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93年的生活

腓特烈·法兰兹(Frederick W. Franz)君自述

1893年9月12日，在美国肯塔基州卡温顿市有一个男婴出生。卡温顿市位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对河的南岸。男婴的快乐父母，爱德华·腓特烈·法兰兹和艾达·路易丝·克鲁格，为他们的儿子命名腓特烈·威廉·法兰兹。

这便是我93年以来的生活的开始。我的父亲在德国出生，是个路德会教徒；他要我受的洗礼仅由一位牧师把他的湿手按在我额上便了事。洗礼证书配上画框挂在家里的墙上，和我两位哥哥——艾伯特·爱德华和赫尔曼·腓特烈——的洗礼证书挂在一起。二十年后我才知道这样的宗教仪式多么不符合圣经。

后来我们迁往格林阿普街，当时我才初次看见不用马拉的两座位开篷汽车在街上行驶，多年之后我才初次见到飞机。当时我们住在克里格面包店隔邻，父亲在那里当夜班的烘面包师。他在天亮时回家睡觉，下午起来和儿子们共叙一段时间。

我到了学龄，首先被送往圣约瑟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区附属学校就读；这间学校坐落在第十二街和格林阿普街附近。我仍然记得在课室里发生的事。有一次，因为我不守规矩，作临时教师的“弟兄”（修士）叫我走到全班学生前面，摊开手掌让他用12寸长的戒尺责打。

我也记得曾经进入昏暗无光的教堂告解室，向屏风后面的教士告解，诵念祷文和自认是个多么顽劣的孩子。告解之后，我下到祭坛的围栏前，跪下让教士放一块面包入我口中。这便是教堂所谓的圣餐仪式，但教士却把酒留下来在后来给自己享用。我的正式宗教训练就在那时开始，但对上帝的尊敬之心却在后来才逐渐增长。

1899年，我在教区学校读满了一年后，我们全家迁往俄亥俄河对岸辛辛那提市的马利亚17街（现今称为东15街）。这次我被送往公立学校，编入三年级。那时我被认为是个粗心大意的学生。记得有一次，我和右边的同桌学生被召进校长办公室，因为我们不守规矩。校长菲次西蒙斯叫我们二人低头屈身，手指按着鞋尖，让他用藤鞭打了多下屁股。相信你可以猜到，我考试不及格。

我父亲不愿让我留级多读一年。在下个学年的开始，他带我去自由街学校谒见校长洛根先生，请求编我入四年级。洛根先生仁慈和蔼地说：“好，我们且看看这位年轻人知道些什么。”我回答了几个颇为深入的问题之后，他显然感觉满意，说：“他看来够资格进入四年级。”这样，他亲自把我编入高于以前我不及格的班级。我从此安心读书，认真做功课，于是就再也没有不及格这回事了。

我幼年在宗教生活方面也有所改变。那时，辛辛那提市长老会第二教会的代表和我母亲联络，她决定遣送艾伯特，赫尔曼和我参加该教会的主日学。费希尔先生是主日学的监督，青年的奥巴尔是主日学的教师。为了这缘故，我很熟悉上帝所感示的圣经。我多么感激主日学的教师送给我一本圣经作为圣诞礼物！

我决意要在自己一生中每天都读一部分圣经。由于这样行，结果我对圣经十分熟悉。在圣经的熏陶之下，我远避班中同学的污言秽语和不道德行为。难怪他们把我视为与众不同的人。

中学和大学

1907年，我念完了初中，父母准许我进入伍德沃特高级中学继续攻读，我的长兄艾伯特则先我一年入学。我决定像他一样选读古典文学，其中一科是拉丁文——这一科我一直读了七年。

1911年春季，毕业的时候到了。我获选为伍德沃特中学毕业礼中的毕业生代表，毕业礼在辛辛那提最大的礼堂——音乐厅——举行。

那时，辛辛那提仅有的三间中学——伍德沃特中学、休斯中学和沃纳山中学——联合举行毕业典礼。高中毕业生坐在大讲台上，面向满座的礼堂听众。致开幕词由伍德沃特的毕业生代表担任。我所选的讲题是“学校与公民的职责。”三位讲者都获得许多赞扬的掌声。我当时是18岁。

父母让我继续升学，于是进入了辛辛那提大学，选读文科。我那时决定要成为长老会的传教士。

除了继续研究拉丁文之外，我又研究希腊文。在金塞拉教授指导之下研究圣经的希腊文是多大的福分！希腊文学作家哈里博士也指导我研究古典希腊文。我知道若想成为长老会的牧师，就必须精通圣经的希腊文才行。于是我努力争取较佳的成绩。

除了在学校研究希腊文和拉丁文之外，我也有兴趣研究西班牙文；我发现它和拉丁文颇为相近。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在我后来从事的基督徒传道工作上，西班牙文多么大派用场。

学院生活的高潮是，大学校长莱昂博士在礼堂举行的学生会上宣布，我获选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学应考，以期赢得罗德斯(Cecil Rhodes)奖学金进入英国的牛津大学攻读。另一位选手在运动方面胜我一筹，但由于我成绩较佳，因此校方希望我和他都进入牛津大学。我意识到自己具备获得奖学金的资格，以常情而论，这是一件值得十分欣慰的事。

“这就是真理！”

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有一次对门徒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我的兄长艾伯特在前一年——1913年——在芝加哥得知真理。艾伯特是怎样获知真理的呢？

1913年春季的一个星期六晚上，艾伯特已在较早时候上床休息；他那时在芝加哥工作，住在男青年会宿舍。稍后，他的同房冲入房间，诉说他有一个难题。他受到邀请当晚要去欣德曼先生太太家里作客，他们的女儿罗拉请来了一位女友。艾伯特的同房认为应酬两位少女太过麻烦，艾伯特于是欣然起来一同前往。艾伯特的同房在当晚和两位女郎相处得颇为融洽。但欣德曼夫妇的注意却集中在艾伯特之上，向他介绍守望台圣经书社的主张。

艾伯特后来寄给我一本题名为《死者在哪里？》的小册，作者是国际圣经会格拉斯哥小组的成员，苏格兰医生埃德加(John Edgar)。起先我把这书丢在一旁。后来，一天晚上，我在前往唱诗班练习之前有点空闲时间，于是开始拿起来阅读。我发现自己对此书深感兴趣，以致不忍释手。我在步行一哩前往长老会的途中继续阅读。由于教堂的门还未开启，我便坐在冰冷的石阶上继续读下去。风琴手行过来看见我埋头阅读，便说：“这本书一定很有趣味。”我回答说：“的确不错！”

既然我很欣赏我正获悉的新真理，遂不禁想去询问牧师沃森博士对这本小册的意见。因此我在当晚就把小册递给他，问道：“沃森博士，你对这本书有什么意见？”

他拿过小册，打开，然后鄙夷地说：“啊，这必然是罗素的谬论。他对末世学知道些什么？”他的轻蔑态度的确使我为之愕然。我拿回小册走开时，心里想道：“我不管他有什么想法。这就是真理！”

不久之后，艾伯特回家探访时又带给我头三卷的《圣经的研讨》，是查尔士·泰斯·罗素(Charles Taze Russell)的著作。艾伯特也介绍我认识当地圣经研究者的小组，它的聚会地点碰巧就在长老会的右边隔邻。我对所学得的知识深感兴趣，不久就决定我和长老会断绝关系的时候已到了。

后来，当艾伯特再度探望我们时，我们一同前往听沃森博士星期日晚上的演讲。会后，我和艾伯特走到他和教友握手道别之处。我对他说：“沃森博士，我要脱离教会了。”

他说：“我早就知道了！我一看见你阅读罗素的谬论，就已经知道了！罗素这家伙，我绝不许他踏进我的门！”他又补充说：“腓特烈，你愿意和我去我的祈祷间一起祷告吗？”我说：“不必了，沃森博士，我已经立定了主意。”

于是，我和艾伯特离开教堂。摆脱以虚假道理教人的宗教制度的缚束是何等令人心旷神怡！加入国际圣经研究者的组织令人何等欣喜！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完全忠于上帝之道的！在1914年4月5日，我以水浸礼象征我的成圣——我们以前对献身一事的说法。

在教育当局宣布投考罗德斯奖学金的结果之前不久，我写信通知当局我对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已失去兴趣，因此要求在考生名单上除名。我对这件事绝不后悔。虽然在我写信之前，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哈里博士已通知我说我已获选领取奖学金，我仍紧守所作的决定。

两个月之后，即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子斐迪南和他的妻子被弑的事件在波士尼亚的塞拉耶佛发生。在同一日，国际圣经研究者在俄亥俄州哥伦布斯市的纪念会堂举行第三日的大会。仅在一个月之后，即1914年7月28日，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圣经研究者正在期望那历时2520年的外邦人日期在该年10月1日结束。

获得父亲允准之后，我在1914年5月从辛辛那提大学退学，那时我还有两星期才念完大学的三年级。我立刻作出安排，成为守望台圣经社属下的派书者或先驱，亦即今日所谓的全时传道员。当时我已活跃地与国际圣经研究者的辛辛那提小组交往。

后来我成为辛辛那提小组的长老。由于这缘故，当美国加盟协约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国内的青年男子被征入伍时，我以福音传道员的身份获准免役。

认识罗素弟兄

回顾我这一辈子的大事，最令我喜悦的事之一是结识守望台社的第一任社长罗素。我首次和他会见是在《创世影剧》于1914年1月4日星期日在音乐厅首映之前的一天。在那个星期六，辛辛那提小组的一位长老在音乐厅外面碰见我，说：“罗素弟兄就在里面，你去后台就能见到他。”我大喜过望，急忙进去，结果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倾谈。他到那里是为了视察《创世影剧》首映的安排。

随后在1916年，罗素弟兄在旅途中为了转车在辛辛那提停留数小时。我和一位姊妹听到消息立刻前往火车站，遇见他和秘书在那里。他带备了午餐，到了午餐时间就和我们分享。

吃完午餐之后，他询问谁有圣经问题。我问及亚当复活的可能性，因为事实上亚当是个不肯悔改的蓄意犯过者。他现出笑意的眼色，答道：“弟兄，你提出问题，又同时解答了。那么，究竟你要问的是什么？”

“完成的奥秘”

1916年10月31日星期二，罗素社长逝世，《圣经的研讨》丛书的第七卷还未出版。他在病重时乘火车从加州返回总部，秘书问他关于第七卷的事，他答道：“有其他的人会写的。”

次年——1917年——第七卷终于面世。这本书对以西结书和启示录，以及圣经中的雅歌均有详细解释。社方计划大量分派这本新书。因此，他们寄出大量的第七卷书给美国全境的各小组。有许多箱寄到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贝米勒街1810号我的家中。至于怎样分派箱里的书，我们等候进一步的训示。

《完成的奥秘》中有八页含有若干知名人士对战争发表不利言论的引句。在基督教国——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各宗教组织的煽动之下，美国政府提出反对，要把书中的247-254页删去。因此，我们把《完成的奥秘》分派到别人手中时，要解释遗漏了几页的原因。美国政府对此仍未感满意，后来在各宗教组织进一步的怂恿之下，把整本《圣经的研讨》第七卷列为禁书。

我记得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正在屋后工作。几个男子沿着屋旁的走道行过来，为首的男子把外衣的翻领掀开，露出金属徽章，要求进入屋内。于是我不得不领他入内，给他看那些装满许多《完成的奥秘》的箱子。几日之后，他们派一辆货车来把所有箱子运走。

后来我们获知；守望台社的第二任社长卢述福(Joseph F. Rutherford)以及在布洛克林总部服务的六位同工被诬告为干预美国的战争动员。他们被判入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服刑20年，但四项判罪同时执行。战争在1918年11月11日结束，后来在1919年3月25日，卢述福弟兄和同工们获得保释，随后进一步获得完全平反。《完成的奥秘》不再被列为禁书，于是有权再度自由出版。

1919年9月1-8日，社方安排在俄亥俄州桑达斯基附近一个半岛尖端的杉树角举行战后第一个大会，我们的精神再度振奋起来！对我来说，参加这个大会是一项至为喜乐的权利。

应邀加入伯特利

次年，1920年，卢述福社长接纳邀请到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发表公众演讲。我那时正在从事派书者的工作，卢述福弟兄邀请我去函申请前往布洛克林的伯特利总部服务。

寄出了信和接到批准的复信之后，我乘火车前往纽约市。我在1920年6月1日星期二晚上抵达，接车的是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市的旧友佩勒，他把我带到伯特利之家去。翌日，星期三，我被正式编定与里玛和毕替住在楼顶的小房间，成为布洛克林伯特利之家的第102位成员。

社方在默特尔街35号设立了第一间印刷厂，在地窖装设第一台轮转印刷机；这机体积庞大，我们呼之为“战舰”。社方那时印制一份新的杂志，称为《黄金时代》——后来改称为《安慰》，亦即现在的《儆醒！》杂志通过地板上的一条槽沟推上，传到斜板上的金属线输送系统，我把它们拾起来，垛齐堆叠，准备后来切齐和处理。

星期六早上，印刷机没有印制杂志，多位弟兄就会用棕色纸张包裹订户的杂志，包裹纸上印有订户的姓名地址。把包纸封好之后，便拿去邮局寄出。有几个月的时间我继续做这件工作，直到后来在派书者部门工作的夏斯列离开总社与梅宝结婚为止。我于是从默特尔街35号转移到哥伦比亚山道124号社方办事处的派书者部门工作。

同时，我以纽约小组成员的身份受到委派，在布洛克林的里治活特区的艾夫特曼家中主持研经班。

播音和大会方面的权利

我继续在派书者部门工作，直至1926年为止。1924年，守望台圣经社在史特丹岛设立了属下的第一座电台，称为WBBR。我享有喜乐的权利参与社方的广播节目，不但发表演讲，而且担任男高音独唱，甚至在钢琴伴奏下弹奏曼陀林。此外，我在WBBR的男子四部合唱团中担任次中音歌手。当然，卢述福弟兄以社长身份在WBBR担任主要讲者；那个电台经常拥有大量听众。

1922年，守望台圣经社在俄亥俄州杉树角召开第二次大会。卢述福弟兄在大会中有力地鼓励人要“宣扬，宣扬，宣扬君王和他的王国。”

我在20年代所享的崇高权利之一是在1926年随同卢述福弟兄前往英国伦敦参加国际大会。他在伦敦的皇家艾伯特会堂向大群听众发表公众演讲，我在他演讲之前由会堂著名的风琴伴奏作男高音独唱。

次日晚上，卢述福弟兄对犹太听众演讲，讲题是“巴勒斯坦是属犹太人的——原因何在？”我独唱的是韩德尔的《弥赛亚》清唱剧中‘安慰你们，我的民哪’这一段。有数千个犹太人到场聆听这个特别演讲。当时我们误把希伯来文圣经的预言应用在肉身受割礼的犹太人之上。但在1932年，耶和华打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出那些预言其实只对属灵的以色列人适用。

使我感到极其振奋的经验之一是，1931年在俄亥俄州哥仑布斯举行的大会中，卢述福弟兄提议一个‘新名’——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大家一致热烈地采纳！自此之后，耶和华的百姓在普世各地的小组都采纳了这个“新名”。——参看以赛亚书62:2。

1935年5月31日星期五，我在大会讲台右边低处的指挥台作乐队指挥，卢述福弟兄在台上发表他那划时代的演讲。他向我们正确地解释启示录7:9-17所描述的‘大群人’是谁。属于所谓约拿达阶级的人特别应邀到场，因此他们听到卢述福弟兄阐明‘大群人’是由“好牧人”耶稣基督手下‘另外的羊’所构成的。（约翰福音10:14,16）那的确是个令人振奋的场合。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在次日——6月1日星期六——有840位与会者以水浸礼象征他们通过基督献身给上帝，而他们的期望是生活在地上的乐园里！从那时起，基督手下“另外的羊”的数目继续增加，远超于好牧人耶稣基督手下从灵而生、数目日减的“小群”门徒之上。——路加福音12:32。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看情形似乎召集‘大群人’的工作要结束了。我记得卢述福弟兄有一天对我说：“腓特烈，看来‘大群人’的数目并不很大。”那时我们尚未知道更大的召集工作还在前头。

社方在1934年提倡使用手提留声机，以唱片播出卢述福社长的演讲，用来介绍圣经刊物。译成西班牙语的演讲唱片面世时，我就利用它们去向亚当士街117号我们的印刷厂附近说西班牙语的邻人传道。借着随后回去探访他们，我帮助感兴趣的人认识圣经的真理。这样，我最后享有权利在布洛克林组织第一个西班牙语小组。自该小组成立以来，我一直隶属于布洛克林西班牙语第一小组。

社长易人

卢述福弟兄在1942年1月8日逝世，诺尔(Nathan H. Knorr)继任社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仍激烈进行，他在1942年夏季发表的“和平——能持久吗？”的公众演讲使我们对前途的看法有所改变。此后不久，诺尔弟兄在1943年2月1日星期一，在王国农场开办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第一届的学生有百人之多。我享有权利在开学典礼中担任节目。当时学校的导师包括凯勒(Eduardo Keller)、弗兰德(Maxwell Friend)、布莱克韦尔(Victor Blackwell)和史劳德(Albert Schroeder)几位弟兄。

诺尔弟兄在开学典礼中致词时透露社方有足够的基金可以维持学校的五年经费。可是，请看看，耶和华上帝全能者至今已使学校经营了九倍于此的时间！

与诺尔交往是一项极大的权利。记得在1923年7月4日，我在宾雪法尼亚州他的家乡阿伦镇外小利克河沿岸向一群准备受浸的人作了演讲之后，他就在那时受了浸。当时我绝没有料到他竟在后来成为守望台圣经社的第三任社长。

在诺尔弟兄的社长任内，我周游各地，对普世各地——包括拉丁美洲和澳洲在内——的大群弟兄讲话，鼓励他们保持忠心。有一次，在1955年，当时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在西班牙仍受到禁止，我前往巴萨隆那郊外的树林中参加一个秘密大会。大会举行之际，西班牙弟兄被武装秘密警察包围，所有男子均被带上卡车送往警察总部。我们被拘留在那里接受盘问。由于我是美籍公民，我假装不懂西班牙文。同时，有两位姊妹逃脱出外，把我被拘留的事通知美国领事馆，他们于是与警方联络。警方为了避免让这事扩大成为国际事件和招致不利的舆论，终于同意释放我们外国人，后来也释放其他弟兄。此后，我们有许多人在塞兰诺弟兄们的家中举行聚会，为了耶和华拯救他的百姓而大大欢欣。1970年，西班牙的耶和华见证人终于获得法律认可。今日，我们在玛德里附近设有分社办事处，在西班牙的组织已拥有6万5000位王国传道员，小组遍布全境。

1977年6月8日，诺尔社长行完了地上的路程而逝世，我继任社长职位。诺尔社长在任超过35年，任期比以前两位社长——罗素和卢述福——更长。作为耶和华见证人治理机构的成员，我受到委派在治理机构的出版委员会和写作委员会服务。

继续在哥伦比亚山道25号的总社办事处服务的确是极大的权利和喜乐。这需要我在经常工作日往来于总办事处和伯特利之家之间——对上了年纪的身体说来，这是极好的体力活动。我虽然已届93岁的高龄而视力衰退，却很高兴耶和华赐给我良好的身体健康。在伯特利服务的66年来，我从未因病错过一天的工作，我现今依然能作全时服务。自1920年以来，我能够亲自目睹在布洛克林总部和世界各地的增长与扩展，这的确是上帝所赐的殊荣。

由于对宇宙至高主宰耶和华上帝以及掌管天上的撒拉弗、基路伯、圣天使等无数天军的元帅耶稣基督怀具充分的信心，我和数百万见证人同工热切期待圣经所预告的大事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伪宗教世界帝国大巴比伦遭受毁灭和上帝全能者大日的战争哈米吉多顿爆发，为“从永远至永远”的宇宙至高者耶和华上帝带来最大的胜利。哈利路亚！——诗篇90:2，《白英顿译本》。

［第24页的图片］

1920年，在前排中座与伯特利同工合摄

［第25页的图片］

1961年与诺尔社长合摄

［第26页的图片］

1978年在日本大会发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