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赖耶和华，得到了真正的安全感

1948年，我在尼日利亚（奈及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出生。大约在那个时候，叔叔穆斯塔法和我大哥瓦哈比受浸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我9岁的时候，爸爸去世了，这让我非常伤心。但大哥告诉我将来死去的人会复活，我们能够再次见到爸爸，这让我很受安慰。于是，我开始学习圣经。1963年，我受浸了。后来，我的另外三个兄弟也受浸了。

1965年，我搬去拉各斯跟哥哥威尔逊在一起。他属于伊博比会众，我很喜欢跟那群会众的先驱们来往。看见他们那么喜乐、那么热心，我很受触动，于是在1968年1月我也开始做先驱了。

艾伯特·奥卢格贝比弟兄在伯特利服务。他跟年轻人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告诉我们尼日利亚北部非常需要特别先驱。当时他满腔热忱地鼓励我们，我还记得他说：“你们很年轻，可以善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为耶和华服务。你们在那里可以作出很大的贡献啊！”我很想效法先知以赛亚献出自己，任凭耶和华差遣，于是我递交了申请表。（以赛亚书6:8）

1968年5月，我被派去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市做特别先驱，当时正好是比亚法拉战争（又叫比夫拉战争，1967～1970年）期间。这场内战在转移到东部之前，对尼日利亚北部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个弟兄非常担心我，于是劝我不要去。但我对他说：“谢谢你关心我。不过，如果耶和华想要我去那里为他服务，我就确信他一定会与我同在。”

卡诺市的情况惨不忍睹，这个大城市因为内战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传道时，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被屠杀的人的尸体。虽然卡诺以前有好几群会众，但大多数弟兄姐妹都逃走了，只有不到15个传道员留了下来。他们非常恐惧，也很灰心。当他们看见我们6个特别先驱来到时，简直喜出望外。他们受到鼓励后，就重新振作起来。我们帮助他们恢复聚会和传道工作，以及重新开始递交传道报告和书籍订单给分部。

我和其他特别先驱开始学习豪萨语。很多当地人听到我们用他们的母语传讲王国好消息，就很愿意听我们说话。不过，当地主流宗教的成员并不喜欢我们传道，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小心。有一次，有一个男人拿着刀，追着我和同伴跑。还好我们跑得比他快，就成功脱身了。虽然我们遇到很多危险，但耶和华让我们可以“安然居住”，我们也看到传道员的数目开始增加。（诗篇4:8）今天，卡诺有11群会众，总共500多个传道员。

我在卡诺只待了几个月，就在1968年8月跟另外两个特别先驱一起被派去西非的尼日尔共和国（尼日共和国）的首都尼亚美。很快我们就发现尼日尔极其炎热，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比得上。除了要应付炎热以外，我们还要学习当地的官方语言法语。虽然面对这些困难，我们还是全心信赖耶和华，并且开始跟本地的几个传道员一起传道。不久后，差不多尼亚美每个识字的人都得到了一本《导至永生的真理》，有些人甚至是自己来找我们索取这本书的！

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政府不喜欢耶和华见证人。1969年7月，我们举行了尼日尔有史以来第一个分区大会，大约有20人出席。我们非常期待看见两个新传道员受浸。但就在大会第一天，警察打断了我们的节目，还把特别先驱和分区监督都带到了警察局。在盘问一番之后，他们命令我们第二天回去报到。我们担心当局会再找麻烦，于是就把浸礼演讲改在一个人的家里发表，然后我们很低调地在一条河里为这两个传道员施浸。

几个星期后，内政部把我和其他5个特别先驱驱逐出境。他们只给我们48小时，还要我们自己想办法离开尼日尔。我们就赶快离开，然后直接去了尼日利亚的分部。在那里，我们接获了新的服务岗位。

我被派到尼日利亚的奥里孙巴雷村。我非常喜欢跟当地的一小群传道员一起传道，我们的工作也很有成效。但6个月后，分部邀请我独自回到尼日尔。一开始我很吃惊，也很害怕，但后来我开始期待再次跟尼日尔的弟兄姐妹见面。

我回到了尼亚美。抵达的第二天，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商人认出我是耶和华见证人，并且问了我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于是我开始教他学习圣经。后来，他戒除了抽烟和酗酒的恶习，并且受浸了。我很高兴可以在尼日尔的不同地区跟弟兄姐妹一起传道，并且看到接受真理的人慢慢增加。我刚到的时候，全国只有31个耶和华见证人，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有69个了。

1977年12月，我回尼日利亚接受三周的培训。课程结束时，分部委员会的协调人马尔科姆·维戈弟兄叫我看看塞拉利昂（狮子山共和国）分部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们想找一个单身的先驱弟兄去几内亚做分区监督，这个弟兄需要身体健康，同时会说英语和法语。维戈弟兄告诉我，我就是为了这个服务岗位受到培训的。他强调这个工作很不容易，还说：“你一定要先想清楚，再决定接不接受。”但我立刻说：“既然是耶和华派我去的，我就去。”

我坐飞机去塞拉利昂，见到了分部的弟兄。分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对我说：“对于几内亚的王国工作，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当时，塞拉利昂的分部负责督导邻国几内亚的传道工作，但由于几内亚的政治局势十分紧张，分部的弟兄没办法跟那里的传道员取得联系。虽然分部好几次想派弟兄进入几内亚，去看看当地的弟兄姐妹，但都失败了。因此，他们叫我去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看看能不能申请到居留许可。

我到了科纳克里以后，去尼日利亚大使馆见了大使。我告诉他，我很想在几内亚传道。但他劝我不要留下来，因为我很可能会被逮捕，甚至遭遇更可怕的事。他说：“回尼日利亚去吧，在那里传道就好。”但我说：“我一定要留下来。”于是大使写信给几内亚内政部部长，请他帮助我。后来我见到了那个部长，而他也很愿意帮忙。

结果，我竟然取得了几内亚的居留许可！不久后，我回到塞拉利昂分部办事处，告诉弟兄们这个好消息。他们听到耶和华怎样赐福给我，让我没有空手而归，就欢呼起来。

从1978到1989年，我在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做分区监督，也在利比里亚（赖比瑞亚）做代理分区监督。一开始，我常常生病。有时候，我在非常偏僻的地方病倒，但弟兄们还是尽力把我送去医院。

有一次我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和肠道寄生虫病。康复以后，我才知道弟兄们已经开始讨论在哪里埋葬我！虽然我好几次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自己的岗位。我确信只有耶和华才能给我真正的、长久的安全感，因为就算是我死了，他也能把我复活过来。

1988年，我认识了多尔卡丝，她是一个既谦卑又爱耶和华的先驱。结婚后，她跟我一起做分区探访的工作。多尔卡丝吃苦耐劳，又有自我牺牲的精神，真的是我的贤内助。有时，我们会一起带着行李步行25公里去探访会众。如果要探访的会众比较远，我们能找到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然后就在坑坑洼洼的泥路上一路颠簸到目的地。

多尔卡丝非常勇敢。有时候，我们需要渡过满是鳄鱼的水域，她还是会跟我一起过去。有一次我们要走五天的路到一个地方，在经过一条河时，因为木桥坏了，我们必须坐独木舟过河。没想到多尔卡丝起身下船时，竟然掉进了水里。河里有鳄鱼，我们俩又不会游泳，幸好几个年轻人跳进水里，把她救了起来。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俩常常做噩梦，但我们没有放弃，还是继续做探访工作。

1992年初，多尔卡丝怀孕了，这真的让我们感到很意外。我们的全时服务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我们实在不想放弃。但经过一番思考后，我们都认为这个孩子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好好珍惜。因此在女儿出生后，我们给她取名叫耶吉芙特（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的礼物”）。四年后，我们又生了小儿子埃里克。这两个孩子真的都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宝贵礼物。耶吉芙特曾经在科纳克里的远程翻译处服务过一段时间，埃里克现在是助理仆人。

虽然多尔卡丝不能再做特别先驱，但她一边带孩子，一边继续做正规先驱。靠着耶和华的帮助，我能够继续从事特别全时服务。孩子们都长大后，多尔卡丝再次做了特别先驱。现在，我们一起在科纳克里做特派传道员。

回顾我的一生，耶和华要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和妻子也因此常常感受到耶和华的保护和赐福。很多人因为信赖物质而遭遇了很多痛苦，但我和妻子因为信赖耶和华就免除了这些烦恼。我和多尔卡丝从亲身经历学到，只有“我们的拯救者”耶和华才是安全感的真正来源。（历代志上16:35）我确信耶和华一定会保护所有信赖他的人，仿佛把他们“藏在保全生命的袋子里”。（撒母耳记上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