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産政權禁令下的四十多年歲月
雅米拉·哈洛娃口述
時間：1952年2月4日，午夜以後。地點：我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住所。持續的門鈴聲使我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警察隨後闖進屋内。
警察把媽媽、爸爸、弟弟帕維爾和我分别關進不同的房間裏，每個房間都派有守衛看守，然後他們徹底搜查屋内每一件東西。在隨後的12小時内，他們仍然進行搜索行動。他們把所有搜獲的刊物記錄下來，然後將其裝入箱内。
後來他們吩咐我走進車子裏，又給我戴上黑眼鏡。我覺得有些不對勁，於是稍微移動一下眼鏡，以便看看他們究竟要把我帶往哪裏去。附近的街道都是我所熟識的。最後車子在臭名遠播的國家安全局總部停下。
他們把我推出車廂，除下我的黑眼鏡，然後把我領進一間骯髒的小房間裏。一個身穿制服的女人命令我脱去衣服，改穿一條厚厚的工作褲子和一件男裝襯衣。後來她用一小片布蒙住我的眼睛，然後領我離開房子，走進一條彷彿永無盡頭的廊子裏。
女守衛終於停了腳步，接着開啟了一道鐵門，然後把我往前推。她把我頭上的布扯去，隨即把門鎖上。這裏原來是個監牢。當時牢中有一位40多歲的婦人，她凝視着我，裝束跟我的一模一樣。説來也奇怪，心裏不知怎的頓覺此情此景很是滑稽，於是禁不住笑了起來。當時我僅是個19歲的少女，對於被囚禁一類的事毫無經驗，我仍然保持着輕鬆的心情。後來我獲悉其餘的家人並沒有受到監禁，這使我深感欣慰。
當時在這個仍然稱為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裏，成為耶和華見證人是件非常危險的事。該國是個共産國家，見證人的活動受到政府禁止。那麽，我們整家人是怎樣開始跟這個受禁組織密切來往的呢？
我們怎樣成為見證人
爸爸在布拉格長大，是個虔誠的基督新教徒。他在1920年代結識媽媽，而媽媽到布拉格來是要攻讀醫科課程。媽媽來自比薩拉比亞，在她的童年時期，這個地區屬於俄羅斯的一部分。媽媽雖是個猶太教徒，但婚後卻改信了爸爸的宗教。然而，她並不滿意這個新宗教。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爸爸被關進勞工營，媽媽在大屠殺中死裏逃生。那些年頭着實非常艱難，但我們整家人仍然活着。大約在1947年中，亦即大戰結束後兩年，爸爸的一個姐姐為我們訂閲了《守望台》雜誌，她當時已是個耶和華見證人。媽媽是家裏第一個閲讀這份雜誌的人，她不久便認定自己所讀到的正是她長久以來一直尋求的真理。
初時她並沒有向我們談及自己所學到的真理，但她知道見證人在布拉格聚會的地方，於是開始經常出席這些聚會。數月後，1948年春季，她在見證人舉行的一個環務大會中受浸。後來媽媽也邀請我們跟她一起參加見證人的聚會。爸爸勉強地答應了她。
聚會的地方是個位於布拉格市中心的小型禮堂，我們整家人開始出席這些聚會。爸爸和我滿腹狐疑，既好奇，又懷疑。令我們大感意外的是，媽媽竟然結交了不少新朋友，甚至介紹給我們認識。他們熱誠、合理的態度，以及對整個弟兄團體的珍視使我深受感動。
媽媽由於看見我們有良好的反應，於是建議讓見證人到家裏跟我們詳細討論聖經。見證人從我們自己的聖經指出靈魂不死和三位一體根本不符合聖經時，爸爸和我都大感愕然！不錯，能够獲悉“願上帝的名成聖”以及“願他的國降臨”的真正意義，我們不禁恍然大悟，豁然開朗。
數週後，爸爸請了他教會的幾個教士到家裏來。他説：“弟兄，我想跟你們討論一些聖經問題。”説到這裏，他遂把教會的基本教義逐一舉出，然後闡明這些教義如何跟聖經背道而馳。教士們也承認爸爸所説的都很正確。然後爸爸總結説：“我代表整家人正式通知你們，我們決定脱離教會。”
傳道工作受禁止
爸爸和我經常參加聚會前不久，共産黨在1948年2月控制全國。學生告發他們的老師，老師則甚懼怕學生的家長。人人都開始彼此疏遠。可是，耶和華見證人的活動初時實際上並沒有受到任何阻撓。
對我們來説，耶和華見證人於1948年在布拉格舉行的大會是當年的大事。大會日期為9月10至12日，出席人數逾2800人。數週後，在1948年11月29日，秘密警察突擊搜查分社辦事處，並且將分社關閉。在隨後的四月，政府正式下令禁止我們的活動。
我們整家人並沒有因這些事件而變得畏縮不前，事實上，就在1949年9月，我們在布拉格以外的郊野出席一個特别聚會。一週後，爸爸和我一起受浸。儘管我在傳道工作上盡量表現謹慎，但在1952年2月，我被政府拘捕，正如文章開頭所叙述的一般。
多番盤問
幾經盤問後，我預料自己將要在獄中逗留一段頗長的時間。看來那些盤問者認為，人在無所事事的情況下越久，他願意合作的機會就越大。然而，爸媽的教訓深印我的腦海，他們的勸勉大大扶持我。爸媽時常引述詩篇90:12的話，並且鼓勵我要‘數算自己的日子’，意即估計或計算一下自己的年日，從而‘得着智慧的心’。
因此，我在腦海裏不斷重温以往曾刻意牢記下來的多章詩篇和經文。此外，我也沉思下監前曾研讀過的《守望台》文章，並且哼唱王國詩歌。還有，在我受禁錮的第一個月裏，我可以跟同牢的囚犯閒談。不但這樣，我也可以在腦中翻温一下在學校裏學到的東西，事實上，我僅在數月前才參加和通過了學校的期終考試。
從盤問者的口中，我以往的一個聖經學生顯然成為了告密者，向當局舉報我的傳道活動。當局在我家中搜獲得一些用打字機打成的聖經刊物，他們聲稱我必須為這些刊物負責。其實這些刊物是我那位年僅15歲的弟弟所打的。
盤問者看出我絶不會露半點口風，於是試圖施計勸服我放棄信仰。他們甚至指使一個曾是耶和華見證人的周遊監督的人去勸誘我放棄信仰。他自己雖然也是個囚犯，但如今卻與共産主義者攜手合作，以期游説其他被囚的見證人背棄信仰。啊，他這個可憐蟲！他獲釋後數年卻因縱酒而死。
單獨監禁
七個月後，我被遷往另一所監獄，在那裏，我受到單獨監禁。現在，只有我獨自一個人，怎樣運用時間完全由自己安排。你若要看書，只要向獄方提出請求便會有刊物供應，但不用説這些刊物都不是屬靈性質的。因此，我為自己的活動編了個時間表，活動事項不但包括閲讀，也包括沉思屬靈事物在内。
在這段日子，我藉着禱告與耶和華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親密關係。普世的弟兄團體在我心目中變得比以往更為寶貴。我天天都想及普世傳講好消息的工作在此時此刻的進展如何。我甚至幻想自己正在參與這項工作，運用聖經與别人攀談。
然而，在這個孤寂的環境下，我最後也跌進陷阱裏。由於平生酷愛閲讀，加上對外間事物的飢渴，我有時因而過度沉迷於某些書刊，以致在沉思屬靈事物的計劃方面疏忽大意。這個情況一旦出現，我就會心中自責。
某個早上，我被召往檢察官那裏問話。當時檢察官並沒有説些甚麽，僅是提及過去多次問話的結果而已。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獄方仍未為我的個案定出審訊日期。大約半小時後，我被帶回監牢去。當時我氣憤難平，禁不住哭泣起來。究竟怎麽樣了？是否那段悠長的單獨監禁日子終於把我壓倒呢？
我於是分析一下自己的難題，不消多久就找出了原因。就在前一天，閲讀把我大部分的時間都佔去了，我再次未能趕上自己的屬靈活動。由於這緣故，當我冷不防被召去問話時，我在思想方面並沒有裝備好自己。我於是立即向耶和華懺悔，並且決心從今以後不再忽略屬靈的事物。
自那次經歷後，我決定索性完全不看書。不過我後來又想出一個較好的主意來，就是強迫自己學習德文。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侵佔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我們在學校必須學習德文。但由於德軍在佔領布拉格期間的所作所為令人髮指，因此，大戰結束後，我決定把一切有關德國的東西統統忘掉，包括德文在内。但現在，我決定嚴厲督促自己重新學習德文。然而，這個“懲罰”後來卻成為了福分。就讓我解釋一下吧。
我弄來了一些德文版和捷克文版的書刊，然後着手訓練自己把德文譯成捷克文，又把捷克文譯成德文。這項活動不但有助消除了單獨監禁所隱伏着的不利影響，後來更大派用場而達成了良好的目的。
獲釋及繼續傳道
在受到單獨囚禁八個月之後，我的個案終於進行審訊。我被檢控從事顛覆活動，結果被判入獄兩年。但由於我已下監15個月，加上適逢當地選舉新總統而宣布大赦，我因而獲得釋放。
我在獄中時曾祈求上帝幫助家人不要為我擔心，我回家時發覺上帝的確有垂聽我的禱告。爸爸是個醫生，他鼓勵他的病人研讀聖經。結果，媽媽得以每週主持15個聖經研究！爸爸則負責主持一個《守望台》研究班，此外，他也把守望台社的德文刊物翻譯成捷克文，而弟弟則負責把他的手稿用打字機打下來。於是，我也立即投入屬靈活動，不久就建立了一些聖經研究。
新委派
1954年11月的一個下午，大雨滂沱，突然傳來一陣門鈴聲。站在門前的原來是康斯坦丁·保克特，他是負責在傳道工作上帶頭的弟兄之一，當時他穿上了一件深灰色的塑料雨衣，雨水不停地從他的雨衣往下淌。他來通常都是找爸爸或弟弟帕維爾的，但這回他卻問我：“你方便出來走走嗎？”
我們同行了一段時間，雙方都默不作聲，寥寥無幾的行人跟我們擦身而過。黑色的人行道濕濕滑滑的，昏暗的街燈把路面也照得昏昏暗暗。康斯坦丁回頭張望，街上一片死寂。“你可以幫個忙嗎？”他突然問道。我不禁愕然，接着向他點頭表示答應。“我們有些東西需要翻譯，”他繼續説，“你必須找個地方去做，但不可在家裏，也不可讓任何受到警方注意的人知道。”
數天後，我來到一對素未謀面的年長夫婦家裏，他們的住所不大，我就借用他們的桌子工作。他們其實是父親的病人，不久前才開始了一項聖經討論。那時我們需要把社方德文的刊物翻譯成捷克文，因此，我在監獄裏所學習的德文的確深具價值。
數週後，在傳道工作上帶頭的基督徒弟兄都被拉進監牢裏，包括保克特弟兄在内。儘管這樣，我們的傳道工作仍然繼續進行。姊妹們——包括媽媽和我在内——則負責照料聖經研究小組以及我們的基督徒傳道工作。弟弟帕維爾雖然只有十餘歲，卻負責從事郵遞員的工作，把聖經刊物分發給國内操捷克語的基督徒，並且把組織的有關指示知會他們。
摯愛的伴侶
一位稱為雅羅斯拉夫·哈拉的見證人在1952年被捕，並且被判入獄15年。1957年杪，他由於需要接受若干治療而暫時獲釋。帕維爾隨即跟他聯絡，不久雅羅斯拉夫再次全身投入協助弟兄的工作。他精通幾國語文，故此大部分的翻譯工作都由他負責。
1958年中的一個黃昏，雅羅斯拉夫邀請帕維爾和我出外散步。每當我們要討論有關組織上的事宜時都會這樣，因為我們的房子裝有竊聽器。雅羅斯拉夫私下跟帕維爾説了幾句話之後，便請帕維爾在公園的長椅上稍候，剩下我和他繼續漫步。他簡略地跟我談及我的工作，然後表示鑑於他衰弱的健康狀況，加上前景未卜，他問我是否願意嫁給他。
這位為我深深敬重的人以這麽誠懇而坦率的方式向我求婚，我不禁受寵若驚，於是毫不猶豫就答應他。由於我們訂下了婚約，這使我有機會跟雅羅斯拉夫的母親密切接觸。她是一位受膏基督徒，她和丈夫都是屬於1920年代末葉在布拉格的首批真正基督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夫婦倆均被納粹黨下在監裏，而她丈夫則於1954年在共産黨的獄中去世。
我們尚未結婚，當局就把雅羅——我們是這樣暱稱雅羅斯拉夫的——召去。他們告訴雅羅，他要就為自己的急性胸膜炎接受手術，要就入獄服滿他的刑期。可是，以當時來説，接受這樣的手術就意味着要接受輸血。因此，他毅然拒絶接受手術。這意味到他還有差不多十年的刑期要在監牢裏度過。我決定等候他。
面對考驗和表現勇氣的時期
雅羅在1959年初入獄，不久我們收到他的家書，信中内容顯示他的思想仍然十分積極。但後來過了很久我們才收到他另一封信，但這封信卻猶如晴天霹靂一般。信中内容充滿悔意、憂傷、恐懼，彷彿雅羅的精神已經崩潰了一樣。但他母親説：“寫這封信的必定是另有其人。”可是，信上着實是雅羅的字迹啊！
他母親和我都寫信給他，告訴他我們完全信賴上帝，並且設法鼓勵他。數週後，又來了另一封信，這封信使我們越發擔心。但她母親仍然説：“這些話沒可能是他寫的。”然而，信上的字迹跟雅羅的一模一樣，還有他慣用的字眼。此後，他渺無音信，監獄又禁止探訪。
類似地，雅羅也收到了一些附上我們署名的信件。他母親在信中責怪雅羅捨她而去，叫她在風燭殘年時無依無靠；而我則在信中埋怨他，累我為他守候這麽久。信上的字迹和表達的方式跟我們的非常相似，幾乎毫無破綻。初時雅羅因這些信也感到困惑不安，但後來他卻斷定這些信絶非由我們所寫的。
一天，有人在門前把一個小包裹遞給我，然後匆匆離去。包裹裏盡是卷煙紙，紙上寫滿了字，字體極其細小，隱約可見。原來雅羅把那些聲稱是我們所寫的信抄寫在紙上，並且把自己一些未經檢查的書信寫下。他通過那位獲釋的非見證人囚犯把這些信件偷運給我們，我們收到這些信件後不禁如釋重負，我們多麽感謝耶和華！時至今日，我們仍未知道究竟是誰出的卑鄙主意，竟用這種陰險的手段去破壞我們的忠誠。
後來雅羅的母親獲准探望兒子。每次我都陪伴她走到監獄的大門，看着這位個子細小、弱不禁風的婦人如何表現出無比的勇氣來。就在守衛的監視下，她挽着兒子的手，然後把一些用照相方法製成的聖經刊物塞進他的手裏，照片中的字體十分細小，倒也依稀可辨。儘管一旦被發現就會受到嚴厲處分，尤以她的兒子為然，但她卻全心仰望耶和華，因為她意識到最重要的就是在靈性上保持壯健。
後來到了1960年，當局頒下特赦令，大多數被囚的見證人因而得以重獲自由。雅羅也回家了，數週後，我們就結為夫婦。
改變生活方式
社方委派雅羅從事周遊探訪的工作，為國内整個弟兄團體的屬靈福利服務。1961年，他接獲委派負責為國内操捷克語的地區籌辦首屆王國服事職務訓練班，其後也有機會主持多屆訓練班。
由於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在1968年出現變化，我們得以在隨後的一年前往德國紐倫堡參加耶和華見證人舉行的“地上的和平”國際大會。可是，當局卻不允准雅羅出國。然而，有些弟兄為這次令人鼓舞的大會拍下幻燈片，而雅羅則有權利運用這些幻燈片在全國發表一些強化信心的演講。事實上，許多人都渴望能够再三回味這齣幻燈片哩。
誰料這竟是雅羅最後一次的探訪。1970年初，雅羅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他多年面對的急性炎症損壞了他的腎臟，結果，他由於腎功能衰竭而終於不治，享年48歲。
耶和華扶持我
痛失親夫令我傷心欲絶。然而，上帝的組織立即給我幫助，使我得以有分參與翻譯聖經刊物的工作。彷彿一場接力賽一樣，我覺得丈夫把接力棒交給了我，叫我繼續執行他以往從事的一部分工作。
在東歐，我們有不少人都曾在共産政權的禁令下為耶和華服務40多年。及至1989年，隨着鐵幕除下，東歐人的生活急劇改變。我曾夢想耶和華見證人能够在布拉格宏偉的施特拉霍夫運動場舉行大會，但我認為這個夢想永遠也不會實現的。然而，在1991年8月，這個夢想卻以輝煌的方式實現，當時有7萬4000多人出席這個大會，歡欣鼓舞地一起從事崇拜！
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名字從1993年1月起不再適用，因為該國分成兩個國家——捷克共和國以及斯洛伐克。1993年9月1日，捷克共和國的耶和華見證人在法律上取得認可地位，我們為此雀躍不已！
我親身體驗到，只要我們接受耶和華的教導，學會怎樣數算自己的年日，耶和華就會為我們存留祝福，等待我們去承受。（詩篇90:12）我時刻都向上帝禱告，祈求他教導我在這個事物制度裏怎樣去數算自己餘下的日子，這樣，在前頭新世界無窮無盡的日子裏，我能够成為他手下其中一位快樂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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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雙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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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禁令期間在野外舉行的聚會：1．弟弟帕維爾，2．母親，3．父親，4．我，5．哈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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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丈夫雅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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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羅的母親以及她偷運給雅羅以照相方法製成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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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在布拉格分社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