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我一生的目標

由約翰·曲克君（John R． Cooke）敘述

1927年八月的一日，我正在法國渡假；我坐在海灘上懷念著在英國布洛斯底斯（Broadstairs）的家鄉。那時我只有十四歲，但在以往的六年來我一直從母親那裡聽到聖經的真理。在這一天我作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在回家後我要經常參加聚會和認真地將這「真理」研究一下。我果然這樣做了，不久我便自告奮勇參加逐戶的傳道工作。當時所用的方法相當幼稚。我頭一次嘗試是在一個寒冷的冬日，弟兄們給了我一些小冊子和一條街道讓我獨個兒工作。結果我分派了十二本小冊子。當我回家時，我感覺非常快樂和振奮。從那時起我便發覺在困難的情況下為耶和華服務會帶來一種特殊的快樂。可是當時我還不知道我多麼需要這種「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來支持我。——尼希米記8:10。

不久我便有了加入先驅傳道工作的雄心，可是因為這個念頭令我的父親大為震駭，我只有暫時將它擱淺。1931年五月，我一生中真正的轉捩點來到了——這個轉捩點便是在巴黎舉行的國際大會。和外國的弟兄們交往的快樂，大會所發出籲請人參加先驅傳道工作的呼召和我碰到的許多人對我所說的話——「像你這樣的年青人真應該作一個先驅傳道員」——最後更加上社方呼籲弟兄們到西班牙服務的請求（我在學校裡有選讀西班牙文），終於在我的心裡促成了一個決定:我要儘快加入先驅傳道員的行列。於是在1931年的八月，當我十八歲的時候，我開始了我的一生事業。我的弟弟艾力也和我一起到法國開始從事這件工作。在我們離家之前，父親對我們說:「六個月之後你們便會想回來找一份正當的職業了。」後來我們幾乎這樣行。不久母親突然去世，我們的親戚設盡方法想使我們留在家裡。可是我們深信先驅傳道員的工作才是我們真正的終身事業，因此我們決定繼續下去。

1932年七月，我到了西班牙。當時的工作方法是很快地做完一個區域，書藉也分派得很快。我們需要住在非常簡陋的地方，時常踏著腳踏車將過許多里的山路，並且一連做五，六個鐘頭的「按門」工作。這種生活是相當艱苦的。1935年西班牙的政局開始不穩了，在有些地方共產黨員將我們誤認為法西斯黨員而常時給我們不客氣的待遇！不過我的兄弟和我都體驗到找著「另外的羊」時的喜樂。在巴巴斯特羅（Barbastro）我們建立了一個小組，在莎拉哥沙（Saragossa）有兩個年青人每晚到我們的房間研究聖經，後來更加入我們一同從事先驅傳道的工作。但很不幸地，不久西班牙內戰爆發了。我的弟弟和我剛好避過了這場戰亂。我們在1936年七月十二日返回英國渡假，而在同月的十八日戰事便爆發了。

我們的下一個工作區域是愛爾蘭，在那裡我們運用一張特別的傳單從事見證工作。但在當地的教會看來，這種活動是他們所無法容忍的，因此引起了一場大騷動。天主教的教士們誣告我們是共產黨（正好和我們在西班牙被控的罪名相反！）天主教護教團的暴民兩度將我們的書籍燒毁，並且將我們趕出城外。當我抵達第三個地方時，在幾個鐘頭之內我已被逮捕；在經過匆匆的審訊之後，他們將我關入都伯林的監牢裡。和我們在這幾天的經歷比較起來，這倒可說是讓我們鬆一口氣的地方！可是在幾天之後他們便將我釋放了。

1937年我回到法國而被派往博多（Bordeaux）工作。那時我們剛開始採用主持家庭聖經研究班的方式來幫助別人。當法國的分社僕人尼芝（Knecht）弟兄在1939年採訪我們時，我的法藉夥伴和我很高興見到有廿五個人來聽他的演講。但戰爭又再次開始干擾我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接到消息說法國的分社已被封閉。我立即將所存的書藉分散到各處，因此當警察來查詢時我可以說我的房裡沒有任何社方的書籍。不久我失去了我的夥伴，可憐的皮亞·迪朱（Pierre Dijeau）因為拒絕參軍打仗而被闖入牢裡，後來更死在獄中。但他所堅守的勇敢立場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1940年六月來到——對法國說來這是一個悲慘的月份。在納粹大軍的進侵之下整個法國不久便完全陷入敵手，所有的英籍居民都被勸離開法國。我很不忍離去，可是納粹的坦克部隊已經迫近，再逗留下去是很不智的。因此在納粹軍入城的前一天我終於騎著腳踏車離去。在法國南部的巴容（Bayonne）大批的難民爭先擁後地要擠上一隻開往英國的船以至我無法擠得上。不過這也好，因為那艘船結果被敵人擊沉。我們這些剩餘下來的人最後終於被撤離法國而安全地抵達派拉模港（Plymouth）。由此結束了我首次在國外服務的九年。

在打比（Derby）的一個先驅傳道員之家裡停留了幾個月之後，當其時徵兵署批准讓我豁免兵役（他們對我在國外從事的傳道工作頗表欽佩，由此可見緊守工作崗位時常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好處。）後來我被派到堤安的新堡（Newcastle on Tyne）擔任市務僕人的職位，在那裡我獲得很多與小組的結構和活動有關的經驗。1942年的十二月我收到社方的一封來信，這封信使我不勝驚諤——我竟被委派為「弟兄們的僕人」（即今日的環務僕人）。我自感不配擔任這個職位，但我祈求耶和華幫助我。接著我又被派擔任大會僕人等各種職責。我特別記得1944年在倫敦舉行的一次大會。那時正值倫敦日夜受著德機的疲勞轟炸，因此見到一間久已空無一人的倫敦戲院擠滿了安靜，快樂的傳道員和善意人士是多麼令人振奮的一個景象！另一個特出的大會是當納粹剛離去之後在荷蘭舉行的大會。荷蘭的弟兄們剛從他們的「地下」活動中解放出來，但他們的精神極為高昂。在他們看來步行幾哩路去參加聚會，只有麵包和水作早餐或睡在稻草上過夜根本不算一回事。他們所嚐到的是一個剛從枷鎖中釋放出來的神治組織的歡樂！

幾個月後，倫敦的弟兄們都興奮地等待著諾爾弟兄和韓素爾弟兄到英國作戰後的第一次訪問。我自願請求入基列學校受訓。幾個月後我收到了邀請我入學的信。我永不會忘記那封信給我的喜樂和激勵。於是在1946年的六月，我乘船到美國去，在那裡生活了十八個月，並且經歷到許多特權:在伯特利工作了幾個月，到克里夫蘭參加大會，然後進入基列的第八期受訓。在那裡我渡過了我一生中受益最多的六個月。學校中弟兄間奇妙的友誼和所受的訓練課程絕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我永不會忘記基列。畢業後的六個月我在新澤西州的一個環內服務，那裡的弟兄待我非常好；他們甚至送給我和我的弟弟（他也在基列的第八期）往洛杉磯參加1947年大會的旅費。在此之後不久我的弟弟被派到菲洲服務，而我則被派往葡萄牙和西班牙工作。那時諾爾和韓素爾弟兄也正要前往該地，因此在1947年十二月我很榮幸能夠和他們同機出發。到了馬德里之後我們發現往巴塞隆那（Barcelona）的飛機上只有一個空位。諾爾弟兄說:「約翰，你只好一個人去了！」深知在巴塞隆那的弟兄中間所存的嚴重紛爭，我的心不禁為之下沉。在抵達時，我見到兩群完全分開的人——他們在等待著歡迎社長和他的秘書。這只是以後許多尷尬難堪的場合中的頭一個！

不錯，正如通常的情形一般，開始的幾個月的確是一段考驗時期。那裡的弟兄陷於一片散漫分裂的情形，他們並沒有真正地從事戶外的傳道工作，而我必須使他們恢復團結以真正開始工作。很不巧我在這時竟染上了重病。當時想回家的慾望很強，可是我仍然堅決地留下來。由於我將王國的事務置於首位，上帝將我在物質上所需的東西也賜給我:巴塞隆那的弟兄為我付清了一切醫藥費，並且在我生病的兩個月期間晝夜不歇地看護我。他們的確表現了真正的弟兄之愛。當我在病後見到一個大約由四十人組成而團結一致的小組時，我感覺多麼欣慰興奮。這時在西班牙的工作情形和以前已大不相同，因為我們所有的聚會和活動都被政府所明令禁止。例如有一次我和一位小組僕人往巴巴斯特羅去探訪一位孤立的傳道員，途中遇到一個天主教神父帶著四個拿槍的民團兵。其中一個舉起槍來對我們喝道:「舉起手來！」這時那教士便溜走了，而我們則被帶到警察局被質詢到翌日清晨四時。雖然我們在村外已被逮捕，他們卻控告我們非法舉行聚會。不過，在污陋的監牢裡過了兩三天之後，我們便被釋放了。

1948年八月我到了里斯本。我的簽證期限只有三個星期，但當地的弟兄極需人幫助，因此我向上帝祈求讓我能夠留下來。我果然留了下來——達五年之久。在葡萄牙的工作較西班牙容易，我們可以比較自由地向人傳道，並且可以舉行人數較少的聚會。可是那裡的局勢很不穩定，我們時常都不知道明天會有些什麼事發生。不過我們仍然有很好的增加。

1951年有另外兩個海外傳道員被派到葡萄牙，由此結束了我三年多沒有夥伴的生活。我們建立了一個小家庭。該年七月守望台社的副社長來到訪問我們，我很榮幸能夠在飛往倫敦參加温布利運動場的大會之前陪他巡視西班牙各地。幾個月之後，我又再度回到西班牙和諾爾及韓素爾弟兄一同訪問該國各地的小組。但是當我不在的時候，里斯本的小組竟發生了分裂的糾紛，於是諾爾弟兄對這件事加以調查，將其中不順服的忤逆份子開除。我亦為此受到責備；可是我知道「責備……乃是生命之道，」因此我由此得到不少益處。在此之後里斯本在傳道工作上的進步加速了許多。當社長在次年再度探訪我們時，他對情形的改善感覺很欣慰。這一次我被委任為葡萄牙和西班牙分社的主持人。同年（1953）我赴紐約參加分社僕人會議和隨後的紐約國際大會。返回里斯本後我主持了一個「地下」的大會，將紐約大會節目中的要點講給弟兄們聽。次日我啟程往馬德里，但卻在邊界上被拒入境。幸好我仍然能夠返回葡萄牙，直到我的簽證在1954年五月滿期為止。後來我再度獲得訓示叫我前往法國的博多。這是我在1940年六月離法後第一次回去，所以你可以想像當我見到一對在十四年前和我一同研讀聖經的夫婦來迎接我時我是多麼高興！能夠再返法國和見到這些年來的進步實在令人欣慰。在博多愉快地過了幾個月之後，我便啟程往我下一個工作地區——菲洲的葡屬安哥拉和莫森比——擔任一項特殊的任務。

1955年一月廿四日，我乘飛機抵達安哥拉的首府魯安達。我的任務相當微妙，目的是調查一群數約一千的不平常的菲洲人。這些人在許多年前曾從社方出版的兩本小冊子裡獲得了一些片斷的真理，後來被比屬剛果誣告為毛毛黨而被遞解出境，如今在嚴密的監視下分佈於安哥拉的各處。我開始小心謹慎地向人詢問。我有機會和一位高級官員結交而得以找到這群人當中的幾個。在如此艱難的一項任務中，一個信徒自然會時常向耶和華禱告。在安哥拉我比以往更深切地體驗到他的引導。例如有一次我必須到南部一個關禁囚犯的島上去探訪一些菲洲人，但除非有特別的許可證，否則是不可能進入該島的。我不但獲得了許可證，而且還有飛機免費接送。你能想像一個天主教政府付錢讓守望台社的代表探視幾個菲洲人嗎？那裡的一群人對真理的認識比較上說來程度最高。他們向我出示一本陳舊的練習簿，那便是他們將以前找到的小冊子譯成自己的文字的譯本。許多像這樣用手抄成的簡陋課本便是他們許多年來所用的唯一聖經課本；然而他們如今卻為了他們的信仰淪為囚犯！在安哥拉我有許多有趣的經驗。五個月後我的簽證期滿了，我只好離去，不過新世界社會的基礎已在當地奠定了。

下一個目標是羅倫梭·瑪克（Lourenco Marques），莫森比的首都，在那裡我要盡力幫助幾百個曾受盡天主教虐待的菲洲籍傳道員。為小心起見，我避免和任何菲洲人接觸，反之我首先和歐籍人士接觸。我疑心警察在監視著我的行動（他們果然如此）；我感到非常棘手，因為我不知道如何著手才好。但我祈求耶和華賜給我力量，結果我獲得了很多有趣的經歷。在我所訪問的人當中有一個是曾於幾年前在里斯本聽到過真理的青年；他訂閱了五年的葡文和法文《守望台》雜誌和葡文的《儆醒》雜誌，並且慷慨地捐了一筆相當大的款子。當我離去之後，他又繼續替我主持一、兩個我所建立的家庭聖經研究班。在五個月內我極力避免麻煩，可是最後還是被秘密警察抓去施行疲勞審訊，然後限我在四十八小時內離境。這樣也好，因為那裡的氣候並不適合我。當我抵達南菲的分社時，我的身體已非常疲弱以致需要入醫院休養。不過我並沒有患什麼重病，所以在幾個星期後我便能出院往特安斯瓦擔任該處歐籍弟兄的環務僕人。

時間過得很快，直到1957年的四月，我突然在一個星期之內一連獲得三個意外的遭遇——但都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一位非常慷慨的弟兄送給了我一輛小汽車；我被委任為區務僕人；我和在基列十六期畢業而現今從事著海外傳道工作的一位溫柔嬌小的姊妹發生了戀愛！我們在1957年十二月結婚，婚後一同從事區務工作。這是一種何等多采而有趣的生活。這星期在市政廳舉行一個歐籍弟兄的大會；下星期則在一間矮小的鐵片屋裡和一群菲洲的弟兄聚會。大半的時間我們都和菲洲籍的弟兄們一起，他們都很感激歐籍弟兄予他們的幫助。許多土人居住的地方在天黑後便很不安全。有一次大會我們甚至不得不組織一隊自衛隊以防止當地的土人流氓侵襲。雖然有這些以及言語上的各種困難，我們仍極喜歡我們這裡的傳道工作。培楚阿那蘭（Bechuanaland）是我們的工作區域，在那裡我們時常有一些不平常的遭遇——例如汽車陷入河中三個半鐘頭或訪問仇視我們的酋長等。我們的書籍在那裡被政府禁止分派，可是有許多官員都賞識我們的工作，而且新世界社會亦在不斷地擴張中。

感謝我的岳父母的慷慨，我和妻能夠一同參加1958年在紐約舉行的上帝的旨意國際大會而見到上帝的組織的迅速增長和所表現的「聖靈的果賞。」我們不但得以和舊友重逢，並且更廣闊地見到耶和華的百姓在各方面的歡樂，團結和擴展。這是多麼令人歡欣鼓舞！

「所以，父親，你所預言的六個月如今已伸展到廿八年了！我很高興你對新世界社會的態度現在已變成友善得多了。」

「而你們這些在新世界社會裡的夥伴們，我希望這些經驗能夠幫助你們也領略我已深切體驗到的一個真理——那便是，耶和華絕對是我們應該事奉的最好一個主人。為什麼要讓俗世的憂慮將你纏住呢？它只會將你領到一條死路上而已。現在我能夠快樂地回顧我在這廿八年來從事先驅傳道工作所享的許多權利，但是將來的權利更會比這些榮耀無數倍！所以加入先驅傳道員的行列吧，這樣你便能夠充份嚐到幸福之杯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