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绝不舍弃他的仆人

石井松江女士自述

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独自被关在日本仙台一个窄小、污秽、满是虱子的监房里。在整段监禁期内，我不得获准洗澡或作淋浴。我的肌肉溃烂，饱受臭虫啮咬。风湿病也使我痛苦不堪，甚至无法坐下或站起来。我骨瘦如柴，体重减到不及70磅（30公斤）而濒于死亡。

为什么我会在监狱里？为什么当局在1939年6月21日清晨5时差人上门把我拘捕？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差不多50年前，日本正经历艰难的时刻。让我告诉你当时的情形怎样，什么环境使我入狱和我得以生还的经过。

早年的生活

1909年，我出生于日本吴市，它距离广岛只有16哩（25公里）。父母经营一家米店兼和服店。我9岁时，当地受到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侵袭，载着尸体的棺材不久就堆满了火葬场。我和姐姐都染上这病，她在一周之后死去。由于她突然去世，我开始纳罕：“人为什么会死？人死后有什么遭遇？”

我的父亲是个热心的佛教徒。为了找寻答案，我探访各个佛教寺院，问那里的僧侣：“人为什么会死？”

僧侣们的回答是：“你不必这样胡思乱想，你若继续依赖佛祖和诵念真言，就必定会进入涅槃和极乐世界。”

我到17岁才获知有一本书名叫圣经。我得到一本，但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后来我开始参加吴市的“基督”教会，从那里获悉人的死亡乃是亚当犯罪的结果。我觉得这话颇有道理，于是成为一位热心的教会分子。

那时候在农村小镇时常有人发表意见说：“耶稣教（基督教）必定会毁了这国。”由于我是当地第一个热心的“基督徒”，镇上的人指责我为镇邑带来耻辱，几乎要逐我出境。父母对我十分不悦。

认识圣经真理

父亲极力要使我放弃信仰，于是安排把我嫁给一位素不相识的热心佛教徒，石井治三。他的兄长是一间佛寺的住持。父亲说治三虽然不是基督徒，却会体谅我的信仰。于是我在19岁就和作裁缝的石井治三结了婚，婚后迁往大阪居住。但治三和我父亲所说的正相反，他不许我上教堂。

在大阪东上町，我们住宅后面的房子有个牌子写着：“国际圣经研究者协会”。我认为这必然是个基督教团体，于是前往探访。

“你相信主会复临吗？”我问那出来应门的青年。

“基督在1914年已经复临了，”他回答。

我大感惊奇，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读读这本书吧，”他说，递给我一本《上帝的竖琴》。

为了不让丈夫看见，我把书藏在一个装炭的草袋里，在方便的时候阅读。书中内容使我感到有如暮鼓晨钟——得以上天堂的只有14万4,000人；耶稣不是三位一体的一部分，而是全能上帝耶和华的独生子；我们正生活在世界末期；夺去我姐姐性命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乃是圣经预言的应验。我确信这正是我找寻已久的真理。

终于，丈夫发现了我在读一本基督教的书。可是，我采取坚定的立场去紧守自己的信仰，这使他不禁纳罕书中是否含有十分重要的信息，于是亲自阅读《上帝的竖琴》。我在次年受浸，时为1929年3月23日；不久之后，我丈夫也受了浸。

成为派书者

我们决定不再经营裁缝店，于是把雇员辞退。我们满心喜乐地开始在大阪从事逐户传道活动。1929年9月，我成为日本第二位派书者（当时全时传道员的名称），丈夫后来也加入派书者的行列。我们一起走遍日本四分之三的地区向人传道，包括大阪、京都、名古屋、东京、仙台、札幌、冈山和四国岛等。我们在每个城市逗留六个月左右，租一层楼宇居住，集中精神分派书刊。

我们所用的是当时已出版的日文书刊，例如《上帝的竖琴》、《拯救》、《创造》、《和解》、《政府》以及《黄金时代》（现在的《儆醒！》）和《守望台》杂志。作为派书者，我们每月要用180小时从事逐户传道工作。我们虽在体力上筋疲力竭，从服务所得的喜乐却极大。

日本的派书者在当时是没有生活津贴的，他们可以获得书刊捐款的半数作为生活费用。我们的生活相当艰苦。一位派书者同工死于痢疾。我在服侍病人时也染上这病而要入院留医。在名古屋工作时，隔邻发生火警。我们从二楼匆匆跑下，只穿着随身衣服，幸而逃出生天。我们仅有的东西和打算分派的书籍都已付诸一炬，遂变成一贫如洗。

当我们在大阪工作时，我的丈夫多日发高烧，诊断的结果是患了肺结核。当时，结核病通常是致命的。我们认为死亡若是无可避免，不如前往最北的大岛北海道，到从未有过人传道的札幌市工作。

我们在1930年9月迁往北海道，我以为丈夫会在那里去世。可是当地的空气清新，牛奶和马铃薯的价钱不贵，我丈夫的健康竟日有起色。耶和华绝没有舍弃我们，并且使我们在传道工作上获得极大的喜乐。

我们初次在仙台工作时，东北帝国大学校长井上先生同意接见我。他接受了我带去的几本书籍，在我告别时相送到大门口。我在逐户传道时也遇见一位著名文学家，土井晚翠，他曾把荷马的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翻译成日文。他接受了《创造》一书。

在接受我们信息的人当中，最富于体会的包括石森的三浦一家。这家人的主妇荻乃前来我们在仙台的住所探访我们，当时她年仅17岁。我们花了一个晚上讨论圣经之后，她确信我们拥有真理。他们一家不久就迁往东京，荻乃和她的丈夫胜夫在东京成为派书者。胜夫在去世之日仍是个忠心的见证人，荻乃到现今仍然忠心地事奉上帝。他们的儿子三浦勉在守望台社的日本分社作翻译员已有多年之久。

临时的伯特利服务

在1930年代，我们夫妇每年都在东京荻洼区的伯特利之家服务几个月。那时候大约有20人在伯特利工作。两台嘈吵的印刷机在印制《黄金时代》，我和治三则在制衣部服务。派书者们在换季时把破衣送往伯特利。我们把破衣洗好、缝好、熨好，然后送回给他们。我们甚至为派书者们缝制新衣。工作做妥之后，我们就回到派书者的工作岗位。

我在伯特利之家的珍贵记忆之一与一个大会有关，那是1931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斯市召开的历史性大会。一位弟兄装配了一台短波无线电收音机去接收外国广播。我们整日整夜地转动针盘，试图收听大会的节目。在午夜时分，守望台社社长卢述福(J. F. Rutherford)的声音清晰可闻。一位弟兄立刻开始传译。我们听见采纳“耶和华见证人”这个新名字的决议和如雷的掌声。我们在远处的日本伯特利之家也大声欢呼，与美国的弟兄相和。几分钟之后，收音机失灵，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了。但耶和华让我们有机会参与这个历史性的刹那。

不顾反对，继续作见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普世大萧条时代，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之风横扫日本。天皇被视为活的神，他辖下的所有公民都要对他效忠。但我们却告诉人说：“上帝只有一位。”

“你说天皇不是神吗？”他们会反问。

“上帝的王国会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前途，”我们解释说。

“你们竟想接受天皇以外的统治吗？”他们会问道。不论我们说什么，我们的话总会被歪曲，我们也被人称为卖国贼。当局加强检查我们的书刊，便衣警探跟踪我们的频度也大为增加。

通常我们每年举行一次公众演讲。虽然那时东京只有20位见证人，但却有500人左右参加题名为“基督教文明的没落”的演讲。演讲在东京的淀桥大会堂举行。当时有多个警察在讲坛四周监视讲者，讲者若说出警察认为不满的话，就有“讲者住口！”的声音响起。这时讲者便会机巧地述说经文并将之读出来。既然圣经没有被禁，他的演讲遂获准继续下去。

拘捕和入狱

我们从事派书者的工作差不多十年之后，日本开始大规模拘捕耶和华见证人。在1939年6月21日那个不幸的早晨，我被带往石卷警察局，投入黑暗的拘留所内，那里污秽到有一条条的煤烟从天花板垂下来。不久我被转送到仙台，受到单独监禁。我的丈夫也被捕，我和他失去联络，直至战后才重逢。

我留在污秽的监房里将近一年，差不多死去。后来，我获知就在那时候，当局审讯日本分社监督明石顺三。最后对我的审讯开始了。“把圣经摔在地上，践踏它，”恶声恶气的审讯者吩咐说。然后他给我看明石的口供。起先我还以为那是个圈套而已。

“你相信明石吗？”审讯者问。

我答道：“明石只是个不完美的人。只要他遵从圣经的原则，就被任用作上帝的仆人。但既然他在声明里已经偏离了圣经，他就不再是我的弟兄了。”很不幸，明石竟确实舍弃了真理。

最后，我被判入狱，关在仙台的女子监房里，再度被单独监禁。膳食虽有供应，却十分粗淡。每晨只有30分钟可以在女狱警监管之下出外散步。有一次女狱警对我说：“如果时势较好的话，你会有资格教导我们。但既然现在时势不好，请耐心等候好了。”她的话使我大受鼓舞。

就在那时，日本对美国宣战，这遂成为世事的焦点。1944年尾，我被拘禁了四年半之后终于获得释放。1945年8月，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和长崎之上，日本战败了。

从黑暗进入光明

我们夫妇在战后的一片混乱中回到吴市，开设裁缝店以谋生计。旧时友伴已经星散，我们和朋友失去了联络。可是，在战后四年左右，我们听说有些海外传道员从美国派来，在日本再度恢复宣扬王国工作。

我的丈夫带着我们在战后收养的6岁儿子，参加战后的第一个大会。大会在神户市的垂水区举行，日期从1949年12月底至1950年的新年为止。自1939年以来，王国工作在日本经历过一段‘黑暗时代’，但我们终于踏进光明了！

1951年，我们听说当时的守望台社社长诺尔已定了日期探访日本，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日子。1951年4月27日，我们正在缝制衣服直至午夜的当儿。听到电台的新闻报告说：“守望台社社长诺尔先生将探访日本，并在共立大礼堂发表演讲。”我次日就乘搭火车前往560哩（900公里）以外的东京。当时东京正陷于战后一片混乱和贫乏之中。4月29日，我坐在礼堂里聆听诺尔弟兄的演讲。

令我大感振奋的是，我听到宣布说，《守望台》杂志的日文版在战后首次发行。我带着新出版的1951年5月1日刊回家。我还记得那时感到这辈子从未试过的那般快乐。我想道：“在日本的工作正式再度恢复了。正如预言所说，耶和华的工作将会增加千倍。”

自那时起，我们又享到与耶和华组织紧密联络的喜乐。1951年8月，汤普森(Adrian Thompson)弟兄首次以环务监督的身分探访我们。所有聚会开始恢复，在日本有两位特别先驱弟兄奉派到吴市。小组逐渐增长，我的丈夫成为组务仆人。

战前在日本的130多位见证人又如何？前任分社监督明石顺三的坏榜样对许多人产生了伤害的影响。有一小撮人跟从他，其他的则四散各方，有些显然在迫害之下死去。只有十余人在耶和华的工作上依然活跃，有几个人仍然享有颇佳的健康而热心工作。

我恢复健康之后有几年时间从事经常先驱工作。我的丈夫在71岁时大量吐血，立刻被送往医院。值得庆幸的是，医生们尊重他拒绝接受输血的意愿。他虽然有点起色，却在六个月之后逝世。我们的养子紘三曾经作特别先驱多年，现时是一位基督徒长老。

回顾以往，在我看来，战前那些能力和知识超卓的人在受到巨大压力时多数已脱离上帝的组织。也许是由于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之故。能够保持忠心的却是一些没有特殊能力而借借无名的人。的确，我们大家都必须全心信赖耶和华。——箴言3:5。

最后，“大灾难”必然会来临。（马太福音24:21）届时我们所要面临的考验也许使以前的考验相形见绌。忍受考验或者不会有如想像那么容易。可是，我们若真正依靠耶和华，真正爱他和衷心祈求他的帮助，正如他在以往从没有舍弃我，他在将来也不会舍弃他手下努力事奉他的忠仆。——诗篇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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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给一位素未谋面的人，石井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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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弟兄在1951年探访日本，在东京、名古屋和神户（上图）接见海外传道员及在大会中发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