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找到了真理

1939年8月底左右，我向着家乡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进发，中途来到莫斯科。几天前，亦即8月23日，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克里姆林宫的外墙挂上有卐字徽的纳粹党旗帜。我为什么身在苏俄？我为什么要返回家乡匈牙利？

首先，容我追溯在维斯普雷姆的往事。1918年1月15日，我在匈牙利的小镇维斯普雷姆出生。父母共有四个孩子，我是大儿子。父母规定我们必须经常上教堂。我五岁就在天主教修道院里协助弥撒的进行。在家里，我喜欢披上自制的纸外袍，扮作教士为弟妹主持弥撒。

我八岁的时候，爸爸舍弃我们而去。妈妈只好和外婆合力养育我们。次年，妈妈不幸死于癌症。在随后的几年，我和弟妹分别被送到不同的孤儿院和寄养家庭去。我最后所住的孤儿院位于布达佩斯附近。这所孤儿院由圣母小昆仲会（一个法国天主教教师修会）所经营。我衷心爱戴天主，因此，我在13岁那年接受了该修会的教育训练。

全面的宗教训练

次年，修会送我到希腊入读一所法语学校，以便培训我成为教师。四年后，就在1936年，我完成了这个课程，并且获颁证书，可以在小学任教。毕业后，我成为修会的修士，起誓过一种清贫、顺服和贞洁的生活。我们这些修士虽然身穿宗教袍服，还教授教理问答，可是，我们从没有阅读圣经。

是年夏天，我到中国任教的申请获得批准。1936年10月31日，我从法国的马赛乘远洋客轮启程。我在1936年12月3日抵达上海，然后转乘火车前往位于中国华北的首都北京。

修会宏大的校舍、宿舍和农场坐落在距离北京25公里的山区，就在皇帝夏宫附近，那里的园子花团锦簇，果树丰美。我在那里钻研汉语和英语，却从没有研读圣经。

动荡不安的时期

30年代初，日本侵占中国满洲领土。1937年7月，中日双方的军队在北京附近发生激战。日本在激战中取胜，于是成立新政府，以华人为统治者，作为他们的傀儡。中国游击队于是起来反抗新政府。

我们在北京市外的修道院位于法属租借地，因此能够免受直接的攻击。那时有5000多个中国人来到修道院寻求庇护。可是，不时仍有流弹炮火波及我们，导致有些中国人受伤。这个时候，中国游击队控制了郊区。

1937年9月，大约有300名武装起来的中国游击队员袭击我们的建筑物，索取武器、金钱和食物。他们禁锢了我们十名欧洲人。六天后，游击队把部分人质释放，我是其中之一。但我由于食物中毒，因此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出院后，我被调派到另一所修会开办的学校任教，地点在北京一个政局较为稳定的地区。1938年1月，修会派我到上海当教员，可是到9月又把我调回北京执教。该学年结束后，我放弃了所起的宗教誓言。我七年来一直渴求过敬虔的生活，并一心致力于教育事业，可是，在寻求真理方面，我始终得不到满足。因此，我决定离开修会，返回家乡布达佩斯。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修道院的法籍院长建议我乘搭西伯利亚铁路返国，路线经过苏联某些地区。就这样，1939年8月27日，我在返回故乡的途中抵达莫斯科，看见克里姆林宫的外墙挂上了纳粹党的旗帜。

世界大战

1939年8月31日，我返回了布达佩斯的居所。次日，德国入侵波兰，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德国违反了跟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军队入侵苏联，深入莫斯科的郊区，却未能占领该市。

匈牙利总统与德国签订和平协约，准许德军自由进出匈牙利的国境。我在1942年结婚，到1943年，我被征召加入匈牙利军队服役。希特勒认为匈牙利没有全力支持德国，感到不满，于是在1944年3月挥军入侵匈牙利。我们的儿子在该年出生。由于布达佩斯受到德军严重轰炸，我的妻子于是带着儿子迁到郊区，与她的父母一起生活。

大战的局势出现变化，苏联军队向着布达佩斯进发，于1944年12月24日抵达该市。我被苏军捕获，成了他们的战俘。数以千计的战俘被迫走160公里的路途，前往匈牙利的包姚。在包姚，苏军把我们挤进一辆辆的牛车上，然后押解到蒂米什瓦拉的大集中营去。1945年初，在4万5000名战俘当中，至少有2万人因患伤寒而死。

在八月，集中营2万5000名生还者被押送到黑海。在那里，大约2万名战俘被驱逐到苏联；另外大约5000名体弱多病的战俘，包括我在内，则获释返回匈牙利。八个月可怕的俘虏生涯终告结束。几个星期后，我得以与妻儿团聚，整家人于是迁返布达佩斯定居。

战后，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粮食短缺，物价暴涨。一彭格（匈牙利货币）在1938年能够买到的东西，到1946年就涨价至超过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彭格！幸而我在铁路公司找到一份办公室差事，生活才有了改善。

寻找真理

1955年，我们在布达佩斯的楼房有一名住客是耶和华见证人。一回，这个见证人向我的妻子安娜谈论圣经的真理。后来安娜告诉我，圣经并没有表示阴间是个使人受苦的地方，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传道书9:5,10；使徒行传2:31）身为天主教徒，我从没有读过圣经，甚至在教会学校受训期间也没有。我所学的只是地狱永火一类不符圣经的天主教道理罢了。现在我热爱圣经的真理；关于上帝的王国，以及这个王国怎样实现上帝的旨意，把地球变成乐园，这些真理尤其令我心花怒放。（马太福音6:9,10；路加福音23:42,43；启示录21:3,4）我感到满心的喜乐，这种感觉是我以往从来没有的。

那时，匈牙利的耶和华见证人受到政府追捕和监禁，因为他们无畏地教导人认识上帝王国的真理。我把见证人翻成匈牙利语的刊物通通读过，并获得他们一些还未翻成匈牙利语的英语及法语刊物。我庆幸自己学会了这些语言！

1956年10月，匈牙利人起来反抗苏联的共产统治。布达佩斯爆发了严重的冲突，不少囚犯获释，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在内。在这期间，我和妻子接受水浸礼，象征我们已献身给耶和华上帝。一星期后，苏联派遣军队镇压革命运动，获释的见证人再度被捕入狱。

宝贵的服务特权

大部分见证人都被囚在监里，因此一位基督徒弟兄探询我可否翻译若干圣经刊物。初时，我收到一些从瑞士寄来的私人信件，其中载有用法语打成的《守望台》文章稿子。我把稿子翻成匈牙利语，译文印妥后会供各群会众使用。

匈牙利分社仆人亚诺什·康拉德由于紧守基督徒中立的立场，结果被判下狱12年。他在1959年获释，那时，社方委任我做翻译员。后来我收到社方英语的稿件，于是着手将其译成匈牙利语。这些稿件通常由一位女信使交给我，可是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这样，即使我不幸被捕，甚或受到严刑拷问，我也不致泄露她的名字。

我把《守望台》的文章译好以后，康拉德弟兄就负责复查，确保内容正确无误。接着姊妹们用复写纸把译文打在薄纸上，每一次打12份。因此，有时所有出席《守望台》研究班的人都有一份打好的副本。在此以后，他们把副本转交另一个研究班小组。然而，我们通常只能为每个研究班小组复制一份副本。因此，所有出席聚会的人都要格外留心，并且作笔记，以便从这个圣经讨论充分得益。

我自1956年开始翻译社方的刊物；1978年以前，分发出去的匈牙利语《守望台》全部用打字机打成。从1978至1990年，《守望台》文章则用油印机印刷。令人兴奋的是，自1990年1月起，匈牙利语的《守望台》和《儆醒！》全以四色印刷制成！

在共产政权的统治下，人人都要有一份世俗工作。因此，我惟有在工余的时间翻译社方刊物，这个情况一共维持了22年，直至我在1978年退休为止。在那22年期间，我往往要在清早或深夜的时间翻译。我退休以后就成为一个全时的翻译员。那时，每位翻译员都在家里工作。由于政府禁止我们的活动，因此，我们不便彼此联络。1964年，警方在同一时间突击搜查翻译员的住所，并且没收我们的文章。有多年时间，我们常常遭到警方搜查。

丰盛的祝福

1969年，当局批准我领得护照，因此，我可以和亚诺什·康拉德弟兄从匈牙利前往巴黎，出席耶和华见证人所举行的“地上的和平”国际大会。我们得以跟其他国家的见证人同工交往，并在瑞士伯尔尼耶和华见证人的分社住了几天，这确实是莫大的福分！在70年代期间，匈牙利有不少见证人也能够前往奥地利和瑞士出席大会。

多年以来，政府一直禁止我们的活动。但到1986年，我们第一个获政府批准的大会得以在布达佩斯的卡马拉森林青年公园举行。与会者超过4000人，大家与弟兄姊妹互相问好。我们看见公园入口处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出席大会的字句，大家不禁喜极而泣。

1989年6月27日，匈牙利政府终于批准耶和华见证人合法注册。匈牙利的电视台和电台也有宣布这个消息，弟兄姊妹都为此雀跃不已。我们在该年能够无拘无束地举行区务大会。自从政府在大约40年前禁止见证人的工作以来，这是我们首次举行的区务大会。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大会有一万多人出席；此外，还有许多人出席国内另外四个大会。事实上，我最小的弟弟拉斯洛和他的妻子，就在布达佩斯那个大会受浸，我为此感到多么欣慰！

1991年7月，一件令我们喜出望外的事发生了——我们在布达佩斯的内斯塔迪奥大运动场举行大会，出席人数逾4万人。在这个大会里，我有荣幸替布洛克林总社的弟兄传译演讲。

现在，我和安娜，以及40多位弟兄姊妹在布达佩斯郊区的耶和华见证人分社服务，那里环境很优美。我在分社的翻译部服务，与一群年少有为的基督徒共事；安娜则参与料理伯特利的家务。

虽然我们尽力把圣经的真理告诉儿子，可是，他长大后并没有接受真理。然而，他现在却对真理表示好感，我们衷心希望他将来会事奉耶和华。

我和妻子能够认识仁爱上帝耶和华的真理，并在这40多年来一直为他服务，我们实在感到无限的快慰。——安德烈·绍尼口述。

［第21页的图片］

与妻子合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