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會倚賴耶和華

楊·科爾帕－翁多自述

1942年，我在俄羅斯的庫爾斯克附近，被多個匈牙利士兵看守著。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激烈進行，軸心國跟俄羅斯勢不兩立，而我們卻淪為軸心國的囚犯。士兵命令我們掘一個坑做墳墓，然後給我們十分鐘時間，決定是否簽署聲明書，跟耶和華見證人一刀兩斷。在我講述後來有什麼事發生之前，讓我先解釋我為何陷於這樣的險境。

1904年，我在一個名叫扎霍爾的小村莊出生；扎霍爾位於現今斯洛伐克的東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捷克斯洛伐克成立，扎霍爾歸入它的版圖。我們那條村大約有200戶人家，村內有兩個教會，分別是希臘正教會和加爾文派教會。

我雖然參加加爾文派的崇拜，卻過著放浪形骸的生活。我家附近住了一個男子，他道德高尚、與眾不同。一天，他跟我攀談起來，借了一本聖經給我；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聖經來看。當時是1926年。後來我跟芭爾博拉結為夫婦。不久，我們生了兩個孩子，取名芭爾博拉和楊。

我開始閱讀聖經，不過有很多地方看不明白，於是去請教教士。他卻對我說：「只有受過教育的人才能明白聖經，你不要白費心機了。」接著他叫我跟他一起玩紙牌。

於是，我去找那個借聖經給我的人。他是個聖經研究者（現今稱為耶和華見證人），很樂意幫助我明白聖經。我漸漸看出，他所說的確實是真理。我開始重新做人，戒掉縱酒的惡習，過道德清白的生活，甚至向人談及耶和華。20年代早期，真理的種子在扎霍爾茁長生根，不久就產生了一群活躍的聖經研究者。

可是，我們受到宗教人士的猛烈反對。村裡的教士對我的家人說我瘋了，結果大部分家人都反對我改變信仰。無論如何，我開始過有意義的生活，而且下定決心事奉真神耶和華。1930年，我受浸表明自己獻了身給耶和華。

嚴峻考驗的開始

1938年，我們住的地區落入匈牙利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匈牙利支持德國。村裡的居民不及一千，約莫有50個是見證人。我們冒著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險，繼續向人傳道。

1940年，我被召加入匈牙利軍隊。我該怎樣做呢？我從聖經的預言獲悉，將來所有戰爭武器都會變為和平的工具。我也知道不久上帝就會終止世上的一切戰爭。（詩篇46:9；以賽亞書2:4）我不想參與戰爭，於是毅然決定，無論要付出什麼代價，也絕不從軍。

結果我被判入獄14個月，在匈牙利的佩奇監獄服刑。我跟另外五個見證人囚在同一個監牢裡，我們很高興大家能夠互相照應。曾有一段時期，我受到單獨監禁，雙腳繫上鐵鏈。我們每次拒絕做跟戰爭有關的工作，都給痛打一頓。我們也被罰整天站立，只可在中午休息兩小時。雖然我們月復一月受到這樣的折磨，內心卻保持快樂，因為我們在上帝面前享有清白的良心。

面對妥協的引誘

一天，15個天主教教士來到獄中，大談支持戰爭是多麼重要，試圖說服我們參與軍事活動。我們對教士說：「如果你能夠用聖經證明靈魂是不死的，我們戰死之後會升到天上去，我們就參軍。」他們當然無法提出聖經的證據，結果知難而退。

1941年，我的刑期滿了，準備回家跟家人團聚。一天，士兵突然用鐵鏈鎖住我，把我解到匈牙利的沙羅什保陶克陸軍基地。陸軍基地的士兵告訴我，只要我接受他們提出的條件，就可以獲得釋放。他們說：「你只須在這份文件上簽署，答應付200彭格（匈牙利貨幣），就可以回家去。」

「為什麼呢？」我問他們說。「我為什麼要付200彭格呢？」

他們說：「只要你願意付錢，就可以得到一份證明書，證明你未能通過軍隊的體格檢查。」

我確實難以抉擇。在過去一年多，我受盡種種非人虐待。現在，只要我肯付一點錢，就可以重獲自由了。「讓我考慮一下，」我低聲說。

我該怎樣做呢？我也想到我的妻子和孩子。就在這時候，一個信徒同工寄了一封信來鼓勵我。他引用希伯來書10:38，使徒保羅在這節經文引述耶和華的話：「『我手下正義的人由於信心就可以活著』，並且，『如果他退縮，我的魂就不喜悅他』。」過了一會兒，營房內兩個匈牙利士兵走過來跟我交談，其中一個說：「你堅定不移地緊守聖經原則，實在令人欽佩！千萬不要妥協啊！」

次日，我去見那些慫恿我用200彭格買自由的士兵，說：「既然耶和華上帝容許我下監，他必定會看顧我，使我重獲自由。我不想苟且偷生。」結果我被判入獄十年。但他們仍然不斷引誘我妥協。法庭向我開出另一個條件：只要我願意到軍隊服役兩個月，就可以撤銷控罪，而且在服役期間，我甚至不用攜帶武器！但我再次拒絕他們提出的條件，於是給關進監裡。

迫害變本加厲

我再次給解到佩奇的監獄服刑。這次我受到更殘酷的虐待。他們把我的雙手綁在背後，吊起我將近兩小時，結果我兩個肩膀都脫了臼。他們一次又一次這樣虐待我，差不多持續了半年。我能夠保持忠貞，全靠耶和華的扶持。

1942年，士兵把我們一群人（包括政治犯、猶太人和26個耶和華見證人），帶到庫爾斯克市一個被德軍佔領的地區。士兵把我們交給當地的德軍。德軍命令囚犯運送食物、武器、衣物給前線的軍隊。由於不願違反基督徒的中立，見證人拒絕聽命，於是德軍把我們交回給匈牙利軍隊。

匈牙利軍把我們囚在庫爾斯克的監獄。有幾天，我們每日被人用膠棍毒打三次。有一次，他們擊中我的太陽穴，我立時頭昏眼花，倒在地上。我被打的時候心裡想道：「唉！不如讓我死去好了！。」我全身麻痺，失去知覺。我們三日三夜沒有東西吃，然後還要出庭受審。結果有6個弟兄給判處死刑，行刑後我們只剩下20人。

1942年10月，我在庫爾斯克面對有生以來最嚴峻的考驗。我們的心情跟古時的約沙法王並無二致。約沙法王面對以寡敵眾的情勢，就對耶和華說：「我們無力抵擋這來攻擊我們的大軍，我們也不知道怎樣行，我們的眼目單仰望你。」——歷代志下20:12。

士兵把我們20人帶到一處，叫我們掘一個共同的墳墓。我們四周有18個匈牙利士兵守衛著。墳墓掘好後，士兵給我們十分鐘時間考慮是否簽署聲明。聲明的部分內容如下：「耶和華見證人的主張是錯誤的。從今以後，我不再相信和支持這些主張。我要保衛祖國，為匈牙利爭戰。……本人簽名表示加入羅馬天主教會。」

十分鐘過去了。士兵大聲說：「向右轉，走到墳墓前面！」接著他說：「第一和第三個人走進坑裡！」士兵再給他們十分鐘考慮，到底簽還是不簽。一個士兵禁不住勸他們說：「放棄你們的信仰，出來吧！」兩人仍舊不作聲，於是軍官開槍把他們射死。

「怎樣處置其餘的人呢？」一個士兵問軍官。

「綁起他們來，」軍官說。「我們要再折磨他們一頓，明早6時才槍斃他們。」

我突然害怕起來。我不是怕死，只是害怕自己受不了折磨而屈膝妥協。於是我走上前對他說：「長官，剛才你處決了我們的弟兄，既然我們也有同一的罪狀，何不現在就處決我們呢？」

但他們偏偏不殺我們。他們把我們雙手綁在背後，然後鉤住我們的手腕，把我們吊起。我們失去知覺，他們就用水潑醒我們。由於肩頭承擔整個人的重量，不久就脫了臼，叫人痛徹心脾。他們用這種慘無人道的方式，把我們折磨了大約三小時。然後，士兵突然接到命令，不要再處決耶和華見證人了。

遷往東部，逃出生天

三星期後，士兵命令我們列隊步行好幾天，最後抵達唐河河畔。看守我們的士兵聲言，不會讓我們活著回去。日間我們奉命漫無目的地挖溝，挖好後再把溝填滿。晚上，士兵准許我們在指定的範圍內自由活動。

我衡量一下自己的處境，當前有兩個選擇：要就死在這個地方，要就逃離德軍的魔掌，向俄軍投降。最後我們只有三個人決定越過冰封的唐河，逃往俄羅斯去。1942年12月12日，我們向耶和華禱告之後，就依計行事。我們一到達俄羅斯的前線，就給關進戰俘集中營裡。我們最初抵達的時候，營裡大約有3萬5000個戰俘，但到春季，只剩下2300人還活著，其餘的都餓死了。

重獲自由，卻好景不常

我一直給囚在俄羅斯的戰俘集中營裡，直至停戰後幾個月才獲得釋放。我終於在1945年11月返回扎霍爾。我重返家鄉，發覺農場已荒廢失修，一切都需要從頭做起。農場在大戰期間原本由我的妻兒料理，可是他們在1944年10月俄軍入侵時撤退到東部去。結果，我們的財物給掠奪一空。

最不幸的是，我回家時愛妻已病入膏肓。她在1946年2月病逝，享年只有38歲。我們分開了五年多，好不容易熬過漫長痛苦的歲月，想不到我們剛剛一家團聚，就要面對生離死別了。

悲痛之餘，我從屬靈的弟兄、聚會和逐戶傳道工作尋得安慰。1947年，我借了一筆旅費，到400公里外的布爾諾出席大會。我從與會的弟兄和當時守望台聖經書社社長內森·諾爾，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我們在戰後享有自由，可惜並不持久。1948年，共產黨開始迫害我們。1952年，不少在捷克斯洛伐克負責督導的弟兄遭人逮捕。當時我奉派照料一些會眾。1954年，我也被捕，並判處四年徒刑。我的兒子楊和孫兒尤里同樣由於嚴守基督徒的中立而入獄。我在布拉格潘克拉季州監獄服刑了兩年。1956年，政府宣布特赦，我重獲自由。

終於獲得自由！

1989年，共產黨在捷克斯洛伐克失勢，耶和華見證人的活動獲得法律認可。我們終於享有自由，能夠舉行聚會和公開傳道。當時扎霍爾村有差不多一百個見證人，相當於每十個村民就有一個是見證人。幾年前，我們在扎霍爾興建了一幢漂亮寬敞的王國聚會所，可以容納大約200人。

現在我的健康已大不如前了。每逢參加聚會，都要勞煩弟兄駕車接送。我很喜歡參加聚會，也喜歡在《守望台》研究班發表評論。最令我老懷安慰的是，我家三代都有人事奉耶和華。我有幾個孫兒女成為見證人，其中一個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做周遊監督，後來因家庭責任才不得不停止這種服務。

我很感激耶和華在我面對考驗的時候多次扶助我。在艱難時期，我全心仰賴上帝的幫助，「彷彿看見那不能見的上帝」；這使我有力量忍耐到底。（希伯來書11:27）不錯，我親身經歷到上帝大能的手所施行的拯救。因此，即使我現在年老，我仍然盡力參加聚會，也竭盡所能參與公開服事職務，好傳揚耶和華的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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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霍爾的王國聚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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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能夠有幸在《守望台》研究班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