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来的各种艰辛正日益临近，但这绝不是他们软弱下来的时候。反之他们应该发出哈巴谷先知在结论中提出的胜利口号:“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哈巴谷书3:19）由于他们因耶和华上帝而欢欣喜乐，他们的属灵四肢有充沛的力量将他们带到对主宰耶和华保持忠贞的“高处”。他们会继续跟从君王耶稣基督的脚踪而“稳行在高处”。像跳跃的母鹿一般，他们会渡过哈米吉多顿的一切艰辛，欢欣鼓舞地承受上帝公义的新规制里的种种幸福。

专心仰赖耶和华

格罗第高特文（Claude S． Goodman）君自述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已的聪明。”在我所探访的一个家庭中，用画框缠着挂在墙上的这句来自圣经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整日将这句话反复玩味，并且自问说，我能够全心仰赖耶和华吗？

回到家里，我取出自己的《钦订本圣经》重读箴言3:5及以下的话:“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于是我下了决心以此作为一生的指南。几日之后我便受到考验了。

我早已安排在某日黄昏做些特别事情;可是基督徒小组宣布就在那日黄昏要举行一个重要的聚会。我应该以那一样为先呢？由于忆起我的决定，我祈求耶和华指引我的道路。结果，我毅然参加聚会。

那是在1925年发生的事。我当时二十一岁，可是我从十余岁即已开始寻求上帝的真理。

我母亲隶属英国教会，但我并不附和。父亲是位无神论者，但我认为上帝是必然存在的。因此有一天，我在一生中首次跪在床边向真正的上帝祷告，求他显示他的真理和他的子民给我知道。就在翌晨便有人送给我一本圣经书籍，题名为“百万现在活着的人将永远不死。”我急忙将其读完。这正是我所祈求的解答。

第二天我将书还给借书给我的女士，并向他索取更多书籍。我回家时带着大批书籍，并受到邀请在以后回去取得更多资料。后来令我大为振奋地，雷诺·提比恩打开圣经解答我的许多问题。那时我阅读的兴趣极浓，到处携带着一卷《圣经的研讨》，并开始阅读整本圣经。在1926年五月，仅在接受《百万人》一书之后一年，我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大会中以水浸礼象征我献身给耶和华。由于听到卢述福社长暴露教士的诸般恶行，我知道我必需从事一项维护真理和攻击伪宗教的战争。

扩大我的传道工作

在1927年的耶稣受难纪念日，参加的人都收到一份题名为“那九个人在那里？”的单张。这份单张召请更多人成为“派书者”或先驱传道员，即以全部时间宣扬上帝真理的人。那天晚上我大部分时间醒着祷告。雷诺·提比恩和我曾计划合作从事一项商业，但是翌晨我写信给他，要求取消我们的合约。但他也同时寄了一封信给我。你猜到信的内容吗？不错，我们还是合作的同伴，但不是从事俗世商业而是致力于全部时间的传道工作。

在当日从事先驱传道工作意味到我们要将上帝王国的好消息传往未有人作过见证的地区。因此在获悉上帝的真理两年之后的五月，我和同伴首途前往英国的索尔斯堡。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骑脚踏车也很费力。我还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发现自己的头发在帐幕的墙上结成了冰，呼出的气则在毛毡上凝成冰块。可是我们探访过每间茅舍和每个村落，将圣经书籍留给感兴趣的人。

到印度去

1929年我们在伦敦参加耶和华的子民所举行的大会。来自印度的一位圣经研究者班尼士在大会中声称该国亟需全部时间的传道员。经过晚上多次祷告之后，雷诺和我在翌晨往见社长卢述福自荐。与他那温文仁慈的态度不相称地，他以宏亮有力的声音解释社方只能供给单程船票。两个月之后，我们便乘船向孟买进发。

当我开始从事全部时间的传道工作时，我尽力清偿所有债务，于是除了清白的良心之外便一无所有。但这与前往印度比较起来仅是小事而已。我们抵达孟买时身上仅余数元，购买一些热带衣服和铺盖便用完了。

为了从事传道工作，我运用过各种各式的交通工具;步行、脚踏车、电单车、私家车、的士、载客火车、载货火车、牛车、骆驼、马背、马车、飞机、舢板、小舟、小船、巴士、货车、人力车，甚至私家火车。住宿的地方也一样多姿多彩，包括豪华旅馆、土王宫殿、铁路候车室、森林草地和牛栏。我们的“家”便是雷诺和我能展开睡铺之处。

我们的目标是尽量广泛地分派圣经书籍;我们仰赖耶和华使其流入感兴趣的人手中。由于未有土语的书籍，我们的见证工作遂限于对说英语的人展开，因此我们在每个城镇的逗留时间十分短促。

我们最初的工作地区是喀拉蚩（现已归入巴基斯坦），我们的书籍在那里普遍被人接受。有时我们被邀在市上最豪华的旅馆作客，这对我们的经济不无小补。从五毫一天的房间转到最豪华的旅馆是一项多大的改变！

我们乘火车前往辛德的希第拉伯。途中我试图在车中摇摇欲坠的木凳床位上入睡。在希第拉伯以后，雷诺和我分道扬镳;他前往较凉的喜马拉雅山区，我则乘火车前往炎热的中部。在这里的墨雷，我遇见印度教徒的爱国领袖甘地，并与之谈论圣经真理。我为他作了安排读阅一些圣经书籍。

年中其余的日子我都是过着类似的生活;在火车、月台和候车室内小睡;与苦力们一同在印度的食物摊档进食;在沙尘滚滚的路上步行整日去皇宫似的别墅作见证。雷诺和我在拉合尔再度会合，我们从那里乘骆驼前往附近的乡村传道。

对锡兰、缅甸和马来亚去

在1929年十二月举行的大会之后，我们被派到美丽的锡兰岛去。我们在锡兰的难题是如何到达那分散在山区中数以千计的菜园、橡胶园和咖啡园。解决方法之一是将轻型脚踏车和多箱书籍一同放在公路车上前往。我们之中有一人前往一个地点适中的市镇，从那里每日乘脚踏车前往散处多哩外山区村落中的厂园。另一人则留在可伦坡向当地的人作见证。我们很高兴地每月集合一次交换工作经验。

我们的下一个派遣地区是缅甸。我们乘坐一艘英国客船的“甲板”位前往仰光。这意味到晚上我们必须在星光之下展开铺盖睡在甲板上，日间则与印度水手们一同进膳。我们受尽英国乘客蔑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有失英国人的体面”。但在我们方面，我们却认为自己借着跟从基督耶稣和使徒保罗的榜样而提高了基督徒的声望。

当时仰光大约有十个人正在传扬上帝的真理，我们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从事户外传道工作。我们之中有一人留在仰光，另一人则乘火车或内河船前往内陆。

在深入森林的山上，有一处称为南吐的地方有一个属于英国公司的银矿。我希望与一位住在矿场里对圣经感兴趣的人谈话，但祇有载搭公司属下的私家火车才能到达那里。我们请求准许乘搭公司的火车，但却屡次遭受拒绝。在到达拉斯奥时，我获悉森林中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南吐，于是我说服一位的士司机，载我和几箱书籍从那条路前去。

在抵达南吐的第二天，我遇到一位对圣经真理颇感兴趣的男子。由于视力不良，他不愿接受书籍。我提议用我个人的书籍读给他听。这使他十分感动，因为翌日我获悉他曾用电话向朋友谈及此事，他们大都接受书籍。我认为他必定曾与矿场的经理通过电话，因为发生了以下的事。

由于我依然希望到矿场去，于是往见经理。我以为他也许会把我驱逐出去，可是他见到我时并不感觉诧异。当我向这位澳洲人解释我的来意时，我看出他的目光含有一丝笑意。他于是离开宾客，带我上他的私家车，吩咐司机驶向矿场办事处。他在那里介绍我认识他的私人秘书，他正是那名妄自拒绝我乘搭公司火车的罗马天主教徒。秘书一听到我的名字便沉下脸来，但经理吩咐他以公司上宾之礼待我，私家火车给我用，由公司招待我食宿。现在这位秘书便一反前态了;他前倨后恭地和我打招呼，并称我为“先生”。在以后的几天中，矿场的人可以看到一位卑微的全部时间传道员独自乘坐一辆火车随意往来。更重要的是，我找到那位感兴趣的人士而予以鼓励，并对矿扬中不少人作了一个关于上帝王国的见证。

1931年初夏我们离开缅甸前往马来亚。雷诺直接去星加坡，我则乘船经过各美丽岛屿，并在沿岸市镇作见证。我们分途周游马来亚，然后在吉隆坡会合。此后，雷诺留在槟城工作，我则前往泰国曼谷，在那里分派大量书籍;然后我再与雷诺集合一起，准备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这个大城市有数以百万计的文盲无家可归而露宿街头。我们租到一间廉价的空房，用纸箱作椅子和桌子，在地板上展开铺盖来睡。我们在加尔各答分派一本名为《王国是世界的希望》的小册。我们派了许多本给商人、政客和教士。其中有些教士大表愤怒！

为了走遍这个大城市，我们买了两辆廉价电单车，并用它们行了1,500哩（2400公里）路去孟买参加大会。1932年在参加大会之后，我们再回锡兰，利用电单车与山区的人接触。可是由于疟疾发作，我被迫离开锡兰。守望台社邀请我们再回印度，并拨了一辆新房车给我们使用。

播音车工作

现在我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够去到每个乡村，这些乡村多数是远离铁路或公路的。没有桥梁的河流是我们最大的难题，可是我们变成了涉水专家。方法是在岐管处拆去废气喉，即使河水深过车底板，仍可轰隆而过。

1934年社方发给我们扩音设备和若干以土语讲出的圣经演讲唱片。现在我们遂能直接与大众接触了。我们在人多之处播放唱片。聚集聆听录音圣经演讲的人往往非常之多。

这种工作继续至1938年。那年有一位来自澳洲的带务监督探访我们。艾华·法兰西斯与我应他所请前去试验一个湖是否宜于作为施浸地方。湖水必然是染污了，因为二十一日后艾华病重死去，而我则缠绵病榻，昏迷了两个月才苏醒——祇因为有个从事全时间传道工作的基督徒姐妹，缪高路芙，对我悉心看护之故。当我离开亚格拉的医院时，我对聚集起来的员工作了一个演讲，其中一位名叫纽兰特的女职员脱离了护士工作成为上帝真理的全时间传道员;她直至现在还继续这项工作。

在分社办事处工作

由于肠热病使我变成软弱不堪，社方认为不宜再派我周游驾车传道，于是我应邀在分社办事处协助史坚拿弟兄。那时正是大战爆发的1939年。社方的书籍受到禁止。分社被搜多次，但祇有两次我们没有预先收到警告。有些对我们友善的人士向我们发出暗示，使我们预知有人前来搜屋而作妥准备。一小时之后我们又忙于复印《守望台》了。

史坚拿弟兄和我都曾被拘捕和控以分派禁书之罪。我们与一位以不怕英国“权势”著名的律师商讨，但律师费却非我们所能负担。在失望之余，我们只好回家去。在抵达分社时我们遇到一位挪威籍的见证人，他是个远离家乡的水手。在分别时他将一些东西塞在史坚拿弟兄的手里——恰可足够支付律师的费用！后来当我们在地方法院败诉而希望向高等法院上诉时，我们又再次获得赠款，但这次馈赠却超出我们所需。

在战争初期，澳洲分社运来一副脚踏印刷机。我被派往基拿拉的哥第音，在那里印刷马拉也林土语的《守望台》。我对于印刷是个外行，也不懂马拉也林语。此外，派来协助我的见证人也不懂英语。可是借着印刷术书籍和手势之助，我们终于把印刷机装设起来，并排出英文和马拉也林文的字版。当第一本《守望台》印出来时，我们多么兴奋！

战争结束之后禁令接着解除，但又出现了新的危险。在战时协助英国的印度人现在要求独立自治。猛烈的反英示威随之而来。向穿西服的人袭击成为常事。可是我们的见证工作甚至在最骚动的地区也继续推行。后来史坚拿弟兄应邀前往美国的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进修。我受命在他离任的两年中主持分社的事务，我真的需要继续仰赖耶和华。

有一天早晨，反英示威特别猛烈，我获得消息我们期待已久的战后第一批书籍已经运抵码头。我兴高采烈地骑着脚踏车前往码头，可是却发现路上挤满了愤怒的群众。我想转入横街，但群众还是一样多。我毫无选择余地，只好硬着头皮从群众中间穿过。因此在向耶和华作了简短祷告之后，我直向他们驶去，在驶近时我大声呼喊，挥舞手臂。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如何，可是他们却退后让出一条路给我通过。有些人甚至向我欢呼喝彩！在签收了书籍之后我由一条较安全的路线回家。

在1947年，印度获准独立。随后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屠杀之一。回教徒与印度教徒对抗。与邻居住了数代之久的人起而互相残杀。在街上作见证的耶和华见证人时常看见人们在他们身旁被人刺杀。

到基列学校去

翌年，1949年，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光，因为我被邀前往基列学校受训，我在那里经历到莫大的喜乐，例如:邓立普弟兄与我们读完《王国》一书，史路德弟兄详述伪宗教的不洁如何从巴比伦流传至基督教国;基拿弟兄证明上帝的圣名出现于受感示的基督教希腊文圣经中，或法兰特弟兄朗诵约瑟及其兄弟们的记载时使我们感动至流泪。

当诺尔社长将我们的派遣地区逐一告诉我们时，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兴奋的气氛。毕业之后，我受到料理和主持分社事务的特别训练，因为我的任务是要在巴基斯坦设立一间新分社。

在巴基斯坦过了六年之后，我决定采取另一个步骤——结婚。我的太太名叫李莉安，是夏丁格姐妹的女儿。我在肠热病后曾在她家里休养了一段时期。我现在已经五十二岁，从事全部时间传道工作共三十年，其中有二十六年在国外工作。可是我不愿因结婚而终止我的先驱传道工作。我获悉在澳洲较易寻得部分时间的职业，于是决定迁往那里。我在祷告中表示我希望继续善用我在基列所受的传道训练。

我们抵达澳洲时仅余下少许金钱，而我决定尽可能继续从事全时间的传道工作。我在使用每一块钱时都极度审慎。我的工作地区在三哩（五公里）以外，我来回都步行以节省巴士车费。后来李莉安告诉我她怀了孕。马可出生了，我在祷告中祈求耶和华帮助我训练孩子成为他手下忠心的崇拜者。我们租了一间屋，家私都是仁爱的弟兄们所赠送或购买二手货的。

在以后的十六年中，我很高兴有权利作为主持监督，看见小组日渐壮大及划分了两次。1973年五月，在我六十九岁时，我完成了四十六年的全部时间传道工作。现在我已七十岁了。回顾我一生中充满了喜乐和兴奋的经验，这里所列举的仅是少数而已。我会自问，假如我能回到接受《百万人》一书的日子，我的反应会有所差异吗？我的答案是，绝不会！耶和华忠于他的应许，指导一切专心仰赖他的人的脚步。从事全部时间的基督徒工作虽然没有在物质上带来丰富的享受，但我敢说当我每次伸手从袋里要拿出所需的一块钱时，我绝没有一次失望。这是一项真正有价值的工作。但价值更大得多的便是，我们可以确信受到耶和华的力量和爱护所支持。这种价值是人所无法量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