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力肃清罪行

“小伙子声称，少年犯罪主要是因为无聊，”英国一份大报章的头条新闻这样报道。另一份报章说：“家庭争执导致犯罪率上升。”还有一份报章宣称：“毒瘾‘触发盈千累万的罪行’。”《菲律宾全景》周刊估计，在马尼拉发生的刑事暴行，当中有百分之75是瘾君子干的。

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引发犯罪行为。尼日利亚的警察总监指出，其中一个就是“社会贫富悬殊”。他另外举出好几个因素，例如同辈压力、就业前景黯淡、法律失去了阻吓作用、家庭观念被大众弃如敝屣、不尊重权威和法律、电影和录像带过度渲染暴力等。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许多人都不再相信恶有恶报。意大利波伦亚大学一位社会学家观察多年后，指出“向警方检举的窃案不断加增，被判有罪的犯人数目却大幅减少”。他注意到，“按警方所记录的窃案总数计算，被定罪的犯人从百分之50骤降到百分之0.7”。

说来遗憾，《新大英百科全书》所描述的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看来所有现代工业社会都有这个特色，就是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现行的法律或刑罚始终无济于事，起不了威慑作用。在现代的城市化社会，人人都讲求经济增长，着重个人成就，假定犯罪率不会继续上升根本是说不过去的。”

这个看法太悲观吗？

情况果真变得那么糟糕吗？有些地区的犯罪活动据报不是减少了吗？某些地区的罪行确实减少了；不过，统计数字是可以引起误解的。举例说，自从政府当局禁止国民拥有枪械以来，菲律宾的犯罪率据报下降了百分之20。《亚洲新闻》阐述个中原因：一个官员认为，虽然盗匪不再偷车，也不再抢劫银行，他们却“转而诱拐小孩、绑架富豪”。由于银行劫案、汽车窃案比以往要少，罪案总数自然会相应地下降。但考虑到绑架事件增加了四倍，罪案数字下降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提到匈牙利的情况，《HVG》杂志写道：“比起1993年的上半年，罪案减少了百分之6.2。警方却忘记指出，犯罪活动所以减少……是因为当局在行政措施方面有了改变。”不论是偷窃、诈骗还是故意毁坏他人财产等案件，根据既定的做法，这类罪行所涉及的款项要达到某个金额，警方才会记录在案。当局已把这个金额提高了百分之250。换句话说，侵占他人财产的罪行所涉及的款项要是在新定的金额以下，当局就不会登记这些罪行。事实上，全国有百分之75的罪行都是跟侵占他人财产有关的。所以，罪案数字下降一事，根本不能把事情的真相如实反映出来。

诚然，要确保犯罪案件的统计数字跟实际的罪案数目完全一致，这是谈何容易。原因是，没有向警方举报的犯罪活动不知凡几。尤其是某些类别的案件，没有报案的可能多达百分之90。罪行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为此争辩根本不切实际。大众渴望当局能够肃清罪行，而不是单单把罪案数字减少。

政府尽力而为

1990年，联合国一篇调查报告透露，发达国家每年平均拨出百分之2至3的预算开支，用在打击罪行的措施上，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花费就大得多了，平均占预算开支百分之9至14。在一些地区，当局要优先处理的就是增添警察部门的人手，改善警队设备。不过，结果好坏不一。匈牙利有些国民抱怨说：“警察部门老是欠缺人手缉拿罪犯，但总有充足的人手控告违规驾驶的人士。”

近来许多政府都意识到，有必要立法严惩罪犯。例如，《时代》杂志指出，由于“拉丁美洲的绑架案不断上升”，政府纷纷立法“严加管制，这些法例到头来却起不了什么作用。……立法防止罪行是一回事”，该杂志承认说，“严格执行法律却又是另一回事”。

1992年，据估计英国推行了10万多个邻里守望相助计划，至少有四百万个家庭受惠。早在198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已实施类似的计划。澳大利亚的犯罪学研究所指出，这些计划旨在减少罪行，“措施包括：加强国民对公众安全的警觉，提高居民的报案意识，敦促他们在邻里遇上罪行和可疑事件时要马上举报，鼓励他们给自己的财物标上记号以作识别，并且安装有效的保安设备，从而减低遭受暴行袭击的风险”。

在某些地方，商场店铺把闭路电视跟警察局的警报系统连接起来。摄像机既可防止罪行，又可用来辨认违法者，警察机关、各大银行和百货商店都先后安装了。

在尼日利亚，警方力图把劫匪和汽车盗贼缉拿归案，于是在公路上设置检查站。政府当局还成立了一个专责调查商业舞弊的委员会，以求对付诈骗行为。为了促进警察和居民之间的关系，由社区领袖组成的委员会不但向警察当局举报犯罪活动，还告发可疑人物。

游客抵达菲律宾后，往往留意到一般住宅都有看守人，许多居民都养了看家狗。实业家雇用保安人员看守办公室。防止汽车失窃的装置销路不断上升。居民只要出得起钱，就可以迁往守卫森严的住宅区或楼房居住。

伦敦《独立报》评论说：“由于对司法制度日渐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起来，保护社区的安全和利益。”随身携带武器的人也有增无已。举例说，据估计美国有半数家庭至少拥有一枝手枪。

各国政府不断制订新策略，以求遏止犯罪活动。不过，乌克兰内政事务研究院的弗谢沃洛多夫却指出，根据联合国所提供的消息，许多不法之徒都是天资聪颖的，他们的“做案手法五花八门”，“执法人员即使受过专门训练”，也不能一一跟上最新的花招。通过第三方之手，聪明的犯罪头子就可以把非法款项投资在工商企业上，或向慈善公益事业捐赠巨款。他们力图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务求跻身权贵之列”。

信心渐失

在一些国家，越来越多人认为，难题的部分成因在于政府本身。《亚洲新闻》引述一个防止罪行小组负责人的话说：“在我们逮捕的疑犯当中，警察、军人约占百分之90。”不论真伪，这样的报道促使一个立法机关成员发表以下的评论：“那些宣誓要维护法律尊严的人一旦知法犯法，我们的社会就有祸了。”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高级官员的贪污丑闻弄得政府惊魂不定，进一步削弱国民对统治阶层的信心。对于政府控制罪行的能力，民众不但信心尽失，甚至质疑当局有没有决心这样做。一位教育学家问道：“行政官员既然泥足深陷，自身难保，又怎有能力对付犯罪活动呢？”

政权虽然不断更替，罪恶还是依旧存留。但请放心，不久罪恶就会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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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罪行的措施：闭路电视摄像机和监视器、钢铁卷闸、警卫和受过训练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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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躲避罪行，居民惟有把自己关在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