派或在伯特利服务，或从事特别先驱工作，或担任周游探访的工作。与此同时，伊什特万·米哈尔菲是第一位接受这种训练的匈牙利弟兄。他被派往乌克兰作环务监督，为当地说匈牙利语的弟兄服务。

起初，这些外来的弟兄只懂一点匈牙利语，但他们尽量加以运用。来自奥地利的斯特凡·奥默勒回忆说：“我只懂得一点儿匈牙利语，所以我的介绍词很简单。我通常翻开《永远生活》书，问住户是否喜欢研读圣经。就是这样我开始了很多圣经研究。其他传道员看见这个方法既简单直接，又富于成效，于是照样尝试，成绩也很好。结果会众传道员人数从1992年8月的25人增加到1995年6月的84人。”

爱好自由的人迈步向前

匈牙利被称为马扎尔人之地。马扎尔一词是匈牙利人的自称，据说源于一个含有“讲话”这个意思的语词。因此很适切地，匈牙利现今有1万6907个传道员，运用该国语言向人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正如大卫王论及耶和华的忠仆说：“他们要讲论你国的荣耀，也要述说你大能的作为。”——诗篇145:11，《新译》。

匈牙利的耶和华见证人共有219群会众及12个环。他们正热心地向人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1995年，他们花了226万零8132小时向人宣扬‘耶和华王国的荣耀’。他们每月主持1万4000个家庭圣经研究。1995年举行的受难纪念共有3万7536人出席。传道员人数逐年稳定增加。从1989年6月起，王国工作再度公开在匈牙利展开；到1995年8月，传道员人数已从9626人增加到1万6907人。与此同时，正规先驱从48人增至644人。

1993年7月31日，匈牙利的弟兄像所罗门把圣殿呈献给耶和华的时候一样，“心中喜乐”地把刚扩建完毕的布达佩斯伯特利宿舍和办事处呈献给上帝。（列王纪上8:66）下一项重大工程是在布达佩斯兴建的第一所大会堂。现今布达佩斯一带的各环租用埃弗多斯会议中心举行环务大会和特别大会日。以往这是共产党举行会议的地方。

有多年之久，其他分社，诸如罗马尼亚、德国、瑞士及最后奥地利，负责督导耶和华见证人在匈牙利的活动。但从1994年9月起，匈牙利已成立自己的分社，直接在布洛克林的世界总部督导下运作。

差不多一百年前，耶和华见证人在匈牙利开始传道，多年来他们饱受迫害和宗教仇视。可是，传讲上帝王国好消息的工作不但没有停顿下来，反而更有朝气地迈步向前。凭着耶和华的帮助，见证人决意像诗篇执笔者大卫所说一样：“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惟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诗篇1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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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诺什·多贝尔（上）和约瑟夫·托尔迪（右）把圣经真理带回匈牙利，并热心参与传福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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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至35年在布达佩斯的热心先驱：（自左至右）阿迪和夏洛特·福斯、尤利乌斯·里费尔、格特鲁德·蒙德、奥斯卡·霍夫曼、马丁·普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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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吉考尼饶拘留营里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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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弟兄因严守基督徒的中立被判12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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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耶和华忠心至死：（上）遭枪毙的贝特霍尔德·绍博；（右）遭绞死的拉约什·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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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见证人一样，洛科弟兄在逼迫之下拒绝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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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杰什姊妹把灵粮收藏在蛋糕里，然后送给囚在狱中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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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6年的“林中大会”到1991年在首都内斯塔迪奥体育馆举行的国际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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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尔德镇兴建的匈牙利第一间王国聚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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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的分社设施和伯特利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