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心仰賴耶和華
格羅第高特文(Claude S. Goodman)君自述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已的聰明。」在我所探訪的一個家庭中,用畫框纏著掛在牆上的這句來自聖經的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整日將這句話反覆玩味,並且自問說,我能夠全心仰賴耶和華嗎?
回到家裡,我取出自己的《欽訂本聖經》重讀箴言3:5及以下的話:「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於是我下了決心以此作為一生的指南。幾日之後我便受到考驗了。
我早已安排在某日黃昏做些特別事情;可是基督徒小組宣布就在那日黃昏要舉行一個重要的聚會。我應該以那一樣為先呢?由於憶起我的決定,我祈求耶和華指引我的道路。結果,我毅然參加聚會。
那是在1925年發生的事。我當時二十一歲,可是我從十餘歲即已開始尋求上帝的真理。
我母親隸屬英國教會,但我並不附和。父親是位無神論者,但我認為上帝是必然存在的。因此有一天,我在一生中首次跪在床邊向真正的上帝禱告,求他顯示他的真理和他的子民給我知道。就在翌晨便有人送給我一本聖經書籍,題名為「百萬現在活著的人將永遠不死。」我急忙將其讀完。這正是我所祈求的解答。
第二天我將書還給借書給我的女士,並向他索取更多書籍。我回家時帶著大批書籍,並受到邀請在以後回去取得更多資料。後來令我大為振奮地,雷諾·提比恩打開聖經解答我的許多問題。那時我閱讀的興趣極濃,到處攜帶著一卷《聖經的研討》,並開始閱讀整本聖經。在1926年五月,僅在接受《百萬人》一書之後一年,我在倫敦舉行的國際大會中以水浸禮象徵我獻身給耶和華。由於聽到盧述福社長暴露教士的諸般惡行,我知道我必需從事一項維護真理和攻擊偽宗教的戰爭。
擴大我的傳道工作
在1927年的耶穌受難紀念日,參加的人都收到一份題名為「那九個人在那裡?」的單張。這份單張召請更多人成為「派書者」或先驅傳道員,即以全部時間宣揚上帝真理的人。那天晚上我大部分時間醒著禱告。雷諾·提比恩和我曾計劃合作從事一項商業,但是翌晨我寫信給他,要求取消我們的合約。但他也同時寄了一封信給我。你猜到信的內容嗎?不錯,我們還是合作的同伴,但不是從事俗世商業而是致力於全部時間的傳道工作。
在當日從事先驅傳道工作意味到我們要將上帝王國的好消息傳往未有人作過見證的地區。因此在獲悉上帝的真理兩年之後的五月,我和同伴首途前往英國的索爾斯堡。我們的工作時間很長,騎腳踏車也很費力。我還記得那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我發現自己的頭髮在帳幕的牆上結成了冰,呼出的氣則在毛氈上凝成冰塊。可是我們探訪過每間茅舍和每個村落,將聖經書籍留給感興趣的人。
到印度去
1929年我們在倫敦參加耶和華的子民所舉行的大會。來自印度的一位聖經研究者班尼士在大會中聲稱該國亟需全部時間的傳道員。經過晚上多次禱告之後,雷諾和我在翌晨往見社長盧述福自薦。與他那溫文仁慈的態度不相稱地,他以宏亮有力的聲音解釋社方只能供給單程船票。兩個月之後,我們便乘船向孟買進發。
當我開始從事全部時間的傳道工作時,我盡力清償所有債務,於是除了清白的良心之外便一無所有。但這與前往印度比較起來僅是小事而已。我們抵達孟買時身上僅餘數元,購買一些熱帶衣服和鋪蓋便用完了。
為了從事傳道工作,我運用過各種各式的交通工具;步行、腳踏車、電單車、私家車、的士、載客火車、載貨火車、牛車、駱駝、馬背、馬車、飛機、舢板、小舟、小船、巴士、貨車、人力車,甚至私家火車。住宿的地方也一樣多姿多彩,包括豪華旅館、土王宮殿、鐵路候車室、森林草地和牛欄。我們的「家」便是雷諾和我能展開睡鋪之處。
我們的目標是盡量廣泛地分派聖經書籍;我們仰賴耶和華使其流入感興趣的人手中。由於未有土語的書籍,我們的見證工作遂限於對說英語的人展開,因此我們在每個城鎮的逗留時間十分短促。
我們最初的工作地區是喀拉蚩(現已歸入巴基斯坦),我們的書籍在那裡普遍被人接受。有時我們被邀在市上最豪華的旅館作客,這對我們的經濟不無小補。從五毫一天的房間轉到最豪華的旅館是一項多大的改變!
我們乘火車前往辛德的希第拉伯。途中我試圖在車中搖搖欲墜的木凳床位上入睡。在希第拉伯以後,雷諾和我分道揚鑣;他前往較涼的喜馬拉雅山區,我則乘火車前往炎熱的中部。在這裡的墨雷,我遇見印度教徒的愛國領袖甘地,並與之談論聖經真理。我為他作了安排讀閱一些聖經書籍。
年中其餘的日子我都是過著類似的生活;在火車、月台和候車室內小睡;與苦力們一同在印度的食物攤檔進食;在沙塵滾滾的路上步行整日去皇宮似的別墅作見證。雷諾和我在拉合爾再度會合,我們從那裡乘駱駝前往附近的鄉村傳道。
對錫蘭、緬甸和馬來亞去
在1929年十二月舉行的大會之後,我們被派到美麗的錫蘭島去。我們在錫蘭的難題是如何到達那分散在山區中數以千計的菜園、橡膠園和咖啡園。解決方法之一是將輕型腳踏車和多箱書籍一同放在公路車上前往。我們之中有一人前往一個地點適中的市鎮,從那裡每日乘腳踏車前往散處多哩外山區村落中的廠園。另一人則留在可倫坡向當地的人作見證。我們很高興地每月集合一次交換工作經驗。
我們的下一個派遣地區是緬甸。我們乘坐一艘英國客船的「甲板」位前往仰光。這意味到晚上我們必須在星光之下展開鋪蓋睡在甲板上,日間則與印度水手們一同進膳。我們受盡英國乘客蔑視,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有失英國人的體面」。但在我們方面,我們卻認為自己藉著跟從基督耶穌和使徒保羅的榜樣而提高了基督徒的聲望。
當時仰光大約有十個人正在傳揚上帝的真理,我們幫助他們組織起來從事戶外傳道工作。我們之中有一人留在仰光,另一人則乘火車或內河船前往內陸。
在深入森林的山上,有一處稱為南吐的地方有一個屬於英國公司的銀礦。我希望與一位住在礦場裡對聖經感興趣的人談話,但祇有載搭公司屬下的私家火車才能到達那裡。我們請求准許乘搭公司的火車,但卻屢次遭受拒絕。在到達拉斯奧時,我獲悉森林中有一條路可以通往南吐,於是我說服一位的士司機,載我和幾箱書籍從那條路前去。
在抵達南吐的第二天,我遇到一位對聖經真理頗感興趣的男子。由於視力不良,他不願接受書籍。我提議用我個人的書籍讀給他聽。這使他十分感動,因為翌日我獲悉他曾用電話向朋友談及此事,他們大都接受書籍。我認為他必定曾與礦場的經理通過電話,因為發生了以下的事。
由於我依然希望到礦場去,於是往見經理。我以為他也許會把我驅逐出去,可是他見到我時並不感覺詫異。當我向這位澳洲人解釋我的來意時,我看出他的目光含有一絲笑意。他於是離開賓客,帶我上他的私家車,吩咐司機駛向礦場辦事處。他在那裡介紹我認識他的私人祕書,他正是那名妄自拒絕我乘搭公司火車的羅馬天主教徒。祕書一聽到我的名字便沉下臉來,但經理吩咐他以公司上賓之禮待我,私家火車給我用,由公司招待我食宿。現在這位祕書便一反前態了;他前倨後恭地和我打招呼,並稱我為「先生」。在以後的幾天中,礦場的人可以看到一位卑微的全部時間傳道員獨自乘坐一輛火車隨意往來。更重要的是,我找到那位感興趣的人士而予以鼓勵,並對礦揚中不少人作了一個關於上帝王國的見證。
1931年初夏我們離開緬甸前往馬來亞。雷諾直接去星加坡,我則乘船經過各美麗島嶼,並在沿岸市鎮作見證。我們分途周遊馬來亞,然後在吉隆坡會合。此後,雷諾留在檳城工作,我則前往泰國曼谷,在那裡分派大量書籍;然後我再與雷諾集合一起,準備前往印度的加爾各答。
加爾各答!這個大城市有數以百萬計的文盲無家可歸而露宿街頭。我們租到一間廉價的空房,用紙箱作椅子和桌子,在地板上展開鋪蓋來睡。我們在加爾各答分派一本名為《王國是世界的希望》的小冊。我們派了許多本給商人、政客和教士。其中有些教士大表憤怒!
為了走遍這個大城市,我們買了兩輛廉價電單車,並用它們行了1,500哩(2400公里)路去孟買參加大會。1932年在參加大會之後,我們再回錫蘭,利用電單車與山區的人接觸。可是由於瘧疾發作,我被迫離開錫蘭。守望台社邀請我們再回印度,並撥了一輛新房車給我們使用。
播音車工作
現在我們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們能夠去到每個鄉村,這些鄉村多數是遠離鐵路或公路的。沒有橋梁的河流是我們最大的難題,可是我們變成了涉水專家。方法是在岐管處拆去廢氣喉,即使河水深過車底板,仍可轟隆而過。
1934年社方發給我們擴音設備和若干以土語講出的聖經演講唱片。現在我們遂能直接與大眾接觸了。我們在人多之處播放唱片。聚集聆聽錄音聖經演講的人往往非常之多。
這種工作繼續至1938年。那年有一位來自澳洲的帶務監督探訪我們。艾華·法蘭西斯與我應他所請前去試驗一個湖是否宜於作為施浸地方。湖水必然是染污了,因為二十一日後艾華病重死去,而我則纏綿病榻,昏迷了兩個月才甦醒——祇因為有個從事全時間傳道工作的基督徒姐妹,繆高路芙,對我悉心看護之故。當我離開亞格拉的醫院時,我對聚集起來的員工作了一個演講,其中一位名叫紐蘭特的女職員脫離了護士工作成為上帝真理的全時間傳道員;她直至現在還繼續這項工作。
在分社辦事處工作
由於腸熱病使我變成軟弱不堪,社方認為不宜再派我周遊駕車傳道,於是我應邀在分社辦事處協助史堅拿弟兄。那時正是大戰爆發的1939年。社方的書籍受到禁止。分社被搜多次,但祇有兩次我們沒有預先收到警告。有些對我們友善的人士向我們發出暗示,使我們預知有人前來搜屋而作妥準備。一小時之後我們又忙於複印《守望台》了。
史堅拿弟兄和我都曾被拘捕和控以分派禁書之罪。我們與一位以不怕英國「權勢」著名的律師商討,但律師費卻非我們所能負擔。在失望之餘,我們只好回家去。在抵達分社時我們遇到一位挪威籍的見證人,他是個遠離家鄉的水手。在分別時他將一些東西塞在史堅拿弟兄的手裡——恰可足夠支付律師的費用!後來當我們在地方法院敗訴而希望向高等法院上訴時,我們又再次獲得贈款,但這次饋贈卻超出我們所需。
在戰爭初期,澳洲分社運來一副腳踏印刷機。我被派往基拿拉的哥第音,在那裡印刷馬拉也林土語的《守望台》。我對於印刷是個外行,也不懂馬拉也林語。此外,派來協助我的見證人也不懂英語。可是藉著印刷術書籍和手勢之助,我們終於把印刷機裝設起來,並排出英文和馬拉也林文的字版。當第一本《守望台》印出來時,我們多麼興奮!
戰爭結束之後禁令接著解除,但又出現了新的危險。在戰時協助英國的印度人現在要求獨立自治。猛烈的反英示威隨之而來。向穿西服的人襲擊成為常事。可是我們的見證工作甚至在最騷動的地區也繼續推行。後來史堅拿弟兄應邀前往美國的守望台基列聖經學校進修。我受命在他離任的兩年中主持分社的事務,我真的需要繼續仰賴耶和華。
有一天早晨,反英示威特別猛烈,我獲得消息我們期待已久的戰後第一批書籍已經運抵碼頭。我興高采烈地騎著腳踏車前往碼頭,可是卻發現路上擠滿了憤怒的群眾。我想轉入橫街,但群眾還是一樣多。我毫無選擇餘地,只好硬著頭皮從群眾中間穿過。因此在向耶和華作了簡短禱告之後,我直向他們駛去,在駛近時我大聲呼喊,揮舞手臂。我不知道他們的想法如何,可是他們卻退後讓出一條路給我通過。有些人甚至向我歡呼喝彩!在簽收了書籍之後我由一條較安全的路線回家。
在1947年,印度獲准獨立。隨後發生了歷史上最大的屠殺之一。回教徒與印度教徒對抗。與鄰居住了數代之久的人起而互相殘殺。在街上作見證的耶和華見證人時常看見人們在他們身旁被人刺殺。
到基列學校去
翌年,1949年,是我一生中最興奮的時光,因為我被邀前往基列學校受訓,我在那裡經歷到莫大的喜樂,例如:鄧立普弟兄與我們讀完《王國》一書,史路德弟兄詳述偽宗教的不潔如何從巴比倫流傳至基督教國;基拿弟兄證明上帝的聖名出現於受感示的基督教希臘文聖經中,或法蘭特弟兄朗誦約瑟及其兄弟們的記載時使我們感動至流淚。
當諾爾社長將我們的派遣地區逐一告訴我們時,我從未經歷過如此興奮的氣氛。畢業之後,我受到料理和主持分社事務的特別訓練,因為我的任務是要在巴基斯坦設立一間新分社。
在巴基斯坦過了六年之後,我決定採取另一個步驟——結婚。我的太太名叫李莉安,是夏丁格姐妹的女兒。我在腸熱病後曾在她家裡休養了一段時期。我現在已經五十二歲,從事全部時間傳道工作共三十年,其中有二十六年在國外工作。可是我不願因結婚而終止我的先驅傳道工作。我獲悉在澳洲較易尋得部分時間的職業,於是決定遷往那裡。我在禱告中表示我希望繼續善用我在基列所受的傳道訓練。
我們抵達澳洲時僅餘下少許金錢,而我決定儘可能繼續從事全時間的傳道工作。我在使用每一塊錢時都極度審慎。我的工作地區在三哩(五公里)以外,我來回都步行以節省巴士車費。後來李莉安告訴我她懷了孕。馬可出生了,我在禱告中祈求耶和華幫助我訓練孩子成為他手下忠心的崇拜者。我們租了一間屋,傢俬都是仁愛的弟兄們所贈送或購買二手貨的。
在以後的十六年中,我很高興有權利作為主持監督,看見小組日漸壯大及劃分了兩次。1973年五月,在我六十九歲時,我完成了四十六年的全部時間傳道工作。現在我已七十歲了。回顧我一生中充滿了喜樂和興奮的經驗,這裡所列舉的僅是少數而已。我會自問,假如我能回到接受《百萬人》一書的日子,我的反應會有所差異嗎?我的答案是,絕不會!耶和華忠於他的應許,指導一切專心仰賴他的人的腳步。從事全部時間的基督徒工作雖然沒有在物質上帶來豐富的享受,但我敢說當我每次伸手從袋裡要拿出所需的一塊錢時,我絕沒有一次失望。這是一項真正有價值的工作。但價值更大得多的便是,我們可以確信受到耶和華的力量和愛護所支持。這種價值是人所無法量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