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上贫穷，灵性上富足

我3岁的时候，爸爸、叔叔和爷爷都因紧守基督徒的政治中立立场被关进了劳动营，只有爸爸活了下来。二战结束后，爸爸在1947年回到家，但后背受了伤。虽然身体不行了，但他一直坚守信仰。

9岁时，我们全家和另外几百个摩尔多瓦的耶和华见证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49年7月6日，我们被赶上运牛的火车，经过12天超过6400公里（4000英里）的路程，火车终于在列比亚日耶停了下来。当地的官员已经在车站等我们，他们把我们分成组，并马上送我们到不同的地方。我们那组被安置在一所空置的学校里。到达那里时，我们非常疲累，心情也很沉重。有个基督徒姊妹哼起一首歌，是耶和华见证人在二战期间写的。不久，所有人都由衷地唱起这首歌来。歌词是这样的：

“那么多弟兄姊妹被流放到远方；

他们有的被带到北方，有的被带到东方；

他们因做上帝的工作而被判刑，尽管遭受严峻考验，也决心忍耐到底。”

后来，我们每星期天都有基督徒聚会，聚会的地方离我家13公里（8英里）。为了参加聚会，我们一家通常天还没亮就起来，冬天还要冒着摄氏零下40度（华氏零下40度）的严寒，踏着齐腰深的积雪上路。聚会的地方只有19平方米（200平方英尺），参加聚会的人却有50多。我们会先唱一首或两三首诗歌，然后有人带领大家衷心向上帝祷告，接着就讨论圣经问题。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会再唱几首诗歌，再讨论一些圣经问题。聚会的确大大强化了我们的信心！

1960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耶和华见证人得到更多自由。虽然我很穷，但还是可以回摩尔多瓦看看。这其间，我认识了尼娜，她的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耶和华见证人。不久，我们结了婚，并回到西伯利亚。1964年，我们的女儿迪娜出生，1966年，我们又添了个儿子维克托。两年后，我们搬到乌克兰，住在占科伊市的一所小房子里。占科伊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离雅尔塔大约160公里（100英里）。

跟前苏联其他地方一样，耶和华见证人的基督徒活动在克里米亚是受禁止的。可是，我们的传道工作没有受到严格限制，我们也没有受到猛烈的迫害。于是，有些弟兄姊妹对信仰的热心开始减退。他们觉得自己在西伯利亚受了那么多苦，现在努力挣钱改善生活，享受一下人生，也无可厚非。

1991年3月27日，耶和华见证人在前苏联各地获得了法律认可，于是，弟兄们马上计划在国内举行七个为期两天的特别大会。我和家人准备出席8月24日在乌克兰敖德萨举行的大会，会场是个大型足球场。为了协助大会的筹备工作，我提前一个月就到了。

我们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晚上常常睡在球场的长凳上。许多基督徒姊妹帮忙打扫球场外的公园，清理了差不多70吨的垃圾。由于预期会有1万5000个弟兄姊妹来敖德萨出席大会，住宿部的弟兄走遍市内各地，寻找可供住宿的地方。可是，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8月19日，距离大会举行只有五天了，正在雅尔塔附近度假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突然被捕。雅尔塔离我们举行大会的地方很近。当局于是要我们取消大会。弟兄姊妹纷纷打电话给大会事务处，问：“我们已经订了车，买了火车票，现在该怎么办？”负责筹备大会的弟兄向上帝恳切祷告后回复大家：“你们来吧！”

弟兄们一边继续筹备大会，一边恳切祷告。各地的弟兄姊妹陆续到达，有关部门的弟兄迎接他们，带他们到住宿的地方。大会委员会的弟兄每天早上都去跟市政府官员协商，一谈就是一整天，但事情始终没有什么进展。

8月22日星期四，也就是大会举行前两天，大会委员会成员终于带回好消息：我们的大会批准了！大会在星期六开始时，大家一起唱诗歌和祷告，人人都高兴极了。那天节目结束后，大家迟迟不愿离开会场，跟相识的人叙旧到很晚。许多与会的弟兄姊妹信心十分坚强，他们经历过严峻的考验，但始终忠于上帝。

转眼22年过去了，这其间，传道工作在乌克兰有很大扩展，王国聚会所在各地纷纷兴建起来。1991年，传道员只有2万5000，现在已经有超过15万！

我和家人还是住在占科伊的那所小房子里。这个市有4万居民。1968年，我们刚从西伯利亚搬来时，镇上只有几个耶和华见证人家庭，现在已经有六群会众了。

我们家的人口也增加了不少，我已经是曾祖父了！现在我们家里总共有四代人一起事奉耶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