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的祷告得蒙垂听

以撒·艾斯毕列他君自述

1945年，美国军队登陆菲律宾之后，我和11个同伴被日军逮捕。我们被关进一些细小的白铁监房里，面积比狗舍大不了多少。这些监房在白天热不可耐，晚上则冷得彻骨。

我所有的同伴均在后来的拷问中丧生。虽然我受到严厉的盘问达45天之久，并且受酷刑三次，我却没有承认被控的罪行。我留意到若有人在酷刑之下认罪，他若非立即被枪毙便是用刺刀刺死。因此我宁愿拣选酷刑。

当时我在细小的监房里向耶和华上帝祷告；我答应上帝，我若得以生还，便会努力找寻他和终其余生事奉他。但是在我进一步叙述我如何找寻耶和华之前，让我先解释一下为何我被囚禁以及什么促使我对耶和华作下应许。

早期生活与所受的影响

我们是个天主教家庭，住在马尼拉之南大约30千米（19英里）的宾尼安小镇。我年轻时深受祖父所影响。他对天主教会甚感不满，对圣经却很感兴趣。他帮助我养成阅读圣经的好习惯，为此我永远都感激他。

我较年长之后很喜欢读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临到菲律宾时，英文读物的供应枯竭了。后来有一天我找到守望台社印行的《丰富》一书。我终于找到一点读物！书里含有一些非常令人振奋的资料。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上帝有一个私有的名字——耶和华。我在祖父给我的圣经里查阅这点。不错，这个名字的确在圣经里。上帝的名字真的是耶和华。（出埃及记6:3；诗篇83:18）可是，由于战事的缘故，我未能立即将我新寻得的知识实践出来。

在此之前数年，我在1936年结了婚。当战争爆发时，我已有三个年幼的儿女要维持。我的世俗工作的一部分是到吕宋南部购买木材和柴。在当地的森林里有些积极反抗日军的游击队躲藏在其中。他们招募我为他们分派传单，在战争期间我一直为地下组织传达讯息。

1945年，日本人思疑我从事地下活动而将我逮捕。幸好我们在被捕之前已将一切反日军的书刊送走。但是当我独自在细小的监房里时，我不断想起我曾读到的上帝——耶和华。

日本人找不着任何真正的证据证明我有罪。他们终于将我释放，我于是立即加入亲美的地下组织。但是我却由于被美国人怀疑我是日本人的密探而受他们所虐待！可是，日军对菲律宾的占领终于结束，我的爱国热心亦随之消失。可是，我却没有忘记我对上帝所作的应许。于是我立即开始着手寻求耶和华。

找着耶和华的百姓

我和一个自幼便相识的朋友，巴布罗·基奥希勒，上过许多不同的教堂，但是看来却没有一个具有正确的信息。后来有一天我听见有人传讲耶和华，我邀请他到我在宾尼安的围地传道，并且告诉他喜欢逗留多久就多久。

1947年，我们听闻有另一个人向人传讲耶和华。这次是个加拿大籍的海外传道员，维克·怀特；他是个耶和华见证人。他来对我们这群人演说，我被选为他传译。我们发觉先前在我围地传道的人其实已不再是个耶和华见证人，反之他在战前即已被开除。获悉这件事在我们的小群中引起了一个危机。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听闻耶和华见证人行将在马尼拉举行战后的第一个环务大会。我前往参加，于是维克·怀特介绍我认识守望台的分社监督俄尔·斯条尔特。大会之后，他在分社办事处向我们解释我们必须怎样行才能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当然，这包括负起基督徒的责任参加逐户传道在内。我返回宾尼安之后，我们整群人与被开除的那人分手而决定开始与耶和华见证人联络。

成为真正基督徒而组织起来

宾尼安小组于是诞生。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例如，我们这群人，当时大约有15人，大部分均曾由最初对我们传道的那个被开除男子为我们施浸。我们现在纳罕：“我们应当再次受浸吗？”有些人认为不需要，因为圣经谈及“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以弗所书4:5，《现译》）我们既已受过洗一次，为什么要再次受洗呢？但是我觉得“一个洗礼”无疑应当与“一个信仰”有关。既然我们现在寻得了纯真的信仰，我们便应当再次受浸以求与持有这种正确信仰的人一致。结果我们都再次受浸。

当时，我们必须面对逐户传道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着手呢？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行。于是巴布罗·基奥希勒和我一同逐户探访人；在向每家人传道之前，我们先投掷钱币决定由谁讲。输了的人便必须传道！我已记不清楚当时我们说些什么话，但是耶和华无疑指引我们这些缺乏经验的人公开赞美他。

最后，分社派了两位经验丰富，在伯特利服务的弟兄，撒尔瓦多·利华格和维克·阿摩利斯，前来帮助我们。他们向我们说明怎样向人作见证及怎样主持聚会。我开始参加星期四晚上在马尼拉圣太安纳小组举行的工作检讨会，以求在星期五将同样的节目以有效的方式向我们的小群人提出。

在耶和华的工作上保持忙碌

不久之前，在前往参加区务大会途中，我的妻子突然说：“以前我们是怎样做得到的？”

“做得到什么？”我问她。

“你还记得以前这整个区域，从利撒尔的苏卡特、门田路巴直至拉贡纳的卡拜姚［大约40千米（25英里）］，都是我们的地区吗？”

早年我们没有汽车。我们时常行整天的路程去找寻感兴趣的人。有时我们携带一盏煤气灯供入黑之后主持守望台研读及举行公众聚会之用。

“我现在便做不到了，”妻说。

她说得不错，因为她现在患了骨关节炎。但是当我们仍然年青力壮时，我们将精力用在耶和华的工作上。在早年的日子，我每周六日清晨四时起床以便在八时之前抵达马尼拉工作。晚上我通常一放工便直接前往主持圣经研究。有时我需要步行16千米（10英里）到一个感兴趣的人家里，然后再步行16千米回家。在多雨的季节，我时常在清晨一时才返抵家中，浑身淋湿有如落汤鸡一般，然后只睡三小时便又起床上班。

那时我也有权利将守望台杂志译成我们当地的方言塔加拉文。正如妻问道：“以前我们是怎样做得到的？”惟独凭着耶和华的帮助，我们才能做得到。（腓立比书4:13）但是，‘常常多作主工’乃是一种福分。——哥林多前书15:58。

将耶和华置于首位

有时，将耶和华置于生活上的首位需要我们作出牺牲，但是我们从未试过因此而吃亏。战后我们在宾尼安的房子只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小屋而已。因此我们储了一些钱打算建造一间较好的房子；最后我们储蓄了500元菲币（当时约值250元美金）。但是后来小组讨论兴建一间适当的聚会所。看来我是惟一有点经济能力的人。于是我对荷西·那华弟兄说：“你去向我妻子要500元菲币好了。”妻毫无怨言地将钱交出，于是我们用这笔钱建造了一间细小、美观的王国聚会所。

在此之后不久，耶和华使我们有能力建筑自己的房子。我们在这间舒适的房子里一直住到1954年；那时房子已深受白蚁蛀蚀，以致需要修建。我们刚计划如此行，看来旧王国聚会所已变成太小而不足以容纳我们那人数日增的小组。再次我的妻子毫无怨言地将我们的全部积蓄交出来，将其捐给小组供建筑新聚会所之用。我们将聚会所建在主要的公路旁边。可是耶和华再次很快便使我们能够重建我们的房子。将耶和华置于首位绝对没有使我们吃亏。——马太福音6:33。

若干年后，我积极参与建造第三间王国聚会所的工作。妻有一天对我说：“你的嗜好是我所知的最花钱的嗜好之一。”

“什么嗜好？”我问道。

“建筑王国聚会所，”妻微笑着说。

教养儿女

我们最小的儿子在1956年出生时，我们一共有四个儿子和六个女儿。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每天与他们讨论当日的经文。我们也看出需要有一个经常的家庭研读。此外，我们也整家人一同参加组外传道工作。我们尽力按照‘耶和华的教训和警戒’教养儿女。——以弗所书6:4。

我们曾经历过一些棘手的难题，但也享有许多福分！我们所有的儿女均曾在不同的时期作过全时的王国宣扬者。我的长女曾在伯特利服务若干年，然后才结婚和有儿女。我们最大的三个女儿厕身于菲律宾最早的特别先驱之列，其中一个多年来一直在泰国忠贞地从事海外传道工作。除了一个之外，我们所有的儿女均紧守真理。

我的次女在十七岁时接获第一项特别先驱委派。她离家前往工作地区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我们，我每次想起这封信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她说她小时认为我是最忍心的父亲。但现在她却意识到，她若没有受过父母严厉的管教，她就永不会有机会享有特别先驱服务的宝贵权利了（这后来导致她前往海外传道）。因此，身为基督徒父母，我们不应当剥夺儿女受管教的机会。（箴言22:6）儿女需要管教，他们会在日后赏识这件事。

享有各种服务权利

我在与耶和华百姓交往的多年来享有过许多权利。例如我曾有权利组织菲律宾第一个大会的膳食部。我曾多年有权利将守望台译成我的本地语言。同时，我们也目击起初只有十五个人的小群现在发展成为十一个欣欣向荣、人数众多的小组。

另一项权利将我带到我家附近的国家监狱中。有时囚犯写信给守望台社请求予以属灵的帮助。时常社方将这些信交给我。自1947年以来，我曾与许多感兴趣的囚犯主持经常的圣经研究。许多年来，大约有五十个人采取立场拥护耶和华而在狱中受了浸。在一个区务大会中，我遇到23个这样的囚犯。他们获释之后有些成为先驱或周游监督，有许多现在是长老。

有一个我从未想到会在监狱里遇见的人是最先开始对我谈及耶和华的被开除男子。这个男子后来被人指控与日军合作而被捕。（后来他获得赦免而出狱。）他在监狱里时谦卑地参加我所主持的聚会。许多年后，我在1975年有分在一个司法委员会中考虑他重返组织的请求。结果他在被开除了差不多四十年之后得以再次与上帝的百姓交往。

在所有这些年来，我的妻子的确对我有莫大的帮助——她一直在上帝的工作上忠贞地支持我。现在我们两人能够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时光一同事奉耶和华。我既已寻得他，现在我正实现许多年前我在日军监狱里所作的应许。我感觉多么欣幸我能够在年富力强的日子寻得耶和华上帝，并且能够将许多年的时光用来为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