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到”需要较大的地区服务50多年

埃曼努埃尔·帕泰拉基斯口述

十九个世纪之前，使徒保罗接获一个异乎寻常的邀请：“跨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吧。”保罗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宣扬好消息”的新机会。（使徒行传16:9,10）虽然我不致在那么久以前接获邀请，但毕竟这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怀着以赛亚书6:8：“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精神，答应“跨到”新的传道地区服务。由于我频频往来各地，人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长期旅客；可是我的活动跟旅游实在相去太远了。不止一次，我一抵达旅馆的房间，就跪下来感谢耶和华，因为他保护了我。

我于1916年1月16日在克里特岛赫拉皮特拉，一个虔信东正教的家庭出生。从婴孩时候开始，每到星期天，妈妈总会带着我三个姊妹和我一起上教堂。爸爸却宁愿自己留在家里阅读圣经。我敬爱爸爸，他为人诚实，是个宅心仁厚的好人。他死时我才九岁，但他的死对我是个重大的打击。

记得五岁的时候，我在学校念过一句话：“我们周遭的万物都显示，上帝是存在的。”随着年纪渐长，我对这句话更深信不疑。因此，到11岁那年，我选用诗篇104:24作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这节经文说：“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自然界的奇观实在叫我着迷，连种子这么简单的东西也有小小的翅膀，使它能从母树的荫下乘风飘到别的地方。我提交文章之后的那周，老师在班上读出这篇文章，后来更向全校同学诵读出来。当时，教师们正设法抗拒共产主义的思想，听到我极力证实上帝存在，他们当然感到高兴。但对我来说，有机会把自己对上帝的信心表达出来，这才是我感到高兴的真正理由。

问题获得了答案

193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碰到耶和华见证人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埃曼努埃尔·利奥努达基斯走遍克里特岛的城镇和村落，向人传道。我接受了几部册子，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死者在哪里？》。我素来对死亡感到十分恐惧，我甚至不敢走进爸爸去世的那个房间。我把册子从头到尾读了几遍，获悉圣经对死者情况的主张之后，以往那种基于迷信的恐惧也消失了。

每年夏天，见证人都到我们的镇传道，并带来更多书刊给我看。我对圣经的了解一点一点地增加，只是我仍旧上东正教的教堂。可是，《拯救》一书却帮助我作出重大改变。这部书清楚阐明了耶和华的组织跟撒但的组织有什么分别。从那时起，我开始经常研读圣经和钻研手头上守望台社的出版物。由于当时耶和华见证人在希腊仍受禁制，所以我到晚上才偷偷地研读。可是学到的资料实在叫我太兴奋，我没法控制自己不对别人谈论这些事。不久，警察开始留意我，他们不分昼夜，经常上门搜寻社方的书刊。

1936年，我第一次参加聚会。聚会地点是75英里外的伊拉克利翁。我很高兴能够跟见证人聚首一堂。他们大都是朴实的人，多数是农夫。但他们使我看出见证人的确拥有真理。于是我立时就决心献身事奉耶和华。

我的浸礼令我毕生难忘。那是1938年一个漆黑的晚上，利奥努达基斯弟兄带了我的两个圣经研究和我来到海滩，祷告之后，他就把我们浸入水里。

被捕

我第一次出去传道就发生了许多事，我这样说并没有夸大其词。我碰到一个当了教士的旧同学，我们本来谈得好好的，可是后来他说，为了服从主教的命令，他要把我交给警方。我们在镇长办公室等候警察从邻近村庄抵达时，外面聚拢了一群人。于是我拿起一部放在办公室的希腊语新约圣经，根据马太福音24章向群众发表演讲。起初这些人不爱听，但我那个当了教士的旧同学插手干预，他对他们说：“让他讲，这是我们希腊正教的圣经。”结果我讲了一个半钟头。因此，我第一次做传道时也同时发表了第一个公众演讲。演讲完毕，但警察仍没有到达，于是镇长和那个教士决定叫人把我逐出这个镇。我走到第一个拐弯就拔足飞奔，好躲避他们投掷的石头。

第二天，主教带同两个警察到我工作的地方把我逮捕。在警察局里，我有机会运用圣经向他们作见证。法律规定一切圣经书刊必须得到主教的许可才算合法，我的书刊没有得到认可，所以他们控告我试图改变别人的宗教和分发非法书刊。我暂时获释，等候审讯。

审讯是在一个月之后。我在答辩时指出，我向人传道不外是听从基督的命令罢了。（马太福音28:19,20）法官挖苦我说：“但下这个命令的人已经被人钉死了。很可惜，我没有权力把同样刑罚加诸你身上。”然而，有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律师站起来替我申辩。他说，在共产主义和无神主义情绪如此高涨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却维护上帝的话语，法庭对此应感到骄傲才对。然后他上前，对我给法庭的书面答辩表示谢意。由于赏识我年纪这么轻，他愿意不收分文替我辩护。控罪的最低惩罚本是坐监三个月，但法官只判我坐监十日，和罚款300德拉克马。这些反对非但没有使我畏缩不前，反而加强了我对事奉耶和华和维护真理的决心。

另一次我被拘捕时，法官看见我气定神闲地引用圣经，于是他叫主教离开他的办公室，说：“你的责任完成了。让我来处理这宗案件吧。”然后，他拿出自己的圣经，接着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谈论上帝的王国。这些事例鼓励我，即使面对困难，仍要继续熬下去。

被判处死刑

1940年，我被征召入伍；我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无法入伍服役的原因。两日之后，我被逮捕，警察狠狠地殴打我，然后把我送到接近阿尔巴尼亚的前线，接受军事法庭审讯；理由是，我因为自己良心的缘故拒绝参与。军方告诉我，他们关注的不是我的做法是对还是错，而是我的做法会对军心造成不良的影响；结果我被判处死刑。但由于有个法律上的漏洞，我被改判坐十年苦工监，这时我才松一口气。接着几个月，我被囚在希腊的军事监狱里，境况苦不堪言。直至今日，我在身体上仍受到这些创伤所影响。

监狱阻止不了我向人传道。绝对不能！我很容易跟其他犯人展开谈话，因为许多人都很想知道，一个平民为什么会被关在军事监狱里。我跟其中一名态度诚恳的年轻男子开始交谈，后来这个讨论成为一个在监狱院子里主持的圣经研究。三十八年后，我在大会再次遇到这个男子，他不但已经接受真理，而且是莱夫卡斯岛上一群会众的长老了。

1941年，希特勒的军队入侵南斯拉夫，我们被解到南部的普雷韦扎监狱。在前往普雷韦扎的途中，我们的队伍遭德国轰炸机袭击，所有囚犯都得不到食物。我把留下的小量面包吃完之后，就向上帝祷告：“你救我逃脱了死刑，如果你定意要我死于饥饿，愿你的旨意成就好了。”

第二天，一个军官在点名时把我叫到一旁，他获悉我来自什么地方，父母是谁，和为什么要坐监之后，就吩咐我跟他走。他带我来到镇里的军官宿舍，领我到一桌面包、乳酪和烤羊肉前，并告诉我可以随便吃。但我解释，良心不容许我吃，因为其他60个囚犯一点食物都没有。这个官员回答说：“我怎能喂饱所有人！你爸爸有恩于家父，在道义上，我有责任照顾你，不是照顾其他人。”我回答说：“要是这样，我宁可回去好了。”他想了一会，拿了一个大袋给我，然后任我拿走所需的食物。

回到监狱，我放下这袋食物说：“各位，这是给你们的食物。”很巧合，就在前一个晚上，由于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向圣母玛利亚祈祷，他们就把其他囚犯的不幸境况归咎于我。可是，有个共产党员挺身为我说话。现在，看了这些食物，他对其他人说：“你们的‘圣母玛利亚’在哪里？你们说这个人连累我们，但现在，他却是带食物给我们的人。”然后他转身对我说：“埃曼努埃尔，来为我们作个感恩祷告。”

不久之后，德军向前推进，监狱守卫闻风逃跑，囚犯因而重获自由。我前往帕特拉斯，希望在这里找到其他见证人；到1941年5月底，我才去雅典。在帕特拉斯，我找到一些衣物和鞋子，洗了一年多以来的第一个澡。我传道的时候，德军经常把我截停，但从没有把我逮捕，这种情况延续到德军占领结束为止。有个德军对我说：“在德国，我们枪杀耶和华见证人；但在希腊，我们倒希望所有仇敌都像见证人一样！”

战后的活动

希腊好像没有厌倦战争似的；从1946到1949年，这个国家发生了内战，全国再度兵荒马乱，死去的人数以千计。在这段期间，即使仅是参加聚会也会被人拘捕，弟兄们的确需要格外的鼓励才能保持坚定。有几个弟兄因为持守中立而被判处死刑。尽管这样，许多人仍对王国信息作出响应，每个星期都有一两个人受浸。自1947年起，我日间在社方设于雅典的办事处工作，晚上就以周游监督的身分探访各群会众。

1948年，我很高兴被社方邀请到美国的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受训。但我有个难题。由于以往曾被判罪，我无法拿到护照。可是，我有个圣经学生跟一个将军有点交情。多亏圣经学生的帮忙，仅几个星期，我就拿到了护照。在我离开雅典之前不久，我因向人分发《守望台》杂志而遭逮捕，这件事使我感到忧虑。警察带我去见雅典国家安全警察的指挥官。但令我惊讶不已的是，这个人原来是我的旧邻居！警察解释逮捕我的原因之后，就把一包杂志交给指挥官。我的邻居从抽屉里拿了一叠《守望台》杂志出来，然后对我说：“我还没有最新的那期，可以给我一份吗？”看到耶和华正在指引事态，这使我感到多么欣慰！

参加1950年第16届基列训练班是个多姿多采的经验。课程完毕，我被派到塞浦路斯，在那里，教士对见证人的猛烈反对跟希腊大同小异。我们不时要面对希腊东正教教士煽动充满宗教狂热的群众。1953年，官方不肯延续我在塞浦路斯的签证，于是社方委派我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去。我在这里同样只逗留了很短时间。希腊和土耳其的政治紧张状况显示，即使我在传道工作上获得很好结果，我仍要到另一个委派地区去，就是埃及。

在监狱的时候，我曾记起诗篇55:6,7的话。大卫在经文里表示渴望逃到沙漠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真的有一天会来到沙漠。1954年，经过一段疲乏的旅程：坐了几天火车，再坐船渡过尼罗河，我终于抵达目的地，苏丹的喀土穆。我只想淋个浴，然后就上床睡觉。谁知我忘了当时是正午，房顶水箱的水热得把我烫伤。有好几个月，我不得不戴上一顶遮阳帽，直至我的头皮复原为止。

独自一人在撒哈拉沙漠的中部，最近的会众也在一千英里以外，我时常有一种与世隔绝之感。但耶和华扶持我，使我有力量支持下去。鼓励的来源往往令人意想不到。有一天，我碰到喀土穆博物馆的馆长，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们交谈得非常愉快。他知道我有希腊血统之后，就问我能否到博物馆为他翻译一些制品上的铭刻，这些制品是从一所公元六世纪的教堂里找到的。我们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地下室五小时，找到了一个碟子，上面刻了代表耶和华名字的四字母词。试想想，我多么喜出望外！在欧洲的教堂里看到上帝的名字不会使我感到意外，但在撒哈拉沙漠的中部找到这个名字就十分罕见了。

1958年国际大会之后，我被委派作带务监督，负责探访近东、中东和地中海一带26个国家。我时常无法预料自己能够怎样应付困难，但每次耶和华总给我打开一条出路。

耶和华的组织对处于孤立情况的见证人所表现的关注，时常使我深受感动。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在油田工作的东印度群岛裔弟兄。看来他是这个非洲国家惟一的见证人。在他的衣物柜里，他预备了18种不同语文的书刊，用来分发给自己的同事。甚至在这个严禁外来宗教的地方，我们的弟兄仍不忘自己身负传好消息的责任。他的同事看见弟兄的宗教团体有人来探望他，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9年，我探访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这两个国家同样受到军政府的独裁统治，耶和华见证人的工作遭受禁止。在一个月内，我主持了百多个聚会，鼓励弟兄不要因情况恶劣就半途而废。

不再形单影只

20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独身，并以耶和华手下全时传道员的身分服务，但忽然间，我开始对居无定所的飘泊生涯感到有点累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结识了安妮·比亚努奇，她在突尼斯做特别先驱。我们在1963年结婚。她对耶和华和真理的热爱，对服事职务的投入，以及她的教导艺术和语言天分，这一切特质都对我们在西北非和意大利的海外传道及环务工作有莫大的帮助。

1965年8月，我和妻子被派到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服务。在那里，我有荣幸负责成立当地的分社办事处。塞内加尔对宗教怀有宽容的态度。1970年代，耶和华见证人在马拉维饱受残酷的迫害，非洲几个国家元首曾致信马拉维总统班达，表示支持耶和华见证人，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也是其中的一个。

耶和华的丰盛祝福

1950年，我离开基列学校到塞浦路斯时，当时我有七件行李。前往土耳其时，我的衣箱已减至五个。出门多了，我已经学会只带20公斤重的衣物，包括我的小型打字机在内。有一天，我对当时的社长诺尔弟兄说：“你使我获得保护，不致变成物质主义者。虽然我只有20公斤的行李，我的生活倒也不错。”虽然不算丰裕，但我从来没有缺少什么。

我出门的最大难题是出境和入境。一天，在一个工作受禁制的地方，海关职员翻开我的文件档案来看。这可能对当地见证人造成危险。于是，我从外衣拿出一封妻子写给我的信，然后对关员说：“我看你喜欢读人家的信，这封信是我太太给我的，我没有存进档案，你要拿去看吗？”这个职员登时感到十分尴尬，连忙致歉就让我通过。

自从1982年以来，我和妻子一直在法国南部的尼斯从事海外传道工作。由于健康日走下坡，我已经不能像以往做那样多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喜乐已经减少。因为我们看出，自己的‘劳苦并不是枉然的’。（哥林多前书15:58）我很高兴能目睹多年来自己有机会与之研究圣经的人，还有40多个家人都忠心地事奉耶和华。

对于自己“跨到”有需要地区服务所作的种种牺牲，我丝毫没有感到后悔。毕竟，无论我们牺牲什么，我们所付出的远远比不上耶和华和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每逢缅怀自己认识真理60年来的经历，我可以说耶和华的确已经丰丰富富地祝福我。正如箴言10:22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

毫无疑问，耶和华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诗篇63:3）随着年事日高所带来的不便与日俱增，我时常在祷告中提及上帝灵示诗篇执笔者的话：“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因为你是我的盼望；主耶和华啊！你是我自幼以来所倚靠的。上帝啊！我自幼以来，你就教导我；直到现在，我还是宣扬你奇妙的作为。上帝啊！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仍不要离弃我”。——诗篇71:1,5,17,18，《新译》。

［第25页的图片］

我与妻子安妮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