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可与真理媲美
G.N.范德拜尔口述
1941年6月,我落在盖世太保手里,随即解往德国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我在营中的囚犯编号是38190,我一直留在那里,直至1945年4月,踏上了“死亡行军”的旅程。在我细说这些事以前,让我先来告诉大家,我是怎样成了阶下囚吧。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后不久,我在荷兰的鹿特丹出生。父亲在铁路公司工作,我们的小房子就在铁路附近。大战在1918年结束以前,我常常看见所谓的紧急列车隆隆走过。毫无疑问,那些火车正把无数伤兵从前线送回家乡去。
为了挣钱谋生,我12岁就辍学了。八年后,我受雇在一艘客轮上当服务员,有四年的时间,经常在荷兰和美国之间海上往来。
1939年夏季,我们的客轮驶进了纽约港,当时另一场世界大战的阴云正笼罩全球。因此,后来当一个男子登船向我介绍《政府》一书时,我欣然接受,因为这本书正谈到一个正义的政府。我返回鹿特丹以后,就着手找一份在陆上工作的差事,因为海上生涯看来已不再安全了。到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各国随即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认识圣经真理
1940年3月的一个星期日早上,我正探望已婚的哥哥。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登门探访。我告诉他我已接受了《政府》这本书,并且向他问到有关天堂、谁会到天堂去一类的问题。他给我的答案清晰而合理,我不禁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真理。”我于是把住址给了他,请他探访我。
那位见证人每次到访都跟我作深入的圣经讨论,三次之后,我就跟见证人一起逐户传道了。我们到达传道地区后,他告诉我从哪一户开始传道,就让我独自一人从事见证工作了。当时许多新认识真理的人都是这样加入传道工作的。他们也提醒我只可在门厅里向人介绍圣经刊物,而不要在屋外这样做,以免给街上的人发现。在战争初期,我们在见证工作方面必须格外小心。
三个星期后,亦即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到5月29日,德意志帝国的长官赛斯-因夸特宣布,耶和华见证人组织的活动受到禁绝。因此,我们的聚会只能以小组形式举行,弟兄们也非常谨慎,免得别人发现我们聚会的地点。在这期间,周游监督的探访尤其能够强化我们的灵性。
我的烟瘾一度很深。一回,我请助我研读圣经的见证人抽烟,却发觉他原来并不抽烟,我于是说:“我决不会戒烟的!”但后来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假如我想成为见证人,就要做个真真正正的见证人。”自此以后,我再没有抽烟了。
采取立场拥护真理
我在哥哥家里遇到见证人之后不及三个月,就在1940年6月,把自己呈献给耶和华,接受了水浸礼。几个月后,亦即1940年10月,我加入了全时的传道工作而做了先驱。那时我得到了一件“先驱短上衣”,这种短上衣有很多口袋,可以用来放书本和册子。人穿了这件短上衣,外面还可多穿一件外套。
荷兰被德军侵占以后,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人随即受到有计划的拘捕。1941年2月一个早上,我和几个见证人正一起从事传道工作。他们在街区的一边向人传道,我则在街区的另一边工作,以便与他们会合。由于迟迟还没有遇见他们,我于是走过去看看有什么事发生,不料碰到一个男子,他问道:“你也有那些小书吗?”
“有。”我答道。结果,他拘捕了我,并且把我带到警察局去。我被拘留了差不多四个星期之久。那里的警员大都相当友善。人如果没有被押到盖世太保那里的话,他只要在一份声明书上签署,表示不再向人分发圣经刊物,就可以获得释放了。他们也给我这样的一份声明书,可是我却回答他们:“即使你们给我一大笔钱,我也不会签的。”
他们把我拘留多一段时间后,就把我交给盖世太保。后来,我被转解到德国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去。
萨克森豪森的生涯
我在1941年6月抵达萨克森豪森,那时大约有150个见证人早已被关在集中营里,他们大多数是德国人。我们这些新来的囚犯被关在一个称为隔离营的地方。在那里,基督徒弟兄仁爱地照料我们的需要,并装备我们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势。一个星期后,另一批见证人也从荷兰抵达。起初德军命令我们站在兵营前某个位置,从上午七时起直至下午六时为止。有些囚犯一连七天或更长的时间都要这样做。
弟兄们虽然受尽虐待,却意识到他们必须尽快组织起来,以求在灵性上得到滋养。每天都有弟兄负责评论一节经文。当我们聚集在院子里的时候,其他弟兄就单独上前找那个弟兄,听听他预备好的评论。此外,弟兄们也能够通过各种方法,把圣经刊物偷运进集中营里去,而我们也实际上能够每星期日聚集起来,一起研读这些圣经刊物。
1941年夏季,耶和华见证人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大会,并且发行了《儿童》一书。这本书后来也被偷运到萨克森豪森去。为免这本书被德军发现,以致将书毁去,我们把书分拆几份,然后在弟兄当中加以传阅。这样,每个弟兄都可以读到书里的资料。
后来,集中营的管理层发觉了我们的聚会安排。结果,见证人被分开关进不同的兵营去,但这反给我们大好机会向其他囚犯作见证,后来许多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都接受了真理。
纳粹党公然破坏圣经研究者——耶和华见证人在当时的称呼——的忠诚,并且大肆杀害他们。我们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纳粹党宣称,我们只要签署一份放弃信仰的声明,就可以重获自由。有些弟兄自辩道:“如果我得到自由,就可以为耶和华作更大的服务了。”虽然有几个弟兄签署了这样的声明书,可是大部分弟兄都保持忠心,即使受尽匮乏、凌辱和虐待,也毫不畏惧。有些妥协了的弟兄从此不知所终。令人欣慰的是,另一些人却后来恢复对耶和华的热心,并且在神治工作上保持活跃。
我们常常被迫观看囚犯怎样受到残酷的体罚,例如有些囚犯被士兵用棍连打25下。一次,我们甚至被迫观看四个男人接受绞刑的情形。这样的经历对人有很大的影响。一个高大英俊的弟兄与我被囚在同一个兵营里,他对我说:“到这儿来以前,我一见血就会吓得昏过去,但现在我已经麻木了。”虽然我们也许变得麻木,可是,我们并没有变得冷酷不仁。我可以说,我从没有对迫害我们的人以恶报恶,也没有对他们心怀怨恨。
我在小分队做了苦工一段日子,后来由于发高热而被送到医院去。在那里,一位挪威医生和一位捷克护士很仁慈医治我,他们的悉心照料也许救了我一命。
死亡行军
1945年4月,德国在战争中大势已去。西方的盟军从西面迅速迫近,苏军则从东面挥戈前来。纳粹党根本无法在几天之内,把集中营里数以万计的囚犯杀戮净尽,毁尸灭迹。于是他们决定把生病的囚犯通通杀光,然后把其余的押到附近的海港去。在那里,他们打算把囚犯送上一艘艘船去,接着把船弄沉,让囚犯葬身大海。
从萨克森豪森起行的囚犯大约有2万6000人,时间是4月20日晚上。我们在离营以前,就把患病的弟兄从医疗室拯救出来。我们弄来了一辆手推车,以便运载他们。我们见证人总共有230人,分别来自六个国家。阿图尔·温克勒是患病的弟兄之一,他对于荷兰见证工作的扩展有莫大的贡献。见证人在囚犯行列中的最后方,我们不断彼此鼓励,在旅途中互相扶持。
我们一开始就要连续步行36小时,而没有休息的机会。由于身体实在感到非常困倦、疲惫不堪,我在走路的时候竟然睡着了。可是,我们绝不可停下来或稍作休息,因为谁一旦停下来就会给卫兵枪杀。我们晚上就睡在露天旷野或树林里。在途中,我们十分缺乏食物。当饥火中烧的时候,我惟有舔食瑞士红十字会发给我们的牙膏。
后来,由于德军无法分清美苏两军的所在,于是就在树林里扎营四天。结果,我们无法准时到吕贝克湾登船,而这些船本来是用来使我们葬身海腹的工具。我们感到多么庆幸!我们步行了12天,路程长达200公里左右,最后来到克里维茨树林,距离什未林不远。这个城市与吕贝克相距大约50公里。
那时,苏军在我们右方,美军则在我们左方。炮声隆隆作响,机枪连连扫射。我们意识到我们正走在前线附近。德军惊惶失措,有些慌忙逃命,有些脱去军服,从死去囚犯身上取去囚衣,穿在身上,以期掩饰自己的身分。当时情况一片混乱。见证人聚集起来,一起向上帝祷告,寻求指引。
负责督导的弟兄决定我们第二天清早就离开,然后朝着美军的方向前进。在死亡行军中,差不多有半数的囚犯丧生,其中有些在途中被德军枪杀,可是所有见证人都得以生还。
有些加拿大军人驾车送我到奈梅亨去,也就是我姊姊居住的城市。我抵达后却发现她已搬了,于是我只好步行到鹿特丹去。在途中,幸好有人让我乘坐他的汽车,把我直接送到目的地。
热爱真理
我抵达鹿特丹当日,就再次申请做先驱。三个星期后,社方委派我到聚特芬工作,在随后的一年半期间,我都在那里服务。在这期间,我的体力渐渐恢复过来。后来,社方委任我做环务监督,从事周游探访的工作。几个月后,我应邀到纽约南兰星的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接受训练。1949年2月,我成为基列学校第12届毕业生,奉派到比利时服务。
我在比利时参与过各方面的服事职务,例如我在比利时分社服务了差不多八年。此外,环务和区务工作则有几十年的经验。1958年,我和朱斯蒂娜结为夫妇,自此她就成了我的周游同伴。我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却仍然有幸不时从事代理周游监督的工作。
我回顾自己一生的服事职务,能够衷心地说:“没有什么可与真理媲美。”诚然,要持守真理有时并不容易。我留意到自己必须从过错和弱点学到教训。因此,每逢我跟年轻人闲谈的时候,我经常告诉他们:“你也会犯错,也许甚至犯上非常严重的过错,可是不要掩饰自己的过犯。要把事情跟父母或长老谈谈,然后作出所需的纠正。”
我在比利时参与全时服务已近50年了,有些人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们,我很高兴看见他们现在都做了长老和环务监督。我抵达比利时的时候,当地的王国宣扬者只有1700人左右,现在这个数目已增至2万7000多人。
我不禁问道:“世上还有什么生活比事奉耶和华更好呢?”自古至今,甚至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生活。我祈求耶和华继续指引我和妻子,祝福我们,使我们可以永永远远事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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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于1958年婚后不久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