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力肅清罪行

「小伙子聲稱，少年犯罪主要是因為無聊，」英國一份大報章的頭條新聞這樣報導。另一份報章說：「家庭爭執導致犯罪率上升。」還有一份報章宣稱：「毒癮『觸發盈千累萬的罪行』。」《菲律賓全景》週刊估計，在馬尼拉發生的刑事暴行，當中有百分之75是癮君子幹的。

其他因素也可能會引發犯罪行為。尼日利亞的警察總監指出，其中一個就是「社會貧富懸殊」。他另外舉出好幾個因素，例如同輩壓力、就業前景黯淡、法律失去了阻嚇作用、家庭觀念被大眾棄如敝屣、不尊重權威和法律、電影和錄像帶過度渲染暴力等。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許多人都不再相信惡有惡報。意大利波倫亞大學一位社會學家觀察多年後，指出「向警方檢舉的竊案不斷加增，被判有罪的犯人數目卻大幅減少」。他注意到，「按警方所記錄的竊案總數計算，被定罪的犯人從百分之50驟降到百分之0.7」。

說來遺憾，《新大英百科全書》所描述的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看來所有現代工業社會都有這個特色，就是犯罪活動日益猖獗。現行的法律或刑罰始終無濟於事，起不了威懾作用。在現代的城市化社會，人人都講求經濟增長，著重個人成就，假定犯罪率不會繼續上升根本是說不過去的。」

這個看法太悲觀嗎？

情況果真變得那麼糟糕嗎？有些地區的犯罪活動據報不是減少了嗎？某些地區的罪行確實減少了；不過，統計數字是可以引起誤解的。舉例說，自從政府當局禁止國民擁有槍械以來，菲律賓的犯罪率據報下降了百分之20。《亞洲新聞》闡述箇中原因：一個官員認為，雖然盜匪不再偷車，也不再搶劫銀行，他們卻「轉而誘拐小孩、綁架富豪」。由於銀行劫案、汽車竊案比以往要少，罪案總數自然會相應地下降。但考慮到綁架事件增加了四倍，罪案數字下降就顯得毫無意義了！

提到匈牙利的情況，《HVG》雜誌寫道：「比起1993年的上半年，罪案減少了百分之6.2。警方卻忘記指出，犯罪活動所以減少……是因為當局在行政措施方面有了改變。」不論是偷竊、詐騙還是故意毀壞他人財產等案件，根據既定的做法，這類罪行所涉及的款項要達到某個金額，警方才會記錄在案。當局已把這個金額提高了百分之250。換句話說，侵佔他人財產的罪行所涉及的款項要是在新定的金額以下，當局就不會登記這些罪行。事實上，全國有百分之75的罪行都是跟侵佔他人財產有關的。所以，罪案數字下降一事，根本不能把事情的真相如實反映出來。

誠然，要確保犯罪案件的統計數字跟實際的罪案數目完全一致，這是談何容易。原因是，沒有向警方舉報的犯罪活動不知凡幾。尤其是某些類別的案件，沒有報案的可能多達百分之90。罪行到底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為此爭辯根本不切實際。大眾渴望當局能夠肅清罪行，而不是單單把罪案數字減少。

政府盡力而為

1990年，聯合國一篇調查報告透露，發達國家每年平均撥出百分之2至3的預算開支，用在打擊罪行的措施上，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的花費就大得多了，平均佔預算開支百分之9至14。在一些地區，當局要優先處理的就是增添警察部門的人手，改善警隊設備。不過，結果好壞不一。匈牙利有些國民抱怨說：「警察部門老是欠缺人手緝拿罪犯，但總有充足的人手控告違規駕駛的人士。」

近來許多政府都意識到，有必要立法嚴懲罪犯。例如，《時代》雜誌指出，由於「拉丁美洲的綁架案不斷上升」，政府紛紛立法「嚴加管制，這些法例到頭來卻起不了什麼作用。……立法防止罪行是一回事」，該雜誌承認說，「嚴格執行法律卻又是另一回事」。

1992年，據估計英國推行了10萬多個鄰里守望相助計劃，至少有四百萬個家庭受惠。早在1980年代中期，澳大利亞已實施類似的計劃。澳大利亞的犯罪學研究所指出，這些計劃旨在減少罪行，「措施包括：加強國民對公眾安全的警覺，提高居民的報案意識，敦促他們在鄰里遇上罪行和可疑事件時要馬上舉報，鼓勵他們給自己的財物標上記號以作識別，並且安裝有效的保安設備，從而減低遭受暴行襲擊的風險」。

在某些地方，商場店鋪把閉路電視跟警察局的警報系統連接起來。攝像機既可防止罪行，又可用來辨認違法者，警察機關、各大銀行和百貨商店都先後安裝了。

在尼日利亞，警方力圖把劫匪和汽車盜賊緝拿歸案，於是在公路上設置檢查站。政府當局還成立了一個專責調查商業舞弊的委員會，以求對付詐騙行為。為了促進警察和居民之間的關係，由社區領袖組成的委員會不但向警察當局舉報犯罪活動，還告發可疑人物。

遊客抵達菲律賓後，往往留意到一般住宅都有看守人，許多居民都養了看家狗。實業家雇用保安人員看守辦公室。防止汽車失竊的裝置銷路不斷上升。居民只要出得起錢，就可以遷往守衛森嚴的住宅區或樓房居住。

倫敦《獨立報》評論說：「由於對司法制度日漸失去信心，越來越多社區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保護社區的安全和利益。」隨身攜帶武器的人也有增無已。舉例說，據估計美國有半數家庭至少擁有一枝手槍。

各國政府不斷制訂新策略，以求遏止犯罪活動。不過，烏克蘭內政事務研究院的弗謝沃洛多夫卻指出，根據聯合國所提供的消息，許多不法之徒都是天資聰穎的，他們的「做案手法五花八門」，「執法人員即使受過專門訓練」，也不能一一跟上最新的花招。通過第三方之手，聰明的犯罪頭子就可以把非法款項投資在工商企業上，或向慈善公益事業捐贈巨款。他們力圖鞏固自己的社會地位，「務求躋身權貴之列」。

信心漸失

在一些國家，越來越多人認為，難題的部分成因在於政府本身。《亞洲新聞》引述一個防止罪行小組負責人的話說：「在我們逮捕的疑犯當中，警察、軍人約佔百分之90。」不論真偽，這樣的報導促使一個立法機關成員發表以下的評論：「那些宣誓要維護法律尊嚴的人一旦知法犯法，我們的社會就有禍了。」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高級官員的貪污醜聞弄得政府驚魂不定，進一步削弱國民對統治階層的信心。對於政府控制罪行的能力，民眾不但信心盡失，甚至質疑當局有沒有決心這樣做。一位教育學家問道：「行政官員既然泥足深陷，自身難保，又怎有能力對付犯罪活動呢？」

政權雖然不斷更替，罪惡還是依舊存留。但請放心，不久罪惡就會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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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罪行的措施：閉路電視攝像機和監視器、鋼鐵捲閘、警衛和受過訓練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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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躲避罪行，居民惟有把自己關在室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