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抄本

（Manuscripts of the Bible）

圣经并不是源于人的，但圣经的写作和保全却是人间的一段历史。公元前1513年，摩西受上帝启示，开始编写圣经。一千六百多年后，使徒约翰写下了圣经的尾声。圣经本来并不是合成一本书的，但时间长了，开始越来越多人需要圣经各卷的抄本。例如，犹太人在巴比伦做俘虏的日子结束后，并不是所有获释的犹太人都回到犹大地，许多犹太人在别的地方定居。由于犹太人的大流散，结果在大片地区涌现犹太会堂。为了应付犹太会堂的需求，抄经士抄写圣经的副本，让犹太人可以聚集聆听人朗读上帝的话语。（徒15:21）后来，为了日益增加的基督徒会众，有些基督徒自觉自愿地抄写圣经，让各群会众可以交换传阅。（西4:16）

活字印刷术在公元15世纪开始普及以前，无论是圣经原作还是圣经抄本，都是用人手誊写的，因此叫手抄本或抄本（拉丁语manu scriptus就是“手写”的意思）。圣经抄本就是用人手誊写的副本，跟印刷本相对。这些抄本可以是圣经全书，也可以是其中一部分，主要有书卷和书册两种形式。

材料 圣经抄本可能写在兽皮、纸莎草纸、犊皮纸或羊皮纸上。例如，著名的“死海古卷以赛亚书”就是写在皮卷上。纸莎草是一种水生植物。人们用这种植物的纤维造出来的纸就叫纸莎草纸。人一直用纸莎草纸抄写原语圣经和圣经译本，直到公元4世纪左右。此后，人们用优质的犊皮纸或羊皮纸抄写圣经，在以往用兽皮作为书写材料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一些著名的抄本，如4世纪的《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1209号》，都是写在羊皮纸上的。

重叠抄本（英语palimpsest；拉丁语palimpsestus；希腊语pa·limʹpse·stos，意思是“再刮掉”）指一份抄本原来已经写上文字，但被消除或刮掉，好写上新的内容。一份著名的重叠抄本是公元5世纪的《以法莲重叠抄本》。假如重叠抄本上被刮掉的文字比较重要，学者常常可以利用化学试剂和摄影等技术阅读已经刮掉的文字。《希腊语经卷》有些抄本是经文选集，也就是为了在宗教集会运用而节录的经文片段。

字体 用希腊语誊写的圣经抄本（《希伯来语经卷》译本，或《希腊语经卷》抄本，或两者兼备）可以按抄写的字体分类。这也是考证抄本年代的一个方法。比较古老的字体是安色尔字体——一种字母较大，字母之间不连写的大写体。用安色尔字体誊写的抄本一般没有分词，也几乎没有标点和重音符号。这种字体一直通行至公元9世纪，《西奈抄本》就是一份安色尔字体抄本。公元6世纪，书写的字体开始酝酿改变，最终在公元9世纪产生了小写草书——一种字母较小，写起来多半接连不断的字体。现存的《希腊语经卷》抄本大部分都是小写草书的。小写草书一直通行至印刷术面世为止。

抄写员 据目前所知，没有任何圣经原作的手稿存世。可是，圣经仍能准确可靠地保存下来，因为抄写圣经的人一般都接受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所以在抄写上帝的话语时都力求准确无误。

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代，以及此前的多个世纪，抄写《希伯来语经卷》的人叫“抄经士”（希伯来语soh·pherimʹ索费林）。以斯拉是早期的一个抄经士。圣经说他是个“熟练的抄经士”。（拉7:6）后期的抄经士在希伯来语文本上故意修改了一些地方。但是，继承抄经事业的“马所拉学者”却找出这些修改，并注明在“马所拉”（他们抄写的希伯来语马所拉文本页边的注释）里。

抄写《希腊语经卷》的人也尽力如实复制圣经文本。

我们怎么能肯定圣经的内容没有改变？

尽管抄写圣经的人非常细心，微小的抄写错误和改变还是在所难免的。总的来说，这些差异都是无关宏旨的，不影响圣经整体的可靠程度。学者们通过仔细校勘存世的抄本和古译本，已经找出各种错误和差异，加以修正。圣经希伯来语文本校勘学始于18世纪末叶。1776-1780年间，本杰明·肯尼科特在牛津出版了六百多份马所拉希伯来语抄本。1784-1798年间，意大利学者詹伯纳多·德罗西在帕尔马出版了731份抄本的校勘本。德国学者贝尔也出版了《希伯来语经卷》的主要文本，C．D．金斯伯格也在较近期这样做。希伯来语学者鲁道夫·基特尔在1906年发表了《圣经希伯来语文本》初版，文本的脚注提供了鉴别经文的资料，比较许多马所拉文本的希伯来语抄本。基特尔基本上采用本·哈因的文本。可是，后来有更古更好的马所拉文本（本·亚设编纂）面世，于是基特尔着手编纂全新的第三版，直到去世为止。基特尔去世后，遗作由他的同事完成。

最初在1950-1960年出版的《圣经新世界译本》，就是以《圣经希伯来语文本》第7,8,9版（1951-1955）作为基本文本，从希伯来语翻成英语的。一份希伯来语新文本叫做《希伯来语经卷斯图加特文本》，在1977年面世。《新世界译本》1984年版用这个新文本去更新脚注的参考资料。

1514-1517年出版的《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希腊语及拉丁语）收录了《希腊语经卷》的第一个印刷本。1516年，荷兰学者伊拉斯谟出版了《希腊语经卷》希腊语主要文本的初版。这个版本有许多讹误，但1519-1535年有4个修订版相继面世，使文本的素质得以提升。后来，法国巴黎印刷商兼编辑罗伯特·埃蒂安纳（斯特凡尼斯）发行了几个“新约”希腊语版本。这几个版本大致根据伊拉斯谟的文本，但按照《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和15份近期抄本修正错误。1550年，斯特凡尼斯出版他的希腊语文本第3版。这个文本实际上成了“公认文本”（拉丁语textus receptus），许多早期英语译本都以这个文本为根据，包括1611年出版的《英王钦定本》。

J．J．格里斯巴赫编纂的希腊语主要文本是近代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文本。他运用其他人搜集的资料，留意奥利金等早期作家所引录的经文，研究各种译本（如亚美尼亚语译本、哥特语译本、菲洛克塞努斯译本）的异文。他认为存世的抄本有三个体系，或三种类型的校订本，分别是拜占廷类型、西方类型、亚历山大类型，而他认为亚历山大类型比较好。他所编的希腊语主要文本的不同版本在1774-1806年间面世，《希腊语经卷》全书文本的主要版本在1796-1806年间出版。格里斯巴赫的文本是夏普的英语译本（1840）的底本，也是本杰明·威尔逊翻译的《双语对照强调译本》（1864）所印行的希腊语文本。

1881年，剑桥大学的两个学者B．F．韦斯科特和F．J．A．霍特出版了《希腊语经卷》一个主要文本，受到普遍的接纳。这个文本是二人辛劳28年的成果，虽然二人各自工作，但经常比较笔记。他们像格里斯巴赫那样，把抄本分成几个体系，而且特别重视他们叫做“中立类型”的抄本，包括著名的《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1209号》（两份抄本都是公元4世纪的文献）。假如这些抄本的文句一致，特别是古代其他安色尔字体抄本也一样的话，韦斯科特和霍特就认为大概不必商榷了，但他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把所有想得到的因素都考虑过，以求解决异文引起的问题。假如两段异文的分量差不多，就会在他们的主要文本里注明。《新世界译本》的《希腊语经卷》部分就是主要根据韦斯科特与霍特的文本译成英语的。不过，新世界圣经翻译委员会也参考其他出色的希腊语文本，其中之一是内斯特莱编纂的希腊语文本（1948）。

关于《希腊语经卷》文本的历史和现代经文校勘学的研究成果，库尔特·阿兰教授说：“凭着40年的经验，以及在各抄本验证过1200段经文的结果，我们可以断言：《新约》文本流传至今仍然极为准确，比古代任何著作都要可靠。即使将来还会发现其他抄本，但这些抄本令目前文本不得不大幅度修改的可能性是零。”（《流传至今的〈新约〉仍然准确可靠》，斯图加特，1986,27-28页）

存世的《希腊语经卷》抄本（希腊语或其他语言的抄本）在词句上有若干歧异（称为“异文”）。这是意料中事，因为抄本是由不完美的人辗转传抄的，而且抄写的人有许多并不是专家。假如有若干抄本都按照同一份抄本（也许是早期文本的某一个修订本）誊写，或者都来自某个地区，就可能至少有一些异文是相同的。这些抄本可以说是属于同一个体系或类型。学者把有相似异文的文本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或体系，而且越分越多，目前已经有亚历山大类型、西方类型、东方类型（叙利亚和凯撒里亚类型）、拜占廷类型，包括了不同的抄本或散见于众多抄本中的异文。尽管不同类型的抄本各有异文，各类型之内也有歧异，流传至今的圣经其实跟上帝启示的原作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异文一般对圣经的道理没有影响。学者的校勘工作已经把所有重大的错误修正，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文本是真确可靠的。

自从韦斯科特与霍特出版了他们校勘的希腊语文本以后，其他的《希腊语经卷》校勘本陆续面世，著名的有联合圣经公会出版《希腊语新约圣经》，目前是第4版。另一个文本跟《希腊语新约圣经》的语句完全一样，俗称内斯特莱－阿兰文本，目前是第27版，1993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版。（见《希腊语经卷》）

《希伯来语经卷》的抄本 在各地的图书馆里，《希伯来语经卷》现存的抄本大抵有六千份，有的是全书，有的是部分经卷，当中绝大部分是马所拉文本，是公元10世纪或以后的产物。马所拉学者（公元第一个千年下半叶）力求如实地抄写希伯来语文本，不修改文本上的词句。不过，由于希伯来字母原本只有辅音，没有元音，为了保全传统的发音，马所拉学者发明了一套注音系统，包括元音符和重音符号。此外，他们在“马所拉”（旁注）里标明不寻常的地方，作出他们认为必要的修正。这就是今天印刷成书的圣经希伯来语马所拉文本。

犹太会堂所用的《希伯来语经卷》抄本残破了，就会换上确认无误的新抄本，作废的抄本则藏在秘库（犹太会堂的储藏室）。等秘库满了，就把抄本搬出去举行仪式掩埋。许多古抄本显然就是这样湮灭的。不过，埃及旧开罗区的犹太会堂秘库却保全了不少抄本，大概是因为这个秘库被人砌墙封住了，结果被遗忘了多个世纪。公元1890年，犹太会堂重建后，秘库里的抄本被重新鉴定，其中包括颇为完整的《希伯来语经卷》抄本和残片（有人说是公元6世纪的文献），现藏于不同的图书馆里。

《纳什纸莎草纸残片》是存世最古老的圣经经文残片之一，在埃及发现，现藏于英国剑桥。《纳什纸莎草纸残片》写于公元前2世纪或前1世纪，只有4片合共24行的文字，记载了马所拉文本之前的十诫面貌，以及申命记第5章和第6章的一些经文，看来是训诲集的一部分。

从1947年起，死海西面的多个地点发现许多圣经书卷和其他书卷，通称为“死海古卷”，当中最重要的是在库姆兰（古姆兰）干河的洞穴和附近山洞发现的抄本。这些抄本又称“库姆兰古卷”，看来是一个犹太教社团的遗物。这个社团曾经聚居在库姆兰遗迹一带。最先发现这些古卷的是一个贝都因人。在耶利哥以南大约15公里（9.5英里）的一个洞穴，他发现了若干陶罐，里头放了一些古抄本。抄本里有一份保存得很好的皮卷是以赛亚书全书（只有几行残缺），那就是现在有名的“死海古卷以赛亚书”（1QIs^a）。（见上册322页图片）古卷的希伯来语字体比马所拉文本所用的要早，经鉴定后定为公元前2世纪末的文献，比当时最古的马所拉文本抄本早了大约一千年。两份文本虽然在拼写和语法结构方面有些差异，但在意思方面却没什么分别，对教义没有影响。在库姆兰地区发现的文献涵盖一百七十多个书卷的残片，内容包括除以斯帖记外的《希伯来语经卷》全书，有的圣经书卷还不止一个抄本。人们相信，这些抄本和残片写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到公元1世纪中叶。死海古卷所包含的希伯来语文本不止一种，例如有马所拉的早期文本，也有希腊语《七十子译本》的底本。学者们仍在研究这些资料。

在《希伯来语经卷》的著名犊皮纸抄本中，有一份叫《开罗卡拉派先知书抄本》。这份抄本附有“马所拉”（旁注）和元音符，书末的结语注明是在公元895年写成的，抄写人是著名的马所拉学者提比里亚人摩西·本·亚设。另一份重要抄本是公元916年的《彼得堡后期先知书抄本》。《阿勒颇西班牙系抄本》曾存放在叙利亚的阿勒颇，现在藏于以色列，本来包含《希伯来语经卷》全书，但在1947年散失了一部分。《阿勒颇西班牙系抄本》原先是只有辅音字母的文本。公元930年前后，摩西·本·亚设的儿子，亚伦·本·亚设，为《阿勒颇西班牙系抄本》订正错误，加上标点和“马所拉”。经过鉴定最古老的《希伯来语经卷》全书抄本，是《列宁格勒抄本B19^A》，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公众图书馆。这个抄本是在公元1008年，“照亚伦·本·摩西·本·亚设老师所预备和注解的书卷”抄写的。另一份值得注意的希伯来语抄本是一份摩西五经的抄本，现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抄本4445），包含了创世记39:20到申命记1:33（除民数记7:46-73和9:12－10:18外，这部分经文不是缺失，就是由后人加添的），很可能是公元10世纪的文献。

《希伯来语经卷》的抄本，有许多都是用希腊语抄写的。《福阿德纸莎草纸残片》中有一份（266号，藏于开罗，属埃及纸莎草纸文献学会所有）特别值得注意。抄本的残片记载了《七十子译本》创世记的一部分和申命记的下半卷。这份抄本写于公元前1世纪，在多处以方体希伯来字母写明上帝的名字，夹杂在希腊字母之间。公元前2世纪的《赖兰兹纸莎草纸残片458号》包含了申命记第23－28章的残片，现藏于英国曼彻斯特。《七十子译本》有一份重要抄本包含了约拿书、弥迦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撒迦利亚书的残片。这是一个皮卷，鉴定为公元1世纪末的文献，以古希伯来字母写明上帝名字的四个字母。（见Rbi8 附录1562-1564页；和合新世界译本附录1522-1527页）

《希腊语经卷》的抄本 《希腊语经卷》是用古希腊共同语写的。虽然据目前所知，没有任何原作手稿留下来，但有人计算过，《希腊语经卷》全书或部分经卷有大约五千份抄本存世。

纸莎草纸抄本 1930年前后，埃及发现一批纸莎草纸文献，当中意义重大的是纸莎草纸圣经。1931年，有人宣布买下了这批文献。这批希腊语抄本，有的鉴定为公元2-4世纪的文献，内容包含《希伯来语经卷》8卷书的部分内容（创世记、民数记、申命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以斯帖记），有3份抄本包含《希腊语经卷》15卷书的部分经文。这些纸莎草纸圣经，大部分被美国一个抄本收藏家切斯特·贝蒂买下来，现藏于爱尔兰都柏林。其余的抄本被密歇根大学和其他人收购了。

国际上标示纸莎草纸圣经的方法是在大写“P”后面的右上角标上一个小小的数字。《切斯特·贝蒂纸莎草纸残片1号》（P⁴⁵）包含一份抄本当中30页的残片，这份抄本原有的纸页可能达220张。P⁴⁵有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部分经文。《切斯特·贝蒂纸莎草纸残片3号》（P⁴⁷）是启示录的一个残缺抄本，包含了十页的残片。人们相信，这两份纸莎草纸残片是公元3世纪的文献。另外，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切斯特·贝蒂纸莎草纸残片2号》（P⁴⁶）。人们相信，这份抄本写于公元200年前后，原有纸页很可能达104张，现存其中86页的残片，但仍包含了保罗其中9封受圣灵启示的书信：罗马书、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早期抄本收录了希伯来书。由于希伯来书没有写明执笔者的名字，所以常常有人争议这封信是否由保罗所写。可是，既然P⁴⁶收录了希伯来书，而P⁴⁶又显然只收录保罗的书信，那就表示在公元200年前后，早期基督徒接纳希伯来书是使徒保罗在上帝启示下写的。这份抄本收录了以弗所书，也否定了以弗所书不是由保罗执笔的说法。

在英国曼彻斯特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有一块小小的纸莎草纸残片，上面写着约翰福音第18章的几节经文，称为《赖兰兹纸莎草纸残片457号》，国际代号是P⁵²。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希腊语经卷》抄本残片，写于2世纪上半叶，具体时间可能是公元125年前后，距离约翰的去世只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既然那个时候约翰福音的抄本显然已经流传到埃及（发现残片的地点），这就表示约翰福音确实写于公元1世纪，而且执笔者确实是约翰。某些考证家曾经声称，约翰福音是在约翰死后由2世纪某个不知名的作家写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在发现《切斯特·贝蒂纸莎草纸残片》以后，关于纸莎草纸圣经抄本的最重要发现就是《博德默尔纸莎草纸残片》，在1956到1961年间出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博德默尔纸莎草纸残片2号》（P⁶⁶）包含约翰福音的很多经文，《博德默尔纸莎草纸残片14,15号》（P⁷⁵）则收录了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许多经文，文本跟《梵蒂冈抄本1209号》非常接近。P⁶⁶和P⁷⁵写于公元200年前后。

犊皮纸或羊皮纸抄本 写在犊皮纸或羊皮纸上的圣经抄本，有的同时包含《希伯来语经卷》和《希腊语经卷》，有的只有《希腊语经卷》。

《伯撒抄本》（代号“D”）是公元5世纪的珍贵抄本。这份抄本最初被发现的具体地点已经无可稽考，只知道抄本公诸于世的时间是1562年。抄本包含福音书、使徒行传，以及另外好几节经文。抄本以安色尔字体抄写，左页是希腊语，右页是对应的拉丁语。1581年，贝札（又称“伯撒”）把这份抄本送给英国剑桥大学，抄本目前由剑桥大学收藏。

《克莱蒙抄本》（D₂）也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对照本，希腊语在左页，拉丁语在右页，收录了公认为正典的保罗书信，包括希伯来书在内。人们认为这份抄本写于6世纪。据说《克莱蒙抄本》是在法国克莱蒙的隐修院发现的，后来贝札把抄本买下来，现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华盛顿抄本1号》是近代发现的一份羊皮纸《希腊语经卷》抄本，包含用希腊语抄写的福音书（西方类型的一般次序：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这份抄本是1906年在埃及买下来的，现藏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里尔艺术陈列馆。这份抄本的国际代号是“W”，人们相信这份抄本写于公元5世纪。不过，看来由于曾经损毁，于是公元7世纪时有人重新补上约翰福音的一些经文。《华盛顿抄本2号》的代号是“I”，也是弗里尔的藏品之一，收录了保罗的正典书信，包括希伯来书在内。人们相信这份抄本写于公元5世纪。

《希伯来语经卷》和《希腊语经卷》 现存最重要、最完整、用希腊语誊写的圣经抄本，都是用安色尔字体写在羊皮纸上的。

《梵蒂冈抄本1209号》 《梵蒂冈抄本1209号》的国际代号是“B”，是公元4世纪的希腊语安色尔字体抄本，抄写地点可能是亚历山大，原本包含圣经全书。后来也许由于原来的文字褪色，于是有人把字母重新描画，只是把他认为不正确的字母或词语省略掉。这份抄本原来的纸页可能有大约820张，现存759张，散失了创世记的大部分、诗篇的一部分、希伯来书9:14－13:25，以及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启示录。《梵蒂冈抄本》藏于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早在15世纪，人们已经知道这份抄本存放在那里。可是，对于那些希望参考抄本的学者，梵蒂冈图书馆当局总是百般刁难。直到1889-1890年，图书馆才把整份抄本的照片出版。

《西奈抄本》 《西奈抄本》也是公元4世纪的文献，但《梵蒂冈抄本》也许稍微古老一点。《西奈抄本》的代号是א（ʼaʹleph阿莱弗，希伯来语的首字母），用希腊语抄写，看来原本包含圣经全书，但《希伯来语经卷》有一部分已经散失，至于《希腊语经卷》则是足本。这份抄本原有的纸页可能至少达730张，但现存的纸页（整页或残片）只有393张。这份抄本是圣经学者蒂申多夫在西奈山的圣凯瑟琳隐修院发现的，第一批在1844年发现，第二批在1859年发现。这份抄本有43张纸页藏于德国莱比锡，3张纸页的残片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347张纸页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据说在1975年有另外8到14张纸页于圣凯瑟琳隐修院发现。

《亚历山大抄本》 《亚历山大抄本》的代号是“A”，用希腊语安色尔字体抄写，收录了圣经大部分书卷，包括启示录在内。这份抄本最初可能有纸页820张，保存下来的有773张，一般认为写于公元5世纪上半叶，现藏大英图书馆。（见下册336页图片）

《以法莲重叠抄本》 《以法莲重叠抄本》的国际代号是“C”，一般认为写于公元5世纪。这份抄本用希腊语安色尔字体写在羊皮纸上，后来原本的希腊语文本被人刮掉，当中若干张羊皮纸重新写上叙利亚人厄弗冷（又译“以法莲”）多篇讲词的希腊语译文，因此称为重叠抄本。重抄的事大抵发生在12世纪，当时羊皮纸十分缺乏。不过，在下面的文字已经被辨认出来。看来C抄本曾经用希腊语写上圣经全书，但留存下来的纸页仅有209张，其中145张是《希腊语经卷》。因此，现在这份抄本只包含《希伯来语经卷》的部分书卷，以及《希腊语经卷》所有书卷（除帖撒罗尼迦后书和约翰二书外）的部分经文。《以法莲重叠抄本》现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圣经文本非常可靠 跟圣经抄本相比，世俗作家的古典作品只有很少抄本留存下来，原作手稿更早已灰飞烟灭。尽管世俗古典作品现存的副本是在作者死后多个世纪才制成的，现代的学者却认为这些后期的副本足以证明世俗作品的文本是可靠的。知道这一点，我们对圣经文本的信心就能大大增加，明白圣经文本可靠得多。

存世的希伯来语圣经抄本的抄写过程非常严谨。论到《希伯来语经卷》的文本，学者W．H．格林说：“存世的古代作品，没有比圣经保全得更准确的了。这个说法应该十分稳妥。”（《考古学与圣经历史》，J．P．弗里著，1964,5页）研究圣经文本的已故学者弗雷德里克·凯尼恩爵士写过一套共七卷的著作，书名叫《切斯特·贝蒂圣经纸莎草纸残片》，他在书里的序言说了一段让人安心的话：“研究过这些［纸莎草纸残片］后，得出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这些抄本证实了现存的圣经文本是相当准确的。这个结论的确令人满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没有显著的不同或根本上的差异。内容没有重大的删减或增添，也没有足以影响重大事实或教义的异文。异文只影响到一些小节，例如词序或选词用字……。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更古老的抄本证实现有的圣经文本是准确可靠的。由此可见，获得这些抄本有划时代的价值。”（伦敦，1933,第1卷，15页）

论到《希腊语经卷》，凯尼恩爵士说：“圣经的原稿和现存最古老的抄本，两者写成的日子非常接近，差距小得可以不必理会。流传至今的圣经，跟原作没有多大分别。任何使人怀疑这件事的理由，现在都已消除了。我们可以完全确定，《新约》各卷都是准确可靠 的，大体上没什么改变。”（《圣经与考古学》，1940,288-289页）

差不多二千年前，“忠信真实的见证人”（启3:14）耶稣基督再三指出并极力表明《希伯来语经卷》是真确可靠的。耶稣的使徒也同样做。（路24:27,44；罗15:4）现存的古译本进一步表明，流传至今的《希伯来语经卷》非常准确。《希腊语经卷》的抄本和译本提供无可反驳的证据，表明上帝话语的这部分保全得非常好，准确地流传到今天。因此，现在我们有幸读到完全准确可靠的圣经文本。仔细查考存世的圣经抄本，有力地证明圣经的确受到好好保全，恒久不变。我们再读以下受圣灵启示的话就更有意义了：“草必枯萎，花必凋谢，我们上帝的话却万世长存。”（赛40:8；彼前1: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