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继续撒种——耶和华必使之生长
弗雷德·梅特卡夫君自述
1948年初，我在爱尔兰南部科克市的郊区从事逐户传道，探访一个小农场。我向农场主人介绍过自己的身分之后，对方立时脸色大变，愤怒若狂，高声指责我是个共产主义者，并且气冲冲的跑去拿草耙准备袭击我。我立即不假思索便拔足飞奔，跑出农场，跳上放在路边的脚踏车，不顾山路多么陡峭，头也不回的直向山下冲去；我以为农场主人在后面像标枪手一般正用草耙向我掷过来。
自从1946年我以特别先驱的身分从英国来到爱尔兰共和国以来，在过去两年间我已习惯了以上的反应。我奉派与为数大约只有24人的一小群王国传道员一起工作。他们已历尽当地居民的仇视和诽谤。但我坚信耶和华的灵最终必定会产生成果。——加拉太书6:8,9。
然而，在我未叙述事情的发展经过之前，让我先谈谈我早年的生活及所受的训练；这些训练装备我在上述艰难的环境之下仍能站立得稳。
父母的优良榜样及训练
家父早在1914年便接触到真理。有一天他从英国设菲尔德参观完一场球赛后，在回家途中读到一张解释死者情况的圣经传单。在此之前，他已经上过不少教堂去寻找若干问题的答案，但却未能获得满意的答复。现今他在传单上读到的资料却使他大感兴奋。于是他写信向社方索取传单上所介绍的丛书——一共六册，题名为《圣经的研讨》。他对这些书刊爱不释手，时常阅读到深夜。父亲很快便看出这是真理。
不久之后，他开始与当地耶和华见证人的会众联络交往，这一直延续了超过40年。他大部分时间都以主持监督的身分在会众里服务。父亲很高兴见到他的两个兄弟和三个姊妹都接受了真理。后来他的一个兄弟向一位年轻的售货员作见证，结果她和她的姊妹也献身成为受膏的基督徒。后来父亲和他的兄弟与这两位年轻的女子结为夫妇。
在我的家庭里，我是四个由父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成人的男孩之一。（以弗所书6:4）我很庆幸父母不遗余力地向我们灌输真理的知识。当时社方还未有任何特别为了帮助父母教导儿女圣经真理而设计的刊物出版，但我们仍然经常每星期两次运用《上帝的竖琴》一书举行家人圣经研究，并且每天都讨论当日经文。——申命记6:6,7；提摩太后书3:14,15。
父母在体会聚会和热心传道方面也立下非常杰出的榜样。父亲除了具有许多优良的属灵品质之外，也具有高度的幽默感。儿子们都承受了他的这种特质。父母的辛勤最后导致良好的结果。如今他们的四个儿子全都已年届60高龄，却仍继续喜乐地事奉耶和华。
加入先驱服务
1939年4月，我在16岁那年毕业后便成为正规先驱传道员。父亲也与我一起参加先驱服务。他给予我第一流的训练。我们骑着脚踏车，走遍住所四围11公里以内的地区。我们两人每日都带着50本册子出外，直至分发完毕才回家。
两年之后，我有特权获委任成为英国第一位特别先驱传道员。获得这项福分无疑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然而，我却因为要离开自己那快乐、安全的神治家庭而感到难过。但随着时间过去及凭着耶和华之助，我得以在这方面作出调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先驱工作被迫中断。我与其他许多青年见证人因为中立的问题被判入狱。我在达累姆监狱被视为青年囚犯，这意味到我要穿着短裤——在严寒的天气下显然十分不利。当时威尔弗·古奇（现在是英国分社委员会的统筹者）、彼得·埃利斯（英国分社委员会成员）、弗雷德·亚当斯和我——全都高约1.8米——像学童般身穿短裤站在一起，你可以试想像一下我们的样子如何！
委派——爱尔兰
我从狱中获释之后有三年时间在英格兰的不同部分从事先驱工作，其后我接获一项既富于挑战，又令人十分满足的委派——前往爱尔兰共和国。当时我只知爱尔兰南部差不多人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但我却毫不犹豫地接受委派而没有理会有些人对该国所作的消极评论。我深信这正是扩展纯真崇拜的时候，耶和华必定会以圣灵帮助我。
爱尔兰共和国的见证人大部分都住在首都都柏林，只有一两个见证人散居其他地方。因此，该国的大部分人甚至从未见过耶和华见证人。我与另外三位特别先驱一起在科克市开始工作。在当地的确很难找着愿意聆听的人。教士们在举行弥撒时经常警告教友不要接待我们，并且将我们称为“共产党的魔鬼”。甚至报章也发出警告，劝人要提防我们的活动。
有一天，一个理发师正在用剃刀替我理发。在交谈中他问及我在科克市做什么工作。于是我告诉他，他立时怒不可遏、破口大骂。我当时想像自己这回恐怕劫数难逃了。但最后总算大难不死，逃出生天！
暴民行凶
有时我们面对暴民向我们行凶。例如，在1948年3月的一天，我们正忙碌地从事逐户的传道工作，一群暴民上前袭击我的同伴弗雷德·查芬。弗雷德在群众追逐下逃到公共汽车的总站向汽车司机和售票员求助。但他们反而与群众一起袭击他。弗雷德惟有再向前跑，最后躲藏在教士住所隔壁的一道高墙后面。
与此同时，我去取回我的脚踏车。我打算返回市中心，于是经过一条横巷，然后驶出大街，我发觉暴民正在那里等着我。两名男子上前夺去我的公文袋，将其中的物件抛进空中，然后对我拳打脚踢。这时忽然有一个男子出现，原来是个便衣探员。他上前制止暴民，并将我和殴打我的人一起带返警署。
这次袭击使我们有机会“维护及在法律上确立好消息”。（腓立比书1:7，《新世》）案件在法庭开审时，挺身营救我的警员——他本身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出庭作供。六个人被判殴打的罪名。这宗案子表明我们有权从事逐户传道，从而有助于制止那些想诉诸暴力的人。
起初，我们以为派姊妹在科克市一类的地区从事先驱工作实在太危险。但事实却时常显示派姊妹前往探访感兴趣的妇女会较好。所以，刚在这次袭击事件发生之前，社方派了两位优良的先驱姊妹前来科克市。其中一位是伊芙琳·麦克法兰，她后来成为海外传道员，在智利有非常良好的工作表现。另一位是嘉罗莲·弗朗西斯。为了前来爱尔兰从事先驱工作，她毅然变卖了自己在伦敦的住所；后来她成了我的贤内助。
真理的种子开始萌芽
我们可以很容易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撒播王国的种子实在是浪费时间。可是，我们却目睹真理的种子在四处开始萌芽，这使我们对耶和华有能力使各事生长信心大增。例如，社方将一位来信索取《以上帝为真实》一书的男子的姓名地址寄给我们。地址是在离科克市约35公里的小镇费蒙。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骑脚踏车前去探访这人。
我抵达费蒙之后向一个男子问路。他说：“啊！还要沿着路多走14公里。”于是我再次上路，最后来到位于一条乡村小径尽头的一个农场。那位写信索取书刊的青年男子正站在农场门口。我介绍过自己之后，他说：“这本书真是金不换！”我们作了一次很畅快的讨论，这使我几乎没有留意到自己还要骑脚踏车走50公里回家。时至今日，超过40年之后，每逢我在一年一度的大会见到当日那位“青年”人查理斯·林因，我仍然乐不可支。今日，在科克市地区已有十群会众了。
嘉罗莲和我在1950代开始在爱尔兰中部撒播真理的种子。1951年，有些性情温和的人，例如“祖母”汉密尔顿和她的媳妇，对真理作出迅速的响应。这鼓励我们在工作上继续锲而不舍。“祖母”汉密尔顿后来成为朗福德郡第一位受浸的传道员。——帖撒罗尼迦前书2:13。
当时住宿的地方是个难题，业主一旦受到压力，便会迫我们迁走。我们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曾三度被迫迁。于是我们买了一个帐幕以及防潮布和睡袋，随身带备在我们的Y型福特汽车内。每日的见证工作完毕之后，我们便找个方便的地方扎营。后来，我们获得了一辆4米长的拖车，它的面积细小，设备简陋，且没有隔热装置。我们需要步行半公里才取得食水，但对我们来说，这已是奢侈的享受了。有一天，我前往打水时踏着湿滑的树根而跌倒，向后跌进一个又长又窄、但却不很深的井里，当时我的幽默感的确受到考验。即使有这么多不便之处，我们在环务监督探访期间仍接待他和妻子在车厢内留宿。
有时，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向我们表现出乎意料的仁慈。例如，我们在1958年到爱尔兰西部的斯莱戈去。八年前，有另一对先驱夫妇曾在此地被逐出境。我们祈求耶和华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停泊拖车的地点。寻找了多个小时之后，我们找着一个空置了的大石矿场。一个在附近的小路放牛的男子告诉我们，石矿场是属于他家人的物业。我们向他表明自己是一间圣经会的代表，然后问他说：“我们可以借用这个矿场吗？”他说没有问题。
过了一会儿，他问道：“你们隶属于那一间圣经会？”我们顿时大感紧张！我们告诉他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幸好他仍保持友善，令我们如释重负。几星期后，他递给我一张租用该矿场一年的收据，说：“我不会收取任何租金，但我知道你们所面对的反对，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们何以住在这里，你们可以拿出这个证据来。”
我们在斯莱戈听闻有一个名叫马田·伯恩斯的男子，他是个在当地广为人知的店主及足球员。以前的先驱在这地服务时，他曾表现若干兴趣。可是，他已有八年时间没有和见证人接触了，所以我们纳罕他目前的情况如何。一经我们自我介绍之后，他面上露出的笑容已答复了我们的疑问。多年前撒下的种子并没有死去。至今他仍是斯莱戈一群人数不多但却十分活跃的会众的成员。
改变态度
许多人对我们表现敌视的态度，阿斯隆可说是个典型，1950年代，见证人开始在该地策动见证工作，教士们于是发起一项运动要所有住在城中某部分的人联名签署一份请愿书，说他们不要耶和华见证人上门探访他们。他们将信寄给政府当局，结果使见证人在阿斯隆的工作有若干年的时间十分艰难。有一天，一群青年人认出我是个见证人，便向我投掷石块。我走到一间商店的橱窗前，店主遂邀请我入内，让我从后门逃走——其实是为了保护他的橱窗过于要保护我。
可是，不久之前，我在1989年8月在阿斯隆为一位忠信的弟兄主持丧礼时，当时的场面令我不禁对耶和华怎样使各事生长赞叹不已，因为席上除了会众的成员之外还有大约50名当地人士齐集在弟兄们自己兴建的王国聚会所里十分尊重地聆听丧礼演讲。
在基列接受特别训练
1961年，我获邀参加由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所提供的一项为期十个月的训练课程。由于这项特别课程是单为弟兄而设的，因此嘉罗莲和我必须借着祷告为这项邀请作一番认真的考虑。鉴于我们12年来从没有分开过，而且内子一向都渴望能够到基列学校受训成为海外传道员，所以她对于自己没有被邀特别感到失望。可是，她为人心胸广阔，并且总是将王国的事务置于首位，所以她毅然同意我接受邀请。能够参加这项训练课程的确是一项莫大的奇妙特权。其后我很高兴能够返回爱尔兰，开始在分社办事处工作，我有特权向1960年代初期在爱尔兰从事栽种和浇灌工作的200多位见证人提出鼓励。
几年之后，在1979年，我应邀前往耶和华见证人的纽约总部参加一项专为分社委员会成员而设的基列特别课程，嘉罗莲也有特权随行。这成了她生命完结前的一个高潮，因为她于两年之后便与世长辞了。在我们一起从事全时服务的32年间，嘉罗莲从没有在耶和华的工作上失去热心。她自始至终均坚信上帝能够使各事生长。
我感到非常悲痛。当时有一篇题名为“学习怎样在失去亲者后活下去”的《儆醒！》杂志（英文版1981年2月8日刊）文章对我大有帮助，使我能够抵受丧偶的痛苦。每逢我想起自己所失去的良伴，便不禁潸然泪下，但我将文章的提议付诸实行，在耶和华的工作上保持忙碌。
耶和华不断祝福我
在此之前一年，即1980年4月，我出席治理机构成员莱曼·史荣高弟兄在都柏林为新建的分社大楼主持的呈献礼。目睹当时全国，包括北爱尔兰在内，共有1854个传道员，令人多么鼓舞！十年后的今日，《年鉴》报道1990年爱尔兰达到3451个传道员的高峰。
与此同时，我获得一项额外的福分。我在担任王国服务训练班的导师时邂逅了伊芙莲·哈尔福德，她是位秀丽、热心的姊妹，因为自愿前往需要较大的地区服务而迁到爱尔兰来。我们在1986年5月结为夫妇，她的确在所有的神治活动上给我莫大的支持。
从学校毕业以来，至今我总共从事了51年全时的服务，其中有44年是在爱尔兰工作。能够看见许多一度受自己帮助的人继续事奉耶和华，有些更成为长老和服事仆人，实在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人所能享有的最大喜乐之一就是能够帮助别人踏上永生之道。
纯真的崇拜虽在爱尔兰受到猛烈的反对，仍能够在一处复一处的地方开花结果，目睹这件事的确大大强化了我们的信心。目前，全国大约有3500个传道员，分别组成超过90群会众。的确，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只要我们继续辛勤地栽种和浇灌，他必定会使之生长。（哥林多前书3:6,7）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我在爱尔兰曾亲眼见到这件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