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会倚赖耶和华

杨·科尔帕－翁多自述

1942年，我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附近，被多个匈牙利士兵看守着。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激烈进行，轴心国跟俄罗斯势不两立，而我们却沦为轴心国的囚犯。士兵命令我们掘一个坑做坟墓，然后给我们十分钟时间，决定是否签署声明书，跟耶和华见证人一刀两断。在我讲述后来有什么事发生之前，让我先解释我为何陷于这样的险境。

1904年，我在一个名叫扎霍尔的小村庄出生；扎霍尔位于现今斯洛伐克的东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成立，扎霍尔归入它的版图。我们那条村大约有200户人家，村内有两个教会，分别是希腊正教会和加尔文派教会。

我虽然参加加尔文派的崇拜，却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我家附近住了一个男子，他道德高尚、与众不同。一天，他跟我攀谈起来，借了一本圣经给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圣经来看。当时是1926年。后来我跟芭尔博拉结为夫妇。不久，我们生了两个孩子，取名芭尔博拉和杨。

我开始阅读圣经，不过有很多地方看不明白，于是去请教教士。他却对我说：“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明白圣经，你不要白费心机了。”接着他叫我跟他一起玩纸牌。

于是，我去找那个借圣经给我的人。他是个圣经研究者（现今称为耶和华见证人），很乐意帮助我明白圣经。我渐渐看出，他所说的确实是真理。我开始重新做人，戒掉纵酒的恶习，过道德清白的生活，甚至向人谈及耶和华。20年代早期，真理的种子在扎霍尔茁长生根，不久就产生了一群活跃的圣经研究者。

可是，我们受到宗教人士的猛烈反对。村里的教士对我的家人说我疯了，结果大部分家人都反对我改变信仰。无论如何，我开始过有意义的生活，而且下定决心事奉真神耶和华。1930年，我受浸表明自己献了身给耶和华。

严峻考验的开始

1938年，我们住的地区落入匈牙利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支持德国。村里的居民不及一千，约莫有50个是见证人。我们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继续向人传道。

1940年，我被召加入匈牙利军队。我该怎样做呢？我从圣经的预言获悉，将来所有战争武器都会变为和平的工具。我也知道不久上帝就会终止世上的一切战争。（诗篇46:9；以赛亚书2:4）我不想参与战争，于是毅然决定，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也绝不从军。

结果我被判入狱14个月，在匈牙利的佩奇监狱服刑。我跟另外五个见证人囚在同一个监牢里，我们很高兴大家能够互相照应。曾有一段时期，我受到单独监禁，双脚系上铁链。我们每次拒绝做跟战争有关的工作，都给痛打一顿。我们也被罚整天站立，只可在中午休息两小时。虽然我们月复一月受到这样的折磨，内心却保持快乐，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享有清白的良心。

面对妥协的引诱

一天，15个天主教教士来到狱中，大谈支持战争是多么重要，试图说服我们参与军事活动。我们对教士说：“如果你能够用圣经证明灵魂是不死的，我们战死之后会升到天上去，我们就参军。”他们当然无法提出圣经的证据，结果知难而退。

1941年，我的刑期满了，准备回家跟家人团聚。一天，士兵突然用铁链锁住我，把我解到匈牙利的沙罗什保陶克陆军基地。陆军基地的士兵告诉我，只要我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就可以获得释放。他们说：“你只须在这份文件上签署，答应付200彭格（匈牙利货币），就可以回家去。”

“为什么呢？”我问他们说。“我为什么要付200彭格呢？”

他们说：“只要你愿意付钱，就可以得到一份证明书，证明你未能通过军队的体格检查。”

我确实难以抉择。在过去一年多，我受尽种种非人虐待。现在，只要我肯付一点钱，就可以重获自由了。“让我考虑一下，”我低声说。

我该怎样做呢？我也想到我的妻子和孩子。就在这时候，一个信徒同工寄了一封信来鼓励我。他引用希伯来书10:38，使徒保罗在这节经文引述耶和华的话：“‘我手下正义的人由于信心就可以活着’，并且，‘如果他退缩，我的魂就不喜悦他’。”过了一会儿，营房内两个匈牙利士兵走过来跟我交谈，其中一个说：“你坚定不移地紧守圣经原则，实在令人钦佩！千万不要妥协啊！”

次日，我去见那些怂恿我用200彭格买自由的士兵，说：“既然耶和华上帝容许我下监，他必定会看顾我，使我重获自由。我不想苟且偷生。”结果我被判入狱十年。但他们仍然不断引诱我妥协。法庭向我开出另一个条件：只要我愿意到军队服役两个月，就可以撤销控罪，而且在服役期间，我甚至不用携带武器！但我再次拒绝他们提出的条件，于是给关进监里。

迫害变本加厉

我再次给解到佩奇的监狱服刑。这次我受到更残酷的虐待。他们把我的双手绑在背后，吊起我将近两小时，结果我两个肩膀都脱了臼。他们一次又一次这样虐待我，差不多持续了半年。我能够保持忠贞，全靠耶和华的扶持。

1942年，士兵把我们一群人（包括政治犯、犹太人和26个耶和华见证人），带到库尔斯克市一个被德军占领的地区。士兵把我们交给当地的德军。德军命令囚犯运送食物、武器、衣物给前线的军队。由于不愿违反基督徒的中立，见证人拒绝听命，于是德军把我们交回给匈牙利军队。

匈牙利军把我们囚在库尔斯克的监狱。有几天，我们每日被人用胶棍毒打三次。有一次，他们击中我的太阳穴，我立时头昏眼花，倒在地上。我被打的时候心里想道：“唉！不如让我死去好了！。”我全身麻痹，失去知觉。我们三日三夜没有东西吃，然后还要出庭受审。结果有6个弟兄给判处死刑，行刑后我们只剩下20人。

1942年10月，我在库尔斯克面对有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我们的心情跟古时的约沙法王并无二致。约沙法王面对以寡敌众的情势，就对耶和华说：“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历代志下20:12。

士兵把我们20人带到一处，叫我们掘一个共同的坟墓。我们四周有18个匈牙利士兵守卫着。坟墓掘好后，士兵给我们十分钟时间考虑是否签署声明。声明的部分内容如下：“耶和华见证人的主张是错误的。从今以后，我不再相信和支持这些主张。我要保卫祖国，为匈牙利争战。……本人签名表示加入罗马天主教会。”

十分钟过去了。士兵大声说：“向右转，走到坟墓前面！”接着他说：“第一和第三个人走进坑里！”士兵再给他们十分钟考虑，到底签还是不签。一个士兵禁不住劝他们说：“放弃你们的信仰，出来吧！”两人仍旧不作声，于是军官开枪把他们射死。

“怎样处置其余的人呢？”一个士兵问军官。

“绑起他们来，”军官说。“我们要再折磨他们一顿，明早6时才枪毙他们。”

我突然害怕起来。我不是怕死，只是害怕自己受不了折磨而屈膝妥协。于是我走上前对他说：“长官，刚才你处决了我们的弟兄，既然我们也有同一的罪状，何不现在就处决我们呢？”

但他们偏偏不杀我们。他们把我们双手绑在背后，然后钩住我们的手腕，把我们吊起。我们失去知觉，他们就用水泼醒我们。由于肩头承担整个人的重量，不久就脱了臼，叫人痛彻心脾。他们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把我们折磨了大约三小时。然后，士兵突然接到命令，不要再处决耶和华见证人了。

迁往东部，逃出生天

三星期后，士兵命令我们列队步行好几天，最后抵达唐河河畔。看守我们的士兵声言，不会让我们活着回去。日间我们奉命漫无目的地挖沟，挖好后再把沟填满。晚上，士兵准许我们在指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

我衡量一下自己的处境，当前有两个选择：要就死在这个地方，要就逃离德军的魔掌，向俄军投降。最后我们只有三个人决定越过冰封的唐河，逃往俄罗斯去。1942年12月12日，我们向耶和华祷告之后，就依计行事。我们一到达俄罗斯的前线，就给关进战俘集中营里。我们最初抵达的时候，营里大约有3万5000个战俘，但到春季，只剩下2300人还活着，其余的都饿死了。

重获自由，却好景不常

我一直给囚在俄罗斯的战俘集中营里，直至停战后几个月才获得释放。我终于在1945年11月返回扎霍尔。我重返家乡，发觉农场已荒废失修，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农场在大战期间原本由我的妻儿料理，可是他们在1944年10月俄军入侵时撤退到东部去。结果，我们的财物给掠夺一空。

最不幸的是，我回家时爱妻已病入膏肓。她在1946年2月病逝，享年只有38岁。我们分开了五年多，好不容易熬过漫长痛苦的岁月，想不到我们刚刚一家团聚，就要面对生离死别了。

悲痛之余，我从属灵的弟兄、聚会和逐户传道工作寻得安慰。1947年，我借了一笔旅费，到400公里外的布尔诺出席大会。我从与会的弟兄和当时守望台圣经书社社长内森·诺尔，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我们在战后享有自由，可惜并不持久。1948年，共产党开始迫害我们。1952年，不少在捷克斯洛伐克负责督导的弟兄遭人逮捕。当时我奉派照料一些会众。1954年，我也被捕，并判处四年徒刑。我的儿子杨和孙儿尤里同样由于严守基督徒的中立而入狱。我在布拉格潘克拉季州监狱服刑了两年。1956年，政府宣布特赦，我重获自由。

终于获得自由！

1989年，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失势，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获得法律认可。我们终于享有自由，能够举行聚会和公开传道。当时扎霍尔村有差不多一百个见证人，相当于每十个村民就有一个是见证人。几年前，我们在扎霍尔兴建了一幢漂亮宽敞的王国聚会所，可以容纳大约200人。

现在我的健康已大不如前了。每逢参加聚会，都要劳烦弟兄驾车接送。我很喜欢参加聚会，也喜欢在《守望台》研究班发表评论。最令我老怀安慰的是，我家三代都有人事奉耶和华。我有几个孙儿女成为见证人，其中一个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做周游监督，后来因家庭责任才不得不停止这种服务。

我很感激耶和华在我面对考验的时候多次扶助我。在艰难时期，我全心仰赖上帝的帮助，“仿佛看见那不能见的上帝”；这使我有力量忍耐到底。（希伯来书11:27）不错，我亲身经历到上帝大能的手所施行的拯救。因此，即使我现在年老，我仍然尽力参加聚会，也竭尽所能参与公开服事职务，好传扬耶和华的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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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霍尔的王国聚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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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能够有幸在《守望台》研究班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