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3部——作见证直到地极

第444页至461页所列出的，是1935年至1945年间在环球各地宣扬王国好消息的报告。1935年是个深具重要性的年代，因为在这一年，上帝的百姓清楚看出启示录7:9所提及的大群人是谁。由于要召集这群人，耶和华见证人开始意识到，圣经要他们执行一件规模比以前更大的工作。既然当时列国正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且大部分国家都禁止他们活动或禁止他们的圣经书刊流通，他们会怎样着手执行这件工作呢？

耶和华见证人在1930年代努力执行他们的服事职务，目标是要尽量使多些人听见王国信息。对方若表现异乎寻常的兴趣，见证人也许会逗留到深夜，解释圣经的真理及回答对方的问题，使灵性饥渴的人得到饱足。但以大部分而言，见证人只是运用简短的介绍词，目的是要引起住户的兴趣，然后让圣经书刊或公众演讲继续帮助这些人。他们的工作是要向别人发出通知，务求尽量散播王国真理的种子。

尽力使许多人有机会听见好消息

他们怀着紧急之感去执行这件工作。且举个例，在1930年代早期，阿根廷科尔多瓦的阿尔曼多·梅纳齐从《阴间》和《死者在哪里？》这两本册子清楚获悉圣经的真理，于是便毅然采取果敢的行动。（诗篇145:20；传道书9:5；使徒行传24:15）由于深受自己获知的事所感动，且也受到尼古拉斯·阿伊罗斯的热心所激励，梅纳齐将自己的汽车修理厂卖掉，成为先驱以便专心宣扬真理。后来在1940年代早期，科尔多瓦的见证人在梅纳齐鼓励之下买了一辆旧公共汽车，在车厢里装设了若干床位，然后用这辆车运载十个或更多的传道员到各地作为期一周、两周或甚至三个月的传道旅行。当计划这些传道旅行时，会众里不同的弟兄姊妹均依次有机会参加。布道小组里人人都有指定的工作——清洁、烹饪、打鱼或打猎。这个热心的小组至少在阿根廷的十个省份内逐户向人传道；他们在城市及乡村里作见证，而且传道的对象把散布各地的农场也包括在内。

澳大利亚的弟兄也表现类似的精神。在沿岸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弟兄们已作了颇多见证工作。但是当地的见证人也设法接触那些住在僻远地区的人。例如，在1936年3月31日，为了探访许多散布在内陆各地的牛羊牧场上的人，阿瑟·威利斯和比尔·纽兰兹踏上了一项长达1万9710公里的旅程。旅途大部分地方均没有道路。在没有树木的不毛沙漠里，只有一些崎岖不平的小径。他们也要忍受酷热和狂风刮起的滚滚沙尘，但他们却勇往直前。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别人有兴趣，他们便播放圣经演讲的唱片，并且留下圣经书刊。有几次，约翰·E·（特德）休厄尔与他们结伴同行，但后来休厄尔自告奋勇前往东南亚服务。

当时澳大利亚分社负责照料的地区远超越澳大利亚本身。分社的地区远达中国，东至塔希提岛，西至缅甸以及其间的所有岛屿和国家，距离共达1万3700公里。这个地区包括诸如香港、中南半岛（现今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荷属东印度群岛（包括诸如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等岛屿）、新西兰、暹罗（现今的泰国）和马来亚等地。当时的分社监督是苏格兰裔的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他常用的一个方法是，邀请一位热心的年轻先驱到他的办公室里，将分社的地区图给后者看，接着问道：‘你喜欢成为海外传道员吗？’然后他指出一个地区，是很少人或没有人在那里传道的，接着问道：‘你喜欢在这个地区发起传道工作吗？’

1930年代早期，有几位先驱已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现今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做了不少传道工作。1935年，新西兰籍的弗兰克·迪尤尔与一群先驱乘搭“散布亮光者号”到新加坡。当船即将启程前往马来亚的西北海岸时，船长埃里克·尤因斯说：“弗兰克，我们只能将你带到这里。你既然拣选去暹罗，现在就可以下船了！”弗兰克几乎忘记了他要到暹罗去。他跟船上的先驱一起工作得很开心，但现在他要孤军作战了。

弗兰克在吉隆坡稍作逗留，直至他筹足了旅费。但他在吉隆坡却遇上交通意外——一辆货车将他从脚踏车上撞倒。他复原之后袋里只有五块钱，但他却登上从新加坡开往曼谷的火车。他深信耶和华有能力维持他的生活，于是毅然展开工作。早在1931年，格罗第·高特文曾在当地花了一段短时间向人传道；但是当弗兰克在1936年7月抵达该地时，并没有任何见证人在场迎接他。然而在接着几年，其他几个人——来自德国的威利·昂格劳比、汉斯·托马斯和库尔特·格鲁伯，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特德·休厄尔——也曾在当地参加工作。他们分发了很多书刊，但大部分是英文、中文和日文的。

后来有人致信总部，说弟兄们需要有泰文的书刊，但却没有人翻译。卢述福弟兄回答说：“我不在泰国；你们却在这个国家里。要对耶和华有信心，继续努力工作，这样你们便会找着翻译的人。”他们果然找着。以前在清迈长老会女校作校长的春采·因泰潘接受了真理。她在1941年开始将圣经书刊译成泰文。

弗兰克·迪尤尔在曼谷工作了一个星期之后，以前在爪哇（现今印尼的一部分）发起王国工作的弗兰克·赖斯途经曼谷，前往一个新的工作地区——当时的法属中南半岛。像他在较早的工作地区中所为一般，他一方面学习当地的语言，同时对地区里说英语的人传道。他在西贡（现今的胡志明市）作过见证之后，接着花了一点时间教授英语，目的是要买一辆旧汽车到这个国家的北部传道。他所关心的并不是物质享受，而是王国的事务。（希伯来书13:5）他利用买来的汽车，在沿途各地的市镇、乡村和孤立的人家向人作见证，直至抵达河内。

无畏的宣传

为了引起人们对王国信息的兴趣，同时促使人留意他们需要采取果敢的行动，许多国家的见证人采用引人注目的方法。从1936年开始，苏格兰格拉斯哥的见证人身上挂着标语牌去宣传大会的演讲，并在购物地区分发传单。两年后，即1938年，社方在英国伦敦举行大会时，宣传运动加上另一项引人注目的特色。内森·H·诺尔和艾伯特·D·史劳德（两者在后来均成为治理机构的成员）率领差不多一千个见证人，在伦敦的中央商业地区游行。他们每隔一个人便挂着一个标语牌，宣传由J.F.卢述福在皇家艾伯特礼堂发表的公众演讲，题目是“面对事实”。其余的人则手里拿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宗教是个网罗和骗局”。（当时他们认为宗教是指所有与上帝的话语不符的崇拜。）在该周稍后的时间，为了缓和有些公众人士的敌视反应，部分参加游行的人手拿的牌子写道：“要事奉上帝和基督君王”。对许多耶和华见证人来说，参加这项活动绝不容易，但他们把这件事看作为耶和华服务的另一个方法，也是他们对上帝的忠诚的另一项考验。

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见到耶和华见证人为他们的信息所作的无畏宣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教士们向无线电台的经理大施压力，要他们制止耶和华见证人所资助的一切广播。1938年4月，卢述福弟兄正在前往澳大利亚发表无线电演说之际，政府官员对压力屈膝，取消了以前的协定，不许卢述福使用悉尼的大会堂和无线电广播设备。社方迅速租下悉尼运动场；由于卢述福弟兄遭遇的反对受到报章广泛报道，结果甚至有更多人前来听他演讲。在其他场合，每逢当局不允许见证人使用电台设备，他们便发动有力的宣传，邀请人参加聚会，以便透过唱片聆听卢述福弟兄所作的演讲。

在比利时，教士一方面派出儿童向见证人投掷石头，同时也亲自上门将见证人所分发的书刊没收。但有些村民却喜欢他们从耶和华见证人获得的资料。他们时常对见证人说：“给我多几本册子。教士来到时，我可以给他一本，满足他的要求，然后留下其余的给自己读！”

可是，在随后几年，耶和华见证人和他们的王国信息却受到更猛烈的反对。

不顾战时的逼迫，在欧洲努力传道

由于不肯舍弃信仰和停止传道，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有数以千计的耶和华见证人被囚入狱，或送到纳粹的集中营里。残暴的虐待乃是司空见惯的事。那些还未关在监狱里的人则小心翼翼地继续执行他们的服事职务。他们传道时常常仅运用圣经，惟独回去探访感兴趣的人士时才介绍其他书刊。为了避免被捕，见证人也许会在一座楼宇里探访一户人家，然后转而探访另一座楼宇；或者他们会仅探访一户人家，然后到另一条街探访另一户人家。但他们在向人作见证方面绝没有畏缩不前。

1936年，盖世太保在全国各地逮捕了数千名见证人和感兴趣的人士，企图借此粉碎他们的工作。在此之后仅几个月，见证人在12月12日展开了一项运动，以闪电般的速度，将数以万计印成传单的决议放在德国各地居民的信箱里和门下。这些决议就纳粹当局对他们的基督徒弟兄所作的残酷迫害提出强烈抗议。在见证人开始分发传单之后不及一小时，警察已巡逻各处，试图逮捕分发传单的人。但他们在全国只捉到十多个见证人。

在纳粹政府全力禁制见证人的活动之后，见证人竟能展开这样的一场运动，实在令当地官员感到震惊。再者，政府官员也害怕人民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警察和其他保安人员到居民家里查问他们是否接获传单时，大部分人都否认。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收到传单，因为见证人只把传单分发给每座楼宇中的两三户人家而已。但是警察却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以为每户都收到一张。

在接着的几个月，纳粹官员大声疾呼否认决议所提出的指控。因此，当时仍然自由的见证人在1937年6月20日把另一项信息分发出去。这是一封公开信，信里详细列举见证人所受的逼迫，并且指名提及参与其事的官员，以及事情发生的日期和地点。见证人所作的这项揭发，以及他们竟有能力将这封信广为分发，令盖世太保大感惊愕。

德国巴特利普施普林格的库斯罗家庭的许多经历充分表明，他们具有同样的决心要向人作见证。由于拒绝背弃自己的信仰，威廉·库斯罗被纳粹政权在明斯特公开处决；在此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说明这家人所怀的决心。威廉的母亲希尔达立即到监狱去，请求当局将尸体交给她埋葬。她对家人说：“我们要对认识威廉的人作一个有力的见证。”葬礼举行时，威廉的父亲弗朗兹作了个祷告，表示对耶和华的仁爱安排深具信心。在墓旁，威廉的兄弟卡尔－海因茨根据圣经向在场的人提出安慰。虽然他们为了这样行而受罚，但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事是为耶和华的圣名和王国作见证，以借此尊荣他。

在荷兰，随着战时的种种压力与日俱增，当地的见证人明智地调整他们的聚会安排。他们把聚会改在私人家里举行，人数不超过十人。聚会的地点时常更改。每个见证人只参加自己所隶属的小组的聚会，并且绝不将举行研读的地点告诉别人，甚至对密友也不透露。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整个地区的人口时常由于战争的缘故被迫逃亡外地，耶和华见证人深知一般人亟需听见惟独来自上帝话语的安慰信息，因此他们无畏地将这个信息与别人分享。但是分社的一封来信提醒弟兄们要谨慎小心，正如耶稣在不同的场合面对反对者时十分谨慎一般。（马太福音10:16；22:15-22）由于这缘故，他们若遇到表现敌视态度的人，他们便会记下这人的地址，以便将来在该地区工作时特别留意。

在希腊，一般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经历到很多苦楚。可是，由于希腊正教的教士们所作的恶毒诋毁，耶和华见证人受到最严苛的对待。教士们坚要警方和法庭采取行动对付见证人。有许多见证人被囚下狱，或从家乡放逐到僻远的乡村去，或被囚禁在荒芜的海岛上，饱受艰苦的情况所折磨。尽管如此，他们却继续向人作见证。（可参阅使徒行传8:1,4。）他们时常在公园和公众休憩处与人谈论，或与别人一同坐在长凳上，对人谈及上帝的王国。对方若表现真正的兴趣，他们便会将一份十分受珍视的圣经书刊借给对方。后来他们会将书刊收回，转而借给其他的人。许多爱好真理的人深怀体会地接受见证人提供的帮助，甚至加入他们的行列，将好消息与别人分享；即使这样行为他们带来猛烈逼迫，他们亦在所不惜。

见证人之所以能够表现这样的勇气和坚忍不拔，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受到灵粮所滋养。大战期间，在欧洲有些部分，可以用来分发给人的书刊最后变成相当缺乏，但见证人却有办法使社方发行、供普世耶和华见证人阅读的资料在他们当中继续流通，从而能够保持坚强的信心。奥古斯特·克拉夫特、彼得·戈尔斯、路德维格·赛拉涅克、泰丽斯·施赖伯和其他许多人，不惜冒生命危险参与复制和分发研读资料的工作，并将这些灵粮从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瑞士偷偷运进奥地利。荷兰一位心地仁慈的监狱卫兵向阿图尔·温克勒伸出援助之手，设法给他一本圣经。即使仇敌极力防范，《守望台》所含令人舒畅的真理之水仍能渗进德国的集中营里，见证人暗地把圣经书刊在他们当中彼此传阅。

耶和华见证人虽然被囚禁在监狱和集中营里，这绝不能制止他们作见证人。使徒保罗在罗马被囚时写道：“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然而上帝的道却不被捆绑。”（提摩太后书2: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耶和华见证人的情形也一样。卫兵们留意到他们的品行。有些兵士向他们提出问题，有几个甚至成为信徒，即使这样行意味到他们自己会丧失自由。许多与见证人一同被拘禁的囚犯来自一些很少传道工作进行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大战之后，有些这样的囚犯以耶和华见证人的身分回到本国，他们都渴望将王国信息在自己的国家里广传出去。

残酷的逼迫和总体战的影响并不能制止耶和华将人召集到他那伟大的属灵圣殿里崇拜他。（以赛亚书2:2-4）从1938年至1945年，公开参与这种崇拜而宣扬上帝王国的人，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均大为增加。在英国、芬兰、法国和瑞士，见证人大约增加了百分之百。在希腊，见证人增加到差不多等于以前的七倍。在荷兰则增至以前的十二倍。但是到1945年底，社方还未从德国和罗马尼亚收到详细报告，从其他国家则仅收到十分简略的报告。

大战期间欧洲以外的发展

在东方，世界大战也为耶和华见证人带来了极度的艰辛。在日本和韩国，他们由于倡导上帝的王国，不肯崇拜日本天皇而被逮捕、殴打及受到苦刑虐待。最后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见证人失去一切联络。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作见证的惟一机会便是受警方盘问或受法庭审讯的时候。大战结束时，耶和华见证人在这些国家里所从事的传道活动已差不多完全停顿下来。

战火蔓延到菲律宾时，由于见证人不肯支持日本，也不支持当地的抵抗运动，他们受到双方的虐待。为了避免被捕，许多见证人不得不撇下自己的家园。但是当他们在各地流浪之际，他们不断向人传道——若有书刊供应便将其借给别人，后来则只运用圣经。随着战线逐渐缩减，他们甚至装备了几只船，将大群见证人送到一些以前很少机会甚或从未有过机会听见王国好消息的地方去。

1941年5月，缅甸政府宣布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书刊流通，但促成这件事的并非日本军的入侵而是来自英国圣公会、循道会、罗马天主教会和美国浸信会的牧师对殖民地官员施加的压力。当时有两个在电报局工作的见证人见到一封电报，知道将会有什么事发生，于是弟兄们迅速将社方仓库里的书刊运走，以免被政府充公。然后他们设法将大部分书刊经由陆路运进中国去。

当时美国政府正运用缅甸公路将巨量战争物资运进中国，以支持中国政府。弟兄们试图托军车运送他们的书刊，但却遭到峻拒。他们设法从新加坡租一辆货车，但也未能成功。可是，当时负责管理社方的仰光存书仓库的米克·恩格尔向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提出请求，结果获准将书刊放在军车上。

在此之后，弗雷德·佩顿和赫克托·奥茨去见负责将物资运往中国的官员，请求将书刊放在军车上；但负责管理运输队的军官暴跳如雷地嚷道：“什么？我们有许多急需的军事物资和药品，由于车上没有地方，现在要撇在这里任由风吹雨打，我们又怎可能有地方装载你们那些毫无用处的宣传册子？”弗雷德伸手从公事包里拿出授权的书信来，向对方指出，他若不理会仰光官员的训示，事情就会导致严重后果。后来，负责管理运输队的军官不但同意运送两吨书籍，还拨了一辆轻货车，连同司机和供应品，供弟兄们使用。他们向北行过险要的山路，将他们的宝贵货物带进中国去。他们在宝山作过见证之后继续前行，最后抵达重庆。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一年，分发了数以千计宣扬耶和华王国的书刊。他们曾亲自向许多人作见证，其中一人是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蒋中正。

与此同时，缅甸受到日益猛烈的轰炸，结果只有三位见证人留下来，其他的都迁到别国去，大部分则逃往印度去。留下来的三位见证人所能从事的活动自然颇有限，可是他们却以非正式的方式向人作见证。他们的努力在战后结出果子来。

大战期间，耶和华见证人在北美洲也遭遇严重的阻碍。暴民行凶的事件十分普遍，警方也常以违反宪法的方式应用当地的法例，结果为见证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有数以千计的人由于坚守基督徒的中立立场而被囚。可是，这一切压力并没有使耶和华见证人在逐户传道工作上缓慢下来。再者，从1940年2月开始，人们时常见到见证人站在商业地区的街头向人介绍《守望台》和《安慰》（即现今的《儆醒！》）杂志。他们甚至比以前更热心。虽然见证人所受的猛烈逼迫在这些国家里是前所未见的，从1938年至1945年，美国和加拿大的见证人数目却增加了一倍，他们用来从事公开传道的时间则增至以前的三倍。

在英联邦属下的许多国家（在北美洲、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诸岛），政府若非禁止耶和华见证人传道，便是禁止他们的书刊流通。这样的国家之一是澳大利亚。1941年1月17日，奉总督之命发表的一项官方通知宣告，耶和华见证人聚集起来从事崇拜、分发他们的任何书刊或甚至拥有这样的书刊，均属非法行为。澳大利亚的法律容许人在法庭上对禁令提出质问，社方便立即这样行。但直至两年多之后，高等法院的斯塔克法官才宣布政府的禁令所基于的条例是“专横武断、暴虐不仁的”。高等法院于是将禁令取消。但在禁令生效期间，耶和华见证人怎样行呢？

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使徒，‘服从上帝为统治者过于服从人。’（使徒行传4:19,20；5:29）他们继续向人传道。虽然遭遇许多障碍，他们甚至作出安排，于1941年12月25-29日在悉尼附近的哈格雷夫公园举行大会。由于政府拒绝为一部分代表提供火车运输，西澳大利亚的一群见证人便在车上装设特别的炉子，借着烧炭产生煤气作燃料，然后启程作一项长达十四天、横过澳大利亚大陆的旅程。旅途包括花一周时间穿越荒寂不毛的纳拉伯平原。他们平安抵达目的地，与其他六千位代表一同欣赏大会的节目。次年有另一个大会举行，但这次却化整为零，分为人数较少的150个小组，在国内的七个大城市举行。讲者在一个大会作完演讲之后，便接着到另一个大会演讲。

1939年，随着欧洲的情势日益严峻，耶和华见证人当中有些先驱传道员自告奋勇往其他地方服务。（可参阅马太福音10:23；使徒行传8:4。）三位德国先驱从瑞士奉派到中国的上海去。有几个传道员则前往南美洲。被调往巴西的先驱包括奥托·埃斯特曼和埃里希·卡特纳。在此之前，埃斯特曼曾在捷克斯洛伐克从事探访和协助会众的工作，卡特纳则在守望台社的布拉格办事处服务。他们的新委派绝不轻省。他们发觉，在某些农村地区，见证人清早起来开始传道至早上7时，然后他们再进一步从事外勤服务，直至入夜较晚的时候。卡特纳弟兄忆述，他在各地周游传道时，晚间常常在户外露宿，以传道袋权充枕头。——可参阅马太福音8:20。

埃斯特曼弟兄和卡特纳弟兄在欧洲曾受纳粹的秘密警察追捕。他们迁到巴西是否就不再受到逼迫呢？刚相反，仅一年之后，他们便由于当地政府受到一些同情纳粹的官员所教唆，把他们长期软禁及囚在狱中！来自天主教教士的反对也很常见，但见证人却锲而不舍地执行上帝授予他们的任务，不断把传道工作扩展到巴西一些尚未有机会听见王国信息的城市和村镇中。

回顾当时世界各地的情势，我们看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国家地区里，以大多数而言他们都面对政府的反对，若非禁止他们的组织活动，便是禁止他们的书刊流通。1938年，他们总共在117个国家地区中向人传道。但在大战期间（1939-45年），在60多个国家地区里，他们的组织或书刊受到禁制，或他们属下的传道员被驱逐出境。甚至在没有禁止他们活动的地方，他们也面对暴民行凶的事件，而且时常受到逮捕。即使如此，宣扬好消息的工作绝没有停下来。

大群人开始在拉丁美洲出现

当大战仍在激烈进行之际，由于预见到战后时期所要执行的工作，守望台社在1943年2月于美国纽约州设立了基列学校，目的是要训练海外传道员前往国外服务。到该年年底，已有12个海外传道员开始在古巴服务。事实证明这是一块生产力很丰富的田地。

早在1910年，已有些圣经真理的种子在古巴撒下。1913年，C.T.罗素在该国发表了一个演讲。1932年，J.F.卢述福在哈瓦那的电台发表演说，后来电台将演说的内容以西班牙语重新播放。但工作进展得相当缓慢。当时国内有许多人是文盲，并且怀有很深的宗教偏见。起初，感兴趣的人大多数是来自牙买加和其他地方说英语的人士。到1936年，古巴只有40位王国宣扬者。但在此之后，撒播和灌溉真理种子的工作便开始结出更多果实了。

1934年，首次有当地的古巴人受浸；在此之后，有更多古巴人也采取同一步骤。从1940年开始，除了逐户传道之外，更有每天的无线电广播及在街上公开向人作见证。甚至在基列培训出来的海外传道员于1943年抵达之前，古巴已有950人接受了好消息而开始向人传道，虽然并非人人都经常参加这件工作。海外传道员抵达之后，在随后两年，传道员的数目增加得甚至更快。到1945年，古巴总共有1894位耶和华见证人。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以前所信的宗教声称，所有忠心支持教会的人都会到天上去，但是他们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之后，绝大多数的人都热切接受在地上乐园里享永生的希望。（创世记1:28；2:15；诗篇37:9,29；启示录21:3,4）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1.4的人自认是基督的受膏弟兄。

社方的世界总部也以另一种方式向拉丁美洲提供帮助。早在1944年，N.H.诺尔、F.W.法兰兹、W.E.范安伯和M.G.韩素尔在古巴逗留了十天，以便在灵性上强化当地的弟兄。当时有一个大会在哈瓦那举行，社方在大会中宣布作出若干安排，使当地的传道工作受到更佳的督导。在这次旅程中，诺尔弟兄和韩素尔弟兄也探访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对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人提出协助。

1945年和1946年，N.H.诺尔和F.W.法兰兹作了广泛的视察旅行，在24个国家发表演讲，并与当地的见证人一同工作。他们的旅程从墨西哥一直伸展到南美洲的最南方以及加勒比海地区。他们在世界的这部分逗留了五个月之久，对弟兄们提出仁爱的协助和指导。在有些地方，他们仅与数目不多的感兴趣人士会面。他们亲自协助弟兄们在秘鲁的利马和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将第一群会众组织起来，使当地的弟兄能够经常举行聚会及从事外勤服务。无论在哪里有会众的聚会举行，他们都出席，有时更提出劝告，说明怎样使传福音的工作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

在这些探访期间，只要是可能，社方便作出安排举行公众圣经演讲。借着见证人所披挂的标语牌及在街上分发传单，这些演讲受到广泛的宣传。结果，巴西的394位见证人很高兴见到他们在圣保罗举行的大会有765人出席。当时智利只有83位王国宣扬者，但却有340人出席聆听受到特别宣传的演讲。在哥斯达黎加，当地的253位见证人很高兴见到他们的两个大会总共有849人出席。弟兄们在这些大会中有机会享受亲切的交谊。

可是，这些探访的目的并非仅是要举行一些可堪记念的大会而已。在探访期间，来自总部的代表特别强调要回去探访感兴趣的人及与他们主持圣经研究，这乃是至为重要的事。人若要成为基督的真正门徒，就需要经常受到来自上帝话语的教导。结果，在世界的这部分，家庭圣经研究的数目迅速增加。

诺尔弟兄和法兰兹弟兄作这些服务旅行之际，有更多由基列培训出来的海外传道员抵达他们的工作地区。到1944年年尾，已有海外传道员在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波多黎各服务。1945年，其他的海外传道员被派到巴巴多斯、巴西、英属洪都拉斯（现今的伯利兹）、智利、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牙买加、尼加拉瓜、巴拿马和乌拉圭等地去，将当地的传道工作以更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最初的两位海外传道员在1945年抵达多米尼加共和国时，国内仅有他们是见证人。早期的海外传道员展开服事职务之后，很快便见到成效。特里尼达德·伯尼亚瓜论及最初被派往危地马拉的海外传道员说：“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需要有圣经导师，帮助我们明白怎样执行传道工作。”

于是，在世界田地的这部分，未来扩展的根基便奠下了。到1945年年尾，加勒比海的诸岛总共有3394位王国宣扬者，在墨西哥有3276位，中美洲有404位，南美洲则有1042位。对世界的这部分来说，以上的数字显示，在先前的七年里——人类历史上一段非常动荡的时期——传道员的数目总共增加了百分之386。这仅是开始而已。将来还有规模更惊人的增长！圣经曾预言说，在大灾难临到之前，“有一大群人……［会］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他们会被召集起来，成为耶和华的敬拜者。——启示录7:9,10,14，《新译》。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当时只有7万2475个耶和华见证人在115个国家地区（根据1990年代初期的国家划分计算）里传道。虽然他们在全球受到猛烈的逼迫，大战结束时，他们的数目却增加了一倍。1945年的报告显示，当时总共有15万6299位见证人，在能够接获报告的107个国家地区里传道。可是，当时世上其实已有163个国家地区有机会听见王国信息。

从1936年至1945年，所作的见证的确令人惊讶。在世界充满动乱的这十年中，耶和华手下热心的见证人总共用了2亿1206万9285小时去向世人宣布，上帝的王国乃是人类的惟一希望。他们也分发了3亿4305万4579本精装书、册子和杂志去帮助人明白，我们有什么圣经理由要相信这件事。为了帮助真正感兴趣的人士，他们在1945年平均主持10万4814个免费的家庭圣经研究。

［第455页的精选语句］

虽然战时的情况迫使他们逃离家园，他们却继续向人传道

［第451-453页的附栏或图片］

即使受监禁，他们也拒绝停止作见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数以千计的见证人为了信仰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备尝艰辛，以下只是其中几个例子而已

1．阿德里安·汤普森，新西兰。1941年在澳大利亚入狱；由于澳大利亚禁止耶和华见证人工作，他的免役申请不获批准。他获释之后成为周游监督，强化各群会众执行他们的公开服事职务。战后他在日本作海外传道员，并成为该国第一位周游监督；他继续热心传道，直至1976年去世为止。

2．阿洛伊斯·莫泽，奥地利。曾在七个监狱和集中营里服刑。1992年，他虽届92岁的高龄，仍然是个活跃的见证人。

3．弗朗兹·沃尔法特，奥地利。虽然弗朗兹的父亲和弟弟均被处决，这却没有使他退缩不前。他在德国的罗尔瓦尔德集中营被囚禁了五年。1992年，他在70岁的高龄仍然从事见证工作。

4．托马斯·琼斯，加拿大。在1944年被囚，后来在两个劳工营服刑。在从事全时服务34年之后，他在1977年被任命为分社委员会的成员，督导全加拿大的传道工作。

5．玛丽亚·洪巴赫，德国。曾屡次被捕；有三年半时间遭受单独监禁。她曾担任信使的工作，冒生命危险将圣经书刊带给见证人同工。1992年，她在90岁的高龄仍忠心地在伯特利之家服务。

6．马克斯及康拉德·弗兰克，德国。父子两人均曾屡次入狱，被囚禁了许多年。（康拉德的妻子格特鲁德也曾入狱。）他们都保持忠贞，继续热心事奉耶和华；大战之后，康拉德曾带头将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的传道工作重新组织起来。

7．A.普赖斯·休斯，英国。曾两次在伦敦的苦艾林监狱服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由于信仰入狱。曾在英国带头推广宣扬王国的工作，直至1978年去世为止。

8．阿道夫及埃玛·阿诺德与女儿茜蒙，法国。阿道夫入狱之后，埃玛和茜蒙继续从事见证工作，并且将书刊分发给其他的见证人。埃玛在狱中曾由于坚持向其他囚犯作见证而遭受单独监禁。茜蒙则被送往少年感化院。三人都继续作热心的见证人。

9．恩斯特及希尔德加德·塞利格，德国。他们两人为了信仰合共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超过40年的岁月。他们甚至在监狱里也锲而不舍地将圣经真理与别人分享。他们获得自由之后将全部时间用来宣扬好消息。塞利格弟兄在1985年逝世；塞利格姊妹则在1992年去世。两人均至死保持忠贞。

10．卡尔·约翰逊，美国。受浸两年之后即与数百个其他见证人被囚禁在肯塔基州的阿什兰监狱。曾作先驱及环务监督；在1992年仍然以长老身分带头从事外勤服事职务。

11．奥古斯特·彼得斯，德国。被迫与妻子及四个儿女分散，在1936-37年，以及1937-45年被囚在狱中。获释之后，彼得斯弟兄非但没有减少传道，反而更努力而投入全时服务。1992年，他在99岁的高龄仍然在伯特利之家服务；他目击德国耶和华见证人的数目增至16万3095人。

12．格特鲁德·奥德，德国。先在波兰的罗兹，后在奥治维兹集中营被囚；然后在德国的格罗斯罗森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囚。战后她在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卢森堡热心从事海外传道工作。

13．三浦胜尾，日本。他被逮捕及在广岛被囚禁了七年，在此之后，监狱的大部分被原子弹炸毁。可是，医生却发觉他并没有受到辐射线伤害。他将一生的最后岁月用来从事先驱服务。

14．马丁及格特鲁德·普辛格，德国。他们结婚之后几个月便被逮捕而被迫分离了九年之久。马丁被解往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格特鲁德则被送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虽然受到残暴的对待，他们的信心却没有动摇。他们获释后将全副精神用来为耶和华服务。有29年的时间，马丁作周游监督而走遍德国全境；后来他成为治理机构的成员，直至1988年去世为止。1992年，格特鲁德仍然是个热心的传福音者。

15．石井治三和石井松江，日本。有十年之久，他们在日本各处分发圣经书刊，但后来被政府监禁。虽然在大战期间耶和华见证人在日本的工作受到遏制，石井弟兄和石井姊妹却在战后再次热心向人作见证。到1992年，石井松江见到日本的见证人数目增至逾17万1000人。

16．维克托·布鲁赫，卢森堡。曾在布痕瓦尔德、卢布林、奥治维兹和拉文斯布吕克等集中营被囚禁。现今在90岁的高龄仍然保持活跃，在耶和华见证人当中以长老的身分服务。

17．卡尔·舒尔施泰因，德国。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是德国的周游监督。监禁了八年之后，1944年在达豪被秘密警察所杀。他甚至在营里仍继续努力造就别人的灵性。

18．金奉女，韩国。被囚禁了六年。现今在72岁的高龄仍然向别人传讲上帝的王国。

19．帕姆费·阿尔布，罗马尼亚。在受到残暴的虐待之后，他被解往南斯拉夫的一个劳工营，在其中被囚了两年半的时间。大战之后他再被囚两次，一共服刑了12年。他并没有停止向人谈及上帝的旨意。他死前曾在罗马尼亚帮助了数以千计的人与耶和华见证人的普世组织一同服务。

20．威廉·沙伊德尔，波兰。1939-45年被囚禁在纳粹的集中营里。1950-56年，以及1960-64年则被囚禁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忠贞不二地将全副精神用来宣扬上帝的王国，直至1971年去世为止。

21．哈拉尔德及埃尔莎·阿布特，波兰。在大战期间及其后，哈拉尔德由于信仰的缘故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14年的岁月，但甚至在狱中也继续向人传道。埃尔莎被迫与他们的女婴分离，其后他们更分别被囚禁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的六个集中营里。虽然大战之后耶和华见证人在波兰仍受禁制达40年之久，他们均继续热心地事奉耶和华。

22．亚当·西涅格尔，匈牙利。他曾六次在法庭受审，被判处23年徒刑，有八年半的时间被囚在监狱和劳工营里。获释之后成为周游监督，担任这件工作达30年之久。现今已69岁，仍然在会众里忠贞地作长老。

23．约瑟夫·多斯·桑托斯，菲律宾。在1942年被囚，在此之前用了12年的时间作全时的王国宣扬者。战后将耶和华见证人在菲律宾的活动重新组织起来，并且继续从事先驱服务，直至1983年去世为止。

24．鲁道夫·苏纳，美国。曾在西弗吉尼亚州米尔角被囚。获释后，以全时向人传讲上帝王国的信息——曾作先驱、伯特利家庭的成员及环务监督。1992年，在78岁的高龄仍然作先驱。

25．马丁·毛焦罗希，罗马尼亚。1942-44年，他在监狱里继续指挥特兰西瓦尼亚的传道工作。获释之后，他周游各地鼓励见证人同工努力传道，自己也无畏地向人作见证。1950年再次被囚，1953年死于劳工营里；直至去世之日仍是耶和华手下忠贞的仆人。

26．R.阿图尔·温克勒，德国和荷兰。最先被解往埃斯特韦根集中营；在营里继续向人传道。后来在荷兰被盖世太保毒打，直至面目难以辨认。最后，他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生忠贞、热心地向人作见证，直至在1972年去世为止。

27．朴玉姬，韩国。在汉城的西大门监狱服刑三年；曾受到难以形容的苦刑虐待。1992年，在91岁的高龄仍然以特别先驱的身分热心向人作见证。

［第446页的地图或图片］

澳大利亚的分社监督亚历山大·麦吉利夫雷有分定下计划，派人到许多国家和海岛发起传道工作

［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塔希提岛

汤加

斐济

新几内亚

爪哇

婆罗洲

苏门答腊

缅甸

香港

马来亚

星加坡

暹罗

中南半岛

中国

太平洋

图中所示的是在1930年代通用的地点名称

［第460页的地图或图片］

到1945年年尾，基列学校的海外传道员已在世界这部分的18个国家地区里展开工作

查尔斯和洛伦·艾森豪威尔

古巴

约翰与艾达·帕克

危地马拉

埃米尔·范·达伦

波多黎各

奥拉夫·奥尔森

哥伦比亚

唐·伯特

哥斯达黎加

格拉迪斯·威尔逊

萨尔瓦多

海素尔·伯福德

巴拿马

路易丝·斯塔布斯

智利

［地图］

（排版后的式样，见出版物）

古巴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波多黎各

特立尼达

伯利兹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海地

牙买加

尼加拉瓜

巴拿马

乌拉圭

［第444页的图片］

有些派书者分发了许多箱书刊；在每本书里，住户均读到许多个圣经传道演讲

［第445页的图片］

阿尔曼多·梅纳齐（前排中央）与一群快乐的见证人带着他们的“活动先驱之家”一起出发作传道旅行

［第445页的图片］

阿瑟·威利斯、特德·休厄尔和比尔·纽兰兹——这三位先驱将王国信息传入澳大利亚内陆

［第447页的图片］

1936年，弗兰克·迪尤尔（图示他与妻子和两个女儿）单独前往泰国作先驱，到1992年他仍然是个特别先驱

［第447页的图片］

春采·因泰潘运用她在翻译方面的才干使圣经的好消息得以传给泰国人民

［第448页的图片］

1937年，耶和华见证人的崇拜虽受德国政府禁制，他们却将这封公开信广泛地分发出去

［第449页的图片］

弗朗兹和希尔达·库斯罗的一家——虽然整家人（除了一个死于意外的儿子之外）均由于信仰的缘故被送进集中营、监狱或感化院，他们每个人都是忠贞不二的耶和华见证人

［第450页的图片］

在奥地利和德国，有些人冒生命危险复制或分发供研究圣经之用的宝贵资料。背景所示是其中的一部分资料

泰丽斯·施赖伯

彼得·戈尔斯

爱尔弗莉德·勒尔

艾伯特·万德烈斯

奥古斯特·克拉夫特

伊尔莎·翁特德弗

［第454页的图片］

1936年，见证人在中国的上海举行大会；这群人当中有九个在大会里受浸

［第456页的图片］

虽然耶和华见证人的崇拜受政府禁止，1941年这些见证人却在澳大利亚悉尼附近的哈格雷夫公园举行大会

［第458页的图片］

1939年，古巴的见证人在西恩富戈斯举行大会

［第459页的图片］

1945年，在圣保罗举行的大会中，N.H.诺尔（图左）发表演说，埃里希·卡特纳担任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