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光明的使者还是黑暗的使者？——第3部
基督教国的传教士返回发源地
亚洲是人类的原居地，也是创造者建立纯真崇拜的地方。可惜人类不久就行事愚昧，以伪宗教取代纯真崇拜。尽管这样，纯真崇拜终能在亚洲恢复过来，起初在古代以色列，其后则通过基督教继续流传。因此，基督教国的欧洲传教士把信息传入亚洲时，他们所踏进的大洲就是人类生命和纯真宗教的发源地。历史的发展表明他们是光明的使者还是极度黑暗的使者呢？——创世记2:10-17。
多一个或少一个神又有什么分别？
至于基督教起初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传入印度，我们实在无法肯定。第四世纪的宗教历史家优西比乌斯声称，使徒多马在第一世纪前往印度传播基督教。其他人则说，“基督教”是在第二及第四世纪之间传入当地的。在15世纪末叶，葡萄牙的探险家抵达印度，他们发觉“在印度社会，基督徒是个受人接纳和尊重的群体”。——《宗教百科全书》。
1542年，西班牙教士方济各·沙勿略踏足印度次大陆。他是依纳爵·罗耀拉——耶稣会始创人——的伙伴。《新大英百科全书》把沙勿略称为“现代最伟大的天主教传教士”，并且指出，“基督的教训得以在印度、马来群岛和日本立足，最大的推动力乃来自”沙勿略。
沙勿略在1552年逝世，终年46岁。在短暂的一生里，他从事了十年海外传教工作，期间他风尘仆仆，活动频繁。据说他鼓励传教士采纳当地居民的习俗，并且学习他们的语言。
1706年，即威廉·凯里出版《基督徒使异教徒改信之策略研讨》一书之前大约85年，第一批基督新教的传教士抵达印度。这本书一经面世，人们就把它称为“基督教历史上的里程碑”。凯里完成这本著作之后，在印度从事传教工作达40年之久。
随着时间过去，基督教国的传教士继续向印度各地进发。在印度社会，地位低下的贫困阶层，尤其是贱民阶级，发觉印度教不能为他们带来较好的前途希望，于是转移信奉基督教国的宗教。可是，《宗教百科全书》却指出，“绝大多数传教士都反对贱民阶级改信，甚至在印度的基督教领袖当中，大部分饱学之士也不赞同”这个趋向。
历史家杜兰特透露，基督教国的传教士徒劳无功，他写道：“对于印度的贫困和凄凉境况，印度教的诸神向来都无动于衷。虽然这样，现代印度人却依然对这些神祇笃信不移，跟以往任何时期毫无分别。……异教神祇的受欢迎程度一旦超越印度教的诸神，他们［婆罗门］就会采取宽容态度，干脆把这些神祇一并纳入印度教包罗甚广的信仰当中；在印度人看来，多一个或少一个神都是没有分别的。”曼弗雷德·巴特尔在1984年出版的《耶稣会会士》一书声称：“印度人始终信奉他们的圣牛；印度教在国内的流传无疑比耶稣会及蒙古族穆斯林持久得多。时至今日，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里，印度教的诸神看来也受到广泛传播。”
未能发挥深远影响
早期的基督教国已分为西方及东方教会，在第五世纪又经历进一步的分裂。君士坦丁堡最高主教聂斯脱利由于卷入纠纷，所以脱离东方教会而另立门户，称为聂斯脱利教会。
聂斯脱利派着重对外的传教工作。公元635年，其中一位传教士阿洛彭看来把聂斯脱利派的教义传入中国。在另一方面，到公元1294年左右，代表西方教会的方济各会修士孟德高维诺才抵达中国，并且在当地建立传教团。
可是，在中国的实际传教活动却始于1580年代，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来华之后。自从欧洲经历宗教改革，基督新教就竭力巩固他们在当地所建立的势力，天主教则忙于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寻找改信者。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人民笃信天主教，他们的探险运动无疑有助天主教会达成上述目的。
正如《剑桥中国历史》一书指出，17世纪及18世纪的传教士所以取得相当成绩，原因可能在于“大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会士）采取极度宽容的态度”。中国历史系教授汉斯·比伦施泰因详细解释说：“［耶稣会会士］强调基督教跟儒家的相似之处，并且指出基督教的上帝即中国人的上天，他们也不反对祖先崇拜。这就是耶稣会会士在某些圈子里找到改信者的原因，但也是他们未能发挥深远影响的理由所在。”
1724年，中国满清皇帝谴责基督教国属下各宗教，并且把所有外国传教士驱逐出境。一有机会，天主教的传教士又再重返中国。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也步他们后尘。1807年，马礼逊抵达中国，他是第一个奉伦敦传道会派遣到中国的传教士。他创办了一间学院，目的不仅在于传播他的信仰，而是把西方文化介绍给华人，同时也使西方学生熟悉东方文化。1819年，在美魏茶（米怜）的协助下，马礼逊完成整本圣经的翻译工作。
有些传教士献身于另一项使人获得教益的工作。彼得·伯驾医生是最先派往中国的美国医生传教士，他在广州协助组织医学传道会，这个会在1838年成立。其他传教士则致力于教育工作，支持慈善活动，或解决社会难题。据《剑桥中国历史》一书所载，传教士所翻译的部分书刊，对于“促进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是颇有贡献的，可惜却未能逐步提高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程度”。
此外，基督教国的传教士也没有表现基督徒的团结和弟兄友爱，因此未能为中国人立下榜样。基督新教徒彼此间的分裂尤其严重。在四十年内，传教士的数目由189人增至3445人。到1905年，传道会已有60多个，属下的传教士各自传播自己特定版本的基督教道理。天主教的传教士也未能把纯真的基督教反映出来，他们给人留下不良印象。《剑桥中国历史》一书指出，“他们普遍的做法是，干预当地的政治及司法事务，以求争取潜在的改信者”。
在别处寻找改信者
1521年，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首先踏足菲律宾群岛。不及一个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已在当地给大约二百万人施行洗礼。今日，菲律宾有百分之84的人口信奉天主教。天主教会在当地开办学校，这无疑是教会的成功要诀。一位作家声称，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传教士“容许改信者保存不少以往宗教的信仰和习俗”。
天主教会在其他地方却未能取得同样的成效。举例说，在日本，天主教徒只占总人口百分之0.3。大韩民国的天主教徒仅占总人口百分之6左右。
日本与欧洲人的接触始于1542年。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连同几位同道，得到日本人的友善接待。可是，起初的热诚很快就冷却下来，正如历史系教授梅森·根茨勒写道，日本领袖“开始怀疑，欧洲传教士的活动可能是西班牙国王的政治攻势的前奏（正如他们以前在菲律宾所为一般）”。
1614年，“天王谴责传教士是国家的敌人，并且敕令基督教不可在他的领土继续流传。……成千上万的改信者因不愿放弃新宗教而遭受逼迫，……传教士所经历的严刑虐待更叫人触目惊心……他们若不是被活活烧死，就是惨遭肢解或给抛进充满毒蛇的坑里，”这仅是残暴虐待的一部分而已。——《耶稣会会士》。
天主教在1784年传入韩国，基督新教则在一个世纪之后。《时代》杂志解释说，基督新教的“增长非常迅速，因为美国传教士不但把福音带到当地，而且也开办学校，把医学及技术知识传授给当地居民”。使人改信不是通过宗教教育，而是借赖其他方法，不少教会显然仍旧实施这个政策。引用汉城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孙凤镐的话：“以增长率而言，强调物质祝福的教会无疑比主流教派来得迅速。”
未来预示什么？
对于基督教国以往的传教士，我们应当怀有怎样的看法？他们所代表的并不是耶稣所引荐的纯真崇拜。然而，在他们当中，许多人无疑怀有真诚态度。他们至少把圣经译成多种当地语言，也把若干圣经教训传授给人。
非洲曾被称为黑暗大陆。基督教国派遣到当地的传教士又如何？你可以在下一期文章读到有关他们的活动，题目是：“给‘黑暗大陆’的属灵之光”。
［第23页的附栏］
“耶和华”在中文圣经里出现
19世纪传教士兼翻译者约翰·戴维斯推断：“如果圣神（圣灵）在任何一节希伯来文圣经提及耶和华，翻译者又为何不把这个名字译成英文或中文呢？他有什么理由说，我会在这节经文使用耶和华，在另一节则用其他名词代替？……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在译文里使用耶和华是错误的，那么，受感示的执笔者又为什么在原文里使用耶和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