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帝的恩典得益
由尼罗嫩（Eero Nironen）君自述
天上之天尚不足以包含的宇宙创造主，耶和华上帝竟对低微的人表示眷顾，这是何等其妙的事！他仁慈地容许人认识他和他那超卓的美德。他给予我们鼓起勇气和怀持希望的良好理由，甚至邀请我们作他的同工。他是多么仁慈！这的确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对上帝的慈爱所怀的体会和感激成了我的一生的指引。
从我在芬兰曼蒂哈游（Mäntyharju）的古老府邸中渡过的童年时代开始，我便一直深深体会到上帝仁慈地预备给人类享受欣赏的万物之美而怀着敬畏的心仰望创造的主宰。然而各种教派却无法提供给我任何足以令我甘愿一生致力从事的活动。我对于研究语言和音乐深感兴趣；假若我不是在后来找到一些更重要的东西的话，这种研究很可能仍然是我生活上的主要兴趣。那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一件待做的工作
我一向均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但是直到1910年我才开始了解他的旨意。那时我的哥哥将我的注意力引到圣经的真理之上。他给了我一套称为《“圣经的研讨”》的丛书中的头一册。那时我正在学校里读书，但由于功课并不繁重，我有许多课余的时间做别的事，而阅读《圣经的研讨》一书遂成了我的新嗜好。借着阅读它们，我逐渐体会到上帝为了使人类得永生（有些人在天上，其他的人在地上的乐园里）而显示的慈爱实在比我从他的创造工作所见到的慈爱更为伟大。“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耶稣基督的一位使徒宣告说，“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2:8）既然领受了这样不配得的恩典，我自然不能辜负了它。我必须将其与别人分享；虽然我的同学大多数都反对真理，我仍然开始向他们传讲。——哥林多后书6:1。
随着日子的过去，我的知识亦逐渐增长。守望台社所出版的书籍和小组内成熟的弟兄的谈话帮助我对自己的责任获得一个更清楚的概念。在1914年的夏天，当我看过创造影剧这部影片和它如何将上帝的旨意从创世一直到未来的新世界逐步解明之后，我深受感动而决定将自己呈献给上帝。于是我在赫辛斯基的一次大会中受了浸。
正如它曾帮助我认识真理，创造影剧这部影片继续帮助了其他许多的人，它在芬兰作了一项极有力的见证。在大战爆发之前的四年间，见证人一直为世界末期将于1914年开始的事实努力向人作见证，结果许多人都得以知道这件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反而帮助我们宣传这部影片。甚至有些俄国军官亦来观看这部影片。
战争时期
那是一段艰苦的时期。正如圣经所预言，世界的确进入了它的末期。世界大战带来了灯火管制，粮荒，瘟疫和道德的崩溃。甚至在后方亦掘起了战壕，而且不断有各种骚动不安发生。在这段动荡的时期中我遇到一位原籍德国的俄国军官；他对圣经的真理如此深感兴趣以致他购下了一切德文的守望台出版物和一部圣经。他阅读它们直至深夜，然后在翌日来找我将他所不了解的部分解释给他听。但不久他便被调走而失去踪迹了。
国内的纷乱情形终于酿成了一场在右派与左派，或“白色”分子与“红色”分子，之间的内战。那时我正好在曼蒂哈游的家里，这个地方位于“白色”分子的区域里而和我们在南部的弟兄们隔绝。当时民众的情绪非常紧张；他们将每个不活跃地参加他们的争战的人都视为敌人。许多人竟因为我在这段战乱的时期中传扬圣经和平的信息而大感愤怒，但是上帝却仁慈地看顾保护我们。内战在不久之后便结束了；于是政府接着开始经常的征兵。
这使我有机会向许多军官解释基督徒所应守的中立立场。虽然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他们之中有些仍然很仁慈地对待我。其中一个时常来找我讨论各种问题，而且我也有很多机会向其他的军官和兵士作见证。我记得有一位军官在获悉我的信仰和芬兰国立的路德会不同时来向我发问。‘我不相信地狱永火的刑罚，’我解释说。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亦不相信人的灵魂永远不死。’‘这正是我一向所想的，’他回答说。他要我向他手下的兵士讲解这些道理，于是我遂得以有机会向他们作了几次演讲。
学习说话的技巧
当我参加聚会时，我常常不禁羡慕那些作公开演讲的成熟弟兄们；我觉得我若能像他们一样公开向人演讲就好了。但是我坚信这是我永远办不到的事。可是在1917年我却收到守望台芬兰分社的一封信问我是否曾想过对人作公开演讲。我的回答是:‘我当然时常想到这件事，而且非常钦佩别人的演讲口才，但是我自己却绝对没有能力这样做。’对此分社仆人回答说:‘那末我们在开始时只派你作一次短程的演讲旅行好了。’这项任务使我感到惊喜交集；同时我战战兢兢地向耶和华祈求帮助。
我至今仍记得我头一次发表的公众演讲，我将讲词完全写下来，然后半读半讲地总算把它讲完了。虽然那只是一个小乡村，却有四百人左右来听演讲；当时我曾怯场到感觉有点头晕。然而这究竟是一个开头；从那时起凭着耶和华的恩典，我至今已用芬兰话和瑞典话作过1500多个公众演讲，其中多数是在周末作的。
在1920年至1930年间我有机会数次到欧洲的几个国家参加大会和发表演讲。其中最令人兴奋不忘的经验是1926年五月廿五日至卅一日在英国伦敦所举行的国际大会。当时我们分派一本新出版的小册子，称为《人民的旗号》（The Standard for the People）；我仍有如昨日发生的事一般清楚地记得我在一日结束时从担任这项工作所获得的喜乐。大会所通过的决议题名为“向世界统治者所作的一项见证，”措词极为坦率大胆，特别是在当时看来。而卢述福弟兄在挤满听众的亚尔拔皇家大厅所发表的公众演讲题名为“为什么各世界霸权正在倾倒——其救药如何。”（Why World Powers Are Tottering——the Remedy），更好像是审判时所吹起的号角一般。当时我坐在楼座上对于我所见到的事感觉惊叹不已。
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了。芬兰再度陷入严重的困境中。达到当兵年龄的青年弟兄们纷纷被逮补下狱，在那里他们为了紧守基督徒的中立地位而受到严厉的考验和粗暴的待遇。我们的传道工作和圣经书籍均被政府下令禁止，聚会亦不能举行，甚至分社仆人也被关在监狱里。然而借着上帝的恩典，传道工作仍然得以继续在暗中进行。我们设法聚集起来一同研究圣经，甚至还举行过几次大会！在整段时期中我都能够经常主持家庭圣经研究班。
战后不久守望台社的社长诺尔弟兄到赫辛斯基的分社探视我们和帮助我们将工作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我说来这是一项非常富于勉励性的经历；这使我对组织的神治工作方式获得很深的印象。但是我当时所知的其实还不及一半。
返回学校
在社长的访问之后有四个芬兰弟兄被邀到美国的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攻读，而我竟是其中之一！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不错，耶和华通过他的组织，赐给了我另一项宝贵的恩典。
我们抵达美国之后不久便前往参加1946年八月在奥亥俄州克里夫兰城举行的大会。我被派向七万多个群众发表几个很短的演讲；那真是令人战栗和兴奋的经验。当时并且有这么多令我们惊奇快乐的东西:供我们研究之用的新书，新的组织安排和社方设备的扩充计划等。令人兴奋的事并没有止于大会，反之在我们前往基列传道训练学校的途中仍继续增加。
我们受到很仁慈亲切的接待。教师们向我们作自我介绍而使我们顿生宾至如归之感。不错，课程相当难，但却充满了幸福和喜乐。首先我学到如何真正地研究圣经。崭新的伟大景象在我眼前展开了。学习组织的工作方式和看到弟兄们如何衷诚努力地事奉上帝使我自己的信心也大为加强。如今在回到芬兰许多年之后，我们仍旧时常回顾当时的经验而感激耶和华向我表现的这项恩典。
他的恩典已足够
当然，在过去这些年来我有时可能盼望自己具有更强壮的体格。我身体的衰弱有时使我的工作受到阻碍；事实上当我在上一次患上严重的胃病时，我几乎失去了在今世为上帝服务的机会。我被立即送到手术台上；但是由于对耶和华充满信赖，我虽在临危之下仍能保持安宁。为我开刀的医师是一位君子，虽然他认为我并没有多大希望，却仍然愿意尊重我拒绝输血的宗教立场。他的医术非常高明。出于大家意料之外地，我竟复原得很顺利，虽然费时颇久。这使我觉得像使徒保罗在受到一种他称之为‘一根加在我肉体上的刺’的病痛所缠扰时的感觉一样。他盼望能摆脱这项痛苦，但是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12:7-9）我的疾病为我打开了一条路让我有机会对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作了一项良好的见证；他们都对我非常仁慈。
自从我进入守望台的芬兰分社办事处工作以来，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了，可是这段时间看来却似乎很短。我曾放弃在音乐和娱乐界发展的一项机会，但我确信真正的快乐并不是追求物质的财富或自私的虚荣所能带来的。我在称颂赞美上帝的工作上找到了远较深长的快乐。我对于研究语言所感的兴趣亦比在我的童年时期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我一直担任着将永生的信息译成我的本国语言的工作。上帝的恩典为我打开了这一切机会。它们为我的生命带来了极大的喜乐，并且使我能够一生致力于将这项恩典与他人分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