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海外传道员带动普世的扩展

海外传道员甘愿在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服务；在普世宣扬上帝王国的工作上，海外传道员的热心活动是成功的一项重要因素。

在守望台圣经书社设立海外传道训练学校之前很久，社方已将海外传道员派到其他国家服务。社方的第一任社长C.T.罗素看出需要有具备资格的人在国外发动和带头宣扬好消息。他派出一些男子去执行这项任务——差遣阿道夫·韦伯到欧洲、E.J.科沃德到加勒比海地区、罗伯特·霍利斯特到东方、约瑟夫·布思到非洲南部。不幸的是，证据显示布思对自己的大计更感兴趣；因此社方在1910年将威廉·约翰斯顿从苏格兰派到尼亚萨兰（现今的马拉维），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受到布思的不利影响。在此之后，社方指派约翰斯顿弟兄在南非的德班设立一个守望台分社办事处；后来他奉派在澳大利亚作分社监督。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J.F.卢述福派出更多海外传道员——例如，他将英国的托马斯·瓦尔德和乔治·菲利普斯派到南非；将W.R.布朗从特尼立达派到西非；将加拿大的乔治·扬格派到南美洲和欧洲；将胡安·穆尼斯首先派到西班牙，然后调往阿根廷；将乔治·赖特和埃德温·斯金纳派到印度，后来更派遣格罗第·高特文、罗恩·蒂平和更多人到这个地区来。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先驱，毅然去到一些很少听到或完全没有听过好消息的地方传道，为组织的未来扩展奠下稳固的基础。

此外也有些人受到海外传道的精神所推动，离乡背井到外地传道。这些人包括凯特·戈斯和她的女儿马莉恩，她们花了多年时间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热心传道。另一个人是约瑟夫·多斯·桑托斯；他毅然离开夏威夷，展开一项传道旅行，结果花了15年的时间在菲律宾传道。此外还有弗兰克·赖斯，他乘搭货船从澳大利亚到远东去，在爪哇（即现今的印度尼西亚）展开宣扬好消息的工作。

可是，社方在1942年拟订计划设立一间学校，课程是特别为了训练男女从事海外传道工作而设的；这些人甘愿在普世的田地中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从事海外传道活动。

基列学校

当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之际，从属人的观点看来，计划在海外扩展宣扬王国的活动也许并不切合实际。可是在1942年9月，怀着对耶和华的全心信赖，耶和华见证人所运用的两个主要法人团体的董事们接纳了N.H.诺尔的提议，决定设立一间学校，专门训练海外传道员和其他人从事特别服务。这所学校名为守望台基列圣经学院。后来这个名字改为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这所学校是不收费的；在学生受训期间，社方会供给他们住宿和膳食。

社方邀请几位弟兄协助编订教学课程。艾伯特·D·史劳德便是其中一位；在此之前，他在社方布洛克林总部的服务部任职，并曾担任英国的分社监督。他从这些工作委派获得了很多经验。史劳德弟兄担任基列学校的教务长和指导员达17年之久，当其时他那积极的看法、忘我的精神和对学生的亲切关注赢得了他们的爱戴。他在1974年成为治理机构的成员，次年奉派在教导委员会任职。

史劳德弟兄和其他的指导员（马克斯韦尔·弗兰德、爱德华多·凯勒和维克托·布莱克韦尔）编订了一项为期五个月的教学课程。课程所强调的是钻研圣经本身和熟悉神治组织，此外科目也包括圣经教义、公众演讲技巧、外勤服事职务、海外传道员服务、宗教历史、上帝的律法、怎样对待政府官员、国际法、保存记录和外国语文等。在过去多年来，学校的课程曾作过若干修订，但研读圣经本身和传福音工作的重要性一向均居于首位。课程的目的是要强化学生的信心，帮助他们培养各种必需的属灵特质，以求成功地应付海外传道服务的挑战。课程也强调，完全仰赖耶和华和绝对忠于他乃是至为重要的事。（诗篇146:1-6；箴言3:5,6；以弗所书4:24）课程的目的不是要在凡事上都给学生现成的答案，供他们背念；反之，课程是要训练学生从事研究，并且帮助他们体会何以耶和华见证人具有他们的信仰，以及何以他们紧守某些行事方式。他们学会辨别能够指引他们的原则。这样，组织便奠下了进一步扩展的基础。

社方在1942年12月14日向第一届学生发出邀请。组成该届的100个学生在纽约州北部南兰星镇的校舍报名入学时是仲冬。他们都充满了甘心乐意的热切精神，但却感到有点紧张。虽然他们需要立即专心应付学校的功课，他们却不禁纳罕自己毕业后会被派到世上的什么地方去。

在1943年2月1日开学的日子，诺尔弟兄对第一届学生发表演讲。他说：“你们正受到进一步的训练去从事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与使徒保罗、马可、提摩太和其他人所致力的类似；当时他们前往罗马帝国各处，努力向人宣讲王国的信息。他们必须受到上帝的话语所强化。他们必须对上帝的旨意有清楚的认识。在许多地方，他们必须单独与世俗有权势的人对抗。你们的情形可能会一样；但上帝必定会赐给你们所需的力量。

“世上有许多地方还未有人为王国作一项广泛的见证。住在这些地方的人生活在黑暗里，受宗教所辖制。在有些这样的国家里，见证人的数目寥寥可数；但我们留意到，有许多善意的人若受到适当教导，便会很乐意与主的组织联络交往。只要我们有更多工人到田地里工作，就必然会有盈千累万的人获得帮助。凭着主的恩典，我们必定会有更多工人。

“这所学院的目的并不是要装备你们成为受任命的服事者。你们已经是服事者了，并且积极执行服事职务已有多年之久。……这所学院的课程的惟一目的是：要装备你们在奉派前往的地区里成为更有效能的服事者。……

“你们的主要工作是像耶稣和使徒一样逐户向人宣扬王国的福音。在城市或城镇里，你们找着愿意聆听的人，约定时间回去探访，开始一个家庭研究，然后将所有这样的人组织成一个连［会众］。你们不但要将他们组织成一个连，同时也必须帮助他们明白上帝的话语，强化他们，不时与他们倾谈，在他们的服务聚会和组织方面予以协助。一旦他们壮大起来，能够照顾自己和地区，你们便可以到其他城市去宣扬王国。你们需要不时回去巩固他们的神圣信仰，纠正他们在教义上的偏差；因此你们的工作是要照料主手下‘另外的羊’，而非撇下他们。（约翰福音10:16）你们的真正工作是要帮助善意的人。你们必须采取主动，但却同时仰赖上帝的指引。”a

五个月之后，第一届学生完成了他们的特别训练。社方为他们取得入境签证和作出舟车的安排之后，他们便开始前往九个拉丁美洲国家。在毕业之后三个月，基列培训出来的第一批海外传道员离开美国前往古巴。时至1992年，有超过6500名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受过训练，毕业后在200多个国家、地区和海岛服务。

诺尔弟兄在基列学校开办了34年之后去世；他生前一直对海外传道员的工作表现深切的个人关注。只要是可能，每个学期他都拨出时间探访基列几次，在学校里发表演讲，并且携同总社的其他人员对学生提出劝勉。基列毕业生到海外服务之后，诺尔弟兄更亲自前往各地探访海外传道员，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难题，并给予他们所需的鼓励。随着海外传道员数目渐增，诺尔弟兄安排让其他具备资格的弟兄也作这样的探访，使所有的海外传道员，无论在什么地方服务，都获得经常的个别留意。

这些海外传道员的确与众不同

基督教国的传教士曾设立医院、难民中心和孤儿院去照料人们的物质需要。他们以穷人的维护者自居，同时也发动革命和参与游击战。基列学校培训出来的海外传道员却与此截然不同；他们致力于教导人认识圣经。他们没有设立教堂，期望别人到他们那里去。反之，他们逐户探访当地的居民，以求寻得和教导那些渴慕公义的人。

耶和华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紧守上帝的话语，向人指出何以上帝的王国才是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种种难题的恒久方法。（马太福音24:14；路加福音4:43）1951年，当彼得·范德黑根奉派前往印度尼西亚工作时，在途中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更清楚体会到见证人的工作和基督教国传教士的活动多么截然不同。当时货轮上只有另一位乘客，他是浸信会属下的传教士。虽然范德黑根试图向传教士谈及上帝王国的好消息，后者却清楚表示，他最大的兴趣是支持一位政治领袖重掌政权。

可是，其他许多人却得以认识圣经教训的价值。在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奥拉夫·奥尔森向安东尼奥·卡瓦哈利诺作见证；以前这人一向大力支持国内的某项政治运动。奥尔森弟兄并没有附和他，也没有提倡其他的政治理念。相反，奥尔森建议免费与安东尼奥和他的几个妹妹研读圣经。不久安东尼奥便看出，上帝的王国才是哥伦比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所有穷人的惟一希望。（诗篇72:1-4,12-14；但以理书2:44）就这样，安东尼奥和他的妹妹们都成为上帝手下的热心仆人。

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与基督教国的宗教制度迥异而彼此保持分离，这项事实也从罗得西亚（现今的津巴布韦）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见之。唐纳德·莫里森上门探访基督教国的一个传教士，传教士埋怨见证人对划定的疆界毫不尊重。什么疆界？原来基督教国的各教派将这个国家分为若干区域，每个教派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而互不侵犯。耶和华见证人无法附和这样的安排。耶稣曾说，王国的信息要传遍普天下。基督教国无疑并没有这样行。但基列培训出来的海外传道员却决心要服从基督的命令，彻底执行这件工作。

海外传道员奉差出去不是要受人服事，而是要服事人。别人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他们真正努力这样行。人若感激所受的属灵帮助，自愿作出物质的馈赠（不是由于对方请求的缘故），接受这样的馈赠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打动阿拉斯加居民的心，约翰·埃里切蒂和赫蒙·伍达德发觉，他们像使徒保罗一样，至少用一点时间亲手工作去供给自己的物质需要，的确是有益之举。（哥林多前书9:11,12；帖撒罗尼迦后书3:7,8）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宣扬好消息。但他们受到别人慷慨接待时，他们也投桃报李，帮助别人做一些需要有人做的工作——例如，他们替一个男子的屋顶涂上柏油，因为他们看出这个男子需要有人帮忙。他们乘船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时，他们帮助船员卸下货物。别人很快便看出，这些海外传道员与基督教国的教士的确大异其趣。

在有些地方，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必须暂时从事世俗工作，以便在当地取得定居权而能够执行他们的服事职务。例如，当杰西·坎特韦尔被派到哥伦比亚去时，他起初在当地大学的医学院教授英文，直至后来该国的政治情势发生改变，政府下令取消对宗教的限制为止。在此之后，他能够运用自己在从事全时服事职务期间所获得的经验，作耶和华见证人的周游监督。

在许多地方，海外传道员起初只能取得旅游签证；这样的签证仅容许他们在国家里逗留一个月或也许几个月。然后他们就必须离境而再次申请入境。但他们锲而不舍地屡次重复这样的程序，直至取得所需的居留证件为止。他们既奉派到这些国家服务，就决心要尽力帮助当地的居民。

海外传道员并没有认为自己比当地的人优越。例如约翰·卡福尔思本来是加拿大的一位教师，后来奉派以周游监督的身分探访巴布亚新几内亚各处的会众和孤立的见证人小组。他与当地居民一同席地而坐，与他们一同进食，也接受邀请到他们家里，睡在地面的草席上。他们在外勤服事职务上一同步行时，他很喜欢与他们交谈。一般观察到这种情形的非见证人都对此颇感惊讶，因为基督教国各布道会的欧裔牧师一向都与当地居民保持距离，惟独在举行某些聚会时才与属下教友作短暂的交往，但从不与当地的教友一同进食。

获得见证人帮助的人意识到，这些海外传道员和差遣他们前来的组织对当地的人怀有仁爱的关注。有一次，社方收到若昂·曼科卡的来信，当时这个卑微的非洲人正被囚禁在葡属西非（即现今的安哥拉）一个流放地里。于是社方派了一位守望台海外传道员前往当地给他属灵的帮助。曼科卡后来回顾这次探访说：“这个组织的确是受上帝所支持的，我对此毫无疑问。我从没有想过，也无法相信，有其他任何宗教团体会做这样的一件事：只因为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写了一封信，便派一位海外传道员不惮烦地从这么远的地方前来探访，而且绝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生活情况与习俗

在海外传道员奉派去服务的国家，生活水准时常并不像他们本国那么先进。罗伯特·柯克在1947年年初抵达缅甸时，战争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很少住家有电灯。在许多国家里，海外传道员发觉人们洗衣并不是用电动洗衣机，而是逐件衣服用洗衣板搓揉，或在河边的石块上敲打。但他们来到当地，目的是要教导人认识圣经的真理，因此他们作出调整去适应当地的情况，同时忙于执行他们的服事职务。

在早期的日子，当海外传道员抵达时，常常没有人在场迎接他们。他们必须自己找地方住。查尔斯·艾森豪威尔和其他11位海外传道员在1943年抵达古巴时，第一晚他们都睡在地板上。第二日他们才买了床，他们也用苹果箱权充衣柜和橱柜。借着运用他们从分发书刊所获得的捐款，以及守望台社发给特别先驱的小量补贴，每组海外传道员都仰赖耶和华祝福他们的努力，使他们有能力缴交房租，购买食物和支付其他必需的开销。

预备膳食有时需要海外传道员调整自己的思想。当地若没有冰箱，他们就必须天天上市场买食物了。在许多国家里，人们煮食时不是用煤气炉或电炉，而是用炭炉或烧柴。乔治和威拉·梅·沃特金斯奉派到利比里亚工作，他们发觉，原来他们的“火炉”只是用三块石头砌成，用来承着铁壶。

水又如何？露斯·麦凯论及她在印度的新家说：‘这个家和我以前见过的完全不同。厨房里根本没有洗涤槽，只在墙角处设有一个水龙头，地上有一条微微隆起的混凝土坎，防止水流满地。不是24小时都有自来水供应，因此我们必须预先贮备一些水，以便在没有自来水时使用。’

由于有些海外传道员不习惯当地的情况，他们在抵达工作地区的最初几个月饱受疾病折磨。拉塞尔·耶茨在1946年抵达库拉索岛后就曾屡次患上痢疾。但是，由于当地一位弟兄为海外传道员的抵达一事对耶和华作了一个十分热切的感谢祷告，以致海外传道员觉得实在无法考虑离去。布赖恩和爱尔克·怀斯抵达上沃尔特（现今的布基纳法索）时，他们发觉当地的酷热气候使他们的健康大受影响。他们不得不学会适应日间高达摄氏43度的高温。在他们抵达后的第一年，酷热的天气和疟疾使爱尔克多次患病，每次要好几个星期才痊愈。次年布赖恩染上严重的肝炎，以致需要卧病在床五个月。但不久他们便发觉自己有许多优良的圣经研究，甚至达到无法应付的地步。对感兴趣人士所怀的挚爱帮助海外传道员坚忍不拔。除此之外，他们也把工作委派视作一项特权；海外传道工作向他们提供优良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接受耶和华在未来授予他们的任何委派。

随着时间过去，有更多海外传道员在抵达工作地区时已有其他海外传道员或当地的见证人在场欢迎他们。有些人被派往的国家拥有一些相当现代化的大城市。从1946年开始，守望台社也设法供给每组海外传道员一个适当的住所、基本的家具和适当的伙食费，使他们无需为生活忧虑，从而能够将较多精神用在传道工作之上。

在若干地区，往来各地是一项考验人耐力的艰苦经历。在下过雨之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海外传道员姊妹发觉，她们必须背着载有供应品的背囊，沿着一条滑溜溜的小径穿越树丛，有时地上又黏又湿的泥泞还会将她们的鞋子扯脱。在南美洲，不少海外传道员有过惊心动魄的经验——在安第斯山高处狭窄的公路上乘搭汽车。试想想，你所乘坐的公共汽车在公路上靠外的一边行驶时，在拐弯的地方有一辆大型汽车迎面而来。当你的车子在没有栏杆的路上与对方擦身而过时，你觉得车辆开始向车外的悬崖倾侧——你无疑不会很快就忘记如此惊险的经验！

在某些地方，政治革命看来是生活上定期发生的事，但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将耶稣的话紧记在心。耶稣说他的门徒会“不属世界”，因此海外传道员对这些冲突严守中立。（约翰福音15:19）他们学会压抑任何可以将他们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之下的好奇心。时常，最佳的做法就是留在家里，直至局势平静下来为止。在越南，当战火迫近西贡市（现今称为胡志明市）之际，当地的九位海外传道员就住在市中心区。他们见到飞机投掷炸弹，城中各处发生大火，数以千计的人仓皇逃命。但海外传道员体会到，耶和华将他们派到当地，是要把赐人生命的知识传授给渴慕真理的人，因此他们仰赖耶和华给予他们保护。

在亚洲城市的某些部分，甚至在局势比较平静的时候，海外传道员执行服事职务也相当困难。在巴基斯坦拉合尔贫民区的狭窄街道上，每逢有外国人出现，便会吸引一大群蓬首垢面、大小不一的儿童。他们高声嚷叫、彼此推挤，在海外传道员逐户探访时尾随不舍，时常更在传道员入屋后擅自闯进别人家里。不久他们使整条街的人都知道杂志的价格，并且告诉人陌生人来到是要‘招收基督徒’。在这种情形之下，通常海外传道员不得不离开工作地区。他们离去时，街上的孩童时常高声喊叫、鼓掌喝采，有时甚至用石头投掷他们。

当地的习俗时常需要海外传道员作出若干调整。在日本，海外传道员学会在进入房屋时，将鞋子脱下放在进屋处。若是可能，他们也必须习惯在主持圣经研究时坐在地板上一张低矮的桌子前。在非洲某些地区，海外传道员获悉用左手将东西递给别人，便会被视为侮辱对方。他们也发觉在世上的这些地区，他们在解释来意之前必须作点闲谈——彼此问及对方的健康，回答关于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有多少儿女等一类的问题，不然就会被视为没有礼貌。在巴西，海外传道员发觉他们在别人门口需要大声拍掌，请住户出来而非自行敲门。

可是，海外传道员在黎巴嫩却面对另一种习俗。很少弟兄携同妻子和女儿参加聚会。参加聚会的妇女总是坐在礼堂的后部而从不与男子同坐。海外传道员起先不知道这个习俗，结果在他们参加第一个聚会时使当地人士大为吃惊。一对夫妇坐在聚会所的前排，独身的海外传道员姊妹则随便拣选空位坐下。但在聚会之后，他们与当地的弟兄讨论事情所牵涉到的基督教原则，从而有助于清除一切误解。（可参阅申命记31:12；加拉太书3:28。）在此之后，会众不再男女分坐了。有更多妻子和女儿参加聚会。他们也与海外传道员姊妹一起逐户向人传道。

面对学习新语言的挑战

在1949年抵达马提尼克岛的小群海外传道员只能够说很少法语，但他们知道当地的人需要听见王国信息。他们怀着坚强的信心开始逐户向人传道，尝试从圣经读出几节经文，或从他们所介绍的书刊中读出一段资料。凭着耐心学习，他们的法语逐渐有所改善。

虽然海外传道员渴望帮助当地的见证人和其他感兴趣人士，他们自己时常需要首先获得帮助——学习当地的语言。奉派到多哥服务的海外传道员发觉，当地的主要土语埃维语的文法与一般欧洲语言的文法大为不同，而且一个字的音调高低也会改变字的意思。例如，由两个字母拼成的字词托(to)以高音调说出时，意思可以是耳朵、山、岳父或部落；以低音调说出，意思则是水牛。在越南服务的海外传道员需要学习一种十分注重音调的语言；每个字均有六种不同的音调，每个音调都有不同的意思。

埃德娜·沃特福尔奉派到秘鲁服务，她首次尝试用西班牙语向人作见证时，所获得的经验令她颇难忘记。她遇到一位年长的女士，于是结结巴巴地将背熟的介绍词说出来，并且紧张得冷汗直流。她介绍了书刊之后，便约定时间与对方研究圣经。然后这位女士以流利的英语说：“很好，我会跟你研读圣经。我们会用西班牙文研读，好帮助你学会西班牙文。”埃德娜大吃一惊，她回答说：“原来你是懂英语的？你竟然让我这么吃力用西班牙话向你传道？”对方回答说：“这对你是有好处的。”的确有好处！埃德娜不久便体会到，实际讲一种语言乃是学习这种语言的重要步骤。

在意大利，乔治·弗雷迪亚内利试图说当地的语言，但他发觉别人并不明白他所说的意大利话（其实只是意大利化的英语而已）。为了应付这个难题，他决定把他在会众里所作的演讲完全写下来，在讲台上读出。但听众里有许多人却打瞌睡。于是他干脆不用讲稿，即席发言，遇到不知道怎样说的地方，便请听众帮助他。这个方法一方面使听众保持醒觉，同时也帮助他自己进步。

为了帮助海外传道员学习语言，早期的基列课程包括学习诸如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日语、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等。在一段多年的时期，基列学校曾教授过30多种语文。但既然同一届的毕业生并非全被派到说同一种语言的地区，这些语言班后来被另一项安排取而代之。安排便是，学生在抵达工作地区之后才花一段时间在督导之下学习当地的语言。在第一个月，新抵达的海外传道员每天花11小时专心学习新的语言；次月，他们用一半时间在家里学习语言，另一半时间则在外勤服事职务上将所学得的语文知识运用出来。

可是社方留意到，在外勤服事职务上实际使用语言乃是进步的重要因素，因此便作出调整。在新海外传道员抵达工作地区的头三个月，他们若不懂当地的语言，就会每天用四小时跟一位具备资格的教师学习，并且从起头便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出来，到地区里对当地居民谈论上帝的王国。

许多海外传道员小组一起努力改善他们对当地语言的认识。他们每天在进早餐时讨论几个或多至20个生字，然后在从事外勤服事职务时设法加以运用。

学会当地语言是赢得居民信任的一项重要因素。在有些地方，居民对外国人怀有若干程度的怀疑。休和卡萝尔·考密坎在独身时和婚后曾在非洲五个国家服务。他们深深意识到非洲人和欧洲人时常彼此互不信任。但他们说：“说当地语言能够很快消除这种感觉。再者，有些不愿听自己的同胞传讲好消息的人，却很乐于听我们传道，接受书刊和研读，因为我们作出努力，用他们的语言对他们说话。”为了这样行，考密坎弟兄除了英语之外还学会说五种语言，考密坎姊妹则学会说六种语言。

当然，在学习新语言的时候可能遭遇难题。在波多黎各，一位弟兄向住户表示，他希望把一张录有圣经信息的唱片播放给住户听。对方回答说，“科莫诺！”弟兄便把唱机阖起来，到下一户去。在他听来，住户对他说“不”；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觉原来住户所说的话的意思是“好吧！”在另一方面，有时住户对海外传道员说他不感兴趣，但海外传道员却不明白他的话而继续说下去。有些富于同情心的住户结果因此而得益。

有时这也造成诙谐的情况。莱斯利·弗兰克斯在新加坡工作时留意到，他必须小心不要把头（凯帕拉）说成椰子（凯拉帕），把头发（兰比特）说成草（朗皮特）。萨摩亚的一位海外传道员由于发音错误，对一位土著说，“你的胡子怎样？”（那位土著并没有胡子）其实他只想礼貌地问候对方的妻子。在厄瓜多尔，公共汽车的司机突然开车，以致当时在车里站着的素拉·霍夫曼站得不稳，一歪身坐在一个男子的膝上。她感到很难为情，便急忙道歉，但当时她所说的话是“康絮佩米索”（意思是，请准许我）。那男子和气地说，“女士，尽管自便好了。”车上的其他乘客都禁不住捧腹大笑。

可是，由于海外传道员继续努力，他们在传道工作上获得良好的成果。在1950年抵达日本的洛伊丝·戴尔回忆诺尔弟兄向她提出的劝告：“尽力而为好了。即使你犯错误，也要继续努力！”她遵嘱而行，其他许多海外传道员也一样。在接着的42年，奉派到日本服务的海外传道员见到当地王国宣扬者的数目从寥寥无几的一小撮人增至超过17万人，而且还在继续增长。由于他们仰赖耶和华去指引他们，并且甘愿继续努力，他们获得了多么丰盛的奖赏！

开拓新田地，同时继续耕耘

在许多国家、地区和海岛上，基列培训出来的海外传道员若非带头展开宣扬王国的工作，便是在有人作了有限的见证之后，予以所需的推动。在索马里、苏丹、老挝和环球各地许多海岛上，海外传道员看来是最先在当地宣扬好消息的耶和华见证人。

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诸如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利比里亚、柬埔寨、香港、日本和越南，早年曾有一点传道工作进行。但是当第一批从基列毕业的海外传道员抵达时，这些国家还没有任何耶和华见证人报告从事传道活动。在可能范围内，海外传道员以有系统的方式在地区里作见证，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较大的城市之上。他们不像以往的派书者一样仅是分发许多书刊，然后转移阵地。相反，他们耐心地回去探访感兴趣的人，与他们主持圣经研究，训练他们从事外勤服事职务。

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从基列学校毕业的海外传道员未抵达之前，当地只有大约十个王国宣扬者（在许多事例上，数目甚至更少）。这些国家包括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海地、波多黎各、委内瑞拉、布隆迪、象牙海岸、肯尼亚、毛里求斯、塞内加尔、西南非洲（现今的纳米比亚）、锡兰（现今的斯里兰卡）、中国、新加坡和许多群岛。海外传道员在服事职务上立下热心的榜样，帮助当地的见证人改善他们的传道效能，建立会众和协助弟兄养成适当资格，以便在工作上带头。许多时，他们也在一些以前从未有人作过见证的地区发起传道活动。

凭着这项帮助，见证人的数目开始增长。在这些国家里，以大部分而言，现今都有数以千计的活跃耶和华见证人。在其中一些国家，赞美耶和华的人现今已有数以万计，甚或超过十万人。

有些人渴望聆听

在有些地区，海外传道员发觉有许多人乐意和渴望学习。当特德和多丽丝·克赖恩——基列第一届的毕业生——在1947年抵达维尔京群岛时，要研读圣经的人十分众多，以致他们时常工作到午夜才停止。克赖恩弟兄在夏洛特阿马利亚的马基特广场初次发表公众演讲时，有一千人在场聆听。

1949年，社方将麦约瑟和查理士派到台湾的阿美族当中工作。他们抵达之后住在简陋的泥地茅舍里。但他们来到当地，目的是要帮助人。有些阿美族人曾获得守望台社出版的若干书刊；他们很喜欢书里的资料，于是开始将好消息与别人分享。现在有海外传道员来到他们当中，要帮助他们在灵性上进步。他们获知有600人对真理感兴趣，但他们在各村落举行聚会时，却总共有1600人出席。这些谦卑的人愿意学习，但却对许多事缺乏正确的认识。弟兄们耐心地教导他们，每次讨论一个题目，时常用八小时或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每个村中以问答方式讨论圣经题目。有140人表示愿意参加逐户的见证工作。海外传道员也给予他们适当的训练。对海外传道员来说，这是个多么喜乐的经验！但当地的人若要在灵性上有稳定的长进，还需获得很多帮助才行。

大约12年后，一对曾在基列受训，并在日本服务了一段时期的海外传道员夫妇，罗根和罗凯琳，奉派对阿美族的弟兄提供进一步的协助。罗根弟兄花了很多时间帮助他们明白基本的圣经道理和原则，也教导他们一些与组织有关的事项。罗凯琳姊妹则每天与阿美族的姊妹一起从事外勤服务，然后与她们研读基本的圣经真理。后来在1963年，在举行环球大会期间，守望台社作了安排，让来自28个国家地区的代表与当地的见证人一起在寿丰村参加大会。这一切安排为进一步的扩展奠下了稳固的基础。

1948年，两位海外传道员，哈利·阿诺特和伊恩·弗格森，抵达北罗得西亚（现今的赞比亚）。当时该国已有252群非洲见证人的会众，但海外传道员也开始留意许多为了开采铜矿而移居该国的欧洲人。这些人的响应十分令人鼓舞。传道员分发了很多书刊；与见证人研读圣经的人也有迅速的进步。结果在那一年，参加外勤服事职务的见证人数目增加了百分之61。

在许多地方，想与海外传道员研读圣经的人多到需要轮候才行。这种情形并非罕见。海外传道员主持圣经研究时，有时圣经学生的亲戚、邻人和朋友也会在场。有些人甚至尚未能有个人的圣经研究，便已经常上王国聚会所参加聚会了。

可是，在其他地方，海外传道员虽然作出很大努力，成果却十分有限。早在1953年，守望台社已派出海外传道员到东巴基斯坦（现今的孟加拉）。该国的人口现已超过1亿1500万，大部分是回教徒和印度教徒。见证人作了很大努力去帮助这些人。然而到1992年，在这个国家里只有42位敬拜耶和华的人。可是，在奉派到这些地方服务的海外传道员看来，每个接受纯真崇拜的人都特别可贵——由于他们如此稀罕的缘故。

对见证人同工提出仁爱的帮助

海外传道员的基本工作是要传福音，以便将上帝王国的好消息广传出去。但是当他们亲自参与这项活动之际，他们也能够对当地的见证人提出很大帮助。海外传道员邀请他们一同从事外勤服事职务，并且向他们提出建议怎样应付困难的情况。借着观察海外传道员的工作，当地的见证人时常学会怎样以较有组织的方式执行自己的服事职务，以及怎样作更有效的教师。海外传道员则从当地的见证人获得帮助去适应本地的习俗。

约翰·库克在1948年抵达葡萄牙时，他立即着手将工作组织起来，以便有系统地从事逐户传道。虽然当地有些人愿意参加，但他们却需要训练。约翰后来说：“我永不会忘记我在阿尔马达第一次与姊妹们一同参加传道工作的情景。不错，有六位姊妹一起到同一户人家去。试想象一下，六个女人围住住户，其中一个在作传道演讲！但情形逐渐踏上轨道，继续有所改善。”

海外传道员所立的勇敢榜样帮助背风群岛的见证人表现无畏的精神，不害怕那些试图干扰工作的反对者。一位海外传道员所表现的信心帮助西班牙的弟兄们，不顾当时他们所受的天主教法西斯独裁统治，毅然开始从事逐户传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日本服务的海外传道员在机巧方面立下榜样——在日本天皇承认自己不是神之后，海外传道员并没有老是指出日本国教的失败；反之，他们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帮助人相信造物主。

当地的见证人留意到海外传道员的言行，他们所受的影响时常是海外传道员当时不察觉的。在特立尼达，有些事件显出海外传道员虚怀若谷，甘愿忍受各种艰难的情况，不顾炎热的气候，辛勤为耶和华服务。许多年后，当地的见证人仍然谈及这些事。韩国的见证人深受海外传道员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由于政府除了少数基于“人道”理由的紧急事例之外，不肯颁发签证让人再次入境，结果有十年之久，该国的海外传道员没有离境返国探视家人。

在基列受训期间和其后，大部分海外传道员都能够仔细观察耶和华的显形组织的总部如何操作。他们时常有很多机会与治理机构的成员交往。抵达海外传道地区之后，他们能够就组织的操作方式，以及他们本身对事情的体会，向当地的见证人和新近感兴趣的人士作出翔实的报道。关于组织的神治安排，他们所表达的深刻体会时常是促使工作进展的重要因素。

在海外传道员奉派前往的地区中，有许多在他们抵达时尚未有会众的聚会举行。因此他们作出所需的安排去主持聚会，担任大部分节目，直至有其他人具备资格分享这些特权为止。他们不断训练其他弟兄，使这些人能够具备资格，负起责任。（提摩太后书2:2）初次举行聚会的地点通常是海外传道员之家。后来弟兄们才作出安排在当地设立王国聚会所。

当地若已有会众设立，海外传道员有助于使聚会更富于趣味和教导性。他们那作过良好准备的评论深受别人赏识，不久便成为别人加以效法的榜样。弟兄们运用在基列受到的训练，在公众演讲和教导方面立下优良榜样。他们很乐意花时间帮助当地的弟兄学会教导的艺术。在有些地方，当地的人惯于悠闲的生活而不十分注意时间，海外传道员也耐心帮助他们体会到准时开始聚会的价值，并且鼓励人人都准时到达。

在有些地方，海外传道员发觉当地的情形显示弟兄姊妹需要获得帮助，使他们更深切体会到紧守耶和华的公义标准是多么重要。例如在博茨瓦纳，他们发觉有些姊妹仍然给婴儿戴上珠链，以求保护孩子免受伤害；她们不意识到，这个习俗其实是根源于迷信和巫术的。在葡萄牙，海外传道员发觉有些情况在弟兄当中造成不和。凭着予人耐心、仁爱的帮助，但在有必要时也提出严正的劝戒，海外传道员使弟兄们的灵性健康得以改善。

奉派在芬兰担任督导职位的海外传道员花了很多时间精神，训练当地的弟兄在遭遇难题时按照圣经原则而推理，从而获致与上帝的想法一致的结论。在阿根廷，他们帮助弟兄看出按时间表做事的价值，教他们怎样保存记录，以及体会档案的重要性。在德国，当地的忠贞弟兄由于曾在集中营里艰苦奋斗，以致在观点上有时颇为严厉。海外传道员帮助这些忠贞弟兄在牧养上帝的羊群方面更努力效法耶稣基督那性情温和的行事方式。——马太福音11:28-30；使徒行传20:28。

有些海外传道员的工作牵涉到与政府官员接触，回答后者的问题，请求政府对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予以法律认可等。例如，在一段差不多四年的时间，与妻子一同奉派到喀麦隆服务的若利弟兄屡次试图使见证人的工作获得法律认可。他曾多次与法国和非洲的官员会谈。最后，在新政府上台之后，见证人终于取得法律的认可。到这时候，见证人已在喀麦隆工作了27年之久，而且数目已超过6000人。

应付周游服务的挑战

有些海外传道员奉派作周游监督。澳大利亚曾有一项特别需要，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些弟兄不智地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王国事务转移到世俗工作之上。后来这种事态获得纠正。1947年，在诺尔弟兄探访期间，他强调必须将宣扬王国的工作置于首位，这乃是至为重要的事。在此之后，在澳大利亚作环务和区务监督的基列毕业生所表现的工作热诚，所立的良好榜样和使用的教导方法，进一步帮助当地的见证人在他们当中培养一种真正的属灵气氛。

从事周游服务时常需要人作出很大努力和面对各种危险。华莱士·利夫伦斯发觉，为了探访玻利维亚博尔坎一个孤立的传道员家庭，惟一的方法是来回步行90公里。他必须携带睡袋、粮食、水和圣经书刊，在大约3400米的高度，在灼热的阳光曝晒之下穿越荒芜多石的高原。为了探访菲律宾各地的会众，尼尔·卡拉韦时常乘坐拥挤的乡村公共汽车，车上不但挤满了人，同时也载满各种动物和农作物。理查德·科特里尔开始在印度从事周游监督的工作时，有数以千计的人正由于宗教仇恨而被杀。有一次他按原定的时间前往探访一个暴动地区的弟兄，铁路的售票员试图劝阻他。对大部分乘客来说，这次旅程有如噩梦一般；但科特里尔弟兄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因为他对自己的属灵弟兄，不论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或说什么语言，怀有深挚的爱。他对耶和华充满信心；他的想法是：“只要是耶和华的旨意，我就会设法到那里去。”——雅各书4:15。

鼓励别人投入全时服务

由于海外传道员所表现的热心精神，在他们所教导的人当中，有许多受到感动，效法他们的榜样投入全时服务。曾有168个海外传道员奉派在日本服务；1992年，该国总共有7万5956位先驱。日本的传道员当中，有超过百分之40从事某种形式的全时服务。大韩民国的比率也与此类似。

在有些国家，见证人与国内人口的比率颇理想，于是社方邀请这些国家的许多全时传道员前往基列学校受训，然后将他们派到其他国家服务。有相当大数目的海外传道员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大约有400个来自英国；超过240个来自德国；150多个来自澳大利亚；100多个来自瑞典；除此之外还有相当数目来自丹麦、芬兰、夏威夷、荷兰、新西兰和其他国家。有些国家起初受到海外传道员的帮助，后来转而提供传道员前往其他国家从事海外传道工作。

满足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的需要

随着组织逐渐增长，海外传道员本身也负起进一步的责任。有相当多数目的海外传道员在他们协助成立的会众里作长老或服事仆人。在许多国家里，他们是最早的环务监督和区务监督。随着进一步的发展，社方需要建立更多新的分社办事处，若干海外传道员被授予各项与分社工作有关的责任。在有些事例上，精通当地语言的海外传道员奉派担任翻译和校对圣经书刊的工作。

可是，海外传道员特别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见到一些曾跟他们学习上帝话语的人，或从他们获得若干帮助而在灵性上有长进的弟兄，取得资格负起这些责任。例如，秘鲁的一对夫妇很高兴见到一些以前跟他们学习圣经的人成为特别先驱，协助强化新的会众及开发新的地区。斯里兰卡的一位海外传道员曾与一个家庭研读圣经，后来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成为该国分社委员会的成员。其他许多海外传道员也经历过类似的喜乐。

但他们也曾遭遇反对。

遭遇反对

耶稣告诉他的跟从者，他们必定会像他一样受人逼迫。（约翰福音15:20）既然海外传道员通常来自外国，当有猛烈逼迫在一个国家里爆发时，这时常导致他们被驱逐出境。

1967年，素娜·海多斯强和她的父母在叙利亚的阿勒颇被捕。他们在监狱里被囚禁了五个月，然后政府将他们驱逐出境，并且不准他们携带任何行李。来自德国的玛格丽塔·柯尼格尔被派往马达加斯加服务，但她却被当局驱逐出境；在此之后，她在一个复一个国家遭遇同样的对待，以致她曾相继在肯尼亚、达荷美（贝宁）和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等地服务。多梅尼克·皮科尼和他的妻子埃尔莎在1957年由于传道而被西班牙政府驱逐出境，然后在1962年被迫离开葡萄牙，1969年则从摩洛哥被逐。可是，在每个国家里，当他们设法制止政府下驱逐令之际，他们有机会对政府官员作见证而达成了若干好处。例如在摩洛哥，他们有机会对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最高法院的法官、丹吉尔的警察局长以及丹吉尔和拉巴特的美国领事作见证。

虽然有些官员以为，将海外传道员驱逐出境便可以终止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他们却未能如愿以偿。已经撒下的真理种子时常继续生长。例如在1964年，有四位海外传道员在布隆迪只工作了几个月，便被政府强迫离境。但其中一位海外传道员继续与一个感兴趣人士通信；后者在信中告诉海外传道员，他正与26个人研读圣经。一位新近迁往布隆迪的坦桑尼亚籍见证人也积极在当地传道。传道员的数目逐渐增加，直至当地有数百人将王国信息努力与别人分享。

在其他地方，当地官员在颁布驱逐令之前试图用暴力强迫每个人顺应他们的要求。1963年，在利比里亚的邦加地方，兵士围捕了400名在当地参加基督徒大会的男女和儿童。兵士将他们押到军营，恐吓和殴打他们，并且要求每个人——不论国籍或宗教信仰——都向利比里亚的国旗敬礼。来自美国的米尔顿·韩素尔当时正好在场，此外还有些海外传道员，包括来自加拿大的约翰·乍鲁。当时有一位基列毕业生屈膝妥协。他其实在一个较早的场合已如此行（虽然他没有将事情向别人透露）；这无疑影响到参加大会的其他人也屈膝妥协。这件事清楚表明谁真正畏惧上帝，谁落入恐惧人的陷阱中。（箴言29:25）在此之后，政府下令所有来自外国的见证人海外传道员都必须离境；但在同一年稍后的时间，该国的总统却下令容许他们回来。

政府官员对海外传道员采取的不利行动时常是由于教士向政府大施压力所促成的。有时这种勾当在暗中进行；在其他时候，则人人都知道谁在背后兴风作浪。乔治·科伊维斯托永不会忘记他在哥伦比亚麦德林首次从事外勤服务的那个早上。当时突然有一大群高声嚷叫的学童出现，向他投掷石头和泥块。与他素未谋面的户主急忙将他拉进家里，关上木百叶窗，并且不住为屋外暴民的恶行向他道歉。警察抵达时，有些人责怪教师放学生出外。但有一个声音喊道：“不是教师！是教士！他用扩音器宣布放所有学生出去，好‘向基督新教徒掷石头’。”

海外传道员需要具有敬虔的勇气，并对羊群怀有深挚的爱心。爱尔弗莉德·勒尔和伊尔莎·翁特德弗奉派到奥地利的加斯泰因河谷工作。她们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便分发了很多圣经书刊给当地渴慕灵粮的居民。但不久教士就开始发动反攻了。他们怂恿学校的儿童在街上对海外传道员肆意谩骂，并且跑在她们之前，警告住户不要听她们说话。这使许多人害怕起来。但她们怀着爱心保持忍耐，结果建立了几个良好的圣经研究。有一次她们打算举行公众圣经演讲，起初教士以挑衅的态度站在聚会地方的前边。但当海外传道员走到街上欢迎前来聚会的人时，教士便消失了。他召了一个警察前来，希望制止聚会举行，但他却劳而无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地有一群优良的会众成立起来。

奥茵·劳恩霍姆和朱莉亚·帕森斯在厄瓜多尔伊瓦拉附近的城镇传道时，曾屡次受到教士所怂恿的暴民干扰。由于每逢海外传道员在圣安东尼奥出现，教士便引起骚乱，两位姊妹于是决定将注意力转到一个称为阿通塔基的镇上。但有一天，当地的警长焦急地催促劳恩霍姆姊妹赶快离开市镇。他说：“教士正发动示威要攻击你们，但我手下没有足够的警员去保护你们。”劳恩霍姆姊妹生动地忆述接着发生的事，说：“群众向我们步步进迫！他们挥舞黄白相间的梵蒂冈国旗，教士则高声喊叫口号，诸如‘天主教教会万岁！’‘打倒基督新教徒！’‘圣母的童贞万岁！’‘告解万岁！’等。教士每喊一个口号，群众便一字不易地跟着他喊。”就在这紧急关头，有两个男子邀请见证人进入当地的工人会馆里避避风头。有些好奇的人进来看看究竟有什么事发生，于是海外传道员便把握机会向他们作见证。她们将携带在身的所有书刊都分发出去。

为了满足特别需要而设的课程

自从社方从基列学校派出第一批海外传道员以来，在随后的多年中，耶和华见证人的组织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增长。学校在1943年成立时，世上只有12万9070位见证人，分布在54个国家和地区里（但按照1990年初早期的地图划分计算，则分布在103个国家地区里）。到1992年，普世各地有447万2787名见证人，散布在229个国家里和海岛上。由于有这项增长发生，组织的需要也随之而异。有许多分社办事处一度只照顾不及一百个见证人，国内只有几群会众，但现今却督导数以万计的见证人的活动。在这些分社当中，有许多也必须在当地印制书刊以供应参与传福音工作的人。

为了应付逐渐改变的需要，基列学校成立了18年之后，社方在世界总部提供一项为期十个月的课程，特别训练那些在守望台社分社办事处负有重责的人。其中有些以前已在基列接受过为期五个月的海外传道课程，另一些则没有。他们所有人都能够从这项特别为他们的工作而设的训练得益。他们讨论怎样处理各种情势及按照圣经的原则照料组织的需要，这样行具有使人团结的作用。他们的课程包括对整本圣经作逐节的分析研究。课程也提供对宗教历史的回顾；训练人照料分社办事处、伯特利之家和印刷厂各项活动的细节；以及有关督导外勤服事职务、组织新会众和开发新田地的有关训示。这些课程（包括减为八个月的最后一届）从1961年至1965年在纽约布洛克林的世界总部举行。有许多毕业生被派回他们本已在其中服务的国家，有些则被派往他们能够对工作作出宝贵贡献的其他国家。

由于社方按照圣经的预言期望有进一步的扩展，从1976年2月1日开始，一项新的安排在各分社办事处生效以迎接未来的扩展。（以赛亚书60:8,22）以前每个分社由一位分社监督与他的助手负责提供所需的督导，但从1976年开始，治理机构任命三位或更多位具备资格的弟兄，在每个分社委员会任职。较大的分社的委员会可能有多至七位成员。为了对所有这些弟兄提供训练，社方在纽约布洛克林安排了一项为期五周的基列特别课程。1977年至1980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分社委员会成员分为十四届在耶和华见证人的世界总部获得这项特别训练。这是统一和精炼各项运作的极佳机会。

基列学校继续训练一些在全时服事职务上有多年经验、愿意且也能够前往海外工作的人，但田地还需要有更多工人。为了加速这项训练工作进行，社方在其他国家设立基列分校，使学生无需学会英语才能接受训练。1980-81年，墨西哥的基列文化学校训练了一批说西班牙语的学生；这有助于纾缓中南美洲对具备资格的工人的急切需要。1981-82年、1984年，及后来在1992年，有基列分校的训练班在德国举行。毕业的学生被派到非洲、东欧、南美洲和多个岛国。1983年则有训练班在印度举行。

随着热心的当地见证人与海外传道员合力一同扩展王国的见证，耶和华见证人的数目急剧增加而有更多会众成立。在1980年至1987年间，世界各地会众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27，共达5万4911群。在有些地区，虽然有许多人参加聚会及外勤服事职务，大部分弟兄认识真理的时日尚浅。这些地方急需有经验丰富的基督徒男子作属灵的牧人和教师，以及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带头。为了应付这项需要，治理机构在1987年设立了一所服事训练学校，作为基列学校的圣经教育计划的一部分。为期八周的课程包括对圣经作深入的研究，以及留意每个学生的灵性发展。课程考虑到组织和司法事项，连同长老和服事仆人的职责，同时也在公众演讲方面提供特别的训练。这所学校并没有妨碍训练海外传道员的课程进行，因为它所使用的是其他设备，并且在多个不同国家中举行。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许多国家协助照料当地的重大需要。

这样，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扩大了所设的训练安排，从而能够对迅速扩展的国际组织的各项需要应付裕如。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海外传道员所表现的精神与以赛亚先知所表现的相若。有一次耶和华向这位先知提出从事特别服务的机会，他立即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书6:8）甘心乐意的精神促使数以千计的青年男女毅然离开熟识的环境和亲属，为了进一步执行上帝的旨意而到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服务。

家庭环境曾使许多传道员在生活上作出改变。有些人在成为海外传道员之后有了儿女，但他们能够留在他们奉派的国家里，按照需要从事世俗工作，继续与当地的会众一同服务。有些人在服务多年之后，由于要照料高龄的父母或其他理由，以致不得不返回本国。但他们认为，能够有一段时间从事海外传道服务乃是莫大的特权。

另一些人则能够以海外传道服务为自己一生的事业。为了这样行，他们必须应付深具挑战性的环境。曾在哥伦比亚从事海外传道工作多年的奥拉夫·奥尔森承认：“第一年最艰难。”这主要是由于他无法用新语言表达思想的缘故。他补充说：“如果我继续怀念我的故乡，我就不会快乐了。但是我决心要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在哥伦比亚定居，与当地的弟兄姊妹做朋友，使生活充满服事职务。结果，不久我的工作地区便成为我的家了。”

海外传道员坚忍不拔地在工作地区服务，不一定是由于他们觉得当地的环境很理想。诺曼·巴伯从1947年至他在1986年去世之日都在缅甸和印度服务。他曾就此表达自己的心声说：“人若乐于为耶和华所用，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没有关系。……老实说，热带气候并不是我所喜欢的理想气候。热带地区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亦不是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但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我们所要考虑到的乃是更重要的事。能够向一些在灵性上真正贫乏的人提出协助，乃是无法形容的伟大特权。”

许多人都怀有这样的看法。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大有助于实现耶稣的预言，使王国的好消息在末日临到之前传遍一切有人居住的大地，对万国作一个见证。——马太福音24:14，《新世》。

［脚注］

［第523页的精选语句］

课程强调，完全仰赖耶和华和绝对忠于他乃是至为重要的事

［第534页的精选语句］

良好的幽默感对学习语言大有帮助！

［第539页的精选语句］

予人耐心、仁爱的帮助，但在有必要时也提出严正的劝戒

［第546页的精选语句］

“向一些在灵性上真正贫乏的人提出协助，乃是无法形容的伟大特权”

［第533页的附栏］

历年来的基列各届

1943-60年：学校设于纽约州南兰星镇。开办了35届，总共有来自95个国家地区的3639个学生毕业，大部分被派从事海外传道服务。美国的环务和区务监督也曾在各届受训。

1961-65年：学校设于纽约布洛克林。开办了5届，有514名学生毕业，被派往守望台社设有分社办事处的国家；大部分毕业生均接获属于行政性质的委派。其中四届的课程是10个月，一届是8个月。

1965-88年：学校设于纽约布洛克林。开办了45届，每届的课程共20周，有2198名学生接受训练，其中大部分奉派从事海外传道服务。

1977-80年：学校设于纽约布洛克林。为期五周、特别为分社委员会成员而设的基列课程。一共举行了十四届。

1980-81年：墨西哥的基列文化学校；课程共10周；举行了三届；72个说西班牙语的毕业生获得装备在拉丁美洲服务。

1981-82年、1984年及1992年：德国的基列分校；课程为期10周；举行了四届；98位说德语的学生来自欧洲各国。

1983年：印度举行的训练班；课程共10周，以英语主持；学生分为3批，共70名。

1987年－ ：服事训练学校，设有为期8周的课程，在世界各地的适中地点举行。至1992年，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已在本国以外超过35个国家和地区服务。

1988年－ ：学校设于纽约州的华基尔。目前举行为期二十周的课程以装备人从事海外传道服务。社方计划一待纽约州帕特森的《守望台》教育中心落成，便将这个学校迁往该处。

［第538页的附栏］

学生来自多个国家

曾在基列攻读的学生分别属于数十个不同的国籍，来自逾110个国家和地区。

第一批来自多个国家的学生是在1945-46年受训的第六届。

社方向美国政府申请准许外国学生以非移民的学生签证入境。美国教育部于是承认基列学校提供与专业学院及教育机构相当的课程。因此，自1953年以来，世界各地的美国领事馆均将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列为认可的教育机构之一。从1954年4月30日起，这个学校出现在题名为《司法部长认可的教育机构》的出版物中。

［第522页的图片］

基列学校的第一届学生

［第524页的图片］

艾伯特·史劳德与基列学生讨论会幕的各项特色

［第525页的图片］

马克斯韦尔·弗兰德在基列学校的圆形剧场作演讲

［第526页的图片］

基列毕业礼是属灵的高潮

……有些则在规模巨大的大会中（纽约，1950年）举行

……有些在学校的校园里举行（图示N.H.诺尔于1956年在学校的图书馆前发表演说）

［第527页的图片］

1950年代，基列学校设于纽约州南兰星镇的校舍

［第528页的图片］

赫蒙·伍达德（图左）和约翰·埃里切蒂（图右）在阿拉斯加服务

［第529页的图片］

约翰·卡福尔思运用视觉教材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教导人

［第530页的图片］

1950年在爱尔兰的海外传道员与区务监督

［第530页的图片］

1947年，基列毕业生奉派前往东方从事海外传道工作

［第530页的图片］

1969年日本的一些海外传道员和他们的同工

［第530页的图片］

1956年巴西的海外传道员

1954年乌拉圭的海外传道员

1950年意大利的海外传道员

［第530页的图片］

最先奉派前往牙买加服务的四位基列海外传道员

［第530页的图片］

1950年在索尔兹伯里（现今津巴布韦的哈拉雷）设立的第一个海外传道员之家

［第530页的图片］

马尔科姆·维戈（1956-57年的基列毕业生）和他的妻子琳达·路薏丝；这对夫妇曾在马拉维、肯尼亚和尼日利亚服务

［第530页的图片］

罗伯特·特雷西（图左）和杰西·坎特韦尔（图右），以及两人的妻子——1960年在哥伦比亚从事周游探访工作的海外传道员

［第532页的图片］

在象牙海岸海外传道员之家里举行的语言学习班

［第535页的图片］

1947年，特德和多丽丝·克赖恩在美属维尔京群岛找着许多渴望听见圣经真理的人

［第536页的图片］

1960年代，罗根（前排中央）与阿美族的见证人摄于王国聚会所前

［第540页的图片］

1949年，曾在基列受训的区务监督维克托·怀特在菲律宾发表演讲

［第542页的图片］

玛格丽塔·柯尼格尔在布基纳法索主持家庭圣经研究

［第543页的图片］

自1958年以来一直从事海外传道工作的奥茵·劳恩霍姆在厄瓜多尔面对教士率领的暴民

［第545页的图片］

服事训练学校

1987年在美国宾雪法尼亚州科里奥波利斯举行的第一届（上图）

1991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第三届（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