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外的转变

美国对北京和莫斯科展开的和平攻势已十分令人惊异了。但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此之前的转变。什么转变呢？

请回顾一下十年至廿年前。你还记得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共产主义经常被人猛烈抨击而称之为“没有神、不信神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吗？

这种抨击主要来自那方面呢？来自基督教国的各教会，特别是西方各教会。可是一项出人意外的转变已发生了。为了体会这项转变巨大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实:

反抗共产主义的宗教“冷战”

在1937年，教皇庇护士十一世发出一项通谕，其中一段话说:“既然共产主义在实质上是邪恶的，凡是想挽教基督教及文明于不灭的人均不可在任何计划的进行方面给予协助。”——《新天主教百科全书》，（1967），第四卷，924页。

这项通谕实际上等于梵蒂冈对共产主义正式宣战。接着有什么事发生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之际，纳粹德国突然撕毁与俄国所订的协约而在1941年六月廿二日进攻苏联。德国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艾史他特在一封给教区人民的公开信中将德国的进攻誉为“一次十字军、是为了……保卫信仰和教会而作的圣战。”——《天主教会与纳粹德国》（1964），根特·利威着，第230，231页。

同样地，在意大利，大主教君士坦丁尼声称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撒但看来已找到他的工具和最佳的合作者。”他并且祈求上帝祝福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因为他们“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正护卫我们的自由理想而与红色的野蛮主义对抗。”——《庇护士十二世与第三帝国》（1966），佛烈特兰德着，第79页。

当然，德国的进攻失败了。大战结束时俄国成为胜利的同盟国之一。

但是天主教会的反对却反而变本加厉。战后在意大利出现了苏联以外最强大的共产党，于是梵蒂冈发表一项新宣言。在1949年天主教会宣布不但加入共产党的人士，甚至任何‘亲共’的人也会被逐出教会。

虽然这项法令没有被人彻底执行，在1950年代的十年间，宗教权威却不断对共产主义提出抨击。在1955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逊将天主教会誉为“抵抗共产主义的主要坚垒之一。”基督新教各教派虽非如此激烈，但对世界共产主义也表示同样的反感。

宗教——改前态

后来，从1963年初开始，“解冻”突然发生。梵蒂冈与共产党之间的冰冷关系开始温暖起来。

“解冻”的一个主要迹象是教皇若望廿三世的‘地上和平’通谕。事实上，他在通谕中说，世界和平不能等到解决了理念的竞争、政治势力的倾轧或甚至宗教战胜无神主义之后才实现。

随后，令教会的保守分子大感错愕的是，教皇竟亲自接见当时共产党头子克鲁晓夫的女儿和女婿。

在翌年，1964年九月十五日，梵蒂冈和匈牙利的共产政府签署一项重要协议——这件事发生于仅在梵蒂冈下令驱除任何‘亲共’分子的十五年之后。罗马决定允准驻匈牙利的天主教教士向匈牙利的共产政府宣誓效忠。

其他‘友好姿态’接踵而来。例如，在1966年春天，教皇保禄六世进一步推行“解冻”，正式接见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关于这次会面的经过，《新闻周刊》杂志报导说教皇“面露笑容，在图书室门口迎接葛罗米柯，伸出两手打招呼。”在此之后梵蒂冈继续与各共产国家举行会商。

因此，1972年当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峰会议举行时，教会领袖们丝毫没有不满之声。一项令人惊异的改变确已发生。共产主义的“红色野蛮人”突然变成受欢迎的体面人物。声称宗教是“人民鸦片”的“无神共产主义”不再被视为改善关系的严重障碍了。

与宗教领袖们改变态度相辅而行的是西方政要的态度。例如，美总统尼克逊在莫斯科的电视广播中向俄国人强调苏联和美国应该不再彼此现为‘敌人’而是‘和平的竞争者’。

在所作的“原则宣布”中，这两国承认“理念及社会制度［其中自然包括宗教制度和态度］的差异……并没有妨碍正常关系的双边发展。”

如山的障碍看来已经克服了。现在注意力正集中于世界列强同意在1973年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之上。法国《世界报》（1972年六月廿五-廿六日）引述梵蒂冈外交关系首长卡萨罗尼主教的话说，“梵蒂冈要求参加”，而且准备提议在议程内应该包括平衡地减削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公约国家的军事力量。

在今后会有什么发展呢？这仅是我们已司空见惯、‘虚有其表’的政治策略，抑或正酝酿着一项重大发展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后者。

［第8页的图片］

教皇若望廿三世在1963年四月十一日签署“地上和平”通谕，开始了梵蒂冈对世界共产主义的“解冻态度”。

［第8页的图片］

教皇保禄六世继续“解冻”，接见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