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我在六岁已立下的目标

桑德拉·考恩君自述

许多父母为儿女选定一生的事业，诸如音乐或芭蕾舞等，然后在儿女很年幼的时候便开始加以训练。这正是我母亲对我所做的事。自我两个星期大以来，她便一直携同我参加所有的基督徒聚会和从事外勤传道。

我四岁那年，妈妈认为我已能够单独向人传道了。我还清楚记得我初次尝试如此行的滋味。我们把车驶到一幢大农舍前面，妈妈和其他人留在车里等我，我独自下车走到农舍门口。一位慈祥的妇人聆听我向她介绍十本册子，结果她送给我一大排肥皂作为册子的费用。我两手捧着肥皂，内心兴奋不已！

同年，即1943年，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开办了。这所学校是专门为了训练全时的海外传道员往外地传道而设立的。妈妈鼓励我以海外传道服务为一生的目标。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进行。妈妈时常将一些有关欧洲见证人的儿女被迫与父母分离的惨事告诉我，目的是要装备我有足够勇气去忍受任何试炼。

1946年夏天，我在社方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的国际大会里受浸。虽然当时我年仅六岁，但已决心要履行对耶和华的献身。该年夏天我首次参与先驱工作。我还记得一个早上，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牙哥向坐在广场上的游人分发了40本杂志。我肯定这必然是由于我年纪小和口齿伶俐的缘故。

我们很多时在伯沙林附近传道。患重病的守望台社社长卢述福弟兄于1942年去世之前常在这个地方过冬避寒。我们经常探访当地的全时仆人，与他们共进晚餐。这些喜乐的探访使我深信他们的生活方式便是我所渴望享有的。于是我将基列学校和海外传道服务立为一生的目标。

次年，我父母离了婚，但家庭状况的转变并没有削弱我们的灵性。妈妈是个先驱，她非常关心弟弟和我所受到的训练。我们住在一辆小型活动房屋车里，经常有基督徒弟兄姊妹来访。妈妈刻意安排我认识基列学校的毕业生，其中两位是劳埃德和梅尔巴·巴雷。当时他们正等候前往海外的工作地区——日本。未成行之前，他们在美国从事周游探访。他们甘愿拨出时间鼓励我这个渴望成为海外传道员的小女孩；这的确使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我十岁那年，妈妈跟一位人品极佳的见证人结婚，他也是个先驱传道员。他不仅在书面上同意收养我和弟弟，同时也在心底里接纳了我们。他对耶和华的挚爱和在服务方面的热心对我们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爸妈合力指引我们两个孩子度过了困难的少年岁月。我们的家是个属灵的避难所，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他们两人都是先驱，凭着有限的收入去养育两个儿女绝非易事；这须要他们表现自我牺牲的精神。但爸妈却全心倚赖耶和华，并且将王国的事务置于首位。

我对1950年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大会记忆犹新！当时爸爸为了带我们出席大会，向银行借了一笔款项。为了节省开支，我们携同三个乘客上路以帮补费用。从圣地牙哥直至纽约，爸、妈、弟弟和我一起坐在汽车前面的座位上，其余的人则坐在后面。由于雇主拒绝批准爸爸放假两个星期，爸爸便因参加大会而失业。但爸爸向我们保证，耶和华必定会供应我们所需的。事情果然如此。爸爸后来把汽车卖掉去偿还贷款，之后他很快便找到另一份较佳的工作。后来在我和丈夫面对困境时，这次和其他类似的经验对我的确大有帮助。

从纽约回程途中，我们顺路参观王国农场，在那里我首次见到基列学校。我还记得站在其中一个课室里对自己说：‘我现在还未够11岁，相信一定不会有机会到这里来了。哈米吉多顿必定会先来。’但该次探访使我比以前更决心以基列为目标。

向着目标迈进

我从一年级开始，每个暑假都参加先驱工作。我在1957年6月中学毕业，两个星期后，我便加入了正规先驱的行列。

1957年在洛杉矶举行的区务大会里有一个专为有志前往基列受训的人而设的聚会。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个特别的聚会。聚会在一个大帐棚里举行，我进去时遇见比尔，他是我在六岁时便认识的一位青年弟兄。比尔在过去一年一直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需要较大的地区服务。我们出乎意料地发现大家都对海外传道服务感兴趣。六个月之后，我们决定长期合作，于是致函社方请求委派。在我们结婚前一个月，我们接获委派前往西维珍尼亚州的罗姆尼市服务。

1958年，我们在迁往罗姆尼途中于纽约停留参加大会。在大会期间，我们再次出席为有兴趣前往基列学校受训的人而设的聚会。当时有数以百计的人在场。眼见人数这么多，我们觉得获邀加入基列的机会实在很微。不过，尽管当时我们结了婚仅11个星期，我们依然递上一份初步的申请表。次年，我们出席在费城举行的大会，并且递上第二份申请表。

我和比尔在罗姆尼学会了倚赖耶和华的帮助去渡过困境。罗姆尼是个大约只有2000居民的小镇，想找工作简直就不可能。我们住在一辆5米长，为了加州天气而设计的活动房屋车里，既没有自来水、暖气，也没有冰箱。车内非常寒冷，以致我们须要将水桶内的冰打碎才有水用。弟兄们尽力帮助我们，与我们分享他们打猎得来的食物。我们不但吃过鹿肉，也吃过浣熊和松鼠的肉。我们曾屡次以为当日会没有东西吃，但传道回家时却发现门外放着一些苹果或乳酪。

我们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挣扎了九个月；最后，我们觉得明智之举是迁往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因为比尔可以在那里找到工作。我们将决定告诉弟兄，大家都禁不住哭起来。于是我们决定再苦撑一会儿。

之后不久，一位住在60公里外的马里兰州韦斯特波特的见证人——他是一间超级市场的经理——表示愿意雇请比尔在店内做一份部分时间的差事。在同一个月，一个圣经学生让我们搬进一幢有家具的别致小屋里住，屋内设有一个大煤炉。自那时起，玛拉基书3:10成为我最喜爱的一节经文。耶和华所倾下的福分实在远超过我们的期望。

终于加入基列！

我们一生中最兴奋的日子之一是1959年11月的一日——我们接获邀请前往基列受训的日子。我们加入第35届，这是基列学校在王国农场举办的最后一届。我站在童年参观过的同一个课室里，内心洋溢着一种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温暖和喜悦之感。

基列是个属灵的绿洲，我们仿佛在新世界里住了五个月一般。我们很少在一生中期待一样东西多年，得到后竟发觉比所期望的更好。但基列正是如此。

起初我们被派往印度，但由于无法获得签证，我们在纽约市等候了一年，然后守望台社将我们转派往北非的摩洛哥。

在摩洛哥作海外传道员

我们在摩洛哥度过了24个喜乐的年头。我们一抵步便对当地居民产生了好感。我们学会了法语和西班牙语；这些语言帮助我们跟住在当地的许多不同国籍的人沟通。响应王国信息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其他国家的。

我曾经与一个妇人研读圣经，她是个西班牙弗拉曼柯舞蹈员，在卡萨布兰卡的一间餐馆任职。她获悉圣经的公义原则之后便毅然离开了与她姘居的餐馆东主，返回西班牙去。她向所有家人作见证，其中有些接受了圣经的真理。其后她返回卡萨布兰卡，在那里继续忠贞地为上帝服务，直至在1990年去世为止。

我们在摩洛哥的起初几年，王国传道员的数目有良好增加。可是，由于后来许多外籍人士很难找到工作和取得居留权，许多见证人遂不得不迁往欧洲。有些曾与我们研读圣经的人现今散布在新西兰、加拿大、美国、保加利亚、俄国和法国；其中有些正从事全时的服事职务。

1973年4月，我们在摩洛哥的传道工作突然受政府禁止。这是一项多大的打击！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们一群欢乐的传道员齐集在王国聚会所，兴高采烈地交谈，直至灯火熄灭，告知我们回家的时候到了。谁也想不到我们以后再也看不见这些灯光公开照耀着我们的基督徒同工了。在受禁制的情况下，我们的聚会和环务大会只限于在私人家里以小群的形式举行。见证人若要参加区务大会，便要到法国或西班牙去。

摩洛哥的见证人既然数目锐减，剩下来的人在彼此之间变得感情很亲密。因此，守望台社最后决定将分社办事处关闭，把我们派往其他地区时，我们所有人都依依不舍、涕泪交流。

前往中非洲

我们的新委派是中非共和国。这里的情形与北非有天壤之别！摩洛哥的气候跟南加州差不多，但现在我们却发现自己处身于炎热、潮湿的热带。

我们在当地要面对一些新的难题。例如，我须要克服自己对爬行动物的恐惧。有三次，我入屋时有一只蜥蜴跌在我头上。有时在我们主持圣经研究时，老鼠也决定加入！我其实很想跳起来逃跑，但却学会了控制自己，定睛望着这位不速之客，并且提起双脚和书袋，直至老鼠先生离开为止。我发觉只要不气馁，你是可以适应任何事物和环境的。

我们到达中非共和国六个月之后，电台宣布该国政府禁止我们的活动。接着王国聚会所被关闭，海外传道员则被逐出境。惟独我们和另一对夫妇得以继续留在分社三年。一个星期天早上，我们在举行《守望台》研究班时，忽然有一队武装警察闯进来，将我们带往警察总部。他们将妇女和孩童释放，却扣留了23位弟兄，包括我的丈夫比尔在内。六日之后，他们将比尔释放，让他回家收拾行李；再过三日，我们奉政府之命离境，当时是1989年5月。许多亲爱的弟兄都前来机场送行，我们再次含泪离开自己服务的地区。

最后派往塞拉利昂

我们目前的委派是西非的塞拉利昂。这是个风景秀丽的国家，有许多舒畅宜人的白色沙滩。由于居民十分友善，在当地从事外勤传道实在是愉快的事。每家人都邀请我们入屋坐下，时常坐在芒果树或椰子树的荫下。一般人都喜欢谈论上帝，取出自己的圣经来跟着我们一起阅读。

我和比尔现今在弗里敦的伯特利之家服务。我担任接待员，同时处理订阅和会众的帐目。在一些禁止我们传道的地区服务了16年之后，有机会在一个我们能够自由传道，而且工作正欣欣向荣的地区服务实在是一件赏心乐事。

1991年6月，我从事海外传道服务已整整30年。妈妈的确为我定下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如果她仍然活着，我一定会再次衷心地对她说：“谢谢你，妈妈！”至今我仍然能够说：“谢谢你，爸爸！”

［第28页的图片］

1958年纽约大会

［第29页的图片］

35th class—July, 1960

［第30页的图片］

比尔和桑德拉·考恩1991年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