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王国的事务置于首位
由罗斯科·钟斯（Rosco Jones）君自述
我们一家有十个孩子，住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洛利之东约十哩。1895年九月十一日，我在这里诞生，并在这里长大。直至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一直协助父亲维持家计。我的父母均笃信宗教而是当地浸信会的会友。我父亲是一个教会执事;他留意使我们经常参加教会的礼拜，并将各种宗教故事书给我们阅读。
我父亲在较早的时候接触过今日称为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研究者，并阅读过他们的一些书刊，因此他知道战争与真正的基督教是背道而驰的。在以前他曾与我谈及过这件事。但是当美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必须登记入伍。在一个星期日晚上，有三个传教士来到我们的家里逗留至深夜，试图说服我父亲让我参加军队会为他带来祝福。
战争的恐怖促成决定
到1918年三月三十一日，我终于被召入伍。到我们这师军队在法国登陆时，我对牧师已失却所有的信心了。我可以很容易看出圣经的上帝并没有参与这场战争。当时由九艘运输舰装载着十万军队前往欧洲，并有几艘驱逐舰作护航以防止潜艇的袭击。
一登陆我们便赶往面对着兴登堡防线的前方。我们步行了九日才及时抵达。我们步过我方的大炮，轮轴接轮轴地排成数哩，准备向德军的阵线开炮。当夜大炮便开始轰击了，十万人在盟军炮队之前三哩和距离炮弹所炸的敌方阵线二哩处匍伏前行，等候讯号一发出便冲上前去。你能够想象当时的情景吗？在我们脚下的地土猛烈地震动摇撼，好像我们乘着一辆货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奔驰一般。其他一切声音均被炮声所盖过。有时整个天空都亮起来，有如被探射灯所照明一般。
最初情形令人非常惊骇。许多人被炮弹震昏了。过了十五分钟之后，我镇定下来开始想及父亲和我讨论过的许多圣经问题。我想起上帝曾怎样保护那些事奉他的人，于是我在当晚向上帝立下一个诚心的誓愿。倘若我能渡过这场可怕的经验而有机会学习更多关于他的行事方式，我便会献出自己去将他和他的旨意告诉别人。
后来我受训成为军营的侦察。这意味到大部分的时间我均单独工作，暗中侦察敌方，绘制两军之间的地区图，寻找和帮助那些失去联络或受了伤的人。我必须设法使受伤的兵士感觉舒适直等到救伤队抵达为止，我并且要将战死士兵的身份证和私人所有物带回总部。这是一件危险的工作，但是我却幸好安然无恙。
苦战了四个月之后，战争结束了。我一退伍便立刻赶回家中与家人团聚。虽然这时我的父亲已变成一个固执的浸信会教友，家中各人却看来都很好。由于我不再同意父亲的见解，我便搬到维金尼亚州的理治满居住。1922年我在那里结了婚。我还记得我在战时所立的誓，于是我加入了循道会。这使我父亲十分不高兴。
这时我的弟弟李莱住在美都华盛顿。有一日他遇到一个圣经研究者，他们对圣经的教义作了一场辩论。由于当时李莱没有圣经带在身边，他便邀请这个圣经研究者到他家里，他们继续讨论了许多小时。李莱终于被说服，自此他写给我的信遂开始看来十分偏激。我于是请他找一个星期六到理治满来让我纠正其非。
当他在下午抵达时，我提议我们入睡房祷告。“不”，他说，“让我们现在就查阅圣经，讨论之后才祷告。”我们的圣经研究和讨论一直延至凌晨三时，我终于看出他所认识的才是真理。我兴奋得终夜不能入寐。我意识到我现在已踏上正路而能够履行我的誓言了。
与上帝的百姓交往
我从李莱那里发现守望台社出版的圣经书刊。我给了他七元美金，请他替我购买守望台社所发行的所有书刊。我可以看出我尚需作很大的努力。我一收到这些书籍便立刻开始研读它们。同时在李莱离去的那天早上，我带着我的圣经乘公共汽车至离家约三哩之遥，然后我开始步行回家，并且沿途探访一些家庭以便将我所学到的知识告诉别人。
后来李莱写信告诉我布洛克林守望台总部会派一位施健那先生到华盛顿作一个特别的圣经演讲。我和妻子遂在星期六起程前往，当晚我在街上参加分派单张的工作。翌日早上，圣经研究者带我参加逐户的传道工作，我开始体会到将圣经知识与别人分享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当日的演讲正合我的需要。我赶快回家准备在第二天晚上开始向我的邻人作见证。
在第一家门口，我只说了几句话那妇人便破口大骂，而且当着我的面将门砰然关起来。这的确令我十分激动，以致我返回家里使自己平静下来。但是不久我又回去开始探访第二家人，并且一连做了五个钟头。
我在华盛顿参加的聚会激发起我的求知欲，我于是找出在理治满的小组。在那里我受到热烈的欢迎，不久我开始有些进步了。
到1926年，在理治满我们一共有八个黑种的圣经研究者;当时看来我们建立一个黑人小组是个好主意，因为有些新近感兴趣的黑人犹疑不愿参加白种人的聚会。在同一个时候，我和妻子写信给我父亲，安排在北卡罗来纳州渡假;我们带了两纸盒的书前往。我们很快便在家乡地区将这些书籍分派完毕。我约好下星期日在教堂外面与我的许多旧邻居见面。结果在教堂附近的橡树林里听我讲道的人比在教堂内听牧师讲道的人更多。这个牧师是我的表兄，他出来探询有什么事发生，人们于是将我刚才向他们解释的问题问他:“人死后到那里去呢？”虽然他给了一个正确的答案，他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牧师说每个人死后不是毕直升上天堂便是下到地狱里。
在此之后教堂的执事会——我父亲也包括在内——开始与我为难。他们恐吓我要把我逐出教会，我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并不是，而且也无意要成为，这个教会的教友。至此他们便改变策略试图游说我，但是我已下了决心。我要成为一个公义的传教士而不是言行不一致的那种传教士。
1929年我在我所任职的酒店被升为总管，但是这份工作不容许我参加基督徒小组的聚会。我告诉经理我在每个星期日要早些走，因为我要参加我们的圣经研究班。他对我说最好另谋高就。这种情形发生了好几次，但是当我回去时，这份工作总是仍然等着我。这份工作我继续做了三年，但是它开始令我感到不安，因为我由于受它的束缚以致错过了耶和华见证人的大会的大部分。现在我应该怎样做呢？
以全部时间为王国服务
我的妻子在最初并不了解我的新宗教，但她终于在1932年和我采取同一的立场。我们开始计划到需要我们的地方从事全部时间的传道工作。到1933年我们已准备妥当了。这时我弟弟李莱和弟妇已经从事着全部时间的传道工作，我们于是联袂到南卡罗来纳州阿兰地尔的一个地区工作。我们一群六个先驱传道员合力在阿特兰大组织了一个小组。
在1935年，我们能够参加耶和华见证人在美京华盛顿举行的大会的每一个聚会而得到很大的喜乐。在此之后社方委派我们到乔治亚州的农村地区工作，在那里我们得到一些杰出的经验。例如有一次我们抵达一处地方，有一个白人准许我们的活动房屋停泊在路边一处废地上，但住在附近的另一个白人告诉我们不可以在那里过夜，如果我们不想有麻烦的话。四围的居民大部分都是黑人，其中有许多恳求我们离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是讲得出、做得到的，他会带来许多麻烦。他们说刚在三个月前，他杀了一个黑人，另一个则被他用斧柄殴打。
我们向耶和华祷告之后决定留在那里。当晚没有事故发生。翌晨，当我们刚准备出门工作时，我们看见一个体格魁梧的白种人带着一个斧头向我们这边走来。当他重提另一个白人的警告时，我告诉这人我没有听从他或另一个人的话的义务，而且我亦不惧怕他。最后我请他入我们的活动房屋里。他将斧头放在门口便进来。他在车里看见一本圣经小册子的标题含有“政府”一词。他必定因此而传开说我是一个政府人员，因为从那时起我从白种人和黑人均获得较好的合作。
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到另一个以反对黑人著称的地区工作。当我们行到距离我们计划前往传道的黑人地区不远之处时，我们的汽车汽油用完了。我们在路上看见离我们四分一哩处有一个电油站。在公路的右边有一个白人在耕田，在另一边有四个白人带着一只牛头犬、一支来福枪和一加仑威士忌。其中一个用手指弹着结他。我吩咐我的妻向前行买一加仑汽油回来，接着那四个人行到我跟前，玩结他的人说:“跳舞给我们看，老鬼。”另一个说:“给他呷一口酒。”我告诉他们两样事我都不能做，因为我是一个传道员。然后他们要求我讲一个传道演讲、唱一首诗歌和作一个祷告。我一一拒绝了，因为我告诉他们上帝是不可受人戏弄的。
在这个时候，那耕田的人行近前来叫其他的四个人不要打扰我们，然后他问我要往那里去及做什么。我向他解释过之后，他说:“我知道你们有一个好地方可以去。”我们遂开动汽车，他也上了车带我们到他的家里。他喊道:“爱人，你们有些人在这里。”我们在那里渡过了一段多么愉快的时光！我们在那里住了数日，尝到他太太所准备的饭餐。我们每晚用三四小时作圣经的讨论。这整家人都非常感兴趣。当我们离开那里时，他的太太洒泪与我们告别，并感激耶和华派我们到他们那里。他们借着社方的书刊学到许多圣经真理，但我们却是他们所初次遇到的见证人。
忍耐作精兵
可是并非所有经验都获得这样愉快的结果。在阿拉巴马州的西珥，我因轻犯了交通法例而被捕;经过即决的审讯，我被判罚款三十五美元或作苦工六个月。我没有钱;再者，当时还有几日耶和华见证人便在俄亥俄州的哥林布斯举行大会了，而我却面临六个月的监禁。我妻告诉我她会回来将大会所有的消息告诉我，但我对她说我却希望在大会听到开首的诗歌，“将赞美归给耶和华。”法官对我说他会判我坐监而非作苦工。我于是被囚入狱。在星期六早上，附近有一个黑种老妇来探视我，并告诉我她会替我付罚款，俾我可以参加大会，而我可以在以后还款给她。我很快办妥各事而赶到亚特兰大，次日当地的弟兄便首途前往哥林布斯了。
自此之后便没有什么难题了。我的基督徒弟兄捐钱给我，其中有一个替我付去哥林布斯的往返车费，另一个弟兄给了我们一盒食物足以维持我们两日的食用。我不禁喜极而泣，我感到非常庆幸耶和华为我打开了一条路，使我可以参加哥林布斯的大会，并且及时听到崇拜者合唱“将赞美归于耶和华”的歌声。在这个大会里守望台社让全部时间的先驱传道员有权利将《仇敌》一书和《安慰》（现称为《儆醒！》）杂志派给所有在场的听众。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工作地区时，我们不但有足够的钱还清三十五美元的债，并且有钱购置一些我们所急需的衣物。
当我和妻子开始在阿拉巴马州奥比拉加的街道上向人介绍杂志时，我们被警察拘捕，并且被判犯了当地禁止阻街的法例。这宗案子一直上诉至美国的最高法院，虽然它在1942年对我们作了一项不利的判决。这件事对宣扬王国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虽然有些反对者逼于出头公开表现他们的错误精神，有许多忠实的人却由此得以认识上帝的真理。
1941年，我们被派往乔治亚州的拉格兰治工作。那里的牧师和警察亦自视为人民所言所行的监察者。他们企图用威吓逼使我们离开这城，最后则逮捕了我的妻子。当我到警局查询她的下落时，他们叫我在明早到法庭去。我很早便到那里，有一队警察捉住我将我拖到地窖里毫不留情地殴打我。他们由四个人紧握着我，每人执住我的一手一脚而将我提离地面，他们轮流踢我的腹部和肋骨。他们同时用一个旧单车轮胎鞭打我的头。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个监房里，我的头和面都肿胀到我几乎无法看见东西。我被拘留在那里四五日之后，有一个警察拔枪警告我说，他若在这城里再见到我和我的黑箱（我的书袋），他便会杀死我。于是他将我释放。但是到第二日，我不顾恐吓决定去探访一些感兴趣的人。在途中我看见一辆载有两三个警察的巡逻车驶过来。我想到现在就是我一生的危险关头了。但是当它经过时，他们都望向另一边。他们企图说服我的女房东迫我们搬迁，但是她却不为所动。
没有退休
后来我获得很大的权利在美国南部各州作社方的巡回代表，在1955年我和妻子一同到守望台基列圣经学校接受海外传道员的训练。这是一段吸收知识的快乐时光，我们与来自其他各地的基督徒弟兄及布洛克林总社的弟兄有密切的交往。后来我们恢复特别先驱传道员的工作，到一些需要有人建立和造就新的耶和华见证人小组的市镇服务。
1965年五月，我被送往密士失必州杰克逊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接受治疗。当我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患了动脉硬化心脏病、二十指肠溃疡、痔疮和坏眼。他吩咐我从现在起不要过劳。可是我却感到身体很好;我并没有卸下许多工作。当我回顾事奉耶和华的四十多年和数算我所获的祝福时，我感觉毫无遗憾;我充满了喜乐。王国的事务仍然在我的一生中居于首位。