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耶和华为我带来的喜乐

乔治·布伦利自述

我给海尔·塞拉西国王的年轻学警上完无线电课后，一位学员悄悄来找我，说他知道我是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他热切地问我：“你跟我研究圣经好吗？”

鉴于当时我们的工作在埃塞俄比亚受到禁制，我的身分若被当局知道，我便会跟其他见证人一样被驱逐出境。因此，我很怀疑这个学生是否真的诚恳寻求真理。他会是政府派来的特工，要引我落入他们的圈套吗？身为一家之主和三个孩子的父亲，一想到会失去工作，被迫离开这个国家和日益亲爱的朋友，我不禁慌张起来。

‘可是，’你也许会问，‘一个有家庭负担的美国人，为什么会离乡背井来到老远的北非生活呢？’且让我解释一下。

在美国长大

1920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爸爸订阅了《守望台》杂志，并买了一套《圣经的研讨》。爸爸很爱看书，所以这些书刊他通通看过了。他生性幽默，又爱开玩笑，看看他怎样捉弄那些星期日来我们家作客的人便足以见之。爸爸有一本很漂亮的皮面精装书，书面书脊都用金字写着“圣经”。爸爸会这样打开话匣子：“今天是星期日，你读几节经文给我们听听好吗？”

客人通常没有异议。可是他将这本书翻开时却发现内里一个字也没有！他当然十分惊讶。这时爸爸便说，‘牧师根本对圣经一窍不通，’于是他拿起一本圣经，读出创世记2:7。这节经文描述第一个人被造的经过。圣经说：“人便成为一个活着的魂。”——创世记2:7，《英王詹姆斯译本》。

爸爸解释，人其实没有 一个魂，反之他自己便是 魂。罪的工价就是死。人死时，他是真正死去，全无知觉的。（传道书9:5,10；以西结书18:4；罗马书6:23）甚至在我还未懂得阅读时，我已经熟记创世记2:7的话。认识圣经的真理和将所学的与人分享的确为我带来真正的喜乐。这乃是我仍记得的最早期所发生的事。

由于当时我们经常收到《守望台》杂志，全家人渐渐喜欢吸收这些灵粮。外祖母跟我们住在一起，她是我们家里第一个成为好消息传道员的人。我们住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卡本代尔，这里没有会众，但有一些非正式的聚会举行。在城镇的另一边，几位年长女子主持一个《守望台》研究班，因此妈妈便带我们五个孩子往那里去。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参与外勤传道工作。

从无线电工作至身系囹圄

我在1937年结婚，当时我只有17岁。为了生计，我一方面替人修理无线电，另一方面也教授人这门技术。两个孩子，佩吉和汉克，出生之后，我的婚姻便告破裂。这次离异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我没有好好地过基督徒的生活。然而使我毕生感到遗憾的是，我无法亲自把两个较大的孩子教养成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使我想起许多事情。那时军方给我中尉的军衔，请我教新入伍的军人无线电。可是我所关注的是耶和华对战争的看法。我开始每日向他祷告。后来，我的《守望台》杂志订期满了，露西尔·霍沃思收到满期通知单便来探访我。自1930年代，露西尔的父亲佩里·霍沃思和她的大多数亲属均已成为耶和华见证人。我和露西尔谈恋爱，后来在1943年12月结为夫妇。

我在1944年受浸之后便跟妻子一起以先驱身分从事全时服务。不久我因坚守中立而被判入俄克拉何马州埃尔里诺的联邦惩教所服刑三年。为耶和华受苦是一件乐事。我每日早上起来，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和为了什么原因在这里，便感到莫大的满足而称谢耶和华。战后，我们当中25岁以上的人开始获得假释。我在1946年2月获释出狱。

全时传道工作

我跟露西尔重聚时，她正在俄克拉何马州的瓦戈纳镇从事先驱工作。我们没有汽车，无论往哪里，我们都只有安步当车。我们就这样走遍了全城。后来我们搬到俄克拉何马州的韦沃卡。不久我在邻近一家无线电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差事。要每日工作六小时而同时达到先驱的时间定额实在不是容易。虽然这样，我们夫妇俩却很高兴能够享有事奉耶和华的特权。1947年，社方在洛杉矶举行大会，我们好不容易才买到一辆旧轿车前往参加大会。就在这里，我们开始考虑申请前往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接受海外传道训练。

我们意识到这是关系重大的一步，我们也不想仓猝作决定离开美国。再者，我仍为失去两个儿女而感到苦恼。因此我们再次尝试取得他们的监管权。鉴于我以往的生活方式及坐牢记录，我们依旧失望而回。因此我们决心成为海外传道员。不久社方邀请我们到基列学校的第12届受训。

1949年，我们从基列学校毕业。最初社方派我们探访田纳西州的各群会众。在美国从事了三年周游工作之后，我们接获一封来自守望台社社长办公室的信。社长征询我们是否愿意前往埃塞俄比亚，在那里传道及在当地的学校任教，因为当地政府要求海外传教士必须担任教职。我们接受这项邀请，于是在1952年夏天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

到达埃塞俄比亚后，我们早上教小学，下午则主持免费的圣经班。由于有许多人前来研究圣经，我们每天教授圣经的时间往往有三四小时之久。有些学生是警察，其他的则是神学院和埃塞俄比亚正教学校的教师和执事。很多时，每班圣经学生的数目多至20人以上！其中不少毅然离开伪宗教而开始事奉耶和华。这使我们喜不自胜。每早醒来，我都为此感谢耶和华。

生儿育女及在禁制下向人传道

1954年，我们获悉自己快要为人父母了。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返回美国还是留在埃塞俄比亚。当然，去留要视乎我能否找到世俗工作而定。我找到一份工作，是替海尔·塞拉西国王的无线电台当广播工程师。于是我们得以留下来。

1954年9月8日，我们的女儿朱迪思出生。我起初以为替国王做工会有职业保障，可是仅两年，我便丢了这份工作。然而，不到一个月，警务处便聘请我——以较高的薪酬——教一班年轻男子修理对讲无线电话。接着的三年，我们的儿子菲利普和莱斯利相继出生。

当时我们在传道工作方面所享的自由已不像从前。埃塞俄比亚正教会说服政府将所有耶和华见证人的海外传道员驱逐出境。我遵照社方的指示，将自己的签证从海外传道工作改为世俗工作。由于我们的海外传道工作受禁止，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才行。会众的所有聚会仍如常举行，只是我们化整为零，以细小的研究班聚集起来。

警方搜查若干受嫌疑的见证人的住所。可是，他们不知道，一位副警长——他也是个敬拜耶和华的人——经常通知我们警方会在什么时候前来抄查。结果，这些年来，我们的书刊从没有被充公。每个星期日，我们都前往城郊不同的饭店，那里有供户外野餐用的桌子，于是我们就在此举行《守望台》研究班。

就在这段时间，我向学警教授无线电时，刚才提及的那位学员请我和他研究圣经。我认为他很有诚意，于是便跟他讨论圣经。仅研究了两次，他便带了另一名学员来，然后第三个。我告诫他们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跟我研究圣经。他们也遵嘱而行。

“上帝的旨意”国际大会于1958年在纽约杨基运动场和马球场举行。这时，佩吉、汉克，以及我们的大家庭中其他许多成员均已成为活跃的见证人。能够出席这个大会令我感到十分欣慰！我不但能跟自己两个较大的儿女和其他家庭成员团聚，同时还得以目睹为数超过25万的庞大听众出席大会最后一日的节目，这使我大感兴奋！

第二年，社长内森·H.诺尔来埃塞俄比亚探访我们。对于如何在禁制下继续工作，他向我们提出一些优良的建议。他也很关心我们的家庭及我们的灵性状况。我解释我们现正教导儿女祷告，并问诺尔弟兄是否喜欢听听朱迪思的祷告，他说好。朱迪思祷告过后，诺尔弟兄对她说：“朱迪思，你说得很好。”后来在午膳时，我请诺尔弟兄为我们领祷，祷告完毕，朱迪思说：“诺尔弟兄，你说得很好！”

在美国养育儿女

我跟警察部门的合约在1959年满期。我们本想留下来，可是政府没有批准警察部跟我签新合约。那么，我们应到哪里去呢？我尝试迁往另一个较需要弟兄的国家，但却未能如愿。失望之余，我们只好回美国去。抵步时，我们欢乐地一家团聚。我全部五个孩子一见面便彼此很熟悉，而且相亲相爱。自那时以来他们一直很亲密。

我们在堪萨斯州威奇托住下来。我找到一份无线电工程师兼唱片播放员的工作。露西尔料理家务，孩子在附近的学校读书。每星期一晚我在家里主持家庭的《守望台》研究。我总是设法使研读生动有趣。每天我们都查问孩子在学校里遇到些什么难题。

每个孩子都参加了神治传道训练班。这项训练对他们的学业有很大帮助。我们从婴孩时期便训练他们从事外勤传道。他们学会在住户门前介绍书刊，也跟我们一起与别人主持家庭圣经研究。

同时，我们设法教导儿女认识人生的基本道理。我向他们解释，他们当中一个所享有的东西，其他人不一定都能享有。例如，他们不会经常同时获得礼物。我们会跟他们推理：“如果你的兄姊或弟妹得到一个玩具，你却没有，你有理由埋怨吗？”当然，在别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另外的孩子一些礼物，因此没有一个孩子受到忽视。我们疼爱每一个孩子，从没有偏爱某一个而忽略其他两个。

有时，我们不准儿女做其他孩子所做的事。我不时听到他们说，“某某可以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我设法向他们解释原因。然而，有些时候仅是这样回答便够了，“你不是那个家庭的人，你是姓布伦利的，我们有不同的规矩。”

在秘鲁服务

从埃塞俄比亚回来以后，我和露西尔一直渴望可以再次参与海外传道工作。机会终于在1972年来到，我们能够往南美洲的秘鲁服务。要教养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儿女，这是个最好不过的地方。在这里，儿女不时跟海外传道员、特别先驱和其他来秘鲁帮忙的人交往，能够亲眼目睹那些真正先求王国权益的人所享的快乐。菲利普将这种交往称为有建设性的同辈压力。

不久之后，有些在堪萨斯州的老朋友知道我们在王国传道工作上所得的成果，他们也来秘鲁跟我们会合。我们家里的安排就跟海外传道员之家一样。每个人都有工作委派。这样，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外勤传道。每天早上我们在餐桌上讨论当日经文。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个快乐的时光。再次，每早醒来时，我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和为了什么原因在这里，我便悄悄地向耶和华深深致谢。

后来朱迪思结了婚，但由于她丈夫拿不到居留签证，他们只好返回美国。菲利普当了三年先驱后申请前往纽约布洛克林伯特利服务，并获社方接纳。最后莱斯利也回到美国去。每个孩子离开时都是百感交集；他们时常告诉我们，带他们来秘鲁是我们为他们所做的最好的事。

随着秘鲁的经济日渐恶化，我们意识到我们也不得不离去了。我们在1978年回到威奇托，在那里找到一群说西班牙语的见证人。他们请我们留下来帮他们，于是我们便留下。一群会众成立了，很快这群会众便跟我们以往服务的会众一样深为我们所爱。

厄瓜多尔向我们招手

虽然一次中风使我变成半身不遂，我仍十分渴望能和露西尔再次到别的国家服务。1984年，一位周游监督向我提及厄瓜多尔的增长及他们需要基督徒长老。我指出由于自己瘫痪，已不能从事外勤传道。可是他保证，即使一个65岁、半身瘫痪的长老也是对他们有帮助。

他离开以后，我们整夜谈论前往厄瓜多尔的可能性。露西尔跟我一样兴致勃勃。因此我们刊登广告，将自己那小规模的防治害虫生意出售，结果两星期后便成交。仅十天之后，我们也卖了房子。这样，虽已年逾花甲，我们仍能享有这至大的喜乐——海外传道服务。

我们在基多住下来，外勤服务是一件赏心乐事，每天我们都有新的经验。可是，在1987年，医生诊断我患了结肠癌，并要立即施手术。于是我们回到威奇托，我在那里接受手术，手术很成功。我们回到基多，两年后肿瘤再次出现。于是我们决定返回美国定居。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住下，直至如今。

丰富而富于报酬的生活

我未来的健康状况，目前尚难以预料。1989年我接受了结肠造口术。虽然如此，我仍以长老身分服务，并跟几个来我家研读圣经的人主持家庭圣经研究。这些年来，我们辛勤地栽种、浇灌和培植真理的种子，我们实际上曾帮助了数以百计的人认识真理。不过，无论我们将这件工作重做多少遍，我们的喜乐也永不会减低。

此外，亲眼看到自己所有的儿女都事奉耶和华，这为我带来莫大的喜乐。佩吉陪同丈夫保罗·莫斯基从事周游工作已有30年。菲利普和朱迪思则曾在纽约布洛克林伯特利参与特别服务。汉克、莱斯利及他们的配偶也是非常活跃的见证人。还有我的四个兄弟姊妹，包括80多名直系亲属，全都事奉耶和华。在我们将近50年的婚姻生活中，露西尔是个堪作模范的妻子。近年来，为了照顾我这一日比一日差的身体，她更毫无怨言地做了许多难受的工作。

的确，我的一生充满了喜乐。这份喜乐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事奉耶和华是如此快乐的事，我衷心渴望能在这地球上永远事奉他。我时刻记得诗篇59:16的话：“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作过我的高台，在我急难的日子作过我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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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布伦利与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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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布伦利与妻子露西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