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恐怖分子的自白
我出生於天主教家庭，自幼即富於公平感。我在學校的歷史課讀到關於納粹集中營的往事時使我的公平感更加深刻。在一九六零年代早期，學生們受到鼓勵要勇敢地站起來為信仰奮鬥。我當時的願望是要追求一個較好和較公平的世界。
我作化學技術員的學徒時首次與各種青年團體發生接觸，他們在政治方面十分活躍。冗長和有時相當激烈的討論使我相信拿起武器與基督徒的身分有所抵觸。
由於深信和平主義，我開始與一個團體來往，這個群體正計劃在一九六六年復活節假期舉行反核武器抗議。當主教在天主教青年團契中看見我佩上反核武器的襟章時，他勸我“不可捲入漩渦中。”我的反應十分迅速，我立即與教會斷絶關係。
在我看來，支持越戰等於贊成以汽油彈活活燒死婦孺。當然，我大力反對這件事！我積極提出抗議！我在一九六六年首次參加抗議遊行，此後繼續參加了好幾次。
一九六七年，美國副總統韓福瑞計劃在四月六日探訪柏林。在他探訪之前數日，我們大約有四十人聚集起來計劃採取抗議行動，這群人稱為“公社一號”。我們一開始就受到警告，任何人若參加示威便是和警方作對。結果大部分人都退出，但我卻留下來。
韓福瑞探訪過後，警方開始調查參加示威的人物。所有“公社一號”的分子都被拘捕，我也在内。但這些事情僅是開端而已。在我的案件受審訊之前有另一件事情發生；這件事成為恐怖分子後來在柏林發動的事件的真正 基礎。
那日是星期五——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伊朗王打算前來探訪。我們計劃發動示威遊行以反對我們所認為的殘暴政權。直至那時為止，我們的示威遊行——除了燃放幾次爆竹和投擲馬鈴薯之外——一直是和平的。但這次有些抗議者被波斯的秘密情報人員用木棍襲擊，一位抗議者被警方槍殺，這為後來的示威引進了一個新的成分——暴力！
由於不想為了韓福瑞事件而受審，我在七月逃亡國外，直至我聽聞法庭取消了對我的控訴才歸國。回到柏林時剛好趕上參加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召開的“越南大會”，當時大約有一萬人參加反戰示威遊行。
這時柏林報界猛烈抨擊我們。新聞媒介繼續對我們發動攻勢，形勢遂日益緊張。緊張在四月十一日星期四達到高潮，那日在西柏林著名的郝夫史丹達姆路上槍聲大作，一位學生領袖被人行刺而身受重傷。這件事導致在西德各地爆發一系列的暴力示威。受傷者達數百人，在慕尼黑有二人喪生。
我們匆匆安排在當晚舉行抗議遊行。我們將一家出版社視為以言論攻擊我們的新聞媒介的象徵，於是向距離柏林圍牆僅數碼之遙的出版社摩天大廈進發。當數百名警察竭力維持秩序之際，我們有二千多人行抵大廈門前。當晚值勤的警察中有一位名叫佐真(Jürgen)。當時我並不認識他，直至數年之後我們才結識。
我們有些人企圖強行闖入大廈不果。我手握一枝從大廈打破了的前門取出的沉重銅棍，舉起來打算向站在路上的警察兜頭劈下。在最後關頭，一位同情我們而參加示威的律師用力制止我這樣行。當時他若沒有制止我，我今日就不知在那裏了。
群衆在午夜開始散去。留下在現場的是遍地的碎玻璃和推翻焚毁了的汽車，這便是我曾經在其上作戰的戰場。我這個在開始時抗議反對使用暴力的理想主義者結果竟然使用暴力。我是怎會淪落到這個地步的呢？
我們當中有些人在年終時組織了一個名叫“大麻反叛者”的散漫團體。這個名稱很恰當，因為有些參加抗議運動的人已開始吸毒。
我們的策略是要養成對權威的憎恨和迫使人差不多違反意願地採用暴力。例如，有一次大約有二千人在工科學生率領下參加抗議遊行。但我們只有二十名“大麻反叛者”就使全隊的形勢大變。我們散布在示威人群中，開始向警察擲石。可想而知地，警察被迫自衛，結果不但滋事者。連“和平示威者”也被牽涉在騷亂中。於是和平示威者遂向他們認為的“警察暴行”採取報復行動。
為了煽動更多人參加我們的活動，我們在十一月廿九日晚上於柏林理工大學舉行指導大會。當時約有二千五百人參加。他們首先聽到一個稱為“光榮罪行”的演講並且有音樂助興。我參加演奏的樂隊名為“上帝之聲”。這個名稱顯然是誤用的，因為樂隊的主要目的是要激動聽衆的情緒，使他們更易於接受我們 的信息。
當晚稍後的時間我播放了一卷由一個稱為“西柏林土柏瑪路斯”的團體製作的卡式錄音帶，内容為了謀殺法官一事辯護。數年之後，柏林最高法庭長官特倫克文和聯邦首席檢察官貝伯克均被恐怖分子所刺殺。
由於受到音樂和演講者的言辭所激動，群衆從大學禮堂衝到附近的廣場上，開始搗毁商店櫥窗，被視為美國資本主義象徵的商店更難以倖免。
這時我正遭遇個人的難題，吸毒的惡習使我的循環系統陷於崩潰狀態。我同時患上嚴重的受迫害感。我出入均穿長靴而不敢穿涼鞋，因為我認為長靴可以用作自衛。我沒有帶刀就不敢外出。我的一生差不多被麻醉藥所毁和飽受憎恨情緒所毒害；我自覺人生沒有任何真正目的。我開始意識到一個人除非從改造自己開始，否則便無法改變世界，甚至使用暴力也不能。
一九七零年三月，兩位耶和華見證人登門探訪，向我介紹《導至永生的真理》一書，其中一人僅在數月之前才成為見證人，他重來探訪，並開始和我作有系統的聖經研究。有幾位朋友時常來參加，有時多至十五人。
我在學習認識上帝和他的旨意方面進步得很快。不久我便開始參加基督徒的聚會，並且徹底改變生活方式。後來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廿三日，我以水浸禮象徵自己獻身給上帝。大約在一年之前，我還在門前告訴兩位男子説：“我樂意聽你所説，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永不會成為耶和華見證人！”
現在我已成為見證人了。但那位在當時新近受浸，在把我從吸毒和暴力中搭救出來一事上擔任重要角色的青年是誰呢？我們曾經有一次不期而遇——在一九六八年四月的一個晚上。不錯，他就是佐真！試想想，至少在理論上説來，三年前我企圖用棍襲擊的警察有可能就是他！
我在研究聖經方面學到很多教訓。例如，在第一世紀也有所謂的“自由戰士”或“恐怖分子”，他們認為可以建造一個較好的世界。他們是猶太人，希望解放同胞脱離羅馬的統治，但他們失敗了。事實上，他們的暴力行動導致羅馬大軍在公元七十年將耶路撒冷徹底摧毁。
可是，耶穌的門徒並不支持這些解放運動。他們信賴上帝通過他的王國建立一個較好的世界。他們聽從聖經的勸告：“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點不能幫助。……仰望耶和華他上帝的，這人便為有福。”——詩篇146:3-7。
佐真若沒有登門幫助我明白以上的經文，我今日會在那裏呢？他也幫助我了解彼得後書3:13的話：“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一個真正公義的世界——一個受偉大的造物主所喜愛和由他所創造的世界！
不少以前的同志繼續為他們心目中的較好世界而爭戰。“公社一號”和“大麻反叛者”的若干成員成了六月二日恐怖分子運動的核心人物。赤軍派和其他恐怖分子團體也紛紛誕生。一九六零年代的若干和平示威者變成了一九七零年代的銀行劫匪、綁匪和殺人犯。被牽涉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日紐約州尼雅克市一宗未得手的銀行劫案中的嘉芙蓮·保甸(Katherine Boudin)便是一例。這便是他們所認為的較好世界嗎？
我也要繼續爭戰，但不是以暴力方式。我所作的奮鬥是要按照上帝的公義條件而生活，以期在他的新制度中獲得永生。我也要努力幫助别人同樣行，包括我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在内。這場屬靈的戰爭為我帶來了快樂和有價值的人生目標。最好的是，這能够導致一件肯定會來臨的東西——一個真正較好的世界。——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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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策略是要養成對權威的憎恨和迫使人採用暴力
［第26頁的精選語句］
我開始意識到人無法改變世界，甚至使用暴力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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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零年代的若干和平示威者在一九七零年代變成銀行劫匪、綁匪和殺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